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与其兄苏轼生于北宋新旧党争激烈的时代，一生都未能逃脱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们虽都有过“居庙堂之高”的辉煌时刻，但一生中多处逆境。逆境，人的一生总是难免的；但多处于逆境，总会让人不快。人们又说：逆境成才；逆境是对人最好的磨练。这些话都有道理，但前提是人必须能以乐观的心态、积极的人生态度去面对和战胜逆境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困苦和考验。苏氏兄弟可以说是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超脱、旷达的胸怀战胜了逆境，成全了非凡的人生。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苏辙上书愿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朝廷不准。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受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兄弟二人，同处政治上之低谷。元丰三年苏轼被贬黄州，暂住定慧院；次年，迁居于临皋亭，其地濒临长江，无山，而江南则诸山连绵，涧谷深密。每当“风止日出，江水伏息”之时，苏轼便“杖策载酒，乘渔舟”渡江，与山中朋友嬉游，往往“意适忘返”而“留宿于山上”。然而山间只有羊肠小道，途中只有一个小平台，“游者至此必息”，在此观赏风景。这里有个废亭，遗址甚狭，没法多人同时在此游览，其周围全是大树。忽然有一天，大雷雨拔掉了一棵树，于是苏轼就与众“驴友”入山，共同修建了一个亭子，名叫九曲亭。元丰五年，亭成，苏辙为写《武昌九曲亭记》一文。此记主要记叙苏轼重修武昌九曲亭的由来，而其主旨则在阐发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文章在叙写修亭和追述自己与其兄青少年时游山浮水的情况之后，又写道：“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意思是说，天下的乐事很多，而以合乎自己的心意为最快乐。这就是苏轼的快乐观。此文虽为一篇题记，但目的是赞扬其兄“以适意为悦”的情趣、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光明磊落的人品。苏轼能在政治上失意之后于山水中自得其乐，表现了其旷达的胸怀和洒脱的风度，而苏辙对其老兄的处世态度和磊落品德的赞扬，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也有同样的胸怀和志趣。
元丰六年（1084），苏辙又写下了其名作《黄州快哉亭记》。当时苏轼和张梦得都谪居黄州，张梦得在其住所的西南修建一亭，以观江流之胜。苏轼为亭取名“快哉”，苏辙又为之写了这篇题记。文章从亭的建造和命名写起，极力渲染江景的壮观以及观览江景、凭吊古迹之快意。然其主旨在最后一段的议论文字：“士生于世，使其中（内心）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忧愁、苦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不使身外之物伤害其本性），将何适（到什么地方）而非快（不快意）？”即是说，只要人的内心坦然，就可以无往而不快意。文章所写江景之壮观和览景之快意，充满一种笼罩天地的雄伟之气，令人读后心胸旷达，宠辱皆忘。文章对张梦得和苏轼被贬黄州后“不以物伤性”的乐观、旷达情怀和超然的生活态度表示了仰慕和赞赏，这是对张梦得和苏轼的宽慰，同时，也是作者的一种自慰。当然，这种超脱和旷达的背后，无疑也表现了作者对政治失意后的一种牢骚与不平。这也正是柳宗元所谓“嬉笑之怒，甚乎裂眦（zì）”之意。
这两篇文章，一讲“适意”，一讲“快哉”，其实都体现着随遇而安的意思。人在逆境中能够做到“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这的确需要很深的修炼工夫，而苏轼做到了。至于苏辙，在人们的印象中，远不及其兄旷达。这印象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苏辙深受其兄苏轼的影响，其基本的人生态度，也是以“适意为悦”。难兄难弟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苏辙也最了解其兄苏轼。苏轼曾说过：“四海相知惟子由”。足见兄弟之间心心相印，气息相通，互为真正之知己。
“乌台诗案”后的几年，苏轼兄弟政治上失意，生活上困窘，但也正是这几年，是其兄弟步入仕途后往来最多，情感交流最充分的时期。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使他们在“适意”和“快哉”中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