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金对毛文龙的和平攻势后金迁都沈阳
1.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后金国对毛文龙发动了和平攻势。天命十年（1625年）二月初一日，后金遣刘维国、金盛晋致书毛文龙，书信说：“尔所遣之奸细、哨探等人均已被获。经讯问之，据供称，尔杀明帝所遣之两名大员，得罪于皇帝等语。又据山海关逃来之人告称，尔得罪于帝，帝遗书朝鲜国王，命其将尔捉拿之等语。今已取旅顺口，经讯张盘之黄幼公，所云亦皆相同辙。相传朝鲜王复文明帝云：该毛文龙寸步不前，隐身而居，以逃来之人充数，欺瞒尔帝，自称有兵冒领钱粮，实乃祸我朝鲜国之鼠盗也。我将用计将其擒拿解去。或者唆使毛文龙之部下将其擒拿等语。尔为主效力，然君幼臣（原档残缺），即使尔积朝鲜八道之财帛及皇帝所拨之钱粮如山，又有何人羡慕尔之处境，尔能使京城之大臣皆赞扬乎？我之意，以尔取朝鲜之义州城，与我相倚而居，则朝鲜岂敢犯尔。尔驻义州之后，朝鲜若降则罢，若不降，则来借用我兵。尔若如此与我相倚，迫使朝鲜投降，则尔之前途无量矣。尔既得罪于明帝，已不能回明，而朝鲜又不容尔，我能置尔于不顾乎？尔向何处去呢？倘若尔因派遣奸细、收纳逃人而恐我责备于尔，各为其主效力，岂有复存恶念之理乎？尔若降我，岂不亦如此效力于我乎？古之韩信，弃楚霸王而归汉；胡敬德弃刘武周而降唐，因其降而成大功，留美名于后世。有何人谓其不忠于君归叛他主？彼等只有天灾，而无人祸也。”（《满文老档·太祖》册64.）
2.皇太极娶妻蒙古布木布泰。二月初二日，蒙古科尔沁部的宰桑贝勒的女儿博尔济锦氏布木布泰，由其兄吴克善台吉护送来辽阳，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为妻。四贝勒皇太极迎至沈阳北冈，设大宴宴请，入城后复设宴，以礼成婚。皇太极所娶的布木布泰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后，婚后生皇九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帝。吴克善受到优礼接持，努尔哈赤赏给他许多缎子、蟒缎、毛青布、翠蓝布、金、银、人、甲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4.）
3.三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开会，协商迁都沈阳的事宜。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努尔哈赤不同意这种观点，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今苏子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今新宾县红升乡关家村五凤楼岭）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经过努尔哈赤这一番论说，迁都沈阳之议最后确定。
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向沈阳迁移，辰刻（上午7—9时）从东京城出发，前往祖坟祭祖。在父祖的坟墓前供奉杭州细绸，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进发，中途在虎皮驿住宿，初四日到沈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4.）努尔哈赤在辽阳和离它八华里的东京城二地共计定都了四年之后，在沈阳优越的地势吸引下，又迁至后金的第七个都城——沈阳城。
沈阳城当时仅有辽阳城一半大。但是，努尔哈赤在分析了沈阳的地理位置之后，认为它是“形胜之地”，具有无限的发展前程，能够控制整个东北地区，完全能够并且应该取代辽阳而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后，便开始改建沈阳城，并在沈阳城北镇边门里，开始修建沈阳宫殿。努尔哈赤的汗宫是一座长方形的由两进院落组成的建筑群。整个建筑群南向，正南为山门，入门为第一进院落，东西没有对称建筑。第二进院落的建筑物建在高台之上，正面是一座三间的正殿——大政殿，大政殿的东西两侧各为三间的配殿一座。（周远廉：《清太祖传》第387-388页。）大政殿坐北朝南，宏伟壮丽，金碧辉煌，殿顶用黄绿两色琉璃瓦铺成。大政殿往南是十王亭：左侧的五座王亭为左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蓝旗亭、正白旗亭；右侧的五座王亭为右翼王亭、镶黄旗亭、镶红旗亭、正蓝旗亭、镶白旗亭。大政殿和十王亭是沈阳宫殿的主体建筑物，是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实施统治权力的中心之所在。努尔哈赤在世时沈阳城宫殿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规模，它成为后来的沈阳故宫的东路部分。
努尔哈赤死后，沈阳的宫殿继续扩建，在皇太极统治的崇德元年（1636年）基本建成。清入关后，乾隆、嘉庆二帝统治时，沈阳宫殿又有部分增建。全部建筑有三百余间，占地六万多平方米。沈阳宫殿全部建成后，可以分为三部分，东路包括大政殿和十王亭，已如上述。中路（自南至北）包括大清门、飞龙阁、翔凤阁、崇政殿、颐和殿、迪光殿、凤凰楼、关睢宫、麟趾宫、清宁宫、敬典阁、崇谟阁。这是后金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极进行政治活动和后妃居住的地方。西路包括戏台、嘉荫堂、文溯阁和仰熙斋，这是清军入关后，清朝皇帝东巡盛京时，读书、看戏的场所，也是清朝在东北存放《四库全书》的地方。（铁玉钦、王佩环：《盛京皇宫》。）
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尊沈阳为盛京。盛京，满文写作Mukden
hoton， Mukden意为兴盛，Hoton意为城郭，合在一起译为盛京。盛京的满文音译为穆克屯和屯。顺治入关定都京师顺天府（今北京市）后，以盛京为留都。
4.后金三位女杰抗击毛文龙三百兵的故事。天命十年（1625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文龙之三百兵于夜间前来，至耀州之南顺兑牛录住所之土墙下，欲越墙而过。当时被村中三个妇人发现，她们将车辕靠于墙上，由青佳努之妻执其夫之刀先行登上墙头，另外二妇人，那代、卖土二人妻亦相继登上墙头，三人一同砍杀驱赶，迫使毛文龙所属三百兵自墙上跳下，相继逃跑。大英明汗召见这三个妇人，给以嘉奖：赏给青佳努之妻一等备御之职，赏其次登上墙之妇人那代妻为二等备御，赏第三登墙之妇人卖土妻为千总。此外还按等次赏给三妇人缎匹、财货、银、马、牛、奴隶等甚多，并于国中宣扬其名。青佳努是村的小人，正在佩带弓、撒袋之际，妻立刻拿起腰刀驱逐敌兵，岂不有胜于披甲之懦夫乎？系裙之妇能驱敌，乃天佑英明汗，假妇人之力而败敌耳。（《满文老档·太祖》册65.）
第二节 后金援助蒙古科尔沁部奥巴台吉击败林丹汗的进攻
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初九日，蒙古科尔沁奥巴台吉致书后金汗曰：“昔我两国欲合为一国，曾刑白马于天，刑黑牛于地，歃血盟誓，凡有兵事互相救援。兹据洪巴图鲁（炒花）遣温吉哲克依扎尔固齐为使告称：其察哈尔将于下月十五日起兵往征尔处。又传阿鲁之察哈尔来南察哈尔，拟于结冰草枯之前夹击之等语。去年闻确实消息，正欲遣使，汗先闻之，曾遣伊萨穆以十马兼程而至。今此消息确实，援兵多寡，汗自知之，务来炮手千人。不知其他喀尔喀如何，洪巴图鲁欲速割禾再前来会我。洪巴图鲁（炒花）、巴林此二部我等可以信赖之。至于宰赛、巴哈达尔汉二人有与察哈尔同来之势。倘察哈尔、喀尔喀来攻我处，即由背后往攻其家。特此知会，唯汗睿鉴之。”
八月初十日，后金遣阿尔津、新达西、巴本、尼奇等四人为使赴科尔沁，并遣八名汉人炮手同往。
后金致奥巴台吉书曰：“尔等借兵，多则多遣，少则少遣，勿庸过虑。兵不在多寡，而在天意。国皆天之所命，以众凌少，天岂容之？尔宜坚固城池，据城而战，察哈尔攻城不克，则自退。否则，败逃，其势毁之。纵使不败而退，亦知尔之不可复得。是时尔之心亦可安之。昔扎萨克图汗未能胜辉发之五百兵、五十甲而回，遂不复侵犯辉发。会战于野，如投骨之戏（儿童玩嘎拉哈），或俯或仰。欲野战之人，乃怯懦之人，其言勿信。欲据城而战者，乃勇敢之人。敌攻城不克而退，及时出战而制胜者，诚乃勇敢之人耳。今欲与察哈尔和好息事，然自昔图门汗之时至于今，察哈尔、喀尔喀一直侵扰抢掠尔等，难道尔等有罪乎？即使已和好息事，若欲寻衅而杀之，尔等无罪，能否免之？明朝、朝鲜、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对我满洲国，倘我无城池，尔蒙古能否赐我一碗饭以食乎？我等愚懦，唯恃城池而存矣。”
同一天，察哈尔之札勒布台吉、色楞台吉，初来叩见英明汗，返回时，以礼赏赐蟒缎披领、貂皮猞猁皮子及缎匹、财帛、甲胄等甚多。原注：札勒布、色楞皆察哈尔图门汗之孙。其国内争汗位而乱，入科尔沁。此次系由科尔沁前来谒汗。（本书作者附注：按辈分，此二人乃察哈尔林丹汗之叔、伯，见《满文老档·太祖》册65.）
关于札勒布、色楞投奔科尔沁的原委，《高皇帝实录》记载说：“初察哈尔车臣汗卒，孙林丹汗立，尽夺其叔祖贝勒代青所属石纳明安部落人民，代青率其六子札勒布、色楞、公格、石达答、噶尔马、兀尔占及其眷属，奔赴科尔沁台吉奥巴。至是代青子札勒布、色楞从科尔沁来谒。”（《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
十月二十八日，奥巴致书曰：“据洪巴图鲁（炒花）遣使告称：北方察哈尔于本月十一日合兵，十五日启程等语。我等于察哈尔本无大罪，于平静相处之时，即杀达赖台吉而去，今欲复来杀之。达尔汉台吉弃扎赖特、锡伯、萨哈尔察东去，仅我为首之三人守城。死则一命，干则一尘。威征与我二人先获信息，急忙前来。汗曾云：诸贝勒前来，则遣兵一万；大臣前来，则遣兵千人。又云：遣诸贝勒之子前去。近闻此信，已速遣该大臣。遣兵多寡，汗明鉴之。”
十一月初二，科尔沁之色楞台吉、台木布台吉，携马四匹前来谒汗。
十一月初五，科尔沁奥巴台吉之使者班第率四人来告：“察哈尔之来兵属实，其势已有所见。”努尔哈赤遂派孟格图率八旗二十人，于初六日遣之。
这一段时间，蒙古科尔沁部面对着察哈尔部的生死威胁，频繁地派遣使者到后金告急。
察哈尔终于发兵前来围攻科尔沁，妄图以武力吞并漠南蒙古各部，以便增强自己的实力，对抗后金，争衡东北。
十一月初十日，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大臣等，为援救科尔沁而发兵。到开原城北的镇北堡后，汗准备返回，便命令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皇太极、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济格台吉、硕托台吉、萨哈连台吉率领精兵五千前往救援科尔沁。而汗率诸贝勒大臣及众军士返还沈阳。是晚亥时（夜间9时—11时），努尔哈赤派遣二人往告出征诸贝勒说：“前命往阿拉盖、喀勒朱（均为地名）放炮，今不必往。若由农安塔（地名）得到彼处传来之信息，可往彼处，则进驻农安塔。要把由彼处前来之蒙古使者再派向那边，并要对该使者说：往返各等一昼夜，只能如此，逾期不候。若未得彼处传来之消息，则等候我前往哨探之兵，一同返回。”出兵诸贝勒到了农安，正值察哈尔兵将要攻取科尔沁之际，他们听说后金兵到的消息后，即连夜退去，后金诸贝勒也就返回了沈阳。（《满文老档·太祖》册66.）在后金军的援助之下，科尔沁奥巴取得了反察哈尔吞并斗争的一次胜利，免遭灭顶之灾。
十一月十八日，喀尔喀巴珲的三使者前来沈阳，说：“致英明汗及八贝勒书业已奏上。曾命五部使者前往之事属实。惟因听说宰赛、色本二人与察哈尔汗一同出兵，故洪巴图鲁（炒花）怒之，曾遣博木博泰阻止宰赛、遣囊努克阻止巴哈达尔汉。然而这两个贝勒未听从阻止而参加了征讨，致使喀尔喀五部之一半与察哈尔汗一道发兵……恐怕说我虚假，所以说明告知。”（《满文老档·太祖》册66、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宰赛和色本从后金获释后，又与察哈尔汗纠合在一起参与了针对后金盟国科尔沁的战争，说明这两个人违背了自己的誓言。难怪在这之前的十月初三，努尔哈赤指责宰赛说：“宰赛说过他自己把我作为父亲往来，（但）违背其言而不往来。”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卷66.努尔哈赤从宰赛的不再往来，看出了他日后违背诺言的苗头。
第三节 明朝自毁长城——孙承宗罢官
天启四年（天命九年、1624年）九月，袁崇焕偕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谒北镇祠，历十三山，抵达右屯卫，然后由水道泛三岔河而还。不久，袁崇焕“以五防叙劳”，晋级为兵备副使，后又再次晋级为右参政。
袁崇焕东巡之后，马上请求修复锦州、右屯卫诸城，孙承宗以为时机不够成熟，暂时先把袁崇焕的建议搁置起来。等到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孙承宗与袁崇焕决定，派遣诸将分别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诸城，修缮城郭，加以据守，自此之后，宁远又重新变为内地，它以东的地区又有诸城对其加以护卫，这样，明朝于诸城的修复之中开拓收复了二百里的疆土。（《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在宁远城的修建业已完工、锦州等其他六城也次第修复已毕、关外守具毕备的情况下，孙承宗策划了一次大的军事动作，便向朝廷请饷，他上奏疏说：“前哨已置连山、大凌河，速畀（给以）臣饷二十四万，则功可立奏。”少年皇帝天启帝朱由校命令有关部门拨款。然而兵部和工部两部门相互勾结策划阴谋说：“饷足，渠（渠帅，首领之省称，指代孙承宗）即妄为，不如许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明史·孙承宗传》卷250.）孙承宗不晓得把持朝政的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玩弄的这一套阴谋诡计，再次上奏疏催促，后来有人把内情透露给了他。孙承宗出师恢复疆土的计划，最后竟然由于阉党的操纵而被户、工两部拖黄。
当初，方震孺、游士任、李达、时明举等人遭到责罚，其实都是孙承宗疏劾之结果，但后来，孙承宗又出面为他们求职宽宥。不仅如此，他还赞许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人为辽东付出之辛劳，请求免死遣戍（派去戍边）。孙承宗这后一举措不无道理，但在当时朝中那些只会聒噪的群臣看来，简直是逆流而动。孙承宗的合理建议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阉党乘机作怪，妄图借此扳倒这位边关重臣。给事中顾其仁、许誉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论驳”，但是少年天启帝朱由校凭着对老师的信任，对这些奏疏“皆置弗省”（省，察看）。（《明史·孙承宗传》卷250.）孙承宗暂时躲过一关。
当时正值为孙承宗“叙五防效劳”（评定劳绩）的时机，阉党抓住机会派遣中官（宦官）刘应坤等携带帑金十万犒劳将士，而“赐承宗坐蟒、膝襕、佐以金币”。当时，魏忠贤日益窃盗国家之政柄，由于孙承宗劳苦功高，他想趁此机会把孙承宗收为自己的附庸，他命令中官刘应坤等申明自己的想法。然而作为正人君子的孙承宗“不与交一言”，根本就没有搭理刘应坤，魏忠贤由于这件事而对孙承宗“大憾”（憾，恨也）。（《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孙承宗不仅对中官置之不理，反而想站出来揭发中官的首领魏忠贤的罪恶。就在魏忠贤加紧驱逐迫害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时，正在西巡蓟、昌的孙承宗，想要抗疏阉党。为使抗疏（谓臣子对于君命或廷议有所抵制，上疏极谏）能够得到皇帝的亲览，他请求以圣寿（皇帝过生日）的名义入朝，以达到面奏机宜，疏奏魏忠贤罪恶的目的。阉党魏广微听说后奔告魏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公立齑粉（碎屑）矣！”魏忠贤害怕得要死，绕御床哭。少年天启帝为之心动，命令内阁拟旨。次辅阉党分子顾秉谦奋笔写道：“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午夜，魏忠贤又命令打开禁门，召唤兵部尚书进宫，令以三道飞骑阻止孙承宗进入北京，朝见皇帝。魏忠贤还矫旨命令九门的宦官，“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反绑两手）以入”。孙承宗抵达通州后，闻命而返。（《明史·孙承宗传》卷250.）孙承宗在其著作《高阳集》中记载此事说：“要人欲并杀予，曰杨（涟）、左（光斗）将以某（指孙承宗自己）清君侧。”（《高阳集》卷3.）魏忠贤的阉党分子李蕃、崔呈秀、徐大化接连上疏诋毁孙承宗，孙承宗被迫杜门求罢（官）。
明末的硬骨头干臣杨涟在天启四年（1624年）春，由左佥都御史晋升为左副都御史。这时魏忠贤已当权，朝中“群小附之”。杨涟与吏部尚书赵南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忠“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邪”，与魏忠贤之流进行对抗。这一年六月，杨涟遂抗疏弹劾魏忠贤，列其二十四条大罪，（《明史·杨涟传》卷244.）可以说与魏忠贤进行了生死搏斗。对于杨涟的壮举，孙承宗赋诗赞扬说：“大心杨副宪，抗志万言书”。（孙承宗：《高阳集》卷3.）在杨涟的弹劾魏忠贤罪状疏奏上以后，阉党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宦官们被发动起来聚围首辅（首揆，明代对首席大学士的习称）叶向高的府第，后又把吏部尚书赵南星驱逐出朝廷。后来东林党人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等先后罢官，阉党骨干分子顾秉谦、张广微执掌权柄，魏忠贤夺取了内外大权。
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阉党高第当上了兵部尚书，阉党控制了枢部。七月，魏忠贤在监狱之中冤杀了杨涟、左光斗二位忠良。
九月，明朝遭遇一次小小的，但对孙承宗的命运来说却是十分关键性的柳河之败。
柳河之败的事件发生在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九月。努尔哈赤曾征调大批汉人到三岔河以南的盐场去煮盐，他对待盐工十分苛刻。五月，刘伯镪为首的几个汉民找到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求救。刘伯镪报称，四王子皇太极住在耀州，虏兵不满三百，只要明军一过柳河，辽民既杀四王子，歼灭后金军归服明朝。（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4.）哨将鲁之甲请求乘巡河的时机探察究竟。山海关总兵官马世龙最初因为孙承宗下达过不准轻举妄动之令，不敢派兵，但后来在胜利前景的诱引下，决定两路进军：一路由左辅率军向柳河上游进发；另一路由鲁之甲、李承先、金冠、姚与贤等率军向柳河下游进发。
以右屯卫前锋副将鲁之甲为首的前锋营于九月二十一日从右屯卫起兵，他们与锦州驻防前锋营参将李承先事先约定于九月二十二日会合于二家沟，并从那里渡过柳河。二将领统兵在二家沟会合后等到二十五日，水兵营游击金冠故意不来约会，只有水师将领金启倧督率六七只小舟到达约会地点。鲁之甲只好以小舟渡河，每次每舟只能渡七八个人。等待渡过柳河的有千总马吉、周守祯等官兵二百五十名和张文举、郝自演等率领的军队四百五十多名。另外，鲁之甲、李承先二人率领的八百多名明军枪炮手也等待渡过柳河。（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第361页。）渡到柳河东岸的明军在洲子鼎结营，想在那里搭结苇桥。由于只有六七只小舟摆渡军队，近两千名官兵和二百多名难民，在数日内不得渡毕，他们在柳河两岸喧闹不已，明军的活动被后金军侦察得一清二楚。
在这之前，努尔哈赤看到耀州城的城防不够坚固，便命令折毁，重新加以修建。到明兵前来袭击时，耀州城修葺到将近一半。驻在这里防守的后金将领是土穆布禄、阿尔岱、毛海、光石等人。他们把明军将要来袭的情况侦察得清清楚楚，事先埋伏好了军队，只待明军来袭。
明军来到耀州城下，见城上寂无一人，以为有机可乘，可是突然间城上的后金军鼓掌大笑，四面伏兵尽起。明军发现落入埋伏之中，便仓皇败逃。后金军全力追杀，一直追到娘娘宫的渡口，明军匆忙发炮还击。锦州前锋营参将李承先、右屯卫前锋副将鲁之甲拼死抵抗。苇桥未搭成，不能撤回的明军只得背水而战，结果死亡四百多人，李承先、鲁之甲负伤后死于泥水之中。（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4；周文郁：《边事小记》卷4；《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
山海关总兵马世龙于二十六日从右屯卫起程，二十七日到达柳河，派人渡河前往增援攻打耀州城的明军，但是援兵尚未到达作战地域，明朝的败兵已经撤退下来，马世龙只得下令退兵。后金军获得耀州城保卫战的胜利，虏获明军战马六百七十多匹。但是左辅率领的向柳河上游进军的明军突然攻击船城，杀死了后金固山一名，兵卒数十，活捉了五百多名后金兵。由于后金在船城没有防备，遭到了重大损失，一时间很是惶恐。（周文郁：《边事小记》卷4.）
后金兵把在耀州的缴获物运至沈阳城献捷。努尔哈赤特出沈阳城，于十里许的地方，迎接献捷的队伍，杀八头牛祭纛，以所获的明军的马匹分赏破敌诸将，并各赐银牌一，以余马给众军士。（《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
柳河之战原本是一次小小的战斗，无关大局，况且明兵有败也有胜，后金军有胜也有败。但是柳河兵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朝议沸腾”。苏鼎：《孙高阳前后督师略跋》。“兵科给事中王鸣玉、都给事中罗尚忠、刑科给事中苏兆先，各具疏参劾马世龙，并及枢辅孙承宗”。（《明熹宗实录》（梁本）卷58.）魏忠贤的阉党认为有机可乘，无限夸大失败后果，胡说什么，“辽之精锐十万尽矣”，关门旦夕将要失守，用“攻世龙者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在攻击柳河败绩上，阉党的骨干分子高第尤其猖獗，茅元仪记载他说：“（高）第终不省，闻柳河之失事，遂张皇其事，谓辽之精锐十万尽矣。”（《督师纪略》卷12.）这样，“能制努尔哈赤，而不能制朝廷”（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1卷第221页。）的孙承宗，在无力保卫辽西的情况下，上疏求退。十月，孙承宗退职的请求得到允准。
孙承宗罢归乡里，明廷在罢退熊廷弼后，又一次自毁长城。皇帝命令阉党高第代行辽东经略。
孙承宗在山海关任辽东经略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个，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计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明史·孙承宗传》卷250.为辽东防务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天启五年（1625年）十一月，孙承宗致仕（辞官）回籍以后，不忘报效国家。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进攻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县，孙承宗领导子孙英勇抗击清军，城破以后，同死于国难。
高第是个胆小鬼，对于军事一点门道没有，他全靠谄附阉党获得封疆大吏之重任。他在任兵部尚书时，就极力主张只守山海关大门，不必远守关外，为此曾受到孙承宗的上疏批驳，也正因为这一原因，高第对孙承宗恨之入骨。当孙承宗致仕返乡时，高第想要乘人之危，杀害孙承宗，只是由于魏忠贤一伙不敢答应，孙承宗才幸免于难。
色厉而内荏、畏敌如畏虎、成事则不足、败事而有余的高第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命令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把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等城的兵马、器械尽行撤退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袁崇焕说：“锦、右、大凌河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撤兵，说：“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远）、前（屯）震惊，（山海）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但是高第撤兵的意志十分坚决，不仅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还要并撤宁远、前屯二城。袁崇焕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周文郁在其史著中记载袁崇焕的这段话更为详细而生动：“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边事小纪》卷1.）
高第拿誓死抗金的袁崇焕没有办法，便撤退锦州、右屯、大、小凌河以及松山、杏山、塔山的守具，尽驱屯兵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高第撤退辽西，造成了辽西一带哭声震野、民怨沸腾而军心颓丧的悲惨局势。明军不战而退，孙承宗所开创的大好局面荡然无存。袁崇焕被高第逼得可谓走投无路，请求终制（为父母守丧三年为终制），但是得不到允许。这年十二月，袁崇焕被晋升为按察使。高第尽撤关外七城的兵员和守具，使宁远城变成了一座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