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的范围不被界桩牢牢钉住，就会被掌握它的人无限扩大。公权的作业半径一旦随胆量和想象力在延伸，这时公权正在变成出笼的猛兽或是冲出堤坝的洪水。
公权已经变成强权并往更糟糕变化的前奏是：公权的掌握者时刻将觊觎者揍得鼻青脸肿或揉搓得没有筋骨或干脆收为小妾。
一个政府表现出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时，正是这个政府像泼妇骂街一样在威胁别人不要指摘其无能的表现。这时你会发现，所谓的公权已经冒出了私味儿。
你如果是掌握公权的人———不论是执法者、立法者，还是行政者或是监督者———代表的是公众，哪怕是公众里的一小部分，你只要天天在为自己的稻粱谋，那肯定会魂不守舍，失了定力。张五常说得好，“你将一个美女赤裸裸地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难乎其难矣”。只有公权在独立的监督力量（一定是独立的，而非受制的）的监视下运行，你才不敢犯错误，否则，会让你从里到外皮开肉绽。
在一个家里，只要众兄弟都看老大眼色行事，家兴算老大的，家败也不由别人担责。那么，还有哪个兄弟会在有人供吃供穿的温暖怀抱里呲呲歪歪强出头呢。这样的情形不出五服，这家人有一大半基本上就要废了。
一个城市或地区制造业既有悠久的传统又有丰富的现实时，能源的承载力、土地的承载力、劳动力的承载力、环境的承载力比资金充沛与否、比市场的广阔与否还要重要。那里有一种隐性透支通常不引人注意，或干脆熟视无睹。巨大的温水锅还在升温，只是锅里的青蛙只知道舒服，不知道大难正在临头。
想起了一篇著名的《父亲之作》，把它推荐给天下做父亲的人。那是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为儿子的祷文：“恳求你教导我的儿子，使他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能保持谦逊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轻地说：我这一生总算没有白白活着。”
对于像我一样从1980年代开始作广播电视报纸的人，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经感受过了新兴媒体的压迫。那时，此前拥有的自信开始了动摇。以为传统的三个媒体都做过，感觉还好，后半辈子以此为本钱，每天无非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认为是受众需要的东西饲喂给他们，还是得心应手且很有成就感的。于己来说，以为始终站在信息前沿，站在时尚巅峰，有鸟瞰世界的感觉，很不错。
互联网很快闯入，经过短暂的手足无措后，很快又镇定下来，坦然接受引入，为我所用，到如今，已变成双栖，既做报纸也做网络，在平静中完成了过渡。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新媒体又爆发了。Blog、Podcast以强烈的个人色彩将自我观点无限传播，而更大的Web2.0正在咧着嘴嘲笑我———喂，你正在老去！
每一个离开北方奔向南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解释。
北方不好吗？不是。南方环境更宽容，更适合人的发展，更开放。你有想法就去实现，你有本事就去做事，不必先竖起耳朵听完风声再做决定。在这里，你最有可能惹老板不高兴的是你没想法。南方挣钱机会更多。你赚钱了，周围的人，至少在嘴上夸你有本事，转而研究你的赚钱之道，第二天，就平地冒出了几个同行。这里说的是两层意思，一是说生存环境，文化生态环境。一是说竞争。
在北方，人长得身高马大，但心眼未必就大。喜欢死盯死掐，窝里斗的毛病更厉害。再有肚量，再笃定从容的人也会失去耐心的。这里说的北方的情况，又以经济文化越落后越是厉害。结果是，自己的人才全跑了，又满世界招人才。说到落后的原因，又会讲，我们缺人才。
我们习惯用自己东方式的表达来诉求。譬如，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达的除字面意思之外也点出了存在着不以丰富物质为社会目标的现象。所以，提法一出，众声评说，纷纷指出经济建设中的许许多多偏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表达了愿望，也隐含着批评我们精神世界的许多缺失空虚，所以，人们免不了罗列一大堆的问题，提醒人们注意。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关于建设政治文明，提出也有一段时间了，但社会反响不甚强烈，至少不像前面那两个深入透彻广泛。
给思想划定空间的好处是所有人用一个脑袋想事情，管理起来方便有效。陕北的农民放羊就是这样，一个号令一个动作，全体行动。放羊人的发挥空间很大，想去河畔就去河畔，想上高山就去高山，想信天游了就吼，想收拾哪个不听话的就收拾哪个。坏处是人以群的规模集体退化，变成弱智。必须保证划定的空间永远不能有变化。否则，大风雪来了，一旦放羊人迷了路，整群的羊就丢了。
管理者掌握的信息量永远小于被管理者掌握信息量的总和，所以，管理者的智慧永远小于被管理者的智慧总和。要想避免自我幽闭自我毁灭，唯一的出路是自觉借助多种力量。刀要永远锋利地去切菜，就得常备一块磨刀石。
学而优则仕，直接激励了社会精英进入官僚阶层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热情，在封建社会是开了一个好头，但也给后世带了一个坏头。官僚化的倾向，成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线性选择。
由利益黏合起来的共同体，体系越是闭合，越是排斥监督，自净功能越差。
关于“组织”，布莱基的话让人听来很受用，“组织得好的石头能成为建筑，组织得好的社会规则能成为宪法，组织得好的词汇能成为漂亮文章，组织得好的事实能成为科学”。
组织得好是关键。你老往单纯的组织里掺沙子，闹牙碜，是怎么回事啊，废物利用吗？
当了现代公民，有民主的愿望和有民主的素质是两回事。之间的距离就目前来说有多远？一包香烟，50块钱再加一条肉的距离。用这些就可以买来一票。这是南方地区农村的价码。在北方更便宜。底层的情况基本如此。就是各级人大代表，党代表，他们也都要听口风，听打招呼。如此素质，愿望再好，安能实现？
有一个人这些年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中———沙威。因为我不明白，他到底是忠于职守呢，还是偏执，偏执得丧失了人性中的善。如果是前者，哪怕他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也应值得尊重。如果是后者，因为他选择的最后的那种生命方式，这个人也值得尊重。
一个官本位依然严重的社会，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是一个低级社会。官本位严重的社会，表明人的价值观念还没有走出封建时代：价值理想停留在出将入相光宗耀祖的高级奴才阶段；价值实现走的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权力寻租道路。
社会进步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来，不只是经济一项。看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平均9.6%的速度和积累的财富，以及世界坐四望三的经济地位，你会得出一个什么判断？中国进入现代民主国家啦？错了。我有一个极端的评判标准，当什么时候你公开说，让最没有本事的人去当公务员，大家一笑了之而不是群起攻之，那就差不多了。因为人生在世，无非三件事：做人做事做学问，唯此才显价值。公务员嘛，服务员，离成就那三件事好像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