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民主实际上是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一，民主即民为主（绝不是以民为主，一个“以”就把民置于了被动地位）。二，民之主，类同于“人主”。
允许我来进一步解释。先从语法上说，民主可当作主谓结构的词组来理解，民是谁，干什么的？是主人，当家做主的。也可以当作偏正词组来理解。主是中心词，民是限制主的范围的，不是事主、房主、苦主，只是民主。
这样一解释，民主云泥间，本质上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的汉语，奇妙。冰火可同炉，相生又相克。
这不是文字游戏。现实是严肃的。讲个小故事来比喻这个严肃。话说当年林则徐坐镇两广禁烟，西洋烟贩子请客，明为请客，实打老林的下马威，西洋人欺中国人不熟悉冷饮，有意端上来一盘冰淇淋，林则徐看着上面冒气，却不知是冷气，便习惯去吹，一喝激得老林牙发颤。洋人哂笑。林则徐回请。端上一碗粥，洋人不见有气，便一口喝下，烫得他直甩腮帮子。
看上去很烫的反倒冰得嘬牙，看上去凉的却烫得你咋舌。
再从实践来解释。必须肯定，所谓的民主就是正宗的民主，就是民为主，这是大道，是正理，是追求的理想，是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又确实存在着假借民主之名行“民的主”之实，也正是有这种现象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建设民主政治。这没有什么可掩饰的，更无需回避。这是由我们的历史由我们的传统决定了的。
我这样来划分我们迄今为止的历史：除去原始社会，中国的历史就是两部分：有皇帝的历史和没有皇帝的历史。
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没有皇帝才50年，至今也不足百年。
想一想，这是天大的幸福。中国人享有这种幸福的概率是很小的。在漫长的两三千年中，过去了许多封建时代，也消磨了许多生命。他们都被一个叫做“朕”（有时称孤道寡）的人牧着，还严格规定了你脑袋的思想内容，思想方法，是以一颗脑袋取代天下所有人的脑袋，还规定了你的手脚只能这样做事情而不能那样做事情，却不用一人手脚取代天下人手脚。从今天来看，做那个时代的人民是很不幸的。当然，历史不是这样看的。中国把封建文化建设到了登峰造极，算是给人类的封建社会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问题在于，没有皇帝的时代结束了，但封建文化没有完全退去，它们和封建文化的精华纠缠在一起，跟随传统而来进入了各个阶层的人脑中，盘踞在意识的深处，指挥你作出符合它的愿望它的规范的选择。让我们来听听这样一些说法：
我是政府的官员，你告我，就是告政府，还反了你了（随着时代进步，话不一定说得这么直露这么无知，委婉多了）———七品至一品共同拥有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
你的荣誉是领导给的，要好好干啊，别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啊———师爷代主子给即将赴任的外放官员的嘱咐。
把你安排到这个位置上，你要给我把好这个关口———主子给包衣奴才的临行口谕。
人家上边有人，当然就提拔了（这不明明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现代版吗）———晋升不能后的酸楚哀怨夹带着嫉妒。
啥事都听老百姓的，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
张局王司李部赵厅陈处杨科———平原县来了吗（平原县令即平原县，他是父母，民是子孙）？
……
封建的遗存何其多，建设民主政治，道路漫长而曲折。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的疾呼犹回响在耳边：“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其实她不是在谴责自由，而是说自由得不够。
有民主的愿望和国民有民主的素质是两回事。民主建设需要时间，得有一个过程，一点点地学习积累现代文明、现代民主意识和素质。需要在实践中一点点地剔除民主的异己，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可视为进步的表征。无论官大小，死罪既可杀；人民有权告你；强调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许隐瞒公共危机真相，把信息告诉人民；把不该伸出去的手缩回来；继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之后，提出政治文明建设；打官员的屁股才是维护政府形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