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漂流记
《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笛福的作品，写于作家年届60之际。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出身不好，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冒险的进取精神。他白手起家的传奇经历是每一位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年轻人的梦想。
流落荒岛后，他不是听天由命，而是发挥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用自己的劳动改善自己的食宿条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粗到精，创建了自己的王国。他靠劳动成为自然的主人，从而引起人们对他的热爱。
本书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使它成为英国文学中第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作者在序言中曾强调指出：“这本书完全是事实的记载，毫无半点捏造的痕迹。”笛福的技巧在于把假想的事物写得栩栩如生，准确生动和细致地写出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特征，读者完全将故事误以为真。
《鲁滨逊漂流记》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不仅给笛福赢得了近500个头衔，而且各种译本，仿作出了近700种。我们所熟悉的《格列佛游记》就是仿作中的精品。
此书还是西方青少年最喜爱的一部小说。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儿》中就将它作为爱弥儿15岁时的必读书。这样，它就成为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此书还引发了许多伟大哲人的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各种著作中数次引用鲁滨逊的故事来说明资产阶级的本性。当然，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此书也是一部最受欢迎的纯粹消遣读物。
老实人
《老实人》是法国作家伏尔泰所著的哲理小说，写于1759年。
小说主人公老实人寄居在一个德国男爵的家里受“哲学家”邦葛罗斯的教育。邦葛罗斯是“一切皆善”学说的鼓吹者，他宣扬“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老实人起初也很相信这种说法。
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却恰巧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完善”：老实人因为和小姐居内贡自由恋爱被贵族偏见极深的男爵赶了出来；他被抓兵到军队里因自由行动而遭毒打；在战场上，他看到两军互相屠杀、奸淫掠夺，惨无人道；在流浪中，他几乎没有碰见过好人，不是宗教狂热的信徒，就是干扒手勾当的神甫和敲诈勒索的法官；他的经历也是骇人听闻，先被误认为异教徒差一点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后又在巴黎被骗子神甫等一伙几乎盘剥一空。他的爱人居内贡的遭遇也很悲惨，在战祸中全家被杀，自己被当做奴隶辗转贩卖，最后成为一个相貌奇丑的洗衣妇。至于邦葛罗斯，他口口声声“天下尽善尽美”，但现实狠狠嘲笑了他：先是染上脏病烂掉半截鼻子，后又被宗教裁判所施加火刑，险被烧死。此外，老实人和居内贡的同伴，他们的经历也无一是幸福的。
面对着这个世界，老实人最后对邦葛罗斯叫道：“得啦，得啦，我不再相信你的乐天主义了”，他说：“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难啊”。
“一切皆善”的说教来源于德国17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他曾提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在这个可能最好的世界，一切都趋于至善”。这是一种维护现存秩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舆论。
伏尔泰这篇小说就是无情地嘲笑这一为神权和王权辩护的哲学，他整部小说都是为了否定这种理论，证明这个世界不是“一切皆善”。
《老实人》写于伏尔泰创作的后期，战斗性较强，对社会的批判比《如此世界》更为尖锐，它集中揭露那个世界的阴暗面，而没有象《如此世界》那样，在不合理的现实里去挖掘某些“合理”的成分。它讽刺的笔锋从德国到英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横扫整个欧洲。它的批判面很广，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写一个黑人这样控诉老板：“每年给我们两条蓝布短裤，算是全部衣着。我们在糖厂里给磨子碾去一个手指，他们就砍掉我们的手，要是想逃，就割下一条腿”，揭露了殖民主义残酷野蛮的剥削。
它通过老实人在巴黎的见闻，指责“在这个荒唐的国家里，不论是政府、法院、教堂、舞台，凡是想象得到的矛盾都应有尽有”。他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政治事件，他在叙述1757年一个乡下人因伤了路易十五而被凌迟处死的案件时，通过人物之口这样控诉道：“啊，这些野兽，一个整天唱歌跳舞的国家，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这简直是猴子耍弄老虎的地方。”所有这些，在嬉笑怒骂中又有愤慨的抗议。
《老实人》以高度的讽刺艺术，对腐朽的社会力量——贵族、教士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它无情地嘲笑贵族的阶级偏见，表现出这个阶级没有什么可以自傲，只是一批荒淫可耻的东西。最典型的一段是关于邦葛罗斯脏病的“家谱”：他从侍女巴该德那里染上了这个病，巴该德的病，“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短短一段把贵族、教士可耻的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
小说还对贵族阶级以门第自傲与他们日趋破落的现状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特别是在小说的第26章写了6个丢失了王位的国王，他们聚集在一个小旅馆里，有的“囊无分文”，有的靠赊账过日子，时刻都有进监狱的危险。这种漫画式的描写虽然荒诞夸张，但是从本质上反映了18世纪法国的君主专制政权已经日落西山，勾画出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
小说中与邦葛罗斯的“一切皆善”论相对立的，是另一个“哲学家”玛丁的怀疑悲观思想。他向老实人宣传“人性本恶、永远不会改善”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人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不过是些幻影和灾难”。老实人并不同意这些观点，这也代表了伏尔泰的态度。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人类会趋于完善，这是伏尔泰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他在小说中写了一段老实人游黄金国的故事，勾画出他的乌托邦理想国。在这个国家里，地上的泥土石子就是黄金，根本没有人要。人们穿的是“金银铺绣的衣服”，吃的是“珍馐美馔”，住的房屋“仿佛欧洲的宫殿”，有“贤明的国王”，没有法院和监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没有宗教狂热，但人们“从早到晚敬爱上帝”。这个理想国是伏尔泰社会、政治理想的图解，完全是一种不切实的幻想，充分地反映了伏尔泰的世界观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
现存的世界是不完善的，黄金国又是那样虚无缥缈，那么，人应该如何对待生活呢？这是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提出的问题。他在小说的结尾对此作了答复：最后，老实人与居内贡结了婚，和他们的同伴结成一个小团体在一起生活，他们买下了一小块土地分工负责进行耕作，他们不时也探讨生活的意义，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因此，“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就是伏尔泰的答案。这种答案在当时统治阶级荒淫无度、社会风气腐败恶浊的历史条件下，固然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待那样一个不合理的世界，结论却不过是埋头工作、独善其身，毕竟说明作者所要阐述的哲理，还远不是革命的。
新爱洛绮丝
《新爱洛绮丝》是法国作家卢梭的著名书信体小说，写于1761年。
小说借用12世纪青年女子爱洛绮丝与她老师阿卜略尔的爱情故事为标题，写18世纪法国一对青年人朱丽和圣·普乐的恋爱悲剧。
圣·普乐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贵族家担任家庭教师，和他的学生贵族小姐朱丽发生了恋爱。朱丽的父亲阶级成见很深，不许朱丽和圣·普乐结婚，仅仅因为这个青年人不是贵族出身。圣·普乐被迫离开，朱丽也被迫嫁给了贵族服尔玛，婚后她向丈夫坦白了自己过去与圣·普乐的恋爱。服尔玛表示信任，把圣·普乐接到家里以宾客相待。朱丽与圣·普乐朝夕相见，彼此都压抑内心的感情，感到非常痛苦。最后，朱丽因重病而死，死前再次袒露对圣·普乐的感情，并要求他教育她的儿子。
卢梭对这个恋爱悲剧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把这对青年人的爱情表现得真挚动人、合情合理，在卢梭看来，“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但是，封建等级制度阻碍了这一对青年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他们不幸的根源。
在这里，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和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对立，并通过这个悲剧的爱情故事对封建等级婚姻提出了抗议。
在卢梭的笔下，圣·普乐是一个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就其实际条件来说，比他周围的人来得优秀得多，根据卢梭的人权主义原则，他是“完全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的。然而，他们的恋爱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那个社会只承认“高贵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朱丽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卫道者，他根本不从实际的德才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因此他顽固地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平民出身的圣·普乐，而强迫女儿嫁给他自己的贵族朋友。由此，卢梭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贵族的头衔有什么实在的价值？他在小说第一卷第62封信里做了回答。在这有名的章节里，代表开明思想的爱德华爵士和朱丽的父亲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卢梭通过人物之口这样彻底否定了整个贵族阶级：
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
小说还通过圣·普乐在巴黎的见闻，批判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习俗风尚，和小说对华莱山区人民淳朴的思想感情、道德风俗的赞美，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了卢梭否定贵族阶级文明、歌颂人类“自然状况”的一贯思想，使小说对现实的批判不限于狭隘的爱情问题，而有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内容。
《新爱洛绮丝》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时期争取爱情自由的一部代表作。它的两个主人公都有某种反封建的精神。圣·普乐不承认封建道德，而把自由恋爱视为一种基本的人权，不断向朱丽证明他们的爱情本身就具有“美德的品格”。
朱丽的思想较多地受她阶级地位的束缚，因而内心有更多的矛盾：爱情与名誉、与门第观念、与封建礼教的矛盾，等等。但她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接受了圣·普乐的爱情。当她那专制粗暴的父亲强迫她嫁给他自己的朋友时，她对封建家长发出了愤慨的控诉：“我的父亲把我出卖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商品和奴隶，野蛮的父亲，丧失人性的父亲啊”！
然而，整个小说立足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因此主人公对封建社会的反抗是很有限的。起初，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爱情，当封建家长逼迫他们时，虽然有人向他们提供了到美洲去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却没有勇气冒封建社会之大不韪，不敢采取激烈的反抗方式离家出走。后来，朱丽成了贵族家庭的“贤妻良母”，以宗教思想压抑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圣·普乐也按礼教行事处世。总之，他们的行为基本上没有越出封建道德的规范。他们不是封建社会的反抗者，而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这也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看不出这种爱情的前途。
小说的故事在人物的通信中展开，情节进展缓慢。书信体的形式使作者能够让主人公大量倾诉自己的感情，对自己在爱情不自由、受尽压抑和束缚的处境中的种种痛苦、委屈、矛盾、失望、顾虑作细致的刻画和尽情的渲染，加上主人公缺少行动以及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感伤主义的情调。而作者对华莱山区、莱蒙湖畔、克拉伦乡间自然景色的描绘，则又在小说里留下一些清新优美的篇章。
少年维特的烦恼
《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德国诗人、作家和思想家歌德的作品。
到18世纪末，它就被译成了俄、英、法、意等10多个国家的文字。
作品主人公维特是个有学识有才干、与庸俗恶浊的环境格格不入的进步青年。他高傲的人格与独立的见解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因而抑郁寡欢，找不到出路，成为普希金说的“反叛的受难者”。
一次偶然机遇，他结识并爱上美丽纯真、温柔多情的姑娘绿蒂，她使他重新获得了生活的热情。然而，绿蒂已经订婚而且忠于她的未婚夫。维特无望，极度痛苦，便投身社会，想用工作去治疗爱情上的创伤。但是，官僚上司的刻板庸俗和永无休止的挑剔使他不堪忍受，愤而去职，由于他出身市民，社会地位微贱，在伯爵家的晚会上被人逐出，受到极大侮辱。于是，他从绿蒂的丈夫那里借来她亲手拭去灰尘的手枪，含恨自杀。
这部小说用理查生、孟德斯鸠等曾用过的书信体和第一人称写成，有些段落甚至取自作者与友人的信件。
作品的近百封长短不一的书信，极其深刻、细致、生动地表达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那种炽热的情感好像变成了火焰，燃烧着。这在世界文学中是罕见的，它不受时空的限制，联结着简单的情节，何时写信，写什么，都灵活自由。追忆往事，描绘目前，展望未来，谈人生，谈社会，谈哲理，谈自然，谈艺术，谈爱情，一任驰骋，似信手拈来，却经过艰苦构思，使分散的书信，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
《少年维特的烦恼》艺术上的最大成功是它塑造了维特和绿蒂这两个感人至深的人物典型。写维特多的内心感受，写绿蒂多的待人处事，两个人的个性特征都得到了鲜明表现。维特是觉醒中的德国知识青年的代表，有反抗精神，有要求平等、要求享受现实幸福、乐于帮助下层人民的品格；但又忧郁懦弱，经不起风吹雨打。绿蒂聪明、活泼、善良、温柔，性格开朗，体态健美，能歌善舞，忠于爱情，更是令人喜爱的形象。
忏悔录
《忏悔录》是法国作家卢梭的自传作品，写于1778年。
《忏悔录》，回忆了从他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彼得岛之间50多年的生活经历。
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卢梭自信他比那些攻击和迫害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因而，一开始他就悲愤地向他的时代社会问道：“把和我同类的人群召集在我身边，让他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每个人都象我这样坦率地把自己的内心袒露出来，有谁敢说：‘我比这个人更好？’”
在《忏悔录》里，卢梭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给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续续下去，当然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但是，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也使他受到了沾染。他偷过东西、撒过谎，做过损人利己的事。他想以这样的叙述说明他著名的人性论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
在这里，卢梭历数了他儿童时代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入世后所遭遇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平。他愤怒地揭露那个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这部自传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另一方面，它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也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忏悔录》是以一种坦率的风格写出来的，卢梭这样说：“我以同样的坦率讲述我的美德与罪过，我没有掩饰半点坏处，也没有添加丝毫德行……我完全按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或可鄙、可恶，或善良、慷慨、高尚，都一一按当时的真实情况来讲述”。卢梭企图以这种坦然的作风，表明自己高于当时虚伪的封建道德。而且，他是站在人性论的立场上，把自己作为“人”的一个标本来进行剖析、对自我进行热烈的赞赏的。“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卢梭所描绘的自我的个性，同样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他为了和宗教的“神道”对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为人的自然要求，如爱情自由的要求；但同时也把自己某些资产阶级性当作正当的“人性”加以肯定。
他以感情丰富自诩，把感情视为个人行动的动力，把理智视为个人衡量一切，评判一切的标准，肯定自我的活动是独立自主的，以反对宗教对人的精神奴役。但同时，他又把自己一些低劣的冲动和趣味美化为符合“人性”的动因。他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他傲视一切地宣称：“这个时代的习俗、礼教和偏见不值一顾”，并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个典型，但同时，他又把这些思想推向极端，宣扬他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意志和兴趣为出发点的“一任兴之所至”的个人主义人生态度。他把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个人尊严作为基本人权来加以捍卫，要求社会以品德才能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反对等级偏见，在他看来，心地纯洁的妓女，要比王公贵族高尚得多。他认为完美的品德应该是热爱“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同时他自己却并不以这些德行来要求自己，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止一次偷过东西、诬赖过无辜者，从不负责抚养他的儿女等等。他特别强调人的感情，主张感情的袒露和表现，以他自己这个特点自豪，但他同时又加以绝对化，走向了个人主义的感情放纵。
总之《忏悔录》所表现出来的卢梭的个性，就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个性，这部自传是卢梭人生观的自白，是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是一部个性解放的宣传书，它既表现出反封建反宗教的积极意义，又暴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卢梭在回忆自己生平经历的时候，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物也作了广泛的描述，给他的时代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素描。他在第2卷里描写宗教收容所黑暗得象监狱，在第4卷里，写农民在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在贪官污吏的骚乱下不得安宁的生活，在其他一些章节里暴露贵族男女的腐化堕落、教士神甫的丑恶虚伪，其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统治阶级，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忏悔录》里，卢梭常抒写他对大自然的感情。他在那个恶浊的社会里，总是感到厌恶和苦恼，只要他一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就感到心胸开阔，精神爽朗。如有一次，他在里昂城郊外过着饥餐露宿的流浪生活，面对着优美的夜景，完全忘记了他的贫困无助，竟然自得其乐，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卢梭通过这些叙述，提出了回到大自然去的口号。他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作品中有不少诗情画意的篇章。
《忏悔录》虽然是一部自传，但它思想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描写，情节生动真实，完全象一部小说，是卢梭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作品。
阴谋与爱情
《阴谋与爱情》是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的著名悲剧作品，写于1784年。
那时正是法国大革命前夕，历史即将面临伟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德国仍旧四分五裂，封建割据，邦国林立，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以民主思想为武器同封建贵族展开斗争。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十分软弱，仍然处于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地位。
这部悲剧充分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腐朽和残暴，显示了市民阶级的觉悟，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追求，洋溢着向整个德国社会挑战的叛逆精神，被恩格斯誉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性的戏剧”。
剧本通过琴师的女儿和宰相的儿子的爱情悲剧揭示市民阶级同封建势力之间的对立。露易丝是市民阶级的代表，她“蔑视流行的成见”，对于自己的美貌和出身她都“不大注意”。她渴望打破差别的界限，剥掉“可恶的身份的外壳”，追求“人就是人”的独立人格。但是她清醒地看得到面前有个深渊，门第、等级“像一把短剑”，悬在她和斐迪南的头上。
斐迪南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越过阶级和门第的藩篱，与平民姑娘真心相爱，把同露易丝的爱情看得比他的贵族纹章还珍贵，决心“打碎偏见的一切钢铁的锁链”，去争取自己的幸福。他不为金钱地位和权势所动，面对恶势力他充满战斗豪情：“恶毒命运的风暴只会更加鼓起我的热情。”他曾策划同露易丝一起逃走的行动。对封建贵族的面目他看得很清楚，他多次指责父亲卑鄙、罪恶的发迹史，指出他父亲那份“造孽的家当”全是“祖国的血汗钱”，谴责父亲是杀害儿子和露易丝的“凶手”。
这一切都表明，当时德国的封建关系在平民力量的冲击下开始动摇了。
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所著的悲剧作品。《浮士德》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关于浮士德个人遭遇的悲剧，而且是一部反映人类前途命运的史诗。
《天上序幕》的中心内容是上帝与魔鬼的赌赛。浮士德想从天上得到最美丽的星辰，要从地上得到最大的快乐，靡非斯特认为，这是怪诞的、愚蠢而又可笑的痴想。他表示，他有十分的把握可以把浮士德引上歧路，使他放弃信仰，叫他象蛇一般地在地上匍匐而行。他就此要同上帝赌赛。上帝接受了魔鬼的挑战，并且也很有把握地说，在浮士德有生之年可以把他交给魔鬼，但浮士德最后绝不会落入魔鬼之手。上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呢？他知道，浮士德通过不断的追求定会走出迷津，找到他所渴求的真理。上帝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他懂得：人在努力时，总不免会走迷路，但是一个好人在他探索中总会找到正确的道路。同时他在这里还充分估计到了魔鬼在人类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说：
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
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
上帝的这些看法包含着深刻的意义。这里歌德对原来浮士德传说中的所谓“善”与“恶”的对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跟传说中不同，在这里“善”与“恶”并不是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而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两者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又彼此斗争。所以，人在努力时会走上迷途，在迷途中通过摸索又会找到正路。但更为重要的是，“恶”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破坏性的，它还是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
所以，倘若没有“恶”的存在，人们就会停止前进。只是因为“善”与“恶”处于经常的对立斗争之中，人们才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这是歌德对“善”与“恶”的一种辩证的看法。
歌德的这个思想在《浮士德》里就是通过上帝的形象表达出来的。
魔鬼的观点与上帝的观点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世上的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不管浮士德如何努力，最后必然以毁灭告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帝和魔鬼并不是争论浮士德个人的命运，而是争论人类的前途，因为他们在争论时是把浮士德看作人类的一个例子。当魔鬼大谈人世的苦难和人类的罪孽时，上帝没说别的，只是问他：你认识浮士德吗？在随后的争论中，上帝在重要的地方都只说“人”，而不提浮士德的名。
这就告诉我们，即将出场的悲剧主人公浮士德是人类的代表，他所经历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因此，上帝与魔鬼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浮士德这个个人最后是否得救，而是人类的前途如何。人类到底是不断发展，还是日趋灭亡，它的前途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剧的主题。
《浮士德》这部诗剧所要回答的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第一次见到浮士德是在一个深夜。一盏昏暗的小灯，映出了一间狭窄的哥特式书房。这种气氛烘托出学者浮士德内心的苦闷。他正倚桌而坐，痛苦地回忆他的一生。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读了无数的典籍，研究过所有的问题，但是现在依然是个“傻子”，一点真正的知识也没有学到。使他更为悲愤的是，长期的书斋生活使他脱离了大自然：
上天造了人，放在生动的自然里面，
你却背弃了那儿的自然，
埋没在这儿的尘烟，
你和这些死骨相周旋。
他不想再去啃死的书本知识，而要认识活的自然。“我可再也不挥酸汗说那些我也不知道的东西；我要认识什么把世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我要看看万物的活力和起源，再也不玩弄辞令。”
抛弃死的书本知识，要求恢复人与大自然的本来联系，试图揭开宇宙的秘密，了解万物的起源，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要求，因而也是浮士德觉醒的标志。但是长期形成的积习，不易一下根除，因袭的重负还压抑着浮士德的心灵。就是在他以巨大的勇气抛弃了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僵死教条去探求宇宙根源的同时，却又走上错误的老路。他不了解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以为像过去一样，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脱离实践，就能获得他所企求的知识。
于是，他打开《大宇宙的符征》，想借此来认识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原因。在这个符征中，他虽看到了自然现象和谐的联系，但这不过是好看的“幻景”！这使他大失所望，他呼喊道：“无穷的自然，在那里我能把你捉住？”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以为不经过实践单凭主观努力就可以一下子认识绝对真理。于是他召来了地祇，即大自然的象征，感到自己同它十分相近，并称自己是它的“同类”。但是地祇却回答说：“你相似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而不是我！”
地祇的回答说明浮士德在旧的道路上追求知识已经失败。这时浮士德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也正是在这时，他更加痛切地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贪求知识的最大障碍。他知道自己置身于“错误的大海之中”，他周围的世界犹如牢笼，而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名囚徒。他悲痛地想起布鲁诺、伽利略这些先驱者的遭遇，向那个罪恶的社会发出悲愤的控诉：
啊，说什么认识哟，认识！
谁个能呼唤小孩的真名？
古来有几位认识了点的人们，
他们都是大愚，不会明哲保身，
向着庸众披示了意见和感情，
已经遭受了谋杀和鼎镬的非刑。
在这个世界里得到真知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冲出禁锢他的牢笼，摆脱妨碍他求知的现实世界，以实现他了解宇宙的那种不可抑止的主观欲求，就成了他新的努力方向。他不顾可能“冲向虚无”的危险，为了“打通那条出路”，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自杀。他相信，通过自杀，可以到达一个“纯洁活动的新的境界”，在那里可以实现他的追求。
因此，浮士德自杀并不是象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是因为他悲观绝望，走投无路，因而放弃追求，自我毁灭。浮士德的自杀是他那种为了认识真理，一切都在所不惜的主观奋斗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坚持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错误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浮士德决定自杀的时候，他的头脑中萌发出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认识，他说：
现在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人的威力不亚于神。浮士德把自杀看作是一种“行动”，而且要通过这种“行动”来证明，人有能力实现他的要求。
尽管自杀这种行动对认识真理毫无价值，但浮士德终于意识到行动的意义，认识到行动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浮士德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因此，打算自杀就成了浮士德在因袭的错误道路上继续向前的一个终点，也是使他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起点。
当浮士德举起盛着毒药的杯子欲饮之际，响起了复活节的钟声，传来了天使的歌声。这在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声音，使他想起自己走进书斋以前经历过的那种自然朴素生活的快乐情景。“昔日的追怀唤起我年幼时的情感，在这最后的，严肃的一步把我引回”。浮士德现在想起，在他所诅咒的现实社会中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还有实现他的要求的可能。一种美好的憧憬驱使他走出书斋，走向原野和森林。
复活节的早晨春光明媚，浮士德由瓦格纳陪同走过欢乐的人群，来到充满生机的田野。这里，作者把浮士德和瓦格纳这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艺术形象放在一起，通过他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感受和截然相反的态度来揭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时代精神。
大自然的生机，人民的快乐，使浮士德无限感慨，他觉得这儿是“真正民间的天下”，只有在这儿，人才可以说“我是一个人”。瓦格纳对这一切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觉得人民的欢乐简直是“粗暴”，他们的歌声象着魔似的难听。浮士德看到大自然永不止息的运动，希望自己也能象小鸟似的立地飞升，在无边的天空自由翱翔。瓦格纳则表示，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他的精神快乐来自另一方面，即从书本到书本，从这章到那章。浮士德说，他希望能有“一件魔术的外衣”，把他引向“海外的异邦”，预示他将借助魔鬼的力量走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浮士德这一大胆的想法使瓦格纳惊恐万状，赶忙劝浮士德千万不要去惊动魔鬼，否则就会陷入灾难重重的境地。
浮士德和瓦格纳性格上的对立是多么鲜明。浮士德向往自然，热爱生活，瓦格纳脱离生活，仇视人民；浮士德追求真理，有远大抱负，敢想敢做，大胆无畏；瓦格纳一味追求僵死的教条和空洞的理论，前人没有说的话不敢说，前人没有做的事不敢做，鼠目寸光，谨小慎微。
总之，浮士德要求打破中世纪的思想枷锁，冲出封建经院思想的牢笼，去探求新生活的道路，瓦格纳则竭力维护这个过时的思想体系，决心继续沿着现成的道路爬行。浮士德和瓦格纳的对立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两种势力的斗争。浮士德代表了觉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感情、思想和要求，而瓦格纳则代表了落后、保守、反动的封建势力。浮士德站在历史前进的一边，瓦格纳站在反动的一边。
这两个曾是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学生，由于对历史发展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分道扬镳。瓦格纳随着历史的前进而销声匿迹，浮士德则跟着历史的步伐愈来愈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外出散步回来，浮士德又走进他长期国居的书斋。接触人民，重返自然，固然使他深为快慰，但是他心中的烦恼并没有因此消除。他苦苦思索他那渴求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
为了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拿出希伯来文的古本《新约圣经》，打算把它译成德文。头一句话就是：“泰初有道”。浮士德认为这句话不能照译，因为对“道”不能估价太高。他想到几种译法，都不能表达他的真实感情。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一种说法，于是欣然落笔，译成“泰初有行”。“泰初有道”，还是“泰初有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教会和世俗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捏造了一整套所谓“理论”，并且把这些理论教条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真理。他们强迫人们只准对这些“理论”作烦琐的推论，而不准人们从事有碍于这些理论的实践。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打破教条的统治，同时为了建立自己的事业，就必须行动，因此实践对他们来说便成了一条重要原则。浮士德的这一改动，不仅表明了浮士德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也揭示了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思想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这也说明歌德本人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深刻理解。在这方面他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言论，例如靡非斯特说的“灰色是一切理论，只有生活的金树长春”这句话已经成了人们的座右铭。
从“泰初有道”过渡到“泰初有行”，这是浮士德思想上的一个伟大飞跃。现在他要“跳进时代的奔波，跃身进事变的车轮，不管痛苦和欢乐，失败和成功相互变换，大丈夫只是不停地行动”。他决心走向生活，通过行动来满足他的追求。这样，他与魔鬼的订约就是势在必行。
正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的那样，“假如追求着的浮士德不再进行纯精神的苦斗而转向‘实际生活’，他就不得不与魔鬼结盟。”这是为什么呢？生活本身充满了矛盾，它有许多陷阱；而任何一项行动的结局都有两种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所产生的后果也有两种：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这样，浮士德要享受人生，从事实践，就给专门作恶的靡非斯特提供了施展其影响的可能。
关于靡非斯特和浮士德的关系，我们还须进一步加以分析。靡非斯特打算让浮士德充分地享受人生，得到生活中的一切乐趣。这对长期过着枯燥无味书斋生活的浮士德来说不仅必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的要求。
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讲，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只是他们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本质的方面。对立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
浮士德所理解的生活并不是库非斯特所认为的那种低级庸俗的，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要求，浮士德把生活看作是他从事实践的场所。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浮士德并不象靡非斯特所认为的那样，把生活享受当作目的，而且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手段，看作是发展自己个性和认识现实的一种手段。正是在这些本质的方面，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对立的统一，他们订约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他们又各有各的打算。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两个订约是由于浮士德在求死未成、求生不能时给魔鬼钻了空子。更不能说，浮士德这么做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歌德是完全从积极意义上去写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
在歌德看来，人类是在同各种恶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的，人类历史是在不断克服矛盾中前进的。浮士德离开了靡非斯特就不会有任何作为，没有靡非斯特，他也就没有了促使他前进的对立面。浮士德无论在“小世界”享受人生还是在“大世界”从事社会活动，靡非斯特都跟他影息相随，他的任何一项行动都离不开靡非斯特的帮助，即使象与海伦相会和改造自然这样的伟大行动也不例外。
因此，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歌德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关系，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兴起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
悲剧第2部是第1部的继续和发展。它概括了从古希腊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近3000年的历史；它的背景从中世纪的德国移到了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又从那里回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主人公浮士德在第2部里进行了各种实践，经历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悲剧第2部的写作手法也有不少独特之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严谨的故事情节，而是由许多形式上互不相关，内容上却是紧密相连的故事组成。这里，作者运用了更多的比喻，采用了更多的神话故事，创造了更多的虚构场面。这样作者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述自己的见解，使这部作品反映出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对于悲剧第2部的思想社会意义以及它的艺术价值，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过非议。费希尔武断地认为《浮士德》第2部是“不能理解的”，并写了一篇《浮士德悲剧第三部》来讽刺歌德的《浮士德》第2部。德国19世纪文学史家赫特纳认为：“《浮士德》第2部的艺术力量和艺术效果远不及第一部”，而且这主要不是因为作者年龄的关系，而是由于“题材的性质和对它的处理”造成的。按照赫特纳的意见，甚至第5幕“艺术上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些论断是不能使人悦服的。
歌德在《浮士德》第2部里，不仅生动、具体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制度在德国的衰亡，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矛盾，而且预见了人类历史本来的发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歌德在描写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时候，他没有象资产阶级自由派那样竭力掩饰和美化资本主义的矛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人类历史最高的、最完美的发展；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如实地、赤裸裸地揭示出来，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更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另一方面，歌德在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时候，并没有象反动的浪漫派那样是为封建制度唱挽歌，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的进步，企图退回到封建社会；相反，他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歌颂。
拿第2部的开头同第1部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景。时间不再是深夜，而是旭日东升的清晨；地点不再是令人窒息的书斋，而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原野。主人公浮士德也不再是倚坐桌旁心里充满忧虑和烦恼，而是身卧百花丛中逐渐苏醒。他感到生命的脉搏在跳动，心中产生了一种坚毅的决心：不断地向更高的存在飞跃。这截然相反的气氛和完全不同的心情，表明浮士德已经摆脱了中世纪加于他的沉重负担，他将以新的精神开始新的征程。
作者先把我们带到了封建德国的皇宫，从这个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看到了德国社会的全貌。这种社会简直是个邪恶的世界，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皇帝形同虚设，诸侯小邦各自为政。反动统治者只顾寻欢作乐，挥霍浪费，结果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抢劫和骚乱弥漫全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怒不可遏。
歌德在这里所描绘的德国社会的悲惨景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在这样的社会里，浮士德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就必须摈弃这个社会，走向另外的世界，这就是古希腊的神话世界。
歌德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加之德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所以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法国资产阶级那种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他们理想的要求，而是象梅林所说的想在“文学里创造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像”。于是，他们找到了希腊艺术，希腊神话世界。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美的理想，看到了一个纯洁的世界；那里的人自然而又和谐，并且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们崇尚古希腊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实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
出于这样的认识，歌德让他的主人公离开了封建的德国来到了古希腊的神话世界。为了强调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及其代表海伦是进步人类追求的理想，作者特地写了一个饶有风趣的插曲。
在化装舞会上，皇帝出于享乐的目的要浮士德召来巴妮斯和海伦这两个美人。浮士德要靡非斯特帮忙，靡非斯特表示无能为力，他说：“你以为海伦是容易召来，象纸币妖魔一样？”并且承认自己与海伦“实在无缘”。这个刚才还在皇宫里大显神通的魔鬼，现在又变得如此无能，说明他与海伦的精神水火不容。
巴妮斯和海伦的幻影出现之后，宫廷里的人出于各自的动机，对他俩有的赞赏，有的挑剔。但不管是谁，都把巴妮斯和海伦幻影的出现仅仅看作是一种惯常的游戏。至于巴妮斯和海伦的美和他们所代表的精神，这些宫廷里的高官显贵和皇妃贵妇是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只有浮士德才真正懂得海伦的美和她的伟大精神。他一见海伦的幻影，就不顾一切地要捉住她。他感到，只是在这时他才找到了立定脚跟的现实，于是他喊出：
她原在远处，今已在咫尺，
我要救她，她双倍地成为我的。
谁认识了她，谁就不能同她分离。
浮士德要捉住海伦的幻影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招来了一场灾祸。但已经失去知觉的浮士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见到真正的海伦。何蒙古鲁土洞察浮士德的心思，于是在纯属虚构的古典瓦普几司之夜带领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来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
浮士德一落地，就“象安泰触地而生新力一样”。在这里，他“预感到未来的福祉”，而且终于找到他久已向往的海伦。作者借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合表明，那已经从中世纪解放出来的进步人类能够掌握希腊古典艺术。再联系到海伦在此以前一再遭受“苦难的厄运”，还说明古希腊的艺术只有被进步人类掌握才能获得新生。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的直接结果是欧富良的出生。
根据大多数《浮士德》研究者的意见，欧富良指的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这是完全正确的。歌德确实很推崇拜伦，并且在《浮士德》里为他建立了一座丰碑。但是，歌德塑造欧富良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念拜伦这位伟大诗人，更主要的是要表达他的理想，体现一种精神。歌德在1829年12月20日同爱克曼谈到赶车童子时说：“这就是欧富良！”爱克曼十分奇怪，为什么在第2部第1幕就出场的赶车童子，竟与第3幕才出生的欧富良是一个人呢？歌德解释道：“欧富良不是一个人，仅仅是一种比喻。……同一种精神后来可以是欧富良，现在则是赶车童子。这种精神象幽灵似的，无所不在，可以随时出现。”
那么欧富良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歌德让他豪迈地
那么让我跳，
那么让我飞，
无论任何高处，
我都要冲上，
这是我的憧憬。
他觉得他不能受任何限制，而且为了自由必须战斗；
祖国所产生的人们，
在危险里进进出出，
自由的勇气无限，
自己的血白流也心甘；
神圣的意志，
属于不屈服的人，
一切的胜利，
归诸战斗的人。
摆脱一切束缚，求得绝对自由，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并且为了实现自由必须勇敢无畏地战斗，这就是欧富良的精神。歌德正是在伟大诗人拜伦身上发现了这种精神，并且以拜伦为素材创造了欧富良这个艺术典型。歌德说过：“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我所要求的就是他这种人。他具有一种永远感不到满足的性格和爱好斗争的倾向，……因此用在我的《海伦后》里很合适。”
在歌德笔下，欧富良是古典美与浪漫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出现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当欧富良在音乐声中登场时，福尔基亚斯说：“听那些悦耳的声音，把古话赶快忘记干净；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请抛掉那班古老的神。”这个新时代已经不是以复兴古代艺术为中心的那个时代，而是随之而来的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时代。
如果说希腊神话世界的光芒驱散了中世纪鬼怪世界的阴云，那么现在人的现实世界又代替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世界。这一切都是歌德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同时也说明歌德热情歌颂古希腊的“美”仅仅是为了人的更高发展。
毫无疑问，歌德对所谓欧富良精神是热情赞颂、倍加推崇的。但是，他又认为这种精神，这种理想，远远超越了现实，因而无法实现。当欧富良觉得“荣名之路已开”，决心冲锋陷阵时，在幻觉中以为自己长出了翅膀，于是纵身飞跃，结果坠落在地，粉身碎骨而亡。欧富良遭到这样结局的原因是，他只求个人的自由离开了集体，他只是孤军奋战脱离了群众，他只凭主观意志不考虑客观的可能。那么，在歌德看来，欧富良的伟大精神，伟大理想，如何才能实现呢？关于这一点，在悲剧第2部的最后部分作者作出了答复。
浮士德在遨游了古代神话世界之后，驾着海伦的衣裳化成的云彩又回到了现实的德国社会。从此开始了浮士德实现其理想的新阶段。
现在，他不再是在主观的、艺术的虚幻世界里努力满足个人的渴求，而是要在改造客观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实践中寻求真理，实现理想；现在激励他前进的不再是个人主观的要求，而是造福于他人的伟大事业。这是浮士德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取得的意义深远的重大进步。当靡非斯特要他当个统治者去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时，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说：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余地做伟大的事业。
惊人的功业应该成就，
我感到我有力量担任。
浮士德所要完成的伟大事业是什么呢？那就是：围海造田，征服自然，发展生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面对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浮士德为什么不采取政治行动，而把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看作是一条理想之路呢？这样我们就需要简略地谈一谈歌德对法国革命和革命暴力的态度。象当时德国大多数进步作家一样，歌德对法国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的理论表示的。”这就是说，这种热情主要是对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口号表示的。一旦革命从理论宣传发展成为革命的行动，成为流血的、暴力的行动，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变成“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歌德并不反对法国革命本身，他对法国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内容始终是充分肯定的，完全赞同的；但实现这个革命要用暴力他是反对的。歌德拥护变革，但这种变革不应是暴力的。歌德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歌德的思想中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但在对待革命，对待暴力的问题上他却完全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可见当时德国社会上的那种庸人习气是多么的浓厚，连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也摆脱不掉它的影响。
歌德对待革命的基本态度决定了浮士德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他的追求。在歌德看来，最理想的道路是，不必进行什么政治革命，就能实现变革，使社会前进。如果说过去他力图“在文学里创造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像”，那么现在则希望通过征服自然，发展生产来实现他的理想。
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这使歌德眼界大开，深受鼓舞，他热情赞颂这一伟大进步。当他得知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时，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全人类都将由此得到无可估量的好处。他很想能看到这条运河的建成，他还希望建立一条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运河和很快能建成苏伊士运河。
为了能亲眼看见这3件大事，他觉得再活几个50年也完全值得。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歌德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而且会使许多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例如他曾对爱克曼说过，现有的公路和将要建筑的铁路会使德国统一。歌德对生产发展的歌颂以及他对生产发展所抱的希望，显然是从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德国庸俗市民的立场出发的。
在他看来，只要生产发展了，那就既可实现社会进步又不必实行暴力革命，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也是不现实的。他看不到生产力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发展的。当然，他更不懂得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了。
格林童话
《格林童话》由德国雅克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搜集、整理、出版，分3卷，共收童话216篇，是世界的童话的珍品。
格林兄弟创作《格林童话》有它的时代背景和赖以生存的土壤。
19世纪初，德国社会落后，资本主义发展缓慢。
1814年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缔结反动神圣同盟，德国成立德意志联盟，千方百计维护旧的封建秩序，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期间德国兴起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掀起一股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的热潮，但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思想出发点并不相同：一部分人如阿尔尼姆、布仓塔诺，是为了利用民间文学中的迷信落后因素，美化中古社会，维护封建制度；格林兄弟则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出发，比较注意挖掘民间文学中的积极健康内容，因此他们所编的童话集，既有着对封建统治势力和各种丑恶现象的尖锐讽刺，也有着对人民群众被压迫处境的同情，以及对他们高尚道德品质、美好心灵的赞颂。
格林兄弟在1806年开始采集童话，一再强调它们最早都是“口头流传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样清新、质朴和永远富有真实感的童话并不多见”。他们先在自己活动过的生活圈子里采集童话，“几乎就在黑森、莱茵河……一带”，他们除了发现伯肯这个童话之州外，还在黑森州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童话之乡，格林兄弟就这样听人口说，自己笔录，也请友人帮忙采集。在1812年除夕前，童话第1卷问世，第2卷问世于1815年。
格林童话问世以后，不仅一版再版，而且同时出版了不同的版本，后又译成不同的文字，传遍世界各个角落，真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
格林兄弟不仅采集了《儿童的与家庭的童话》、《德国传说集》、《德国神话》，写了《德语语法》、《德国语言史》等，还编了《德语辞典》，翻译了《古代丹麦的英雄诗歌、叙事谣曲的童话》等等，但其中蜚声世界文坛的，首推《儿童的与家庭的童话》了，其中的《三羽毛》、《跛老人》、《雪婆婆》、《灰姑娘》、《白雪公主》、《稻草、煤炭和豆子》等名篇早为我国读者所熟悉。不仅小读者视为珍宝，就是成人，也都喜欢阅读。它是德语文苑中的奇葩，也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瑰宝。
红与黑
《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大致写于1829年10月至次年4月，依据1827年底几期《法庭公报》上登载的一个青年家庭教师枪击女主人的案例加工改编而成。小说副题《1830年纪事》说明反映的是法国七月革命前夕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
作品通过小资产者于连个人奋斗失败的悲剧，形象地描绘了王政复辟末期广阔的生活画面，以及向往自由平等的知识青年对黑暗的封建复辟势力的反抗斗争，书名具有这方面的象征色彩。于连是个才华出众的平民青年，在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时代，完全有可能凭个人努力而平步青云，但生不逢时，在复辟时期已此路不通。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认为自己属于这样一种年轻人：“他们出生在一个卑贱的阶级里，可以说是受着贫困的煎熬，但是他们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大胆地混入有钱人高傲地称为上流社会的圈子里。”这就是他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不可饶恕的罪行。于连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认为当时“在法国有20万个于连·索雷尔”。
尽管他们在向上爬的过程中有不择手段甚至妥协依附的一面，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他们对贵族社会的不断冲击，揭露了封建复辟王朝的深刻危机。《红与黑》标志着法国及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831年3月。
作品以15世纪末的巴黎为背景，描写一个善良、热情、无辜的少女爱斯梅哈尔达，在阴森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遭受摧残和迫害的悲剧，控诉了天主教会恶势力的虚伪、狠毒，封建君主的专横、残暴，司法制度的残酷与腐朽，有着强烈的反教会反封建的色彩。
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孚罗诺表面上威严清苦、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一个阴沉冷酷，用法衣掩盖了淫欲的人间恶魔。他看到热情美貌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哈尔达以后，就企图占有她，并为此安排了一系列的阴谋。在达不到目的之后，就把她送上了绞刑架。
这个幽灵般的宗教势力的代表，把情欲要求变成了兽性的疯狂，是杀害爱斯梅哈尔达的刽子手。他还苦心炼金，操纵司法，集拜金、野心、好色三恶于一身，充分表现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黑暗与腐朽。
小说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女主人公爱斯梅哈尔达有着姣美动人的外貌和善良纯真的心灵。她富于同情心，当穷诗人甘果瓦将被“怪厅”群众绞死时，她用婚配救出了他；加西莫多被鞭笞后因口渴而痛苦呼号时，她把装满水的水罐送到他的嘴边。
她纯洁、天真，丝毫也不怀疑贵族子弟法比的欺骗，面对克罗德的淫威，坚贞不屈。她是处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歧视双重压迫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加西莫多是小说中又一个正面形象。他虽然外貌丑，又聋又跛，受尽欺凌，却忠诚勇敢、纯洁高尚、爱憎强烈。他冒着生命危险，把爱斯梅哈尔达从绞刑架上抢下，安置在圣母院避难。当了解到克罗德就是杀害她的罪魁祸首时，便愤怒地把克罗德从圣母院楼推了下去。加西莫多不但与爱斯梅哈尔达的形象相映成辉，也与克罗德的形象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小说中善与恶，爱情与淫欲的冲突。
小说的批判锋芒还直接指向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法院对加西莫多和爱斯梅哈尔达的审判过程，正是对腐朽残暴的国家司法机关的锋利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国王路易十一与教会相勾结，一手制造了圣母院前的大屠杀，充分暴露了他的残暴本质。
小说人物夸张，情节离奇，形象奇特，感情强烈，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
整个作品充满强烈的对照，美与丑、善与恶相比，真与伪相对。光明与黑暗、仁慈与暴虐、纯洁与卑劣、优美与畸形、爱情与淫欲，无不相应相邻，使得形象鲜明，性格突出。
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小说通过描写一个复仇的故事，对复辟王朝的黑暗政治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主人公唐泰斯因为替拿破仑传递一封信，就蒙冤入狱，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黑牢生活，相当于复辟王朝的整个统治时期。他的遭遇和非人生活，极其形象地反映了复辟王朝阴森、暴虐的统治。
小说还暴露了七月王朝时期上层人物的罪恶历史。唐泰斯的三大仇人在这一时期挤进了统治阶层。维勒福是个政治投机家，费尔南曾充当入侵西班牙的法军向导，唐格拉尔靠倒卖军粮发财，他们的发迹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倒行逆施和黑暗。
小说的正面人物都反对复辟王朝：性格坚毅、刚直不阿的拿破仑党人首领努瓦蒂埃；信奉共和、善良仁慈的船主摩雷尔。这两个人物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
小说对金钱统治一切的社会现象也有一一揭露。唐格拉尔夫妇的关系以金钱为纽带，妻子是丈夫的赚钱工具。维勒福夫人千方百计要独占前妻财产。不过，大仲马却又宣扬了金钱万能的思想，小说中金钱成为主人公的复仇工具，屡试不爽。
作为通俗小说的典范作品，这部小说有3个艺术特点。
一是情节复杂，一气呵成。主要情节中化出若干次要情节，险象环生，跌宕起伏；小插曲紧凑精彩，却不喧宾夺主；情节离奇而又不违反生活真实；前面四分之一篇幅写主人公被陷害经过，后四分之三写复仇，脉络清楚；复仇的3条线索虽然交叉，却保持独立性，最后汇合，环环相扣，步步深入。
二是善写对话，戏剧性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通过对话来表现。基本上用对话展开情节，甚至交代往事。
三是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唐泰斯的单纯和基督山伯爵的铁面无情是统一的；3个反面人物同是狡猾阴险，唐格拉尔显露一些，维勒福老奸巨猾，不露声色，而莫尔赛夫则有流氓习气。次要人物也相当生动，维勒福夫人心狠手辣，唐格拉尔夫人卑琐猥亵，虽然他们同样贪财；摩雷尔热诚，努瓦蒂埃刚烈，虽然他们同样正直，人物性格却互不雷同。
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一部包含封建贵族没落衰亡史和资产阶级罪恶发迹史的现实主义形象史。
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形象地描写了贵族阶级如何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腐蚀和逼攻下逐渐灭亡的过程，无情地揭露和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贪婪、卑鄙丑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它的问世，把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并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年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作者在《人间喜剧》中揭示生活的深度和描写现实的广度方面，是在资产阶级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作家也无法比拟的。他的作品在当时，对人们认清资本主义金钱的罪恶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还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巴尔扎克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坚持“严格摹写现实”的主张，非常重视环境的描写强调人物的个性化及细节的真实性。他不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他所奠定的创作方法，被当时许多作家奉为圭臬。
呼啸山庄
小说《呼啸山庄》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
《呼啸山庄》通过男女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悲剧，描写了一场围绕着爱情展开的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愤怒控诉了使人的心理扭曲变态的社会黑暗势力，同时表现了一个备受摧残、心灵饱受创伤的反抗者在精神上所拥有的巨大力量，赞颂了顽强的叛逆精神。
小说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一个反抗者、叛逆者的形象。他本是一个流浪儿，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肖抚养了他。恩肖死后，其子辛德莱像暴君一样对希斯克利夫实行野蛮的肉体折磨，不但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还把他降到奴仆的地位，力图使他“下流愚昧”，并且极力割断他与凯瑟琳的爱情。在鞭子下长大的希斯克利夫养成了坚韧倔强的反叛性格。从幼年开始，他就思索着如何向压迫者斗争。当凯瑟琳经不起门第、金钱的诱惑，选择了富有的林惇而抛弃了希斯克利夫后，希斯克利夫一怒之下出去了3年。经过艰苦挣扎，他有了钱，有铁一般的体格和可怕的复仇念头。他不惜用压迫者所采用的残酷手段来进行报复，千万百计地把压迫者的财产弄到自己手中，成了一个凶狠的地主。他怀着对辛德莱和林惇的仇恨，将复仇扩大到他们的孩子身上。当他的复仇目的达到后，精神却走向寂寞和空虚。从希斯克利夫的反抗复仇来看，他是胜利者；但从他的精神追求的归宿来看，却是一场个人主义的悲剧。
女主人公凯瑟琳是恩肖的爱女。她倔强、任性，敢于冲破阶级的藩篱，不顾处罚和恫吓，顽强地和“下等人”希斯克利夫共同反抗辛德莱的压迫，反抗宗教禁锢，并把善书扔到狗窝里。她和希斯克利夫的爱情就是这种反叛的果实。但凯瑟琳的出身使她爱好虚荣，因而决定和画眉田庄的主人林惇结婚。幻想借林惇家的财富来“帮助希斯克利夫高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她这样做，既背叛了心爱的人，也背叛了自己。她的资产阶级偏见，自私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断送了她自己的幸福和生命。
她的悲剧既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愤怒控诉，也同希斯克利夫的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品在艺术上独具一格，与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相比，是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感情丰富，悲剧气氛浓厚，人物性格鲜明。故事避免了平铺直叙而采取倒叙方式，由目击呼啸山庄剧烈变化的老管家用讲奇特故事的形式向陌生人讲述出来，因此增强了作品情节的神秘色彩。
茶花女
《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作品。
《茶花女》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埃的生活经历为主线，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白茶花那样纯洁美丽的少女被摧残致死的故事。
作品艺术表达上独特而新颖。组织情节时，用了追叙、补叙、倒叙，手法多变，生动有致。一个个悬念的设置，扣人心弦，使人不忍释卷。特别是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和悲剧气氛，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一经出版即轰动全国。
尽管上流社会恼怒地批评道：渲染妓女生活，是“淫荡堕落”、“低能下流”。但更多的人们则为真切感人的故事所征服。妓女玛格丽特的悲惨命运，她的灵魂悲号，以及男主人公阿芒痛彻肺腑的悔恨，都强烈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
1852年，小仲马改编的五幕剧《茶花女》上演并获巨大成功。
《茶花女》后来还被改编成歌剧，由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家威尔第作曲，影响更为深远。不久，无论是剧本还是小说，很快就跨越国界，流传到欧洲各国。《茶花女》也是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西方文学名著。1897年，著名翻译家林纾将它介绍到我国，当时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产生了“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的巨大反响，深受我国广大读者的喜爱。1907年，我国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又把小说改编为剧本，在日本东京首次公开上演，这次演出还标志着我国话剧的开端。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代表作，他率先把一个浪迹于上流社会的风尘女子纳入文学作品描写的中心，开创法国“落难女郎”系列的先河。
作品通过对巴黎名妓玛格丽特生活经历的描绘，真实地展现了法国七月王朝上流社会的糜烂，对他们的虚伪的冷酷的面目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写于1857年。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爱玛原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她在少女时期曾生活在修道院中，偷偷地阅读了不少描写爱情的浪漫主义作品，整天幻想过上流社会的“美妙生活”。她嫁给了一个懦弱、平庸、感情贫乏的乡村医生查理·包法利，她的“巴黎式的爱情”幻想破灭了。在一次侯爵家的舞会上，她受到地主罗道耳弗的勾引，不久又被他抛弃。爱玛寻找新的刺激，和见习生赖昂往来，一步一步走向堕落，成了非常放荡的女人。为了维持腐朽的生活，她债台高筑。后来她又被赖昂抛弃，高利贷者逼得她走投无路，爱玛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小说通过包法利夫人爱玛的悲剧，真实的描写了19世纪中期法国社会的现实，深刻揭露了教会的黑暗，贵族资产阶级的荒淫卑鄙，小市民的庸俗猥琐，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关系的罪恶。
《包法利夫人》被奉为自然主义的经典著作。
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是19世纪挪威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
作品通过主人公娜拉逐步觉醒，最后毅然从家庭出走的过程，深刻地说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家庭里，妇女处于极端无权的地位，她们没有经济权，没有支配权，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
作品的主人公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她性格善良而坚强，情感热烈而真挚。她天真活泼，乐观，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为了挽救患了重病的丈夫的生命，她瞒着丈夫假冒父亲的签名向人借债。为了还债，她想尽了一切办法，削减自己的生活费用，承揽抄写工作，“每天晚上躲在屋子里一直抄到后半夜”。当债主柯洛克斯泰以伪造签字进行要挟威逼时，她为了不连累自己的丈夫，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这过程中，娜拉目睹了丈夫海尔茂的一场变色龙似的表演，让她看清了海尔茂甜言蜜语掩盖下的虚伪、自私和卑鄙的市侩嘴脸。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娜拉，再也不能忍受丈夫的专横与辱骂，她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不仅看到了海尔茂丑恶的灵魂，而且也开始认识到当时社会的婚姻、道德、法律、宗教等的不合理性。觉醒了的娜拉，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做一个真正的人，拒绝了丈夫关于家庭、宗教和道德的说教，毅然出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娜拉的行动是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背叛。但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怎样才能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呢？作者在剧本中并没有能做出回答，这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
作者善于在剧情发展中用设问来吸引读者进行思考和讨论，使剧情步步深入，引向高潮。随着剧情冲突的展开，又及时进行插叙追述，因而剧本情节集中，结构紧凑。此外，作品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变化的刻画上也颇具特色。
牛虻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著作，是爱尔兰最著名的小说，发表于1897年，由3卷和1个结尾组成。
它描写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祖国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主人公亚瑟出生富裕家庭。他在严酷的现实斗争中逐渐认识了教会的反动与伪善，愤然离家出走辗转流浪于南美各地，受尽了各种凌辱和折磨，锻炼成为了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在13年后，他重返意大利，经常以“牛虻”的笔名发表嘲讽教会和贵族自由主义的文章。后来，他为准备武装起义冒死偷运军火，不幸被捕，在狱中经受了各种酷刑和病痛的考验，英勇不屈，从容就义。小说通过对牛虻战斗一生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反动教会的伪善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凶残，热情歌颂了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意大利爱国志士牛虻的光辉形象。牛虻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意大利民族解放火热斗争的感召下，他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对天主教会的反动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意大利比作一个醉汉，搂住一个扒手的脖子哀哭，而那扒手却正在掏他的口袋”。那扒手不是别人，正是庇护斯九世。他认为新任红衣主教蒙泰尼里“即使不是一个流氓，也是在流氓掌握中的一个工具”，他就像“一块拦路的石头”，“非把它一脚踢开不可”，以开辟意大利民族解放的道路。
牛虻有着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惊人的革命毅力。他对敌人刻骨仇恨，对人民则无比热爱，对自己所从事的正义事业坚信不疑并无限忠诚。他为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在意大利革命青年中，在意大利民族历史上，树起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牛虻》问世以后，被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鼓舞了无数革命志士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牺牲。
荒原
《荒原》是英国现代诗人艾略特的所著的长诗，1922年发表。
全诗共分5章：《死者葬仪》描写荒原上虽然春回大地，但有欲无情的现代人仍然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对奕》揭示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同伦敦小酒店里的下层妇女同样庸俗和空虚；《火诫》进一步描写伦敦各种人物庸俗猥亵的生活，指出只有天降圣火，才能洗涤罪行，复归淳朴；《水里的死亡》用商人弗莱巴斯的可悲下场，劝告人们坚持宗教信念，迈向圣地；《雷霆的话》中，代表上帝的雷霆要人们皈依天主，遵循施舍、同情、克制以及宁静的宗教原则，摆脱苦境，也反映了诗人对革命浪潮的恐惧感。
该诗借用寻找圣杯的骑士传说，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喻为一片荒原。在思想上反映了当时西方知识分子中的悲观失望情绪，也表达了作者渴望从宗教上寻求精神出路的愿望。
艺术上突破了旧诗陈规，形式变化多样，极少用韵，文字简洁，诗意葱茏。但隐喻、典故、引证繁多，诗中涉及6种语言，56部作品，比较晦涩艰深。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现代诗歌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