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是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一个小站，我能够牢牢记住它的名字，完全是因为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967年的秋天我已记不清是个什么景象了，只是高原上的空气永远是那么清纯。母亲带着我从很远的山里赶早就启程，因为要坐火车，我很高兴。对山里孩子来说，那时能偶尔见到汽车也要跟在后面追半天，我以为可以回去跟他们好好吹嘘一番的。
那年我刚五岁。以往的时光是怎样过去的，早已不在印象之中，草原上红的黄的杂色小花和草木散发出来的那种山野的气息，还有遍地蹿蹦的野兔、蜥蜴，风沙天里碰死在高压线下的沙鸡便是全部的记忆。
母亲一直紧攥着我的手，山风吹散了她的头发，蒙在眼睛上，她也不理会。我没感觉到母亲其实已经很疲惫了，还是使劲拽着她往前走。
上车后母亲把我抱到一个座位上，往怀里放了一个搪瓷茶缸和窝窝头，然后紧紧盯着我看，眼里突然流出泪来。就在那瞬间仿佛有一股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向我袭来，从头到脚凉了起来，我明白———我得一个人走了。
“妈已经给车上的叔叔说了，到银川后舅舅会来接你的，听话，别哭，爸爸回了家我就去看你。”母亲把一张写着字的纸塞到我的口袋里，“千万别丢了，要是舅舅没去接你，就在车站等着，把这张纸举起来，一直等着，啊？！”
火车已经缓缓启动了，母亲甩脱我的手跑下了车。
恍惚中我从一个朦胧的大梦中醒了过来，我是一个大人了。我得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到一个一点印象都没有的地方去。突然间我一下子长大了，有了清晰的意识，有了真切的感情，仿佛是一下打开了所有的人性储备，从无知混沌的另一个世界走了过来。
在自己也做了人父之后，回想当初母亲像放生一样把我托付给陌生人，又护雏一般决然回去照顾我的弟妹的情景，不免心中时时酸楚。最是人生愁苦时，母亲给了我一生都刻骨铭心的启蒙，这是一种在非常时期的非常的爱，如同给予我第二次生命一样。正是从那一时刻起，我尽力不让母亲再为我时时操劳，我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了。
后来我把五岁时的这件事和对我的影响说给病床上的母亲听，她眼里噙着泪对我说：“那时妈也没办法了，总不能全家在那儿等死。人活一世真不容易，要让你碰上了，也得这么做。在‘文革’中你能从那儿逃出来已经是很幸运了，许多人都死了。”
从那个小站离开后，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来又有幸和更多有过相似经历的人躺在大学宿舍的床板上讲说各自的事情，才知道我的那些经历比起那些老三届的兄长们实在不足挂齿。几乎每一个从那个非常境遇中过来的人都有过一次或几次在几近丧命的磨难中顿悟人生的时刻，也从中砥砺了坚强忍耐宽容等诸多的秉性。只是得来这些毕竟是以遭受痛彻心肺的不幸为代价的，不愿也不敢去回想罢了，心中存留的唯有那股成长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