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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责任的多元复合路径
程关松
摘要：社会责任是反思现代性后社会面临的重大主题。将责任与义务对等对待后社会责任集中于法律责任问题，这对于负责任的社会来讲是必要但不充分的。社群主义的善治理念致力于提升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社会责任以克服现代性危机，它提升了责任的品质，丰富了责任的内涵，扩大了责任的范围。本文探讨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阐释了美德、法律责任与责任伦理的实现路径，目的在于阐明负责任的社会对于共善生活的重要性，也表达了负责任的社会具有多元复合的责任实现路径。
关键词：社会责任；负责任性；实现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研究”（编号：07AFX007）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选择性社会管理创新权的行政法学研究”（编号：11BFX095）的阶段性理论成果。
现代法治理念将责任与义务紧紧关连在一起，从而降低了责任的品质，淡化了责任的内涵，克减了责任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责任性的流失，引发了现代性危机。欲构造负责任的社会就必须提升责任的品质，丰富责任的内涵，扩大责任的范围。负责任的社会可以通过美德的践行、法律责任的履行和责任伦理的规范化等多元复合路径实现。
一、美德的践行
社群主义者认为，仅有法律责任是不够的，必须凸显美德意义才能从根本上矫治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特别强调每一个道德主体负责任性的积极功能。
美德是社群主义者共同的追求，社群主义突出忠诚、友谊、公道等美德的价值，倡导现代社会做一个负责任的社群成员和负责任的积极公民。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除了沃尔泽以外，社群主义者几乎都没有专门讨论美德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麦金太尔致力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提炼出他所自称之为美德的谱系。在他的视阈中，如果承认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他所担当的角色的确是一个导师的角色——他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教育其所有成员符合他的美德要求。实际上，他充当了一个教育者的角色。这种角色类似于我国儒家圣人的地位，基督教教父的角色。他在政治哲学中必然是精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只承担美德供应商的职责，既不批发美德，也不零售美德。麦金太尔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道德教师那么有耐心。
泰勒致力于从哲学人类学中找到个人与社会相互承认过程中自我教育结果所形成的形象。类似于杜威所说的“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他似乎没考虑道德养成中的慎独与专门教育之间的功能派分问题。在他的视阈中，道德只是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泰勒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考察自我的根源来源于社会认同。所以，他特别强调日常生活的意义。在道德领域，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的杜威来源。泰勒之所以以学生的身份出现重述自我的根源——就像一个学生向老师汇报一样仔细讲述自己成长的经历，乃是由于他对道德主义背后潜藏的危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没有麦金太尔那么盛气凌人，更没有桑德尔那么粗俗和鲁莽。他始终保持一个哲学家的冷静和自我反思精神。
泰勒对美德的伦理学保持敏感的警觉，这就拉开了他与麦金太尔之间的距离。他认为：“最高的精神理想和渴望也有给人类加上最沉重负担的危险。人类历史的伟大精神视野也是有毒的圣环，是无数悲惨甚至暴行的原因。”（查尔斯·泰勒，2001，第815页）他不仅对美德的伦理学保持高度的警觉，而且对于无价值的辩证法也极具敏感性。他认为：“无价值的危机意识也可能导致罪恶向外喷射……在政治风景线的极端，这变得尤其刻毒……由于无意义经常伴随着罪恶感，有时他们就呼应强势的极端化意识形态，靠跻身于与黑暗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行列，人们发现着纯洁感和方向感。对对立面越不妥协，甚至暴力地对待之，两极化就表现得越绝对，远离罪恶的纯洁感就越大……这种方式向外指向无法再生的世界，产生着毁灭和专制主义。”（查尔斯·泰勒，2001，第812页）泰勒坚守着道德主义者应有的中庸、谨慎和理性。他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清醒的、科学的、世俗的人道主义……持续的谨慎教导我们，要降低我们的希望，限制我们的眼界。”（查尔斯·泰勒，2001，第816—817页）正因为如此，泰勒不愿开设一所道德学校并像麦金太尔一样兜售全套教材。
桑德尔没有继承泰勒的冷静，也没有继承沃尔泽的精细，尽管他是批判罗尔斯最尖锐的一个社群主义者，但他的热情多于理性，所以，其成就粗糙而又缺乏推敲。他不可能考虑开设学校、兜售教材的问题。
沃尔泽是唯一将教育纳入其考察范围的社群主义作家。他认为：“每个人类社会都教育它的儿童，它未来的新成员。教育表达的可能是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在时间中继续、延续持续下去。它是一个为社会生存而制订的计划。因此，它总是与它所设计的社会相联系。”（迈克尔·沃尔泽，2002，第261页）按照沃尔泽的逻辑，既然他认为教育对于人类社会如此重要，那么他就应该为学校提供一整套教材。实际上，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沃尔泽睿智地保持了与麦金太尔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距离。他认为他有论证教育之重要性的职责，但是没有为学校提供整套教材的权力。他认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教育的目的是在每一代中繁育一种‘情操’（typeofcharacter）以维护政体；建立并维护特定的政体需要特定的情操。但这里也有困难：社会的成员是不可能在亚里士多德的广泛意义上对这个政体实际上是什么，或将是什么，或它应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的。他们也不可能统一何种情操能够最好地维护它或那种情操将如何最好地创造出来。实际上，政体可能要求不止一种情操；学校将不仅必须训练它们的学生，而且还得把他们挑选出来；而那肯定是一种引起争论的事情。”（迈克尔·沃尔泽，2002，第261页）沃尔泽之所以花很大篇幅讨论教育问题，乃在于他认为教育最能表达他对于“最深沉的共识”的理解和希望。丹尼尔·贝尔一直没有弄清楚沃尔泽“最深沉的共识”这一范畴的确切含义。（丹尼尔·贝尔，2002，第227—239页）也许我们能够在沃尔泽关于教育的论证中找到某些线索。沃尔泽认为教育系统应该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特殊的社会”，那里“倾向于繁育更直接的民间记忆、传统和‘技能’传承。”（迈克尔·沃尔泽，2002，第264页）在沃尔泽看来，多元主义的社群对于复合平等原则的捍卫经常失败，这种失败不得不经常性地邀请国家的介入，而国家在介入后面临退出难的问题，所以，他寄希望于教育培育具有捍卫社群复合平等能力的合格成员，减少复合平等原则失败后向国家发出邀请的机会。只有这样的结果才是沃尔泽所追求的目的。与麦金太尔开设亚里士多德式的学校不同，也与泰勒不开学校的模式不同，沃尔泽既倡导开设学校，又禁止兜售教材，他唯一兜售的是多元主义价值和平等原则。他的学校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自治而又满足简单平等和复合平等要求的特殊社会。也许在沃尔泽的内心，学校承载了他所追求的“最深沉的共识”和多元主义及其平等的希望。
二、法律责任的履行
一般观点认为，社群主义的泛道德主义主张会削弱法治的价值。实际的情形是，所有社群主义者并不希望借助于善治排挤法治。相反，他们希望通过法治的中介作用增强个人和社会责任，维护涵摄丰富道德资源的文化根基。
关于法律责任的定义，“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世界法学界尚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并能适用一切场合的法律责任概念。”（张文显，2007，第167页）法学一般倾向于将责任界定为义务的消极后果。法律责任是一个很难分析的概念，即使是分析法学的重要法学家霍菲尔德给我们提供的仍然是一个有关法律责任的极其模糊的镜像。他认为，法律责任与权力有关，与豁免（或免除）相反，有时它能产生义务，而不仅仅是法律义务的消极后果，法律责任在公法领域常常是“职责”的代名词。决定法律责任的是选择权。（霍菲尔德，2009，第52—70页）尽管霍菲尔德列举了很多有关法律责任的判例与观点，但是他没有给法律责任任何确切的定义。我国通常说的法律责任定义为：“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补偿、强制履行或者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义务而引起的第二义务。”（张文显，2007，第167页）我们认为这一定义对于私法责任可能是有效的，但是用于讨论公法责任存在很大欠缺。公法责任中的很多法律责任是一种约束选择权的责任伦理，它不一定必然引起损害补偿、强制履行或接受法律惩罚的特殊义务。
规范法学一般是从具体责任主体角度考察法律责任本身的，社群主义对责任的考察主要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中要求增加更多的责任内容和分量；二是法律责任必须考察责任与他人的关系，法律责任的公共性，而不是主体自己的责任性；三是如何理解法律制度中责任设置的总量与提升个体和社会负责任性之间的关系。四是法律责任的增量如何维护社群传统文化根基的重要性。
首先，在设计具体法律制度时，必须克服权利本位论，保证权利与义务之间的配置平衡。
社群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在具体法律制度设计时取向承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弱化或者遮蔽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他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主要批判的是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论。塞尔兹尼克认为，社群主义赞成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但是，必须区分适度的权利观和无限的权利本位论。社群主义认为，权利是作为道德上或法律上或在两方面都被证明是正当的个人或者社群所要求的自由、权力或利益。权利是社会秩序必要的基础。权利本位论的精神漠视合作，合作调和利益并寻求对理性的与目的的共同义务。在公共生活中，权利本位论造成了社会分裂、僵局和扭曲的优先权。从义务的角度行使权利或从关怀他人的角度行使权利，和利用权利保护狭义的利益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异。当我们考虑后果，尤其是社会和谐与合作的后果时，我们可靠地断言权利。（菲利浦·塞尔兹尼克，2009，第67—69页）因此，塞尔兹尼克主张在具体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配置。
其次，每一个法律责任主体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时，都必须认识到自己是社会责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严格恪守自己的责任就是为社群的和谐与共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必须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只是个人责任，而是贡献于责任的公共性。他必须认识到，恪守自己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贡献于他人权利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