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还没有被称为“宁波”,鄞州被称为县、医生被称为“医工”,医事不如巫事盛兴的年代,鄞地出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医生。
他叫陈藏器,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全祖望称他为“四明医学初祖”。陈藏器出生于约唐垂拱三年(687),唐至德二年(757)去世,享年约70岁。
《浙江历代医林人物》载:“陈藏器……四明人,为唐代著名药物学家、方剂学家。”民国《鄞县志·文献志》载:“陈藏器于唐开元中,任京兆府三原县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的作者爱德华·谢弗(Edward Schafer,1913~1991)称陈藏器为“八世纪伟大的药物学家”。
在中国医药史上,像陈藏器那样出类拔萃的也有,但不多。比他名气更大、影响力更广的也有,但屈指可数。誓如发明医药遍尝百草的神农氏……
有人认为,神农氏是采集中草药的,《神农本草经》是药书,《黄帝内经》是医书,黄帝才是中国医家第一人。其实不然,中国医学不同于西方医学,更不同于现代医学,是先有药材,后有医事,再有医生的;不知药者不懂医,知药者必然懂医。《纲鉴易知录》说得一清二楚:“民有疾,未知药石,炎帝始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文书上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
历史上,人们习惯将陈藏器这一类医者称为儒医,即由儒转医或亦儒亦医之医者。神农氏之类自当别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居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华夏医林中,儒医的地位也至高无上。凡儒医,均先儒后医。先夯实儒学基础,后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药著作而成为医生。
如有被称作儒医的,大多具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对医事、医药均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且喜好著书立说;大多师古而不泥古,在当地医药界,或同科目临床实践中独树一帜,其中不乏一门一派的一代宗师或奠基人。
陈藏器就是鄞地医林中这般人物群里的一人。
儿时的陈藏器与众不同,不仅天资聪颖,遇事能无师自通,举一反三,而且记忆力惊人,凡父辈、祖辈的旧友故交,只要让陈藏器见过一面,再次相遇,就不需要再提醒,定然分辨得一清二楚,而且能清脆响亮地叫一声公公、婆婆、舅公、舅婆、阿叔、伯伯、阿姆、阿婶……
不知是出自天生的爱好,还是家庭熏陶的原因,陈藏器从小就喜好医药。凡集市贸易之日,只要见到有人设摊铺切脉诊治疾病与卖药,或者打街拳卖药,在摊铺四周的围观人群中,总能找见幼小的陈藏器。不是躬着背在使劲——从人缝中向人圈前钻,就是站在最前排,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观看着。
那时候,鄞地集市贸易的持续时间都不长,太阳露脸不到一个时辰,那设摊置铺的、就医看病的、观看热闹的、赶集买卖的人就开始渐渐散去,熙熙攘攘的集市贸易场所也很快空荡起来,而陈藏器,只要医生还在、药铺没撤去,就诊的病人依然坐在医生的对面,是决然不会离开的。除非是已近中午,或者到吃午饭的时间家人找过来了。
路过家附近的药店、常设的药铺,只要发现有人在买药,药店倌在抓药、称药、包药,坐堂医生在替人切脉诊病,陈藏器也常常驻足观望……
为人切脉、给人治病,是陈藏器儿时喜欢玩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陈藏器总是一会儿向伙伴们提出“要当医生”,一会儿提出“要做病人”。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小男孩,装扮成医生时,就真的像医生在替人切脉诊病,满脸的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装扮成病人时,又好像不是一个健康人,步态不稳,坐姿不正,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引得街坊邻居或倚门,或推窗,甚至踱步过来观看;惹得过往路人,无论男女老少,驻足观望一会儿才离开。
“哈哈哈……”瞧一眼陈藏器这副如痴如醉的逼真模样,都说:“这孩子天生是为人搭脉诊病做医生的料。”
“这孩子,念书识字了,依然这样……”陈藏器的长辈们虽认为凭着天赋与这近似于“痴”的偏爱,长大后的陈藏器不仅能当成医生,而且一定是个好医生、名医生,但长辈们对他的期望值更高。陈藏器的爷爷常常这么对自己的儿子说:“你们得好好管一管了,要不,就只是当一名医生了!”
应该说,当医生,是不错的职业,既体面又实在。两宋期间,因为宋太祖重医,宋太宗也喜好医术,收有医方1000余首,其后的宋朝历代皇帝个个效仿,民间更是把医生这一职业捧得天高。“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一典故,就出自北宋范仲淹身上。儒而知医在宋代是一种时尚,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耻。连被人誉为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任鄞县知县三年(1047~1049)的王安石,在与人交谈时也都这么自我标榜:“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子,无所不问。”
其实,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医药大发展的时期,重医更是唐朝历代皇帝的一大特色。如显庆年间(656~659),为编著《新修本草》,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有李、苏敬等诸多重臣参与。编写前,朝廷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形色,并要求画成图形,并附以图注说明;编写时,向全国征集各地所产的药材标本,并要求按标本绘制图谱。
不过,陈藏器的长辈们认为,与为官相比较,为医毕竟等而下之。而且,凭着陈藏器之聪慧,为官也是指日可待之事。
“陈家需要有人出人头地,需要有人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医儒有相通之处,只要儒学有成,退一万步说,就是当不成官,再为医也不晚。”一天,因病卧床的陈藏器的爷爷将儿子叫到床前,郑重其事地训导说:“起先,之所以未予理会,是因为藏器尚年幼,任由他无拘无束、天真烂漫地过。如今,岁数大了,依然如此,就有点儿意外了……玉不琢,不成器呀,再不管教可要耽误藏器的前程了……藏器藏器,决然不能成为陈家深藏之大器,而应是众人仰慕之大器也……要令天下皆知陈家所藏之大器!”
此后,陈藏器的父母便开始遵循父辈的意愿,有意识地强化少年陈藏器的功名利禄意识,经常讲述苏秦、孙敬刺股悬梁的故事……
逐渐长大的陈藏器十分体谅父母的良苦用心,不再在集市贸易日上街看医生切脉诊病,也不与小伙伴一起玩“医生与病人”的游戏,不去药铺、药店观看他人买药、抓药、称药、包药和坐堂医生替人切脉诊病等等。一心一意攻读诗书,走科举之路。
陈藏器变了,小伙伴们却没有变,依然隔三差五来找陈藏器玩游戏。碍于长辈之命与自己的志向,陈藏器总是婉言拒绝,或想方设法回避。几次三番不去,伙伴们的热情自然渐渐减退。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伙伴们也有了自己该做的事,或去干活,或去念书。不过,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念书或干活之余,难免有相逢之时。一碰面,儿时的伙伴偶尔也会回忆一番“医与病”的游戏。
有那么一个中秋的傍晚,少年陈藏器又与这些伙伴们相逢了。谁知相聚不到一会儿,一个叫陈大的小伙子居然呵欠连连,想回家去睡觉了。
“白天要上山砍柴、下田干活,常常天黑才回家,夜里又睡不畅,呵……”说着,陈大又打了个呵欠。
“哈哈,”有人开玩笑,“家里有老婆了吧?”
“什么老婆呀,是我爸呀,天天半夜三更咳嗽,”陈大说,“咳嗽起来声音还特别响,‘咳咳咳咳咳’连眠床、地板都在震动,椽子缝里的灰尘也被震下来了。”
“那得去看医生呀?”陈藏器说。
“铜钿呢?”陈大说,“我娘也劝我爸去看医生,可我爸说‘看医生看医生,医生看过就马上好了?咳嗽就咳嗽,咳嗽又不会死人’!”
“你爸的咳嗽,是痰多,还是痰少?”
“这……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看到,我娘是每天早晨帮我爸倒一次痰盂罐的。”
“那么……”陈藏器思索一会儿,又问:“你去与你爸说说看,先用半夏试试看?”
“半夏……”陈大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半夏?”
“半夏是一种草药,我看到过,你家屋后有……”陈藏器告诉陈大,半夏性温味辛,有燥湿化痰、和胃止呕的功能,主治痰湿水饮、呕吐、咳喘等症。半夏是在夏秋两季采挖的,主要用它的块茎。挖出来后,要洗干净,再去除外皮及根须,晒干后切成片或捣碎,加一点生姜,用天水煮,可以直接作为茶水饮。“我也是从书本里看到的,你爸的咳嗽可以试一试。”
“试试就试试,反正是不花铜钿的事。”陈大说,“不花铜钿治病,我爸咋会反对呢?不用去问他。”
“那好,趁这会儿天还没有黑,马上去采药……”陈藏器拉起陈大的手,也对其他的伙伴说:“走,大家一起去帮忙。”
谁知,药到病除……
这真叫一不小心,事情搞大了,接踵而来的是陈大的爷爷。他由陈大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推开了陈藏器家的门。
陈藏器的父母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在外面惹了事,连忙搬凳子倒茶。把茶送到陈大爷爷的手中,陈藏器的母亲才怯生生地问:“公公,你是……”
“我是专门来找藏器这孩子的,想请他为我搭搭脉……”陈大的爷爷满脸皱纹,老筋一抽一抽地说。
“您老是叫藏器搭脉……”陈藏器的父母顿时如坠入云里雾里。“藏器会搭脉治病?”
“是的,这孩子不一般啊,我儿子的病就是他给治好的……”陈大的爷爷的嗓音连同手上的茶杯一起颤抖着。“今天,特意过来,想请藏器为我搭一下脉,然后再让他说一句,我还有几天人可以做,能不能挨得过今冬明春。”
“……”陈藏器的母亲听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地回过神来:原来,在攻科举的同时,藏器看上了家藏的“闲书”。
陈藏器的父母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但了解、理解自己的儿子,而且对自己的儿子一直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藏器至善至孝,绝不会轻易违背父母的意志、改变自己的志向,既不可能放弃科举,也不会在“闲书”上下工夫;至于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有病时相求,是应该帮忙的,不能借故推却或敷衍了事。陈藏器的父亲还这样开导自己的夫人:“藏器聪明,年轻,记性也好,花上这么一点点时间,应无大碍……”
“是的,我也这么想。”陈藏器的母亲说。
也许,是四亲八眷、街坊邻居的“一点点”太多,而且越来越多,累加起来,占用了陈藏器不少时间。也许攻诗书、求功名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是像陈藏器这般聪慧之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唐时有关科举仕途的一种说法。其意思是,如果30岁考到明经,就显得太老了,而能在50岁考到进士的人不但不显老,而且非常的少。
在陈藏器求取功名的岁月里,科举考试的形式、科目等尚未形成定制,有制举和常举之分。制举,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书并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应试,每次录取的人数全国仅一二人,最多五六人,而且是不定期的,隔年或隔几年举办一次。常举,虽说每年举办一次,但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史科、三传、道举等几十个科目,在众士子的心目中以进士为贵、唯进士以求,各地有资格应试者多达数千人,而经过乡试、会试,最后录取的进士全国也不过30人上下。由于考取进士的难度高,因而到50岁考取进士的人还是非常少。
经逐级应试,逐年、隔年或隔几年再应试,直至开元(713~741)中,陈藏器才“金榜题名”,考取了进士,获得了三原县县尉之职。
那时候,陈藏器已经步入中年,成了当时鄞地颇有名气的医家,也开始了《本草拾遗》的撰写……
县尉是九品芝麻官,其职责是掌握、负责一个县的治安与盗贼的抓捕,大体上相当于现今的县级公安局局长。其级别,在县令之下,相当于现今的副县(市、区)级。唐代,县尉通常为进士出身初任之官,京畿县尉之职位尤重,而且毕竟没有辜负祖父和父亲的期望,也体现了自己的能力与水平,给大半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画上了句号。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科举之路只有亲历者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甜酸苦辣与考中后的心情。
那时候的陈藏器,有点儿踌躇满志了。
经过一番准备,陈藏器离开了鄞地。坐船骑马,赶去千里之外,当时京城长安所在地京兆府辖下的三原县上任。临行之时,陈藏器没有忘记携带攻科举时解困减压的三部药书——《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以及还未成稿的《本草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