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欧洲人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时，除了东方主义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外，我们还会碰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以及中国人始终受到西方媒体的“妖魔化”？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同胞在西方媒体中竟被描绘得与其真实面目相差如此之大呢？为什么许多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方文人竟能在自己的纪实或虚构作品中仅凭着道听途说或自己的想象就能对中国进行一番“栩栩如生”的描绘呢？应该承认，他们的想象力确实是丰富神奇的，但实在是离事实甚远而难以令人置信。究其原因，我们同样也可在西方人建构出来的“东方”或“中国”之概念和形象中找到答案。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在欧洲人眼里，素来以“他者”的形象而出现，这个他者对欧洲人来说，有着两个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一个远离文明中心欧洲的异国之邦，无论其文明的程度还是文化的质量都无法与“先进的”“高级的”欧洲文化相比；另一方面，中国的神秘性和历史悠久性对这个龙的帝国之外的每一个人似乎又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而对它进行种种猜想、探索进而描绘就成了欧洲人的一大乐趣。历史上就有不少欧洲人不远万里，甚至远涉重洋，冒险来到中国，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对中国的一点直观印象，然后经过他们那带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意识的神奇想象，甚至充满建构意识的描绘，便把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了他们的同胞面前。本书各章在介绍中国文化在主要的南北欧国家传播时也将介绍不同的欧洲国家的人们对中国、中国文化以及文学的反应和重新建构，特别是欧洲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挪用和吸收。因此，我们从这些不同的反应和重构中可以看到一个多重的、分裂的“中国”形象。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在17 世纪的英国颇受重视，甚至被一些英国知识分子称为达到了完美的极致①，而中国的园林艺术则对18 世纪的英国文化和艺术风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② 相比之下，18 世纪的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则显然出于殖民主义的观念和欧洲中心意识的驱使，竟对当时的中国得出了很坏的印象，他从各方面拿中国来和当时已发展到相当的文明程度的欧洲相比，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人并不比野蛮人强多少，中国的弱势根本经不起英国皇家军队的打击，等等。这些错误的甚至十分荒谬的看法都是这位从未来过中国的小说家借《鲁滨孙飘流记》（第二部）的主人公之口说出的，但却反映了以笛福为代表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但19 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表现或对中国文化的利用则大大少于17、18世纪，其原因主要在于这时的欧洲殖民主义已从对中国的神往逐步转向了对这个大国进行直接的侵略、掠夺进而控制。我们若是要从理论上来找出欧洲人对中国的种种误解和误构的原因，恐怕还要涉及一直在理论界和东西方比较文化界引起争论的文化相对主义概念。
毫无疑问，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概念，首先是欧洲人提出的，但对其真实内涵却一直有所争议。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初欧洲知识分子提出这个理论概念的目的在于强调欧洲文化的高级和文明程度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相比的，而欧洲以外的文化或文明则长期处于蛮荒和蒙昧的状态，正是欧洲人的大量殖民实践，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这些“劣等”民族，才使其进化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显然，这是一派十足的殖民主义腔调。有些欧洲学者虽然对这种欧洲中心或欧洲优越的思想并不赞成，但他们出于无意识的驱使，也时常在自己的著述中流露出这种思想的痕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这位西方文化内部的批判者，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从表面看来是在批判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但实际上也还是在鼓吹带有强烈欧洲优越观念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他的著作的积极意义在于承认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的特殊性和个性，这对于欧洲人认识到他种文化的价值无疑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按照他的归纳，“……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永不复返”①。然而，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文化学术界却打着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号来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其意在突出欧洲文化和文学优于其他文化和文学的特殊性。由于他们把一切欧洲以外的文化都视为“他性”文化，因而这种比较的结果便成了通过找出欧洲文化与那些他性文化的不同而进一步确立了其优越地位的出发点。后来，由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崛起，欧洲老牌殖民主义逐步衰落，欧洲中心主义才逐渐拓展演化为西方中心主义。由于美国自身的多元文化特征，旧有的文化相对主义概念显然变得不合时宜而在文化学术界颇受冷落，文化的多元性得到东西方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近十多年来，由于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的崛起，以及后殖民主义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进而对中心进行解构的尝试，文化相对主义的原有西方中心之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一批有着宽阔的胸襟和战略眼光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这一不可忽视的事实，即西方文化已发展到自身的尽头，它本身难以克服自己的种种问题，因而需要借助于外部的理论和实践来反观自身。作为一个直接的结果，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术语也变得越来越包容，它对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固有观念也产生了影响。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内涵已与其提出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对中国的表现和重构，属于相对的中国，这种相对的“中国”与本质的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程度取决于接受者和描绘者自身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如何，此外，特定的时代风尚和中华民族的承受心理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平心而论，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对自己文化的弱点及其“劣根性”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当年鲁迅曾对那些故意吹捧中国的外国人不屑一顾，倒是对那些敢于揭露中华民族的某些劣根性的外国人大加赞赏。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人的看法往往是看他们怎样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怎样在自己的著述中赞扬甚至美化中国，等等。而对中国持批评态度者则一概受到拒斥。这里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中国学术界的沉浮起落就说明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自身的变化。赛珍珠自幼生长在中国，曾以中国农村为题材写了《大地》三部曲，由于赛珍珠在作品中客观地描写了中国农村的落后和当时的农民的愚昧等缺点，因此赛珍珠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界一直受到非议和贬斥。甚至她率先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这一事实也长期不被提及。但是经过几十年来历史的考验和时间的流逝，赛珍珠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不少东西在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产生了回应，同时也由于东方主义的研究逐步进入学术研究的中心，赛珍珠这位西方的作家在中国被“重新发现”，权威性的报纸也称她为“用文学架设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得中国“光辉灿烂而又鲜为西方知晓的文化第一次昂首展现在西方”①。可见真正的“真实”和表现的“真实”仍是相对的：有时前者并非能表现得十分真实，而后者又可以在想象性作品中被表现得栩栩如生。我们在考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时，常常就会碰到这种虚构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混杂一体难以区分的情形，这自然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既有诱惑又有挑战性的新课题。
文化相对主义曾经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话题。最早把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概念引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当推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由于他本人身兼汉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此外又曾经在荷兰驻华使馆工作过，因此他对从文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化相对主义的本质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他曾经这样简略地描述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甚至都算不上一种理论：它指的是一种可能会对学者们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时发生影响的伦理道德态度”②。既然是一种伦理道德态度，那么它就有着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会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发生变化。确实，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从妄自尊大到开始宽容并尊重他种文化的存在。按照当今的学者们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最新理解和阐释，任何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的。作为一种存在，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每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须经历其发展期、全盛期和衰落期，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劣和长短，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远保持其永久不衰的状态，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居于中心地位。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也是相对的，历史上的“中心”很可能在今天已经退居到了“边缘地带”，而今天的“边缘”也有可能发展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之间既存在着差异又不无其共同点，求同存异，找到一个可以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共同点至少可以促进和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这样看来，所谓文化优越论只是一种已被实践证明破产了的天方夜潭。各民族的文化只有相互沟通和对话才能达到共识和互补，最终求得某种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已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近十多年来日益关注东方文化这一事实中见出了端倪。然而，“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阴魂至今仍然不散，它不时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对后殖民地文化的压迫、渗透和重构也以“关心”的方式进行。但毕竟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走向的时代，重弹“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老调已明显地不合时宜。因此正如佛克马所指出的，“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当然是迈出了一大步”①。而尊重他种文化的合理性和平等性则更是当今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的基础。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再度被人们注意的文化相对主义便赋予我们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和开阔的胸襟，在我们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我们既不想压倒对方也不可能臣服于对方，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各自一方都有自己的生存和活动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文化相对主义在被“冷落”了二十多年后又为更多的人所关注的原因所在。
4 Analyses of the Im ages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Europe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