不为圣贤，即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曾国藩
中华文化在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孕育诞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化名人。从远古的燧人氏、伏羲氏、甘受炼狱之苦的史学家司马迁、斗酒诗百篇的诗仙李白，到清代著名硕学大儒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科技巨擘、文人先哲、山林隐士、民间巧匠、学术大师，共同装点了中国文化灿烂的星空，他们的故事也在文化典籍、艺术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他们的生命历程也开启着一代一代的后来者，在自己的生命历练中恳拓着人生的疆土。我们无法去开掘考证那些久远的历史陈迹，就像飘逝的记忆难以捕捉，但那些依然鲜活的生命智慧，如流淌不尽的源头活水浸滋着人们的心灵，却是提醒着后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这些文化巨擘的人生和思想世界中开掘着无尽生命的宝藏。
到过西藏的人，无不惊异于高原雪山的绝美，更会看到过虔诚的信徒，五体投地，匍匐着走向自己朝圣地的场景，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你或许会认为这简直是生命的奇迹，对宗教徒那份精诚虔敬难以释怀。巴荒在《拉萨日光城印象》中描述了一些朝圣的教徒，把履行一种外人看来单调、千古不变的同一仪式作为每天生命开始的最重要内容：
我曾整夜游走于拉萨隐秘的街头。
拉萨夜雨后此起彼伏的狗叫，成为夜宿巷头街尾的朝圣人甜酣的伴奏。那些温和的狗享有一样接受布施的自由，它们大多由寺院和朝圣者来豢养，所以喜欢卧在寺院的门庭下，或者在院墙下懒散的自由行走
黑暗中，我也曾守候在大昭寺的门庭，观看喇嘛们点燃凌晨的第一拨香火；一个老喇嘛和一个小喇嘛从寺院的大门出来，轮转着推动门庭左侧巨大的转经筒……
新的一天就从这儿开始。
最早来到寺院朝拜的信徒已开始了周而复始的仆伏磕拜，但天还没有放明；门庭下那发光的地石在黑暗中反射着奇异的光泽，这是被信仰者的身躯一次次地仆伏打磨和意念的叠加而成的神秘魔镜，它折射着信仰的力量。
我怀着内疚之心蹲在门庭内观望，但信徒们只是偶尔望上我一眼，没有反感我的神色。一辆卡车开来，划破沉寂的黎明，它载来一群手持酥油灯盏的信徒。他们排成行，面向寺院的门庭展开一条印着经文的宽大的黄布卷，开始祷念。而我开始数数，以此来抵抗寒冷和困乏并计算时间。这些在数小时内反复以同一系列规范的动作，口念同一则经文来顶礼膜拜的信徒让我肃然起敬，我冥想着这信仰的力量、崇拜的内核和人类的相同和不同处境直到天明。
一辆私人的公共汽车开来停在寺院的左侧，等候去甘丹寺的信徒和游人；街上有了三三两两开始转经的藏人，踩着夜雨渍水的路面，发出像折叠锡箔纸的声音；我提起步子，想跟上几个从我身边走过的转经人，但他们的脚步声很快就超越了我而消失在远处。
等到东方的山颠透出玫瑰红的朝霞，天空全部放明，一些涂脂抹粉的拉萨少女也来磕头。你不必为一些穿喇叭裤的小伙子磕完头后又去林卡跳迪斯科而感到迷惑，也不必因为磕头的老妇们间或与旁人闲聊或打着哈欠而感到惊讶，更不必因为大多数信徒讲不清佛教的教义和经典而感到失望。这是他们的生活内容：磕头、转经、背诵经文与吃饭、穿衣、跳舞和唱歌一样，既重要又平常。这是松赞干布的子孙后代保持了上千年的与宗教仪式不可分割的生活方式。
或许这样的纯净平常的场景，因为单调、重复、整肃的行为而显得神圣，俗常的琐碎生活也因此而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和象征，平添几分的生意和机趣。可是，你可曾想到，即使没有那种宗教的仪式和信仰的苦修，凡俗生命只要有内在精神的坚守，也一样具有神圣性的内容，因为在内在的超越之中，人格已经得以充满了神圣性，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神髓所在，在一种人生的形上追求和道德品格的无限提升中在趋向一种神圣的宗教状态。
重现“鱼化石”之美
世间的事物常因为有缺陷而更加美丽，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难以见出生命的可贵；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就让世人减少些许对先贤圣哲的景仰。辛弃疾在《采桑子》里有过如此的感慨“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老大后栉风沐雨，却又只得慨叹“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真是与少年不更事的清浅简单有霄汉之别，正如人生成长的阶段不可以超越和跨越一样，生活的历练与世事的洞明是获取生活智慧和人生体悟的炼狱，更是走向人生通达化境的必要旅程。书海茫茫，人生有涯，喧嚣浮躁的世风让人们难以保留一个安谧宁静的读书园地。可在有限的读书时间里，阅读空间的打造，心灵地图的绘就，都离不开明确的选择性，在这里，我只是想打开历史的一角，从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出发，为那些渴望从先贤圣哲的人生和著作中获得生活智慧的朋友提供一点可能的参照。我只能借沧海一粟，借秋叶一片来窥见一颗丰满博大心灵的一隅，采得一丝散落的星光。
随着中国社会现实进程的发展，近二十多年来，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经过了许多重要的阶段，各种新的思潮和动向频频展现，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民族主义的还是全球化的，文化诸神的狂欢煞是热闹。一步步地走向了一个文化思想更为独立，知性追求更为自觉，知识分子的学统最终得到了延续和维持。当代知名思想史家和美学家李泽厚在《浮生论学》中剖析最近几十年思想界的变迁，认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是最重要的表现，知识分子现实参与的热情似乎没有往日饱满，为学术而学术一度很流行。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知识界为回归学统，寻求知识分子的独特地位和身份归属，重新发现并评价了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中诸如曾国藩、陈夤恪、顾准、吴宓等。尤其是随着《曾国藩全集》和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出版发行，点燃了一场“曾国藩热”的圣火，延续至今。
人生的命运如此，曾国藩的著作也在大陆销声匿迹几十年后，又重新得到发掘整理，重现了它的思想价值和历史的影响力，恰如诗人艾青所取譬作喻的鱼化石一样重新发射出耀眼的光芒。岁月的尘封掩埋不住思想的光芒，经典的著作总有其永久的魅力。曾氏著作尤其是家书，自从他逝后的1879年（光绪五年）《曾文正公家书》出版以来，凡129年。在中国这片大陆上，随着世事沉浮社会的变迁，它的命运反复颇有戏剧感，人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甚至非常熟悉热爱读曾氏著作的人，也因为政治立场的改变而作出大相径庭的判断，好在岁月有情历史是公平的。单纯从政治文化层面看待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往往不能客观公允，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若能够从文化的视角则可能会更为久远中肯。如何评价这位具有争议的人物，从文化的角度的判断就给了我们不少的启示。
历史上无论是官场士林还是军旅商界，都有许多著名人物留下了关于曾国藩的精到认识，我们还是看一看李鸿章、黎庶昌、蔡锷、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范文澜等人对这位复杂矛盾的历史人物的评价。
他的入室弟子门生故吏多有景仰之议，“吾师之书乃一代巨人心智也”（李鸿章），“臣道之粹精，稀世之人杰，”（黎庶昌），“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门生故吏）。
一代英杰蔡锷将军，辑录曾国藩与胡林翼有关治兵方面的文字，编为《曾胡治兵语录》，加以评注，作为训练新军的教材，影响深远。他认为“曾（国藩）、胡（林翼）两公，中兴名臣中铮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象，尚属非难。”从曾氏那里学得切实的带兵练勇的策略办法。
梁启超这位维新变法的鼓手和宣传家，多次谈到阅读曾氏著作的收获，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里曾经这样评论：“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有超群绝伦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一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如无曾文正毅力，必为失败之人。”甚至在《新民说？论私德》里认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即使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船上也坚持阅读曾氏著作，并且感言：“读曾国藩家书，痛然悔悟，非得道之人不足以成大事。”
伟人毛泽东对于曾国藩家书也是熟悉的，称之为近世唯一探得“大本大源”的人。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给友人黎锦熙的信中写到：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当然，毛泽东对于这位“独服”的同乡的观点是有变化的，建国后曾有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的看法，无论观点如何，毛泽东对于曾氏是充满敬佩之情的。
虽则民国时期排满的革命家斥曾国藩为“汉贼”，但蒋介石的推崇却依然使这位曾文正公的影响非凡。“我认为曾、左等人能打败洪、杨，完全是由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亦就是他们的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我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胜败，都是取决于将帅的精神与道德学问。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据蒋经国晚年回忆，他的父亲常常督促他们阅读曾国藩的家书家训，要求他们以曾氏为榜样，即使他留学苏联期间，也在书信中问及他阅读曾公家书的情况。这位毛泽东的政治对手，一辈子不论处身何时，书房里总有一套《曾文正公全集》，成为他案头时常备阅的书籍。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48年发表文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重评曾国藩的阶级属性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刽子手”、“民族罪人”的结论。几乎等同于永劫不复的盖棺定论，甚至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依然是这个简单的政治标签。真也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封侯拜相的曾国藩，源于扑灭太平天国的燎原大火，落得反差巨大的判断也是因为镇压了这场农民起义。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至于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不是这篇小文论涉的主题。但的确是自此之后，曾氏就只有一个“刽子手”的美名了，曾氏著作也从此销声匿迹了几十年。
真要说到重新让世人改变几十年来简单武断的观点，那得归功于两位在文化出版界素负盛名的人物，即钟叔河和唐浩明两位先生，恰巧这两人又都是湖南人，都工作于岳麓书社。
钟叔河在1980年代初，广为搜求，整理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出版那些1840年到1919年之间最早走出国门的开眼国人的著作，为了解中国近代化和接受西方思想的曲折过程，打开了一扇生动具体的独特窗户，因为他独具的眼光赢得读书界的盛赞。也是他在1980年初，提出整理编纂《曾国藩大全集》，随后在他的倡导下，这一项目被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定为重点项目得以运做。他在自己离休后费时5年整理出版了《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在序言里他点明了当初倡议主张的初衷，认为阅读家书“我们不必讲什么‘取其精华’，却可以藉以了解一些旧时士大夫的内心世界，这实在是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津梁。”曾国藩是近代以来公认的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若研读他的著作，并以此为个案推开去，进而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堂奥，的确不失为一条文化学习的捷径和坦途。
唐浩明穷十年之功，主持《曾国藩全集》的整理编纂工作，用了八年的工夫写就百万余言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一时名传海内，有曾氏异代知己的美誉。也由此掀起了一场曾国藩热的浪潮，经久不衰，曾氏的著作尤其是家书更是版本不下十几个，畅销不衰，甚至以曾氏为主角的电视剧也创下收视新高。
平实中不厌其烦地例举伟人先哲对曾氏的评价，不是为了证明他怎样地影响了无数的后人，只是想借此看看时代政治氛围在有关曾氏评价中的影响。对曾氏的或毁或誉的评价，正是一种文化的曲折行进历程，他遭际的命运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进程和政治文化变迁的折射。一旦超越了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个唯一的尺度，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发展，应对当今社会所遭逢的文化问题时，人们才发觉曾氏的著作里蕴藏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智慧，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他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和地位。岁月改变了一切，但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永远立于不败的精神却不会改变，永不褪色，这正是人们重新发现曾国藩及其著作的环境和文化动因及本质所在。
在我个人的读书航程中，接触阅读曾国藩著作，彻底改变对这个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人物的认识，也经过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如历史向曾国藩开过的一个玩笑一样曲曲折折，誉之则为“圣相”“理学大家”，毁之则为“汉贼”“满清走狗”。实际上认识的截然差别导因于一种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判断，一朝天子一朝臣，世事烟云掩盖了许多的历史真相。可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从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位文化上的伟人时，你会惊异于他所追求的内圣境界和所创造的世界。
生命就是一个朝圣的旅程
书海茫茫，人生有涯，喧嚣浮躁的世风让人们难以保留一个安谧宁静的读书园地。可在有限的读书时间里，阅读空间的打造，心灵地图的绘就，都离不开明确的选择性，正如曾国藩所说，“买书不可不多，如此才可以以少胜多以一当十。曾国藩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家书就是这种开卷有益，获益终生的好书。深入进去就会让你手不能释卷，通宵达旦而倦意不知。
青年人总是应该抱持着远大的理想和生活的热望，生命就像一朵初绽的鲜花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如火如荼，蓬蓬勃勃，拥有难以阻遏的青春活力。在生命的四季里，也是最需要熔炼积淀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流金年代。我喜欢这样一种人生的境界，青年时拥有老年人的从容和大度，老年时依然具备青年人的蓬勃生气。诗酒华年，总相信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是一个天上有梦就去追的年龄。非凡的生命往往总具有非凡的生命品格，胸襟气度常常就是成就生命的决定基因。因为襟怀博大，包容万物，即使偏居一隅，也能够神驰河汉；因为识大量大，不会锱铢必较，忍辱受屈，无怨无悔；因为器局远大，抱雄守雌，不会怨天尤人，乐天知命而不强求。古今贤达圣哲，举凡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类璀璨群星，无不注重自己襟怀气度的锤炼塑造。曾国藩作为一个理学家，修身进德坚持一生，他多次谈及，“偶与营官马得顺言及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
在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谕纪泽里，“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襟怀宏大的人就会更为宽容厚道，而不会过于刻薄苛刻，责人过于严厉。同时，胸怀阔大的人，能够给人世功利的富贵浮名以一个恰当的位置。“襟怀贵宏大，世俗之功名须看得略平淡些”，“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胸襟宽广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具有浩大胸襟是在进行人生的历练中得以养成，读书中锤炼才可以，曾国藩认为，“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养之，惟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宏深矣。”因而“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至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怡，陶、白、苏、陆之趣也。”
曾国藩，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生活于中国社会转型正在遭遇“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期，但他一辈子以在京师翰林院做词臣时理学大师唐鉴赠送的四句话为人生目标：不为圣贤，即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觉以先贤圣人的理想要求自己，“研几”慎独中进德修业 ，学问上承续拓展桐城古文，创立“湘乡文派”，培养了有“曾门四弟子”之称且颇有文名的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等古文家，一生留下了诗文、简牍、笔记、日记、奏章、家书等各类文字一千五百多万字，以六十一岁的生命历程需要什么样的勤奋精神才可以给后人留下如许煌煌精神大作呢？
作为一个游宦士林出将入相的“满清汉臣第一人”，他功盖当世，目光如炬。不论是居官都城，还是戎马倥偬，官居五部侍郎而依然事事有条不紊，出从简单粗茶淡饭，家乡的腌咸菜辣豆腐就是曾侍郎的大餐主菜。身为书生修习理学，却又不迂腐空疏，涉猎兵书、河政、盐务等经世致用的学问，修身以铸造道德文章，准备主观精神因子，求实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太平军起事而终于再次乘势而起，以秀才身担半壁东南，也完成了给他带来声誉和骂名的大事功。另一个方面，晚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奄奄待毙，危机四伏中他却能够放眼世界，徐图自强，先后创立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中改造着社会，称得上举世不明津渡而惟他独醒。接受中国第一位留洋取得学位的国人容闳的建议，临死前与李鸿章会衔上书同治帝，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公派留学制度。这是一种坚实务实的精神，更是一种开放有容的大格局，为什么曾国藩会产生这种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君子之泽，三代而斩。高门巨族三代以下能够保得住祖宗基业的鲜见，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曾家则不然。为写作长篇小说《曾国藩》，唐浩明专门就曾氏同时代的中兴名臣之后作了调查，其他人家都衰落了，可曾家直到当今五六代，代代有才人。同辈几人都有才名，曾国荃立下不世之功，一家两总督；中国近代唯一的一次外交胜利——中俄伊犁条约的谈判签定，就是由曾氏长子曾纪泽完成的，这位达官显贵家唯一懂英文的贵公子，曾是中国第一位驻英国公使；中国第一位留学国外取得学位的女性就是曾氏的曾孙女曾宝荪；孙子曾广钧也是一位外交家，第一任驻韩国公使，至于教育界的国内国外的教授专家也出了多位，叶剑英的夫人曾宪植更是一位革命家，参加了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建国后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这一串著名人物的名字还可以列出很多，但这一不完全列举足以说明问题，曾氏的家教精神大显神威。
他一生中不论如何繁忙，京城里读书修身治学为官，还是督军行船带兵打仗，总不忘记给兄弟子侄写信，讲求立志修身，探究学问做人，谆谆善诱，娓娓道来，总把金针度于人，以自己的精神成长的历程，为官做人的经验做例证，服人感人激励人。在《曾国藩全集？家书》所留下的1520封家信中，除了给祖父母、父母的几十封，绝大部分都是写给兄弟子侄辈的，在这些家书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家族崛起的精神密码，一种绵延不断的独特传统文化精神哺育了整个曾氏家族，而不是上苍格外的恩典。
曾国藩与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时代中兴名臣相较，论天生禀赋算不上特异甚至不如这两位聪明有才气，可为什么只有他才取得了如许超世拔俗的伟业呢？《清史稿？曾国藩传》里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一个注脚，“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既为一介书生，却有民胞物与恢弘之志，以求效法前贤澄清天下，格物以致知，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虽则带兵打仗亦需讲求学问，营帐里得闻读书之声。十年京城做官读书，练就了谨言居敬主静养气的大学问，内美之德理想人格逐步确立起来，形上精神的探求与塌实勤奋的行为和谐统一，这条内圣之途促成了曾国藩不朽的伟业。梁任公当年亡命日本，悟透了这番生命的道理，于是发出如此慨叹，“读曾国藩家书，痛然悔悟，非得道之人不足以成大事”，真是慧心高论。
唐浩明有过“活得太累的曾国藩”的看法，试想做人行事处处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容易达到的吗？虽难却见出了曾氏人生的厚重坚实，器局宏大有百川归海之势，见出他文化人格理想的魅力所在。朝圣之路成就了曾国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伟业，即使对于今天抱持青春理想有蓬蓬勃勃朝气的青年人来讲，依然能从他身上获得传统文化精华锺灵铸造的生命启悟的。
曾国藩的人生和著作都是一个生命奇迹的轨迹，所有热爱生命者都能够在这里发现一个巨大的精神思想宝库，这里有的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体察和思考，有的是人生内求修炼与事业成功的启发，有的是成就事业者追求的困惑勉行的收获，你能够找到获取事业成功人生新路的秘密，在他用生命写就的著作里，富含的是说透人生的生命智慧。
曾国藩一生著作浩瀚，多达一千五百多万字，我们不做专门的研究是很难有精力通读的，台湾的著名学者南怀谨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他治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更是我们进入这个历史巨大心灵的捷径，了解接受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的窗口。唐浩明在他的新作《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这样写到：
“它是一个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体验，是一个学者对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是一个成功者对事业的奋斗经历，更是一个胸中有着万千沟壑的大人物心灵世界的坦露。读懂这样一部书，胜过读千百册平庸之作。”
推举之意溢于言表，也是一位沉潜曾氏著作二十多年的学者的真切体悟和透彻总结。这里我们无力也无心于对这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做一个全面公允的评价，那恐怕不是一篇文章解决的问题，纵观曾国藩的一生，由一介书生词臣京官变为湘军统帅，转而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成为满清政府的“勋高柱石”汉臣第一，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师夷长技”，寻求国富民强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发端起步于曾国藩作为一个读书人，并且坚持一生。直到晚年当他同曾纪泽谈论读书时，依然对王念孙、王引之等大学者充满敬重仰慕之情，为自己耽于戎马宦海生涯，而没有潜心于自己向往的学问，抱憾终生。
“别样家书”凸显学问之道
曾国藩的一生学者情结浓厚，表现在教育晚辈时有过至今仍颇有启发的见解：吾不愿子孙做大官，但愿子孙做读书明理的君子。这种意识促使他在家书中留下了很多关于读书治学的创见，这里我只是择取他关于立志、读书和成材方面的一些观点看法，借此尝鼎一脔，窥见家书一斑。
按照通常的道理，家书本是家人间报问平安嘘寒问暖的私人性很强的通信，很难说具有多少大的历史文化内涵，为什么曾国藩家书在过去却成为了文人士子的必读著作呢？这正是曾国藩家书的巨大内涵和魅力所在。在曾氏所留存下来的1500多封家书中，除了早期在京城写给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的一些报平安的信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写给兄弟子侄的，尤其是以写给曾国荃、曾纪泽的家书为多。作为曾家的长子承重孙，他自觉地担负起教育子弟的责任。“鸳鸯绣起从头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但恰恰相反。在家书中曾国藩把自己修身、治学、读书、交友、为官、治军等各个方面的体会心得，毫不保留地教给他们，他总能够站得高远，谆谆善诱地从可行性的日常生活出发，从而能够切实地见到他们的进步，不至于因为目标太高而找不到努力的具体道路。比如，他教导家人要保留寒素门风，不可助长官宦子弟的习气，就要求他们出门不宜坐轿，行事要人情厚用钱薄，不可轻易鄙薄他人，教导子侄被勤奋有恒，就要求他们从不晚起床做起，如此则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远大目标同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连在了一起，非常容易为人领会和践行，就容易达到影响教育别人的目的。这是曾国藩家书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家书读来平易亲切，毫无教训说教的嫌疑，人生的教训与道理也就容易为别人所接受，曾氏的现身说法，自我批评，反而让读家书的人欣悦诚服，毫无尊者长者的威严。如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凡人做一事，便需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患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曾国藩家书的成功教育之道，还在于曾氏总能够立定脚跟从根本上着眼立意，从他本人在京师做翰林十年闲散修身生活的目标也见一斑，他把“不为圣贤，即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且教导子弟，务必胸襟远大，志存高远，偏僻一隅也能够胸次开阔，把读书与做人融为一体，要善于体察涵咏，尝言“古今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左传》记古人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曾国藩一生的努力就在于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致诸弟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宋代理学大家张载《西铭》有两句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强调一种博爱的情怀，天地万物和我一样，生命同出一源，因此必须善待万物，胸怀宇宙苍生，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理想。实际上，曾国藩是将圣人的“三不朽”作为一生的努力目标的，也是被誉为近代中国实现“三不朽”的一个典型和仅存硕果。作为一个理学信徒和实践者，这种目标的设定，虽有空疏之嫌，但却也包含着一种对于人生的形上思考与至上追求，关乎人生的根本有了一种明晰的认识和判断，一生的努力实际上就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国学大师王国维纵论古今做学问，有三境之譬，此三境意系认识过程的顿悟和成熟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种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著名学者季羡林在谈论王国维所说研究学问三境界时也说：“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就会到你身边来。”所有这些先哲时贤的包含人生体验思考的议论，都是在自己的生命体认中所做出的珍贵总结提炼，后来者读得懂就可能受益一生，还有什么比得上这些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得出的教训更有教益呢。
此外，曾氏讲求读书论学最重立志，认为立定志向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基础。言及读书立志，三国时候的诸葛亮的《戒子书》该是最为知名的。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故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不足以治性，险躁不足以励精。年与时驰，日与意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武穆劝戒儿子诸葛瞻，读书求学要有一种紧张的时间感，在力戒浮躁怠惰之中，安于淡泊清净的情怀，立定志向，锤炼品德操守，从而读书成材。并且真切地指出，惟有立定了志向才可能成就一番学问，在学识长进之中铸成大才，深刻地论证了立志、读书与广才之间的内在关系。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致诸弟，就特别强调了为学先需立志的重要性：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初至京都，开始他从七品衔的翰林院检讨一职，他时时关心远在湘乡荷叶塘老家的几位正在为仕途拼搏的几位老弟，当他们来信言之凿凿，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一定要到外面或教书或从师，实际上家乡的这几位兄弟真正渴望的无非是找了个借口托词，只是想到外面的花花世界寻些热闹。这一点曾国藩哪能不知，于是直接指出了问题与病灶所在，今日读来依然具有启发意义。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中，干脆把立定志向作为读书的第一个条件：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与此相类似的言语议论，屡屡在写给子弟的书中出现，“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摹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同时，人的志趣眼光差异都会很大，青年人不可在读书的时候没有一个高远的目标和人生锤炼的厚重期许，否则是很难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
曾国藩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家书就是这种开卷有益，获益终生的好书。深入进去就会让你手不能释卷，通宵达旦而倦意不知。现代大儒钱穆在《人生十论？自序》里，详述自己阅读曾国藩家书家训，获益终生的过程，抄录部分于此，或许于后生青年有教益焉。
“我从小识字读书，便爱看关于人生教训那一类话。犹忆十五岁那年，在中学校，有一天，礼拜六下午四时，照例上音乐课。先生弹着琴，学生立着唱。我旁坐一位同学，私自携着一册小书，放座位上。我随手取来翻看，却不仅发生了甚大的兴趣。偷看不耐烦，也没有告诉那位同学，拿了那本书，索性偷偷离开了教室，独自找有一僻处，直看到深夜，要归宿舍了，才把那书送回那同学。这是一本曾文正公的家训。可怜我当时枉为了一中学生，连书名也根本不知道。
似乎隔了十年，我在一乡村小学中教书，而且自以为已读了不少书。有一天，那是四月初夏之傍晚，独自拿着一本东汉书，在北廊闲诵，忽然想起曾文正公的家书家训来，那是十年来时时指导我读书和做人的一部书。我想，曾文正教人要有恒，他教人读书须从头到尾读，不要随意翻阅，也不要半途中止。我自问，除却读小说，从没有一部书从头通体读的。我一时自惭，想依照曾文正训诫，痛改我旧习。我那时便立下决心，即从手里那一本东汉书起，直往下看到完，再补看上几册。全部东汉书看完了，再看别一部。以后几十册几百卷的大书，我总耐着心，一字字，一卷卷，从头看。此后我稍能读书有智识，至少这一天的决心，在我是有很大影响的。
又忆有一天，我和学校一位同事说：不好了，我快病倒了。那同事却说：你常读论语，这时正好用得着。我一时茫然，问道：我病了，论语何用呀？那同事说：论语上不说吗？子之所慎，斋、战、疾。你快病，不该疏忽大意，也不该过分害怕，正是用得着那慎字。我一时听了他话，眼前一亮，才觉得论语那一条下字之精，教人之切。我想我读论语，把这一条忽略了，临时有用不会用，好不愧杀人？于是我才更懂得曾文正家训教人切己体察，虚心涵泳那些话。我经那位同事一番指点，我自觉读书从此长进了不少。
凡属那些有关人生教训的话，我总感到亲切有味，时时盘旋在心中。我二十四五岁以前读书，大半从此为入门。以后读书渐多，但总不忘那些事。待到中学大学去教书，许多学生问我读书法，我总劝他们切看像曾文正公家训和论语那一类书，却感到许多青年学生的反应，和我甚不同。有些人听到孔子和曾国藩，似乎便扫兴了。有些偶尔去翻看家训和论语，也不见有兴趣，好像一些也没有入头处。
因此，我自己总喜欢在书本中寻找对我有教训的，但我却不敢轻易把自己受益的来教训人。我自己想，我从这一门里跑进学问的，却不轻易把这一门随便来直告人。固然是我才学有不足，而教训人生，实在也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
尾声
在这本《朝圣行旅：曾国藩家书解读》一书中，我们在曾国藩一生留下的一千五百余封家书中精选了八十封，恐怕只能说挂一漏万。真正是不忍割舍的篇章实在太多，最后总是因为整套丛书统一的容量设计而不得不取舍了，但也尽量照顾到代表性，期望读者尝鼎之一脔而尽得余味，窥一叶落而知劲秋。在对家书进行解读阐释的过程中，也采用了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策略，集中到一点上作以解说，一篇之中往往集中谈一个问题，不同的篇章主旨互现，既可以省减笔墨，也可以在参照阅读中获得完整的认识。我相信，青少年朋友读过此书后，一定会与自己的人生大有助益的，这也是促使我们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