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兴京永陵
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最古老最著名的建筑莫过于清永陵。清永陵为关外三陵之首，其余二陵为沈阳福陵（东陵）和盛京（今沈阳）昭陵（北陵）。永陵是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的祖陵。它建立在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二里外的启运山之阳、苏子河北岸的一片平阔之地的北部边缘上，它的背后紧紧地依靠着半月形的郁郁葱葱的启运山；它的南面，隔着苏子河水与其遥遥相望的是高高挺拔的烟囱山。这里是山环水抱的风水宝地。无怪努尔哈赤的先祖们选中这里作为家族安葬的地方。史书上明确提到的皇太极的生母孟古的安葬之地尼雅满山岗，很可能就在这一带。
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生有六个儿子，这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个祖父：长祖德世库、二祖刘阐、三祖索长阿、四祖即祖父觉昌安、五祖包朗阿、六祖宝实。也就是清前史上常常提到的六祖，也称为宁古塔贝勒（六贝勒）。兄弟六人分住六城，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环卫而居，长祖德世库居于觉尔察地，二祖刘阐居于阿哈河洛地，三祖索长阿居于河洛噶善地，祖父觉昌安居于祖居地赫图阿拉地，五祖包朗阿居于尼麻拉地，六祖宝实居于章甲地。赫图阿拉城与其余五城相距，近者五里，远者也不过二十里。
努尔哈赤的六个祖父在他们的父亲福满死了以后，把他葬在了今启运山的山脚下，而且宁古塔贝勒兄弟六人死后也很可能全都埋葬在了这一带。据李凤民先生研究的结果，我们确知，觉罗白秀的六世祖德世库（努尔哈赤的长祖）的墓葬就在永陵宝城外西北，觉罗西屯（或写作锡腾）的高祖父索长阿（努尔哈赤的三祖父）的墓葬就在永陵宝城外东北。此外在宝城外正西，还有不知官爵的觉罗祖墓五座，其墓主已不可考，这五座坟墓很可能也是六祖之中的其他人或是他们后人的墓葬。这些事实说明，早在永陵成为努尔哈赤家族的祖陵之前，福满（努尔哈赤的曾祖父）及其后人已经把后来的永陵一带作为自己家族的墓地了。
关于永陵始建的年代，已经无法考证，无论是有关努尔哈赤的清初四种实录，即《满文老档·太祖》、《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还是明朝和李氏朝鲜的相关资料，如《明实录》、《李朝实录》，均未发现此项记载。但是日本人前田升在其1938年出版的《永陵及其附近遗迹调查报告》中，却明确地提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努尔哈赤建成永陵”的说法。伪满铁道总局课员前田升说：“永陵乃清朝祖先之陵寝……据《兴京县志》记载：‘戊戌秋八月，谒陵礼成。’即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努尔哈赤建国之前建成。”（前田升著何波节译：《永陵及其附近遗迹调查报告》第23页。）
这是明万历二十六年努尔哈赤建成永陵的说法的首次提出，并且从此不胫而走，被史学家纷纷采纳，几成定论。李凤民先生较早怀疑此说法并且撰文加以批驳，他的论文题目是《清永陵始建“万历二十六年说”正误》。（李凤民主编：《兴京永陵》第152页。）
日本人前田升的《永陵及其附近遗迹调查报告》所引资料出自1936年张耀东、李属春修撰的《兴京县志》。前田升在引用该书时，截取了该书卷二“陵寝事迹”中的一句话：“戊戌年秋八月，谒陵礼成”。问题就出在他对原书的断章取义地引用上。为了说明问题，现把该书“启运山”一条的全文引用如次：“启运山，在兴京县西北十里。初，肇祖原皇帝、原皇后之陵共为一山，称兴京陵。神皋吉壤，奠我丕基，长发之祥，万年垂裕，我皇上孝思维则，赞绪迪光，四谒丹邱，志虔仪肃。戊戌秋八月谒陵礼成后，敬视寝原，增拓禁步，法制益严，诚唯圣人无加于孝，是以肇堙有成，情无弗至，礼无弗备也。”
这段话中，“谒陵礼成”的主语，即“我皇上”，乃是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在清朝入关后的诸帝中，亲自来兴京祭祖的，仅有康熙帝（二次）、乾隆帝（四次）、嘉庆帝（二次）、道光帝（一次）。在这四个皇帝中，能够“四谒丹邱”的也只有乾隆帝一人。上述引文中所说的“戊戌秋八月谒陵礼成后”，在时间上是指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这一年按干支纪年法为戊戌年，这是乾隆帝第三次来兴京祭祖。八月十八日，乾隆帝弘历在此行展谒礼，八月十九日，弘历在此行大飨礼。礼成后，弘历曾“敬视寝原”。至于《兴京县志》所说的“增拓禁步，法制益严”，则是指乾隆帝依照兵部尚书福康安之请，在“永陵正红门外添栅木三百四十三架，增设红桩六十四、白桩六十四、青桩三十六”。界牌及青桩上悬挂着警示牌，告示附近人等禁入陵区，青桩之内禁止设窖烧炭，白桩之内禁止行走、樵采、耕牧、厝葬、居住；红桩之内，则是寸草为重，擅闯陵区者格杀勿论。此外，这一年还重修了永陵的四周红墙。
《兴京县志》卷二“陵寝事迹”条与努尔哈赤修建永陵一事风马牛不相及。这里所说的戊戌年是乾隆四十三年，而不是万历二十六年，两者相差一百八十年，刚好是干支纪年的三个周期。日本人前田升的《永陵及其附近遗迹调查报告》对于《兴京县志》的古文没有进行推敲研究，便张冠李戴地把“乾隆谒陵”说成是“努尔哈赤建成永陵”，以致造成我国史学界以讹传讹的莫大错误。
现今的永陵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修建和形成的过程。远在努尔哈赤出生前，他的曾祖父福满死后就埋葬在这里。1583年正月，辽东总兵李成梁率明军攻打古勒寨，讨伐王杲之子阿台，攻克了古勒寨。在这一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祖父被寨内之大火烧死，他的父亲塔克世则被明总兵李成梁有意杀害，假托误杀。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兵害死后，努尔哈赤把二位老人也埋葬在了祖坟。这里就成了努尔哈赤家族的“老陵”。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迁都辽阳附近的东京城，之后，他选择东京城外四里的阳鲁山作为祖宗的风水宝地，大兴土木，启建陵寝。天命九年（1624年）四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派自己的三位族人前往“老陵”迁葬祖宗和其他人的灵柩。这次迁移的有觉昌安及夫人、塔克世及夫人，叶赫纳拉氏孟古（清太宗的生母）、礼敦巴图鲁（努尔哈赤的大伯父）、塔察篇古（努尔哈赤的五叔）、达尔汉巴图鲁（舒尔哈齐）、青巴图鲁（穆尔哈齐，努尔哈赤同父异母弟）、贝勒祜尔哈齐（努尔哈赤的五叔塔察篇古之长子）、努尔哈赤的继妃富察氏、长子褚英等。这些人的遗骨分别葬入东京陵，时称东京二祖陵。二祖系指觉昌安和塔克世。
努尔哈赤病逝后，天聪三年（1629年）二月，皇太极选定沈阳城东二十里浑河北岸的石咀头山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万年吉地，将努尔哈赤的灵椁迁葬于此地，同时将安葬于东京陵的生母叶赫纳拉氏孟古的宝宫迁来沈阳石咀头山，与清太祖合葬，这就是沈阳福陵，俗称东陵。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建大清国，称皇帝，按中国古代追尊四祖的制度，追封“四祖”为四王：追封远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儿）为泽王、高祖福满为庆王、曾祖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四王配享太庙。同时在兴京福满的祖陵东北为远祖泽王孟特穆设立“衣冠葬”，这样兴京始成“二祖陵”。这里所说的二祖系指孟特穆（猛哥帖木儿）和福满。于是兴京祖茔二祖陵与东京城北的二祖陵同时举行四时祭祀之礼。
顺治初年，清廷大举改建、扩建祖茔。兴京祖陵的主要建筑物，如启运殿、东西配殿、方城、神功圣德碑亭等，都在此时建成。顺治五年（1648年），改四祖尊号，尊远祖泽王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昌王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福王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二十一日，顺治帝福临“封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兴祖直皇帝（福满）陵山曰启运山，景祖翼皇帝（觉昌安）、显祖宣皇帝（塔克世）陵山曰积庆山，福陵（努尔哈赤）山曰天柱山，昭陵（皇太极）山曰隆业山”。（《清世祖实录》卷61.）永陵所倚之山的名称一直沿袭至今，仍然叫作启运山。顺治十五年（1658年），议政王奏议，根据钦天监的观测，兴京的永陵乃是天下第一之福地，东京陵的风水远远不及永陵，请求迁移景祖翼皇帝觉昌安和显祖宣皇帝塔克世的宝宫至永陵安葬。同一年，顺治帝福临又将安葬于东京陵的觉昌安、塔克世、礼敦和塔察篇古等人的遗骨，由东京陵迁回兴京陵归葬。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政府正式更改兴京陵名为永陵。由于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的四位祖先，即肇祖原皇帝孟特穆（系衣冠葬）、兴祖直皇帝福满、景祖翼皇帝觉昌安、显祖宣皇帝塔克世等“四帝”及他们的福晋“四后”，所以永陵又称为四祖陵。
清朝初年，永陵的建筑全部采用青砖青瓦，康熙十六年（1677年）永陵改建时使用了琉璃砖瓦。今天永陵的基本格局应该说是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定型的。关于乾隆对永陵的继续修建，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从永陵修建的漫长过程来看，永陵建成于戊戌年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之说是不正确的，纯属无稽之谈。
永陵的满语名称叫“恩特和莫蒙安”。主体建筑占地约一万一千多平方米，由下马碑、前院、方城、宝城、省牲所、果楼等组成。
在清代，永陵陵前（即永陵的南方）是十字形的甬路。在南北甬路上，据说曾经建有小桥，桥名叫作“玉带河桥”，今已不存。在陵前二里许的甬路两侧，各有下马碑一座，碑上用满、蒙、汉、回、藏五种文字镌刻着“诸王以下宫员人等，至此下马”的字样。陵前东西甬路两端，也备有下马石碑。原先木制的下马牌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改为下马石碑。
为保护祖陵，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代在永陵陵寝外围设有（由里向外）红、白、青三色界桩以及界牌、鹿角等保护设施。红桩距离陵寝一里，共六十四根。白桩在红桩之外二十丈，共六十四根。青桩在白桩之外十里，共三十六根。另在永陵东北方向的嘉禾沟东山、正西的羊祭台、正南的红旗堡、正北的六道沟等地，各设界牌一座。界牌及青桩上的告示牌警告军民人等，不许进入青桩界内设窑烧炭，不许进入白桩界内行走、樵采、耕牧、厝葬、设屋居住，违者将依法严惩。此外，在陵寝前方东、南、西三面还设有鹿角（拒马木）计一千七百九十二架。这样，永陵陵寝周围方圆数十里的范围都成为了禁区。
永陵的陵寝由前后三进院落组成。永陵的陵门叫作正红门，又称大红门、前宫门，为永陵的总门户，是一座面阔三间的硬山式黄琉璃瓦顶的建筑，内装三组六扇朱漆木栅栏对开门，是典型的满族建筑风格。
正红门内笔直的神道两侧，陵寝前院的正中，一字排列着四座单檐歇山式黄色琉璃瓦顶的碑亭。自东向西，四座碑亭之内分别安置着景祖翼皇帝觉昌安、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兴祖直皇帝福满、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四人的圣德神功碑。碑文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合壁刻写，汉文居右，满文居中，蒙文居左。碑高三点四四米，重达几万斤。
在正红门和四座神功圣德碑亭之间，东西两厢各有硬山式青砖瓦房五间。东厢为大班房，又称齐班房，西厢为茶膳房；四座碑亭之后，启运门之前东西两侧亦各有外廊式青砖瓦房三间，东为果楼，西为膳房。以上四所建筑，大班房是陵内值班守陵的掌关防官员人等值班守值的地方，其余三所都是制作祭祀祭品和洗涤祭祀器皿的所在。陵寝前院的东西缭墙的中间分别设有东红门和西红门。西红门外的西院为省牲亭和果楼。
方城为永陵的第二进院落，东西宽七十米，南北长七十六点八米，以高三点六米的缭墙回护着。进入方城的门户叫作启运门，又称内宫门。启运门为单檐歇山式通道门，高八点九五米，面阔三间，进深二间，长宽各十五米，黄色琉璃瓦顶。每间门有对开朱漆板门两扇，每扇门饰有九九共八十一枚圆形门钉，配有兽面门环。启运门两侧各有顺山红墙，墙高三点九五米，作为前院与方城之间的隔断。
启运殿又称享殿，位居方城的正中，是永陵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建筑，也是祭祀四祖的场所。
启运殿为三间，歇山式殿顶，殿高十三点五米，面阔十九点二五米。其下为高巩的坐台，台高约一米，周长约十米。启运殿居高临下，大有睥睨来者的气派。启运殿内设有肇、兴、景、显四祖的“大暖阁”四座，暖阁外套明黄色“纺丝油单披芦帽”，内设宝床一张，宝床上设小龛一尊，龛内供奉着神牌。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或二十九）四次大祭和每月朔望（初一、十五）的小祭二十四个，都要在此举行祭祀典礼。
启运殿的两厢为东配殿和西配殿，均为歇山式的建筑物，面阔三间，进深二间，黄色琉璃瓦顶，四面出廊。
永陵对于东西配殿的使用，不同于其他陵寝，如福陵和昭陵等。永陵的东配殿和西配殿的主要用途是在启运殿大修期间暂时取代启运殿，供奉四祖神牌和在这里举行祭祀：肇祖和兴祖供奉于东配殿，景祖和显祖供奉于西配殿。如果遇到大小祭期，便分别在东西配殿举行祭礼。此外，东配殿还用来存放祝版、祝帛和金银锞子等祭品，西配殿还有一项特殊用途，乾隆帝御制的《神树赋》卧碑即尊藏于此。如果遇有哪位祖先的忌辰，需要请喇嘛前来诵经的话，那么喇嘛诵经的地点也是在西配殿。
在启运殿的西南角，建有焚帛亭一座，是用青砖修砌的小亭，高三点二米，是清明、中元、冬至、岁暮等大祭之后，焚烧祝版、制帛和金银锞子等等祭品的祭炉。所谓祝版，是一块一尺多长的矩形木板，礼部官员在其上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祭奠死者的文字，在祭祀时由专职的读祝官于陵前高声用满文诵读，参祭的官员要跪着听，祝帛则是用赤、青、白、黑、黄五色线织成的绢帛（也有用三色线织成者），上面有的织有满汉文字，有的是无字的素帛，金银锞子是用金银箔纸制成的元宝。
启运殿后是永陵陵寝的第三进院落，称为宝城，俗称月牙城，是陵寝的心脏，这是努尔哈赤的四位先祖的墓葬所在地。它平面呈马蹄形，东西宽二十二点四米，南北长十八点七米，后有高三点六米的砖墙环卫。
宝城借山势建有上下两层台地。上层台地中葬福满，他很可能是死后就葬在这里，没有挪动地方，后来的永陵可能就是以他的墓葬为核心修建起来的，左（东）葬觉昌安，右（西）葬塔克世之遗骨，孟特穆及其福晋的衣冠则安葬于福满墓的东北隅。上层台地共葬有四帝四后。兴祖福满墓葬前长有瑞榆一株，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首次谒陵时封之为“神树”，并撰写了一篇近五百言的《神树赋》以颂扬它的神奇。下层台地左（东）葬礼敦，右（西）葬塔察篇古。礼敦是努尔哈赤的大伯父，塔察篇古是努尔哈赤的五叔父。
清帝国定鼎中原之后，清朝先后有四位皇帝九次拜祭永陵，这就是康熙帝玄烨二次（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四次（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嘉庆帝颙琰二次（嘉庆十年、二十三年），道光帝旻宁一次（道光九年），以敬天法祖，慎终追远，发扬祖先艰难缔造的创业精神，巩固大清江山的万年一统。
清帝国被推翻已经将近一个世纪，清政府所创造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制度也早已灰飞烟灭，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小罕子（努尔哈赤）初建祖陵的故事传说却在新宾县民间盛传不衰。这则故事的标题叫《神树》，故事说：
小罕子被外族打败，在北边住不下去，便把阿玛的尸骨从坟里起出，装在火匣子里，背起来逃走。一天来到一个平坦的伙洛，就是今天的永陵镇，他背着骨头匣子，不能进街住到大店，就在村西头挑了个小客店准备住下。店主一看来人背着骨头匣子，嫌晦气，就让他把骨匣子寄放在荒郊野外。他无奈冒雨来到北山，发现山根紧靠山坡的地方，孤单单地长着一棵合抱粗的大榆树，大树离地三尺来高的地方有个树丫把。他把骨匣子往上一放，正好，风吹得老林子山响，骨匣子却纹丝不动。他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心里祷告着说：“阿玛你若有灵，就自己保护自己吧，我明天再来背你。”
第二天吃完早饭，他急忙去取骨匣子，走到大树下一看，骨匣子不见了，惊吓得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差点儿昏过去。他站在大榆树下瞅来瞅去，终于看出了破绽，原来大榆树变样了，离地三尺的那个树丫把不见了，被山皮土给埋上了。小罕子啥也不顾，急忙用手扒起土来，他扒呀扒，扒得十个指甲缝都出了血，到底扒开了，看见骨匣子还是好好地夹在树丫把上。他伸手往下拿骨匣子，但是怎么拽也拽不动，急得他搓手挠头磨磨了老半天，冷丁想出了个办法，就是用斧子砍。
他匆匆忙忙到伙洛里借了把斧子，照着树丫把咔嚓就是一斧子，可是一斧子只砍了半寸深。他运足了劲，照着口子狠狠地又砍了一斧子，没想到这一斧子下去直震得他虎口发麻，可是只砍了不到一寸深。正在他发愣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从树丫把上斧子砍开的口子里丝丝拉拉地往外滴血。他心慌了，连忙撕下一条衣裳襟，将冒血的树丫把包扎好。他心想，老人家是看好了这个地方，便用手捧土把骨匣子埋了起来，又跪在地上磕了九个响头。可是等他站起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两个树丫把长在一起了，包扎的衣服布条也掉在地上，原来一抱粗的大榆树变成了标瓜溜直三抱多粗的大榆树。他嘴里不由地念叨着：“真是神树，真是神树！”他跑到苏克苏浒河边，搬了块大青石，用斧背在青石上凿了个记号，立在神树前。
小罕子在离山不远的地方搭了个马架子住下，带领女真族同胞在此种田狩猎，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陵宫，乾隆皇上还给这棵大榆树写了篇《神树赋》。
本书在采用这则民间故事时，略作文字改动。该故事的讲述人为刘同伦、石长青、马桂清，搜集整理者为新宾县文化馆干部孙英。
这则民间故事反映了永陵作为努尔哈赤家族的祖陵初建时的简陋情况。
2004年7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在我国苏州举行，正式将永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本节文字依据李凤民主编的《兴京永陵》一书写成，民间故事《神树》除外。
第二节 沈阳福陵
努尔哈赤的陵墓始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最初的名称为“先汗陵”。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去掉汗号，即皇帝位，改称皇帝，改是年为崇德元年，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成为清代的第一任皇帝。皇太极称帝后，将先汗陵定陵号为“瑚图灵阿蒙安”，汉语意为福陵，俗称东陵。
福陵的主体建筑建在高山之上，这是福陵区别于明清时代诸多皇陵的显著特点之一。福陵所在的高山，明代称为“东山”，清初称为石咀头山。顺治八年（1651年），清世祖福临亲政后昭封福陵所在的陵山为天柱山。
福陵南临浑河，北面和西面是马官桥河。《桥山圣记》说，浑河是福陵的“随龙之水”，而马官桥河是福陵的“配龙之水”。福陵所坐落的天柱山，山势高耸，地势开阔，独具形胜。天柱山往东，山峦起伏，众山连绵不断，有辉山、棋盘山、大台山、兴隆岭、龙凤山、金龟山等。福陵确实可以说是“川萦山拱，佳气郁葱”的佳城吉壤。
按风水学解释，福陵所在的天柱山与清朝的祖陵兴京永陵所倚靠的启运山“为同干分枝”，即是说，二者均发源于清朝的“圣山”长白山。长白山的支脉很多，向西伸出的主要有两道支脉：一条支脉为龙岗，另外一条支脉为吉林哈达。永陵位于龙岗山脚下，福陵所在的天柱山则是吉林哈达的余脉。吉林哈达从清原县英额门向西延伸，绵延百里之后，至观音阁地方析出四支，其中一支向西偏南，经过满堂乡东南部至浑河北岸结构成峰，天柱山为其末端。
从河流水系来说，永陵位于苏子河北岸。苏子河流到铁背山西端，在河夹心的地方，与发源于清原县滚马岭的浑河交汇，水势骤然加大，流出抚顺境，至福陵陵前的时候，河面宽阔，水流平稳，到沈阳城西折而南流，至海城附近与太子河相汇后流入大辽河，最后流进渤海。所以，无论从山脉和水系哪个方面来讲，福陵与永陵都属同一源流。
关于石咀头山即后来的天柱山，民间流行着两则神奇的传说，陆海英、王艳春合著的《盛京三陵》收录了这两则传说，现将其抄录于次：
一个传说是：努尔哈赤死后，即位的皇太极一直未能找到称心如意的风水宝地来安葬父汗，心中十分着急。一日他狩猎路过石咀山麓，只见山顶紫云缭绕，清气葱茏，就起了登山的念头。登上山顶一看，只见一条长蛇和一只雉鸡正在嬉戏、争斗，看见有人来了，雉鸡展翅飞上九霄，长蛇则化为一道光柱直冲云端。见此情景，皇太极立刻命人在山巅立巨石作为标记，说龙风相争之处必是福地，既是天造吉壤，以此作为父汗的万年吉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久，就在此建陵，将老罕王努尔哈赤葬在了这里。又因长蛇化为天柱，就将此山更名为天柱山。
另一则传说则称：正在皇太极发愁找不到风水宝地时，钦天监大臣启奏说，沈阳城东的天柱山乃是长白山的余脉，它后靠大台山，中间还夹着一道兴隆岭，是常言说的两山夹一冈，辈辈出皇上的好地方，但必须找到山上的一百眼清泉后，才能安葬先王的龙体，因为只有这样，大清的江山才能一统万年。皇太极听后，急忙点齐一百御林军，以百天为限去找那百眼山泉。众人花了九十九天，找到了九十九眼山泉。可是第一百眼山泉却怎么也找不到。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翁出现了。他说：天柱山上的一百眼泉水构成一条天龙之形，而这第一百眼山泉乃是百泉之首，即龙头之所在。这眼山泉冬季热气氤氲，夏日彩虹由此升起。自己已守护这条龙脉多年。现在他愿意说出来以保大家的性命。在他的指点下，人们终于找到了这至关重要的第一百眼山泉。于是，天聪汗皇太极就在天柱山上修建了福陵。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后，由于清太祖的陵寝尚没有兴建，努尔哈赤的子侄们把努尔哈赤和生殉的大妃阿巴亥等三妃暂厝于沈阳城内的西北角。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修建的清太祖陵墓竣工。这座陵墓，据朝鲜皇太子李说，就是一座如同库房一样的三间瓦房，瓦房前面有一个小门，这即是所谓享殿，享殿之外有围墙环绕，其前面设有三层门楼，这就是最初的福陵。
天聪三年二月十三日清明节的那天，皇太极率兄弟子侄、诸贝勒等人举行隆重的葬礼，将先汗努尔哈赤及生殉的大妃阿巴亥等三妃的宝宫（装骨灰的瓷瓶）迁往石咀头山新坟安葬。在这之前，皇太极又派大臣先期到辽阳东京陵，将孝慈高皇后叶赫纳拉氏孟古、继妃富察氏等人的宝宫也迁来石咀头山同时安葬。
但是福陵的修建并不是到此结束，除皇太极的天聪朝和崇德朝继续修建外，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都对福陵进行新建、扩建或改建，前后经历了近百年的兴建，福陵才逐渐形成今日的面貌。
清代前期，即在顺治、康熙两帝统治时期，就已经明确划定了福陵管辖的庞大范围，它东起兴隆铺，西到毛君屯，南起三家子，北到长岭，长宽各二十里有余。乾隆时期对陵区的保卫益加严格，在陵区管辖范围之内，设立三层不同颜色的木桩；最外一层木桩为青色，共三十六根（或说四十根）；中间一层木桩是白色，共二百六十一根；里边一层木桩是红色，共二百七十一根。这些木桩史称“界桩”。界桩之上悬挂着警示木牌，木牌上分别写着“红桩以内寸草为重”、“白桩以内禁止樵采”、“青桩以内禁止烧造”。此外，还制定了对违犯者的具体惩治刑罚。环卫陵寝正门立有栅木一千零五十四架，东西两侧竖立界碑四座。这样，福陵周围方圆二十里以内就成为了禁地，禁地界址的周长达到九千七百六十八米。这是一个庞大的禁区。
在层层严密保护之中的是巍峨壮观的福陵陵寝的系列建筑群。福陵坐落在浑河北岸，坐北朝南，从天柱山的山脚下的平原向北随着山势上升，直至山巅，这种独特的建筑，在清代诸皇陵中还属仅有的一例。
福陵的陵前区，即福陵的总门户正红门以外至浑河北岸之间的地区叫作明堂，这是一片开阔地，南北长约八百米，这一地区设有石牌坊和华表。福陵正门外东西两侧各竖立着一座石牌坊。石牌坊是标志性建筑物，福陵前的两座石牌坊标志着陵寝的起点，它是四柱三楼歇山式牌楼，其四根方形折边石柱都是出头柱子，因此牌楼又叫冲天牌楼。在正中间的坊心上竖书满、蒙、汉三种文字，内容是“往来人等，至此下马，如违，定依法处”。这两座石牌坊是福陵的最早的建筑物，在清代的诸多陵寝中别具一格，其他陵寝都是一座牌坊。
在石牌坊内侧，在顺治七年（1650年）立有两根石望柱，石望柱又称华表。东侧的华表刻着“日”字，西侧的华表刻着“月”字，这两个字可能是表示福陵将同日月同辉。
福陵的正门叫作正红门或大红门，是福陵的总门户。门前立着两个石狮子，象征着福陵的威严。
正红门为单檐歇山式仿木架结构的建筑，上顶满铺黄色琉璃瓦。正红门通宽十二米，通深六点九米，共三间，设拱形洞门：其明间（正中的一间）叫神门，是供所谓墓主之神灵出入的门户，该门平日不开，只是在一年四个大祭时供抬祝版、制帛以及抬其他祭品的官员进入，其他任何人不得行走；东次间叫做“君门”，顾名思义，是供皇帝祭陵时出入之门；西次间叫“臣门”，是供祭祀大臣出入之门。
正红门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琉璃影壁，由于它的位置如同人的衣服袖子开在两边，所以又称“袖壁”。这两座影壁上的云龙图案已使其成为福陵的象征性标志之一。影壁的两边则是围绕陵寝的风水红墙。风水红墙的东西两面，各开有东红门、西红门一座。
进入正红门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道、华表和石象生。
正红门内，有三条笔直的石铺甬路叫作“神道”，“神道”是供陵主的“神灵”行走的专用道路，再就是那些运送祭品入陵和抬运祭品的官员也准许在这条路上行走，其他人等一律严禁通行，违者严惩，惩治的办法，简言之，就是“横走罚，竖走杀，马过削蹄”。
正红门以北，一百单八蹬以南的神道两侧排列着一对华表，四对石象生，又一对华表。其中的四对石象生自南至北依次是俯卧的骆驼、站立的石马、蹲踞的石虎和坐姿的石狮。
福陵的以上建筑物均建于平地之上，从一百单八蹬开始，福陵的建筑物开始沿着45度的斜坡向上爬高，直到山顶。
所谓一百单八蹬就是一百零八级台阶，全长大约四十米，宽七米，地面上原来是用青砖砌成，现在已全部改用条石。路的两侧砌着高一米、上面覆盖着黄色琉璃的扶手墙。福陵的一百单八蹬在明清的诸多皇陵中是仅有的一例，即使是在依山而建的唐代陵寝中也不见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
一百单八蹬的两端各建有神桥一座，两桥宽约六点九八米，下面的神桥长约二十五点六米，上面的神桥长约十三米。两桥均为单孔拱券桥。所谓神桥，是因其建在神道之上而得名。这两座神桥是为了排除雨水对福陵的冲刷而兴建的。
过了一百单八蹬和上神桥之后，在开阔平整的高高的台地上，在神道的中央矗立着一座九脊重檐歇山式建筑物，这就是神功圣德碑亭，又叫大碑楼，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增建。
依照清制，清代帝王陵寝的神道与方城隆恩门之间不直接面对，必须有一座建筑相隔，这叫作“一眼望不断”，以寓意大清江山万年不断。福陵和昭陵为达到这个目的，在神道正中修建了神功圣德碑亭。此外，福陵借着山势还修建了一百单八蹬，这两种建筑物就起到了双重阻隔的作用。
福陵的神功圣德碑亭正中立着一甬巨大的石碑，该碑通高六点六七米，碑高五点五米，宽一点八米，厚零点七二米，重达十万斤之巨。碑座为“龙趺”，长四点八米，高一点一七米，宽一点九米。此龙四足，有尾趺。传说，它是龙所生的九子之一，力大无比，善负重，名曰“赑屃”（音必细）。碑额为“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碑文刻在碑阳，用满汉两种文字合壁刻写，满文在左，汉文在右，全文约有两千余字，碑文的满文撰写者为康熙帝玄烨，汉文为著名书法家顾观庐所书。顾观庐官至工部侍郎，其书法深受康熙帝赞赏。
福陵的神功圣德碑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每当天气阴晦多雨的时候，石碑的背面就会显现一位好像“观世音”女佛神像的影像。沈阳人称之为“神碑幻影”或“美女石”。无独有偶的是，昭陵（北陵）的神功圣德碑也有同样的现象。至今，游客依然争相目睹。
在神功圣德碑亭的两侧，相对建有单檐歇山式顶的建筑物，东侧的南为茶膳房，北为果房，西侧的南为涤器房，北为省牲房。这些都是制作供品和洗涤祭器的所在。
过了神功圣德碑亭，便是福陵的硕大坚固的方城。在明、清两代的诸多帝陵中，惟有沈阳的福陵和盛京（沈阳）的昭陵二座帝陵的方城堪称为名副其实的城堡，其他的明、清帝陵的方城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围城而已。福陵的整个方城全部用砖石砌造，城上修有整齐的雉堞，以供守卫者对外射箭之用。城上还修有两米多宽的马道。福陵的方城呈长方形，短边向前。在城门（隆恩门）内侧的两旁修有梯蹬可供人们上下方城。在方城的四个转角的地方，还建有角楼。福陵的四座角楼均为二层建筑，底层开有拱门，角楼内有木制楼梯可通二楼。这分明是一个小小的完整的防御体系。这大概是由于最大的敌人明朝尚在的缘故。
福陵方城的门户是隆恩门，它位于方城的正南。隆恩门为单体拱形门洞，门洞进深十二点三米，宽三点零九米。门洞正中有合扇木门，门楣正中有石门额，外门额光素，内门额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刻写，汉文为“隆恩门”三字。方城的北面还有一门。
在方城北部的正中，巍然屹立着的建筑物就是隆恩殿。隆恩殿是福陵的最核心的建筑，是供奉清太祖和孝慈高皇后的神牌的地方和举行大小祭祀的中心场所。隆恩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全长十六点五米，宽十五点二米。殿内没有天花板，梁架裸露，上面直接施以彩画，这种装饰方法称为“彻上明造”，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山海关外早期建筑的特点之一。隆恩殿坐落在高大、宽敞的汉白玉台基之上，四门八窗，周围出十二根廊柱。殿顶铺着黄色琉璃瓦，檐角飞翘，檐下有用满、蒙、汉文字书写的“隆恩殿”匾额一块。
隆恩殿内正中设有大暖阁一座。所谓暖阁就是由木隔扇、隔断板、天花板等在殿堂内建起的一座小型房子。大暖阁外罩黄缎披庐帽，内设宝床、被、褥、枕头，此外，在暖阁内还设有小暖阁一座。在小暖阁里供奉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纳拉氏孟古的神牌。小暖阁挂有帷幔。
每遇大祭、小祭、清太祖和孝慈高皇后的忌辰、和皇帝前来祭祖的日子，都是在此举行祭祀活动。
隆恩殿前面的神道东西两侧各有东西配殿一座。东西配殿的建筑风格极为一致，均为歇山式，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四面出廊，顶铺黄色琉璃瓦。但在功用上却有很大差异。
东配殿的用途有两项：一项是存放祝版和祝帛。大祭的前一天，盛京礼部要将祝版和祝帛等物品送到福陵。这两件祭物非常重要，它们是前来祭祀的皇帝向先帝、先后表达哀思和祝愿的文书，送到福陵后，就暂时存放于东配殿内。次日凌晨，盛京礼部读祝官和赞礼郎等人到东配殿向祝版和祝帛行一跪四叩头礼后，将祝版请出殿，由正中神道来到隆恩殿西廊下，置于供案之上；祝帛则要请至隆恩殿内，放在供案上专门盛帛的篚内。东配殿的第二项功用，是存放神牌和临时祭祀。每当隆恩殿大修时，都要将殿内供奉的清太祖和孝慈高皇后的两座神牌由隆恩殿请至东配殿暂时供奉，等到隆恩殿修葺竣工之后，再重新将神牌请回。神牌在东配殿供奉期间，遇有大祭、小祭及其他祭祀，一律在东配殿按制举行。因此，可以这样说，东配殿在陵寝中所处的地位仅次于隆恩殿。
西配殿的作用单一，它是清太祖“忌辰”（八月十一日）大祭和孝慈高皇后的“忌辰”（九月二十七日）大祭时，喇嘛们诵经作法超度亡灵的“道场”。
在西配殿前有一座用汉白玉雕造的小亭子式的仿木建筑，叫作焚帛亭。它是用来焚化所有祭品，如祝文、祝帛、金银纸锞等的地方，又称为燎炉。在祭祀临近尾声时，执事人员捧着所有需要焚化的祭品送到焚帛亭内火化，皇帝或者主祭者要站在隆恩殿月台上的望燎位上行注目礼，这称为“望燎”，以示孝心。
在隆恩殿之后，是一座二柱门，二柱门又叫“棂星门”、“冲天牌楼”、“照牌”。门为夹山顶，上顶覆盖着黄色琉璃瓦，两旁各有一根方形通天石柱，石柱高约八米，石柱的顶部有方形须弥座，座上有一石狮，石狮坐南朝北。额枋下正中为对开合扇门，两旁实以木板。此门平时不开启，只有在大祭的时候才能洞开，因为这里是祭陵时皇帝或主祭者献酒、举哀（哭陵）的地方。
为了祭祀的需要，在二柱门后设有一长条石案，称为石祭台。石祭台用汉白玉雕刻而成。上面摆着石五供一堂。石祭台可以说是石雕艺术的珍品，其石座上既刻有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腸等“佛八宝”，又刻有汉钟离的温凉扇、曹国舅的阴阳板、吕洞宾的宝剑、蓝采和的横笛、铁拐李的火葫芦、何仙姑的荷花、韩湘子的花篮和张果老的渔鼓等道家“暗八仙”。此外，石桌周围还刻有柿子、如意、净瓶、鹌鹑等，以上图案的寓意是，将所有的宝物都献给陵主清太祖高皇帝和高皇后，并有“事事如意”、“平平安安”之含意。
明楼，也叫大明楼，坐落在方城正北的城台之上，与南面的隆恩门遥遥相对。准确点说，大明楼是建在方城上的又一座碑亭，是重檐九脊方形碑亭式建筑，黄色琉璃瓦铺顶。屋檐的正面悬挂着的门额上刻有满、蒙、汉文字的“福陵”二字。楼内正中竖立着汉白玉石碑一甬，该石碑的碑头为龙首，正中开光部分用满、蒙、汉文篆体刻着“大清”国号，碑身正面也用满、蒙、汉三种文体刻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庙号和谥号，满文居中，蒙文居左，汉文居右，其汉文是“太祖高皇帝之陵”，这是努尔哈赤的庙号和谥号的简称，其全称是“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这个碑就是福陵的圣号碑。
大明楼成为福陵中的最高建筑物，它矗立在方城的尽头，为福陵的所有建筑物作了一个强有力的收束。过大明楼，人们看到的就是清太祖的宝城地宫了。
月牙城在方城之北，由于它的形状如同弯月，故而取了这个名字。它是一座空城，这是为从方城到宝城的过渡而修筑的一个特殊空间。在空旷、沉寂的月牙城里，在北墙的正中镶嵌着一座彩色琉璃照壁，照壁名为“月牙照壁”。据说，这座照壁是福陵地宫的入口。
月牙城之北就是福陵的宝城了。宝城是一座半圆形的城，因此又叫做“团城”、“罗圈城”，是用青砖垒砌而成，城上外有雉堞，内有女墙，马道朝外倾斜，以便排除积水。围在宝城中间的是一座高大的圆丘，叫作“宝顶”，又叫“独龙阜”，这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坟丘。宝顶高约七米，周长约110米。它是用三合土（白灰、黄土、砂子）掺和堆筑，再层层夯实，并进行五次“盘踩”而修造完毕的。这五次盘踩据说要用“童子夯”，所谓“童子夯”，就是用十岁左右的男童踩踏。每次盘踩之后都要在三合土上加掺糯米汤，糯米汤冷却之后坚固如铁。最后在宝顶的外皮还要抹上一层厚厚的白灰，使其表面光洁如镜。大约在乾隆时期，曾在宝顶上栽了一棵榆树，显然这是附会永陵的神树。
宝顶之下是陵寝的心脏地宫。据《黑图档》记载，福陵的地宫建于康熙二年（1663年）至六年（1667年）之间。先修地宫，次修宝顶，最后建成宝城。福陵地宫内所安葬者，除了清太祖、孝慈高皇后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后妃，至今尚不得而知。
福陵周围有多座陪葬墓，除了他的儿子和“皇姑”外，最令人注目的是努尔哈赤的股肱之臣额亦都和费英东的陪葬之墓。
额亦都姓钮祜禄氏，于天命六年（1621年）病逝于东京城，终年六十岁。努尔哈赤得知消息，十分悲痛，亲临其丧，大哭三次。额亦都死后最初葬于辽阳以东。天聪三年（1629年）为努尔哈赤建造福陵时，将其与费英东的墓葬一起迁至福陵近旁重建陪葬墓。额亦都的陪葬墓建于山里红屯。
额亦都的第八子图尔格（实际上他是额亦都的养子）病逝于顺治二年（1645年），谥号忠义，配享太庙。图尔格死后归葬于山里红屯其养父额赤都墓旁，这样图尔格之墓也成了努尔哈赤的陪葬墓。额亦都、图尔格二人的陪葬墓都在“文革”期间被平毁。
费英东，姓瓜尔佳氏。天命五年（1620年）费英东被提升为三等总兵官，不久病逝于界凡城，终年五十七岁。费英东之墓最初建于界凡城附近。天聪三年（1629年）修建福陵时，费英东以生前亲信大臣的身份陪葬，将其墓葬迁至福陵西面，今沈阳市二台子东的土岗上。顺治十六年（1659年）和康熙九年（1670年），清世祖福临和清圣祖玄烨分别为费英东墓赐碑。费英东之墓也在“文革”期间被平毁。
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的一百五十年间，清朝前后有四位皇帝十一人次到福陵祭祖。清圣祖康熙来过四次（康熙十年、二十一年、三十七年、六十年），清高宗乾隆帝来过四次（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清仁宗嘉庆帝来过二次（嘉庆十年、二十三年），清宣宗道光帝来过一次（道光九年）。
福陵山川钟秀，松柏参天，天然的佳景配以人工的造物，景象十分迷人。清末有一位自号“锦运馆主”的文士，将福陵的景色概括为八景，这八景是：“龙滩垂钓”、“引水归帆”、“宝顶凝晖”、“天桥挂瀑”、“泉沟采药”、“柳甸闻莺”、“明楼过雨”、“西山映雪”。
站在福陵坐落的天柱山上，确有一种辽远、开阔、壮伟的感觉，令你沉思，令你遐想。
自1929年起，福陵被辟为东陵公园。2004年7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在我国苏州举行，正式将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本节文字根据李凤民《话说福陵》写成，也参照了陆海英、王艳春《盛京三陵》一书。
第三节 盛京昭陵
昭陵是大清的开国君主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哲哲的陵寝。地址在今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12号。由于地处沈阳旧城北约十里，所以俗称北陵。
昭陵起建于崇德八年（1643年）。顺治元年（1644年）定陵名为“额亦登额蒙安”，意思是“光耀之陵”，汉语名称为“昭陵”。
昭陵的辖地范围，据历史文献记载，东起二台子，西到小韩屯，南起保安寺，北到台子（可能是今三台子），东西南北各在二十里以上，周长为九十里左右。
为了保护昭陵的巨大的辖地范围，在陵寝四周设有有效的安全设施和禁地标志如界牌、鹿角木和青、白、红三种颜色的界桩。
鹿角木设于陵前的东、南、西三面，计四百四十二架，以遮挡人畜。
界桩是围绕在陵寝四周而埋设的木桩，分别油饰为青、白、红三种颜色。红桩设在距陵寝风水墙一里的地方，共一百二十余根；白桩设在距红桩约七十米外的地方，共九十根；青桩设在距白桩之外十里的地方，共四十根。
界牌设在陵寝四面的主要通路之上，界牌之上写有警告文字说：红桩之内寸草为重，白桩之内禁止行走，青桩之内禁止樵采、采石、开窑烧炭等，违者按律治罪。《大清律》对违犯者规定了非常详尽也非常苛酷的惩治办法：如在红桩以内盗砍树株，取土取石，开窑烧造，放火烧山者，比照盗大祀神御物律处斩，从者发近边充军。若在红桩以外，官山界限以内，除樵采枝叶外，有盗砍官树开山取石、掘地成壕、开窑烧造、放火烧山者，在红桩以外、白桩以内的即照红桩以内减一等，为首者发近边充军，从犯杖一百，徙三年。如在白桩以外，青桩以内者，为首杖一百，徙三年；从犯减一等，杖九十，徙二年半。如在青桩以外，官山以内者，为首杖九十，徙二年半，从犯减一等，杖八十，徙二年。私入红桩以内偷打牲畜（草），为首者在犯事地方枷号两个月，期满发极边充军，从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徙三年。如果遗失火种，以致燃烧草木者，在犯事点枷号两个月，期满发往新疆种地当差，从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徙三年。如延烧至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从者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如果所伐树木关系山陵荫护，盗砍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不论是守陵的官兵还是平民百姓，为首者斩，从者充军（转引自陆海英、王艳春《盛京三陵》第125页）。关于对冒犯皇陵者的惩治，清代流传的民谣虽然简洁明快，但是颇能说明问题：“动了皇陵一根草，官司吃不了；动了皇陵一棵树，脑袋保不住”。陵禁之严可想而知。
昭陵的宫外区包括下马碑、华表、神桥、石牌坊、省牲厅、更衣厅、蛇神庙、钟亭等等。
下马碑，是指示过往行人立即下马、下车、下轿，步行通过的标志性建筑物，昭陵四周的下马标志在清初时为木牌，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帝弘历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东巡时决定将盛京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及盛京宫殿（今沈阳故宫）前的下马木牌改成石刻的下马碑。盛京工部奉旨制造，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最后镌造完工，立于上述四个场所。
昭陵四周共立有六座下马石碑：正红门前的神桥之南立有二座，东红门外、西红门外各立一座，另外两座立于原来的白桩附近，即今天的新开河北岸，北陵军人俱乐部附近。这六座下马碑中，属于立在陵前的四座碑是立在新开河北岸的两座和立在神桥之南的两座。六座碑的碑文不完全相同，其中立在新开河北岸的两甬石碑的碑文是用满、蒙、藏、回、汉五种文体刻写，碑文是：“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阴的文字与碑阳的文字完全相同。其他四座下马碑的碑文用满、蒙、汉三种文体刻写，碑文是：“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华表，又叫擎天柱、万云柱、蟠龙柱等。华表的历史渊源十分久远，或说华表从尧舜时代的诽谤木演变而来。从元代开始，华表被用于宫殿建筑，明清时期被广泛应用在陵寝建筑上。
昭陵的华表高约八米，周长一点五米余。昭陵有华表柱三对：一对在正红门外，距离下马碑不远的地方；第二对在石象生之前；第三对在神功圣德碑碑亭之前。
昭陵的华表柱柱顶有两种，一种是桃形望柱头顶，又称海石榴；另一种是怪兽。华表柱顶的怪兽披麟挂甲，其尾巴与鬃发相连，样子似犬非犬，作昂首跷尾引颈高啸状。据说这种兽名叫“抵”，又称为犼，厉害异常。所以把它锁在华表柱上，让它守护皇陵在华表柱顶的蹲踞方向不同，有的面南，有的朝北。面向南的犼寓意“盼君归”，意思是劝告、盼望后嗣皇帝前来祭祀，不要忘记缅怀祖宗的恩德；面朝北的犼寓意“望君出”，意思是劝慰祭祀者不要长时间地沉湎于哀痛之中，祭毕节哀而出吧！
神桥位于正红门外，是一座三孔拱形石桥，桥两端有守桥的石狮子两对，桥下是季节性水道，可供陵寝排除夏季的积水。
神桥向北是石牌坊。昭陵的石牌坊位于正红门前，是一座仿木架结构的四柱、三间、三楼牌楼，歇山式顶子，高约十米，长约十四米。牌楼在明清皇陵中是一件典型的建筑物，是为祭礼仪注的起点，就是说，祭陵者进入牌坊门之内，就等于进入祭祀状态了。牌坊对于昭陵来说也是起着装饰陵寝，增加陵寝气势的作用。
位于牌坊和正红门连线西侧的是省牲厅，又叫宰牲厅，位于连线东侧的是更衣厅。省牲厅是大祭、小祭前备制“太牢”（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少牢”（古代称祭祀用的豕和羊）的场所。该建筑今已不存。更衣厅是皇帝祭陵前后更换祭服的处所。该建筑今已不存。
在正红门以东约四十米的地方，有一座蛇神庙。相传，从前这一带有一条红头蟒蛇。时常有人看见红头蟒蛇到浑河边去喝水。经过皇帝特许，给红头蛇修了这座蛇神庙，以祈求其保护祖陵的安宁。
东红门处以东不远的地方，曾有一座钟楼，楼内悬挂着一口顺治十五年（1658年）铸造的铁钟。关于此钟的用处，民间传说是昭陵举行大祭和小祭时敲击的“祭钟”，每至祭日的正午均要鸣钟，这就是所谓“钟鸣鼎食”，即击钟列鼎而食（吃饭的时候奏乐、列鼎），形容贵族的豪奢排场。现在钟亭已经不存在了，但古钟仍在西配殿内收藏着。
综观上述，昭陵陵前区的建筑可谓十分庞杂。
昭陵的陵宫是指红城以内的区域，其范围南起正红门，北至隆业山，南北长约五百米，东西宽约三百余米，四面由红墙环绕着。从正面进入这个区域，必须经过大红门或称正红门。
正红门又称为大红门，是昭陵的总门户，采用单檐歇山式顶，顶上满铺黄色琉璃瓦。正红门开有三个拱形门洞，每间门洞中部设有对开的两扇红木门，门上饰有六角形兽面“铺首”及八十一颗金色门钉。门钉横竖各九行。
大红门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琉璃袖壁，长八点五米，高五米。袖壁两旁是环绕陵寝的红墙。红墙也称为风水围墙，墙裙、墙顶均用黄色琉璃构件装饰。东西两侧的风水红墙中间分别开有一门，叫做东红门、西红门。东、西红门都是单间拱形洞门。
正红门正中的一间被称为神门，这是供昭陵的陵主清太宗皇太极和他的皇后孝端文皇后的神灵进出的门户，也供二人的棺椁神牌等通过，此门平时不开启，只在昭陵举行大祭的时候才打开，但是除了那些抬祭品、祝版、祝帛等用品的官兵可以从神门入陵外，其余任何人都不允许从此门进入陵寝之内。正红门东侧一间称为君门，是皇帝前来祭陵时走的门，西侧一间称为臣门，是祭陵大臣出入之门。东红门，西红门，是守陵官兵，清扫的夫役们通行之门。
进入大红门向北有三条用石板铺成的笔直石路，其中正中间与神门连接的甬路叫“神道”，又名为“参道”，是专供陵主的“灵魂”出陵时行走的道路。神道和神门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在大祭时，除了抬运祭品、祝版、祝帛的官兵可以在上面行走之外，其他人一律禁行，违者重惩：“横走罚，竖走杀，马过削蹄。”
大红门以北，神道两侧，自南而北，首先是一对华表柱，然后是六对石象生。六对石象生分别是：坐石狮，坐石獬豸，坐石麒麟，立石马，卧石骆驼，立石象。这六对十二座石象生，被人们称为十二羽林军。
在这六对石象生中，可供称道的是一对立石马。长期以来，人们公认昭陵里面立着的石马乃是清太宗皇太极生前非常喜爱的两匹坐骑的雕像，一个叫“大白”，一个叫小白。据说皇太极身材魁梧，每次作战都得骑一匹马，备用一匹马，他骑大白每天可行军一百里，骑小白每天行军五十里。崇德六年（1641年），辽西松、锦会战开始，皇太极就是乘这两匹战马从盛京出发急驰前线亲自指挥作战的，使得这次战役中，清军大破明兵十三万，生擒蓟辽总督洪承畴，将松山、杏山、塔山相继攻下，锦州不战而克，锦州守将祖大寿再次出降，在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清双方的这次最重要的战略决战中，大白，小白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表彰这两匹战马的功绩，在皇太极驾崩之后，便将二马的雕像立在陵前守陵。乾隆帝弘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所作的《昭陵石马歌》中说：“陵图石马拟翁仲，古即有之识与共，昭陵石马独超群，大白小白奏殊勋。”
大碑楼也叫碑亭，详称为神功圣德碑楼。它建于昭陵的六对石象生和一对擎天柱之北，刚好坐落在神道之上，这是一座重檐歇山式建筑，楼顶满铺黄色琉璃瓦，内外的枋、梁、柱均施彩绘，四面各有一个拱形门，亭子正中立有一甬“大清昭陵神功圣德碑”。此碑通高六点六七米，碑身高五点四五米，宽一点七六米，厚零点七一米。碑座是“龙趺”，长四点六七米，高一点一一米，宽一点九米。龙趺的外观为龙头，四足，传说“龙趺”为龙子，龙共有九子，每子都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并且都为自己选择了能够发挥专长的职业。龙趺是龙的九子之一，本名叫赑屃（音必细），力大无比，擅于负重，所以选择驮碑。凡是皇帝，皇后，亲王的陵墓之碑全由其来驮负。
昭陵神功圣德碑的碑身刻写着长达近两千字的、歌颂皇太极一生的文治武功的赞美文字。碑文由著名文臣张英、高士奇等人撰拟，由康熙帝玄烨御览钦定，由书法家顾观庐书写。
昭陵的神功圣德碑亭之所以建在神道之上，是让其起到阻碍视线的作用，当时的人称这为“风水一眼望不断”。如果进入正红门即能看见陵寝门，在当时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事。故此，为了保证皇陵的风水，在设计皇陵时，特意在神道上建了这样一座建筑物，既可以在这里缅怀祖先的功业，又可以让其起到“风水一眼望不断”的作用，昭陵的神功圣德碑亭起到了神道碑亭与神功圣德碑楼的双重作用。
昭陵的神功圣德碑亭有一种怪异的现象，每当遇到阴雨天气，碑的背面就会显现出好像关羽关圣帝君的身影，老沈阳人称此碑为神碑。
神功圣德碑楼再往北，在神道东侧有仪仗房和茶膳房，在神道的西侧有涤器房和果房。这几处建筑是储存祭祀仪仗、洗涤祭祀用品和制造祭祀供品的场所。
过了神功圣德碑楼之后，就看到了隆恩门，隆恩门是进入皇太极陵寝方城的正门，这标志着昭陵正红门区的结束，中心建筑或称供祭祀使用的建筑系列的开始。
昭陵的隆恩门门下为拱券式门洞，门楣顶部竖有石刻的门楣，其上用满，蒙，汉三种文体竖刻着“龙恩门”三个大字。门洞中间有木门两扇，外包铁皮。隆恩门的顶部有门楼，俗称“五凤楼”。楼凡三层，三滴水式建筑，顶为歇山式，上铺黄色琉璃瓦。五凤楼面宽三间，进深二间，上下三层，式样酷似盛京皇宫的凤凰楼。此楼为昭陵中的最高建筑物，据说以前天气晴好时，登上斯楼远眺，百里之外的辽阳太子河依稀可见。
以隆恩门为起点的方城，由青砖砌筑而成，东，西，南三面有雉堞（垛口）及女墙，北面砌成宇墙。隆恩门两侧有“马道”可供上下。马道宽五点四米。方城的四角有角楼，角楼为二层，均为一间，用黄色琉璃瓦铺顶。方城戒备森严，俨然一座封建城堡，据说方城是盛京城的缩影。
在方城偏北的正中神道上建有隆恩殿。隆恩殿又称“享殿”，是祭祀陵墓主人清太宗皇太极及孝端文皇后的场所。隆恩殿的定名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
隆恩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单檐歇山式，四面出廊，黄色琉璃瓦铺顶，殿内无天花，梁架裸露，上面施以彩画，具有山海关外满族的早期建筑特点。
隆恩殿建在巨大石台基之上。台基为须弥座式，四周勾栏。正面为“礓石察（台阶）三路”，正中一路的台阶中间铺着一块巨大的丹陛石，长五点五米，宽近二米。此石又名彩石，上面刻有“寿山福海”及“龙凤合欢”的图案，用以寓意“帝后和美，福祚绵长”。
隆恩殿内后部设有大暖阁一座，外披黄缎罩（又称“披庐帽”）暖阁内有神床，床上有帷幔、黄云缎枕及被褥，还有椸（挂衣服用的竿架）等。这些被褥或说是皇太极大婚时的吉祥物，或说是皇太极殡天时灵床上的铺设物。大暖阁里另有一个小暖阁，小暖阁内供奉着清太宗及孝端文皇后的神牌，神牌用来象征清太宗和孝端文皇后的灵魂，上面用满汉文字写着清太宗和孝端文皇后的庙号和谥号。大暖阁之前有供案和龙纹、凤纹宝座各一座。大祭时将神牌从暖阁移至宝座上接受祭享。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隆恩殿的台基铺设有许多名贵石料，比如，隆恩殿正门檐下铺设有翡翠石一块，石长两米，宽一米，厚度因其埋入地下，不得而知。该翡翠石呈黄色，半透明，其内夹杂着淡绿色及白色斑块，色彩斑斓，十分漂亮。这块翡翠石是祭祀的时候主祭官员向神牌跪拜之处，清代四位曾来此祭陵的皇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都曾通过此石步入隆恩殿内跪祭。清人称此翡翠石为翡翠玉拜石，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刻的《陪都纪略》一书中有人称赞此石说：“翡翠玉拜石，当年国富修。美玉非为宝，一善壮宏猷。”
据说，此石价值连城。
隆恩殿四周铺的方砖，据说是“金矿石”，又称作“凤金石”，石中夹杂许多金粒，在阳光下光斑闪烁，耀人眼目。
隆恩殿前的东西两厢，为东配殿和西配殿。东西配殿均为单檐歇山式建筑，上铺黄色琉璃瓦，四周出廊，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东配殿的用途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存放祝版和制帛。昭陵每遇大祭礼的前一天，盛京礼部都要将祝版、制帛送至昭陵，先供存于东配殿之内。大祭礼当天凌晨，礼部读祝官及赞礼官到此，先向祝版、制帛行一跪四叩头礼，然后将祝版、制帛请出，至隆恩殿行祭。
东配殿的第二项用途是代替隆恩殿存放神位和祭祀。凡遇隆恩殿修缮时，隆恩殿内的陈设，如暖阁、神牌、供案等，要按制移至东配殿内，按照其在隆恩殿内的形式陈设，如果遇到大小祭祀日，祭祀的典礼便在东配殿内举行。
西配殿是昭陵举行清太宗和孝端文皇后忌辰大祭时供喇嘛念经作法、超度亡灵的地方。
在东西配殿以南，各建有配楼一座，分别称为东配楼和西配楼。两楼都是二层硬山式小楼，上铺黄色琉璃瓦，前后出廊。二楼俗称“晾果楼”，顾名思义是放置晾晒盛京内务府所提供的祭祀果品之处。
在西配殿的东北，隆恩殿的西南方向，有一座形似庙宇的小房子，这就是焚帛亭。焚帛亭也称燎炉，是昭陵大祭时焚烧祝版、制帛以及彩纸、金箔、银箔等祭品的地方。当上述祭品在焚帛炉中燃烧时，所有的参祭官员都要站在隆恩殿的月台上，带着悲伤的表情观看，这叫作“望燎”。
在隆恩殿后，有一座悬山式琉璃瓦顶的石柱门，门的两侧各立有一方形石柱，因此该石柱门称为二柱门。二柱门又叫“冲天牌楼”，“照牌”。门正中安设彩绘木门两扇，板门常年关闭，只在大祭时开启，柱子的顶端各有一只“望天犼”，两只石犼坐北朝南，属于“盼君归”的那种，其中的一只石犼的身上锁着一条铁链。民间传说其原因是这样的：当年工匠在雕凿此石犼时，不慎把手指砸伤了，鲜血溅在石犼的身上，由于日精月华的照射，这只石犼便成了精，经常下到地上，到陵前的浑河去喝水，此事被皇帝知道后，便传旨把石犼用铁链锁起来。
二柱门后是用汉白玉雕造的硕大的石祭台，石祭台的上枋雕刻着缠枝莲、宝相花，下枋雕刻着“佛八宝”，计有：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以及“暗八仙”，包括汉钟离的温凉扇、曹国舅的洞箫、吕洞宾的阴阳剑、蓝采和的八卦云版、铁拐李的火葫芦、何仙姑的竹笊篱、韩湘子的花篮和张果老的渔鼓等道家器物。除此之外，石祭台上还刻有柿子、如意、净瓶、鹌鹑等。上述“佛八宝”，“暗八仙”寓意把所有的宝物都奉献给陵寝的主人；柿子、如意、净瓶、鹌鹑等寓意“事事如意”，“平平安安”。
石祭台上有五件石雕：正中为香炉，两侧有香瓶、烛台各一对。这叫作石五供。
这座祭台是大祭时皇帝或恭代祭祀的王公在此“举哀”（哭陵）和敬献奠酒之处。有人说，地宫入口处在石祭台下。据传说，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亲王恭代其父清圣祖康熙帝谒陵，“曾启示此门”，进入地宫。此事是否属实，不可考证，但也有另一种说法，石祭台一经设立，永世不许挪动。
明楼又叫“大明楼”，建在方城北门之上，为重檐九脊歇山式顶，楼顶满铺黄色琉璃瓦，四面各有一个半圆形拱门。楼前檐挂有匾额，上书“昭陵”二字，系用满、蒙、汉三种文体书写。明楼之内立有一甬汉白玉石碑，碑高约六米，碑头为龙首，正中开光部分刻有满、蒙、汉三体“昭陵”二字，碑身携刻着“清太宗文皇帝之陵，康熙三年正月恭镌”字样，均采用满、蒙、汉三种文字，满文居中，蒙文在左，汉文在右。这甬石碑就是昭陵的圣号碑，上面刻写着清太宗皇太极的庙号和谥号的简称：清太宗文皇帝，其全称应该是：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在这里将庙号和谥号略说几句。庙号是指皇帝死后，继位的新帝为其升祔太庙（帝王的祖庙）供祀时的排列名号，按着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以太祖居中，以下各辈按左昭右穆顺序排列，太祖的左昭为“太宗”，所以太宗便成为皇太极的“庙号”。
谥号是指皇帝死后，继位的新帝对“大行皇帝”（古代称初死的皇帝）一生功过德行高度概括的言辞。谥号要先由嗣皇帝尊上，第三代，第四代皇帝继位再添加谥词。谥号的字数，一般都在二十个字以上。
大明楼是昭陵的最高建筑物。
方城的北面与宝城之间有一个小院落，形状如同一弯新月，故名月牙城。月牙城的北墙上镶嵌着彩色琉璃照壁，据传，神秘的地宫入口就在这华丽的琉璃照壁后面。小院的两端各有一砖砌的登道，由此可以登上方城、明楼及宝城。月牙城是昭陵陵寝建筑布局中在方城与宝城中间特设的一个空间，主要是利用这里的蹬道上下方城和宝城。
宝城与月牙城相连，是陵寝的坟院。宝城是一座半圆形的城，由青砖垒砌而成，上面有垛口和女墙。
宝城中间的圆丘称宝顶，又叫“独龙阜”，用三合土（白灰、沙子、黄土）夯筑而成。相传，修筑宝顶时要用“童子夯”，要浇糯米汤，详细办法见福陵一节。
宝顶之下是皇陵的地宫。地宫可称为地下宫殿，是安葬陵主的地方。苗文华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北陵志略》搜集到一段有关昭陵地宫的传说：宝顶内有正殿一楹，名为享殿。配殿两楹，排列祭器。梓棺在正殿之后，梓棺两旁有石柱二根立起，用铁链将棺悬在空间，下有井一眼，水流不息，名为金井，所谓皇帝用金井御葬是也。并采取龙归苍海之意。按皇帝修陵之时，对宝顶地下工程均用童夯，当中留井一眼，使童男童女皆在其周围环跪，其明证也……又有谓内有万年灯之设置，历万年而不灭。又有谓“内有弩弓药箭，以防挖掘者云云。”
以上传说不过是道听途说。事实是，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哲哲死后遗体均实行火葬，地宫里埋葬的只能是骨灰罐（宝宫），根本不存在棺椁。昭陵的地宫中也不会有太多的随葬品，因为大量随葬品在火化遗体时已经随之焚烧了。
昭陵北靠沈阳城北的“龙岗”，这条龙岗从天柱山来脉，由东向西蔓延，经东山嘴子、毛君屯、文官屯、昭陵，到塔湾骤然止步。其中东山嘴子、毛君屯、塔湾等地方，地势还稍稍高些，在昭陵一带只呈漫岗，海拔只有四十三点八米，此处原本是一望无垠的平原，说其是龙岗的余脉实在有些牵强，其相对高度由此可想而知。为了弥补这一带风水的“先天不足”，清代的建陵者根据风水先生的建议，在这里人工堆积了一座假山——隆业山。隆业山东西走向，其两端各向南弯曲，形如弯月，势如卧龙，形成所谓“龙蟠凤翥”之势。隆业山于顺治八年（1651年）堆造而成，竣工后，顺治帝封陵山名为隆业山，寓意大清王业兴隆昌盛。隆业山在昭陵的宝城之后，成为昭陵的靠山，就像启运山成为永陵的靠山一样。按照龙岗山脉的走势来说，昭陵的龙脉——陵山山脉隆业山与福陵的靠山天柱山、永陵的靠山启运山属于“同干分枝”，均发源于满族的圣山长白山。
从风水学的水流方面来说，昭陵之水为玉带河，位于陵寝前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是浑河的一条支流。从河流的这个角度来看，昭陵与福陵以及永陵也是息息相通的。
这样，在人工造出隆业山之后，昭陵所在的地方就成为绝佳的风水宝地了。《盛京通志》称赞昭陵的山水说：“昭陵形势，自城之东北，垒层峦，至此而宽平宏敞，有包络万象，跨驭八荒之势。辽水右回，浑河左绕，佳气郁葱，万年帝业，丕基巩焉。”
昭陵是松树的世界，昭陵内外，隆业山上下，到处都是挺拔屹立、参天蔽日的古松。这里之所以栽种如此众多的松树，是因为松树除对陵寝的保护具有重要实用价值外，还显示着它在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优越地位，《太平御览》称：“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尊卑差也。”
从秦汉以后，松树就被视为地位等级最高的树种。这样，在福陵、昭陵的靠山上和陵寝内外遍植松树便是很自然的了。
据说，昭陵的松树的树苗都来自辽南的千山，名叫油松，属于常绿乔木，生命力特别旺盛，树干高可达二十五米，寿命也很长，能够存活数百年以上。
昭陵的松树依据栽种地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山树、海树、仪树及荡树几种。
山树是指栽种在隆业山上的树；海树是指栽种在陵区范围内、风水墙以外的树，海树在昭陵是最多的。山树和海树不分行、排，主要起到绿化昭陵周围环境、把昭陵一年四季都环护在绿色的海洋之中的作用。
仪树是指隆恩门前神道两旁的树，共有八棵，这些树如同垂手恭立、敬候皇太极的朝旨的大臣，因此又有“站班树”和“八大朝臣”的说法；至于荡树，是指风水红墙以里的松树，他们横竖有序，整齐划一，故而称其为荡树。荡树乃是趟树的谐音。据说荡松有三千六百棵，与盛京城墙的垛口的数目相同。
昭陵的古松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据推算，比较准确的数字是共有古松五千株，现存陵树三千八百七十株。其中在宝城周围有一千六百二十五株，是皇太极内侍卫军的象征；在方城外有一千九百七十五株，这是皇太极外侍卫的象征。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松树群，不仅在我国古陵墓遗址中不多见，在世界各国也是很少见的。
在昭陵陵寝左侧，以东大约三华里的上冈子村，有一座陪葬墓，陪葬者为武勋王杨古利。
杨古利额驸是满洲正黄旗人，姓舒穆禄氏，世居珲春（今吉林省东部）。其父郎柱本为库尔喀部部长，后被部人所害。郎柱的妻子、杨古利的母亲身负幼子那木泰于背，挟弓骑马左右射杀叛乱的部众，突出重围，率领其族来归。不久，库尔喀的部人，包括杀害郎柱的凶手也归顺了努尔哈赤。杨古利听说后，不顾一切，亲手杀死了杀父之仇敌，并割下了仇人的耳朵和鼻子，当众生吃了下去，终于报了杀父之仇，当时杨古利只有十四岁，这一年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
杨古利当了努尔哈赤的侍卫之后，又娶了努尔哈赤家的族女，因而成了额驸。杨古利手刃杀父仇敌之举，不仅引起努尔哈赤极大的惊异，而且获得了他的高度信任。在此后的一系列征战中，杨古利也都骁勇善战，勇猛冲杀，屡立战功。最初努尔哈赤派他守卫鸭绿江，杨古利警备得异常严密，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贸然侵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六月，为报复辉发参加九部联军进攻建州，努尔哈赤派大将杨古利等率兵讨伐辉发部，进攻多壁城，由于大水的阻拦，众军士感到很难对多壁城发起进攻，但是杨古利率先泅水过河，建州军奋勇“径渡”，一举攻克了辉发的多壁城，斩杀了其守城将领克充格和苏猛格，给了辉发部一个严正的警告。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哈达之战，杨古利奋勇先登，生擒孟格布录。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努尔哈赤派三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前往搬迁蜚悠城户口，杨古利与达尔汉虾（侍卫）率兵三百人护卫新降人口先行。乌拉布占泰派遣军队万人在建州军的归途中拦劫。杨古利激励众人说：“吾侪平居相谓，与其死于疾，无宁死于敌，此非临敌时乎！”（《八旗通志·扬古利额驸》卷146；《清史稿·扬古利》卷226.）说完便手持长矛突入敌阵，连杀敌兵七人，使敌人向后退却，隔河与建州军对垒，再也没有发动攻势，为建州的后续部队的前来支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天下午，褚英和代善率军来到，杨古利又同二位贝勒并力杀敌，大败乌拉兵。同年九月，努尔哈赤率军进攻辉发，杨古利越过寨栅二重，最先率军攻进辉发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清河城，明军的火力异常猛烈。努尔哈赤派遣使臣拿着他的箭矢命令诸将退却，杨古利宁死不退，指挥军队进到城下，由城的一个角落发动攻击，终于拔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大战爆发，杨古利受伤，努尔哈赤曾有命令，凡负伤者不必再战，但在北路尚间崖战场上，杨古利“裹创系腕”，《八旗通志·扬古利额驸》卷146.亲率十牛录兵，从山上疾驰而下，重创明军，为萨尔浒大战的北战场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进攻沈阳，众兵左顾右盼，逗留不前，杨古利拔出战刀指挥本旗军杀入敌阵，大败敌军。攻克沈阳之后，后金军乘胜进攻辽阳。杨古利所部仍然先入敌阵，摧垮明军步兵，先夺河桥，为后金军攻陷辽阳奠定了基础。攻克辽阳之后，努尔哈赤嘉奖杨古利的劳绩，怜悯他的伤痍，命他位居贝勒八人之下，统率八旗左翼兵，授以一等总兵官世职。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亲征朝鲜，在攻打南汉城的战斗中，杨古利被朝鲜兵用鸟枪击中身亡。终年六十六岁。
皇太极亲临其丧，并赐给他御用衣冠随葬。接着皇太极又下令，将其葬于清太祖的陵旁陪葬，命本牛录内八户为其守墓。同年十一月，皇太极追封杨古利为武勋王，杨古利于是成为清初的第一位异姓王。
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驾崩，葬于昭陵，顺治帝以杨古利与清太宗生前关系亲近，将其改为陪葬昭陵。
在昭陵右侧、以西大约三华里的罗家屯（今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香炉山路附近）曾经有敦达礼、安达里殉葬墓遗址，这两座墓是昭陵的右（西）配墓。
敦达礼和安达里在清朝初年是很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二人原为牛录章京，在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在清宁宫驾崩以后，敦达礼在前，安达里在后，二人自愿为清太宗皇太极殉葬，二人死后被清初的统治者列为忠君的典范，受到极其特殊的礼遇，被人们推崇备至，其子孙因此也世受殊荣，代代显达。本书根据《八旗通志》卷224忠烈传五《敦达礼传》和《清史稿》卷487忠义传《敦达礼》《安达里》所提供的资料，将二人的事迹介绍如下：
敦达礼为满洲镶白旗人，姓郭尔罗斯（或译为郭络罗）氏，世居沾河。敦达礼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古出”亲臣沾河寨城主常书、杨书同族。敦达礼还是幼儿的时候就被选入努尔哈赤家中，成为皇太极的近侍。这种“幼仆”满语叫作“哈哈珠子”。皇太极对他十分亲信，二人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密切。到了敦达礼成年之后，努尔哈赤以他服侍皇子有功，赏他人口十三户。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于沈阳叆鸡堡，皇太极即位。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去汗号称皇帝，分封诸王王号，封长子豪格为肃亲王，并建造肃亲王府。皇太极因为和敦达礼感情笃深，特派遣他前往肃亲王府辅佐肃亲王豪格，对他说：“汝自幼随我，其诚心辅佐王（豪格）。王有过失，汝须谏劝。”（《八旗通志·敦达礼》卷224.）说完之后，皇太极赐给敦达礼牛录章京职务，让他掌管肃亲王府的事务。敦达礼秉性忠直，遇事勇于劝谏，偶尔遇到肃亲王豪格不听劝谏的时候，便据实向皇太极奏报。豪格很是气愤，一时冲动把敦达礼赶出肃王府。敦达礼请求皇太极回到他的身边继续当内侍。皇太极将豪格、敦达礼召进皇宫，对豪格进行了一番开导，又亲手把自己穿的御衣一袭脱下来赐给敦达礼，他这样做，是为了表彰他的忠直，也是为了做给豪格看，不要小瞧了敦达礼，最后劝导敦达礼还回肃亲王府。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宾天（帝王之死）。所有的官员全都换上了孝服。唯有敦达礼穿着朝服进宫哭踊（哭临）。他匍匐在地，给诸王叩首，请求为太宗殉葬。诸王不同意他的要求，都劝他说：“尔既奉命事肃王，何必如此。”他们命令敦达礼的甲兵好好地防守他。敦达礼哭泣着说：“我自幼蒙受主恩特渥（厚、重），且从前曾面奏大行皇帝（古代称初死的皇帝）誓以死殉。是时侍从诸臣如那木达等皆亲闻此言，若违初心，是以虚言诳主也。任加防守，我意已决。”（《八旗通志·敦达礼》卷224.）从他的言谈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清太宗皇太极殉葬的决心不可动摇，任你怎样防守，他也要随清太宗皇太极而去。诸王大臣见其心意诚切，不可挽回，便令吴达海、贝子阿儿革图把他送回家中。敦达礼便于自家的蒙古帐房内从容地自缢而死，这一天是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五日，与皇太极“无疾而终”相隔六天。其遗体被抬至皇宫崇政殿清太宗皇太极的灵旁。后来工部营葬立碑。诸王为表彰敦达礼的壮举，赐其子邬赫以阿达哈哈番（三等甲喇章京）世职，永免徭役。如果其子孙有违犯国法的行为，应赦者全部赦免，不能赦免可减等，从轻处置，不犯死罪。
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福临赐谥号忠毅，并命令照阿思哈尼哈番（男爵）品级改立二等碑。
后来敦达礼之弟达拜由于从殉肃亲王豪格，赠三等阿达哈哈番，敦达礼兄弟都很讲义气。
安达里，姓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祖居叶赫部，努尔哈赤率兵征讨叶赫部时安达里率领族人归附，在他刚刚归附后金时，皇太极怜惜他，把他收而养之，并且推荐他得授牛录章京世职。
据李凤民《话说昭陵》一书介绍，在皇太极执掌后金国大政后，安达里有以下功勋：“天聪八年（1634年），安达里奉命去铁岭加工粮谷，为清军供应给养。中途遇到蒙古兵拦劫，安达里孤军深入，将敌人全部击溃，并多所缴获；在攻打永平城时，因城池坚固，屡攻不下，皇太极从八旗将士中钦点二十四员猛士组成‘敢死队’，安达里为其一，他身披重铠，冒着明军猛烈炮火把云梯立在城上，第一个登上永平城，为夺取永平立下首功，因而获得厚赏；崇德三年，安达里在攻打蓟州城时立功，被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
平民出身的安达里以军功晋升牛录章京，一再向人表示，皇太极对他有知遇之恩。在皇太极驾崩之后，在敦达礼的榜样的带动下，安达里也向诸王请求为皇太极殉葬。诸王贝勒也都觉得安达里特别忠义，甚为义气，同意了他的请求，赠给他衣服一袭，加赠牛录章京为梅勒章京，子孙世袭罔替，如同敦达礼的例子。安达里临殉时对诸王贝勒等说：“若先帝在天之灵问及后事，将何以应？”诸王贝勒等回答说：“先帝肇兴鸿业，我等翊戴幼主嗣位承基，当实心辅理，倘邀呵护，是所愿也。”（《清史稿·忠义传·敦达礼》卷487.）诸王贝勒回答完安达里的提问后，安达里在诸王面前自尽身亡，与敦达礼一起陪殉。
敦达礼和安达里殉葬墓四周有围墙，前有墓门和享堂，还有石桌及石五供。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在此看坟的坟丁是八十九、张来旺、傅万库、三儿，共四户。其中看守敦达礼坟者是张姓等二户，（另一户的姓氏不明）看守安达里的坟者是罗、傅二姓，四户人家各侍其主，互不相扰。二坟所在之地原名“西老爷屯”，后因坟丁罗姓繁衍成大户，约在清末民初，地名换成了罗家坟。敦达礼的墓碑已不知去向，只有安达里殉葬碑传世，现收藏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2004年7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在我国苏州举行，正式将昭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本节文字依据李凤民：《话说昭陵》和陆海英、王艳春：《盛京三陵》二书写成。
第四节 附录：辽阳东京陵
辽阳东京陵位于辽宁省辽阳市以东大约八里的清朝东京城城北四里的阳鲁山。这里曾经是后金国汗努尔哈赤为其祖父和父亲选定的祖坟，也是后金——清代埋葬墓葬最多、因而规模也是最大的一座皇家陵墓。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军连陷沈阳、辽阳以及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座城堡。为了加强对辽沈一带的控制，四月，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来因为辽阳城大而且破旧，由于明金之战又有多处倾圮，不便防守，为了解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于同年八月决定在辽阳城东八里的太子河岸另建新城，这座新城于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修建竣工，这就是东京城。
在修建东京城的同时，努尔哈赤决定将祖父和父亲的墓葬迁至东京城旁安葬，最后选定在东京城北四华里的阳鲁山重建祖墓。天命九年（1624年）四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派遣族弟铎弼、旺善、贝和齐三人前往赫图阿拉，将尼牙满山岗（后称永陵）祖墓内的一些墓葬迁出，这次迁出的墓葬有：努尔哈赤的祖父及福晋、父亲塔克世及福晋，努尔哈赤的爱妻叶赫纳拉氏孟古、继福晋富察氏衮代，同时迁葬的还有努尔哈赤的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努尔哈赤的胞弟舒尔哈齐（三弟）、从弟穆尔哈齐（二弟）、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堂弟祜尔哈齐（塔察篇古之子），计十二人。迁葬的灵位到东京城的时候，努尔哈赤亲自到东京城外二十里的地方迎接，并且举行了一个特殊的迎灵仪式，即指挥八旗兵砍杀若干草人，以寓意砍杀明军为祖父和父亲复仇。仪式过后，努尔哈赤率领众人跪在路旁，等到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及孝慈高皇后叶赫纳拉氏孟古灵柩过后，方才起立，诸灵柩被运至阳鲁山安葬，东京陵至此建成。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放弃东京城，迁都沈阳。八旗大军于三月三日起程赴沈，在向沈阳开拔之前，努尔哈赤到阳鲁山祖陵举行祭祀大礼，供祭杭州丝绸，杀牛五头，焚烧纸钱，然后才启行向沈阳开进。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建元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也对东京祖陵举行祭祀大礼。
顺治八年（1651年）清世祖福临亲政后，昭封东京陵的陵山名为积庆山，划定保护范围，严禁入内樵采，设立守陵官员：设章京二员、笔帖式二员、马法二员，八旗中每旗出兵二名，担负保护东京陵的责任。
从东京陵祖陵向外迁灵始于天聪三年，这一年努尔哈赤的陵寝福陵建成，皇太极将葬在东京陵中的生母叶赫纳拉氏孟古（孝慈高皇后）和努尔哈赤的继妃富察氏衮代的遗骨迁至福陵，与努尔哈赤的宝宫合葬。
顺治十五年（1658年），据议政王奏议，根据钦天监的观测，兴京的永陵是天下的第一福地，东京陵的风水远不及永陵，请迁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之宝宫于永陵安葬。同年，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二人的宝宫被迁到了永陵，同时迁葬的还有努尔哈赤的大伯父礼敦巴图鲁、努尔哈赤的五叔父恪恭贝勒塔察篇古。景、显二祖等的墓葬迁至永陵后，东京陵的祭典被废止。原来葬在东京陵中的努尔哈赤的胞弟雅尔哈齐（塔克世四子）、从弟巴雅喇（塔克世五子）、堂弟祜尔哈齐三人之墓葬均已无存。只有努尔哈赤的胞弟舒尔哈齐（塔克世三子）、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努尔哈赤的从弟穆尔哈齐（塔克世次子）及其长子达尔察四座墓葬至今尚在。东京陵经过两次迁葬后，事实上已变成贝勒坟了。
本节文字系根据陆海英、王艳春《盛京三陵》一书《附录辽阳东京陵》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