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安居》在阐述希腊神殿时说：“作品把自己置回之所，以及在作品的这一自行置回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大地。大地是涌现者和守护者。大地独立而不待，自然而不刻意，健行而不知疲倦。在大地之上和大地之中，历史的人把他安居的根基奠定在世界中。作品对大地的展示必须在这个词严格的意义上来思考。作品把大地本身移入世界的敞开并把大地保持在那里。作品让大地成为大地。”大地，是一切敞开者的敞开之地，也是敞开者的回归之地，因此，大地也是家园。
海德格尔有一句话：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守护者。身处技术时代，常常使我们忘记脚下的大地，忘记存在的根基，阅读乡土作品，对于丰富心灵的体验意义重大，而宁波的作家们很早确立了对乡土审美的自信，千年以来的积淀，形成了动人的脉流，张扬着大道，表现出独特的神韵。
文学在这个时代似乎越来越小众化，每年的文学奖常常是一群文学爱好者自己的游戏。上个世纪80年代一时非常红火的诗歌，近二十年来对大众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有时在报纸的副刊里出现一些诗歌，作花边般的点缀，可能很少有人会去好好看上一遍；戏剧的命运也大致相似，大剧院里好久没有激动人心的剧作了，即使有也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有想去看看的冲动；小说走上了类型化的道路，常常是武侠、言情、悬疑、惊悚一类，最热闹的是矫情的青春小说，一边如烟花般绽放，一边已经灰飞烟灭；受欢迎的散文，常常以调侃生活游戏的笔调，表现着生活浮泛。人们喜欢读图，喜欢窝在家玩网络游戏，喜欢用手机为各种各样的选秀活动投票，喜欢诸如此类非常直接的感观快乐，而咀嚼语言、沉浸在文字中去感受魅力的习惯，已从大多数人的眼里褪去，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耐性，可能也消逝了这个能力。文学似乎要遭遇其他非物质遗产一样的命运，一部分保留此项技能的人需要保护，这当然是非常悲观的想法，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背离纯粹的诗意、漠视重大的命题、无意关注生命深层的渴望，文学被这个时代抛弃的感觉是那么强烈。
这也许是杞人忧天，因为一个民族不会放弃使自己民族语言更臻精美、更臻完善的追求，抛弃语言的追求，也就是抛弃了自己的希望；而且一个人一定有自我表现的欲念，通过文字表明自己的存在，实现彼此心灵的对话；一个人一定有柔软的部位，会深情地去怀想骑着高头骏马，走在草原上，或者漫步桂影下松林中，举头望望天边的一钩月亮，或者就简简单单在画船中卧听雨声淅沥，或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等，寻找一份诗意，来丰盈情感，观照自己的灵魂，发现自己的卑琐、狭隘、荒谬与有限，追寻崇高、优美、壮烈与无限。
不管怎样，宁波这块地域中至今还保留着较好的文学传统，不少文学爱好者还有自己的社团类组织，通过文学网站彼此交流，宁波还有一份《文学港》这样的纯文学杂志，表现着一个城市对这片天空的守望。一些作家还努力借鉴世界文学发展的经验，力求创新，发展自己。如荣荣的诗歌，从平凡人的生活中挖掘诗意，蔡康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写纪实文学，谢志强、张忌用魔幻、变形等创作手法来创作小小说，杨东标用文化来充实戏剧，王耀成力图展现宁波商帮风云，李建树用轻喜剧式的情节批判世界的荒谬，还有艾伟带有救赎感的长篇小说，夏真、王毅充满激情的报告文学，赵柏田融冶识见的文化散文，孙武军富有情感张力的诗歌，还可以感受江晓骏的温和、王静的细腻、何桂英的柔丽，以及梁旭东的耿直、张文斌的深刻、郑炀和的犀利、任茹文的广博等等，他们用文字激活当代宁波人的感官世界，展现当下宁波人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思考的高度和深度。
但是我们非常怀念文学热闹的时代，诗人辈出的时代；常常以为一个地域的人，他幸福的程度与诗意的感受能力、表达能力的关联度，要远远超过物质文明发展的程度。宁波历史上有太多令人怀念的文学故事，而且这些文学故事也必将世代流传，散发永恒的魅力，温暖宁波人的心。
是的，当我们蓦然回首，回望秀丽四明山的时候，常常以为一群白衣飘飘的诗人，带着盛唐的风范乘着运河的帆船，带着对王羲之、谢安等人的仰慕，读着谢灵运的名作《山居赋》，翩翩而来。他们的嗓音真的非常好听，感性、质朴、真诚又充满磁性，如细沙落纸，有种粗糙的质感，男人能从中听出举杯消愁、金樽对月的豪放，女人能听懂云抟的羽衣随浪蹁跹的寂寞。有注视星空迷离的眼神，有白皙修长的手指间散发的墨香，有古道旁被润湿的青青草叶，有触摸遥远梦想的微笑，泉水呓语、月影叹息，华丽辞藻化成音符在空中融化、飘飞……一个个生命，一幕幕场景，在眼中沸腾。这群人可能有三百以上，有宁波人，但大部分是外来的行者，多数是唐代诗坛的杰出人物，如李白、杜甫、贺知章、皮日休、陆龟蒙、刘长卿、刘禹锡、骆宾王等。他们带有深层寄托的绝美吟唱，其审美所达到的境界直到现在都难以超越。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生性旷达、风流潇洒的贺知章，被李白赞为“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的贺知章。四明不是他的故乡，但他最爱四明，八十六岁辞官后做起道士，隐居在月湖边上。他觉得四明大地是他最好的精神归宿地，他由此也成为月湖边上第一位大诗人。贺知章告老还乡的那一首诗《回乡偶书》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歌，但影响文坛的可能还是那一次京城外的饯别，玄宗、皇太子及文武百官都为其吟诗饯行。这场最为风流的盛会上，四明山成为最热闹的名字，李白一连写了两首诗相赠，玄宗也赐了诗。玄宗的《送贺知章归四明》是这么写的：“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僚怅别深。”多少知遇深情在其中。现代的酒店里每天演绎着多少离别的饯行与相遇的接风，或者高朋满座的畅饮，但我们是否还能经营起唐时的一份诗意，即使万分之一也好。
一些诗人用一个专题来描述四明山的见闻。如陆龟蒙的诗作《四明山九题诗》，皮日休的《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另一些诗人则径直入四明山寻仙访道、修身养性，如施肩吾，他在《同诸隐者夜登四明山》中这样表达内心的喜悦：“半夜寻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触云行。相呼已到无人境，何处玉箫吹一声。”对崇往四明山的一脉诗意一直延续至今，可以串联起万千珍珠般清丽的作品，如宋王安石的《泊姚江》、宋戴表元的《四明山中逢晴》、《四明山中十绝》、明王阳明的《四明观白水》、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山居杂咏》、清张羲年的《姚江竹枝词》，及至当代红枫诗会的诗歌，如荣荣，一位从四明山间走出来的才女的诗，形成了一道流光溢彩的文化风景线。这些思虑飘逸的文人把四明山文学化，把文学生活化，当我们从他们的笔墨来看四明山时，我们越发觉得自然之美，越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超越自然属性的文化大山，四明山，虽不是一座资源性的山脉，却又饱含着何等的精神富矿。真的，门口一座青山，真好。
与这一脉诗意的浸润相关，四明人结社吟咏成为一方风气。以月湖为例，从晚唐国宁寺的住持宗亮开诗社以来，相继出现过五老诗社、月湖诗社、湖上诗社、遗老诗社、湖心诗社、林泉雅会、三司马社、林泉诗社、南湖九子社、观日堂诗社、鹤林七子、西湖八子社、真率之约、月湖三子社、枕湖吟社、烟屿诗坛等诗社。著名诗人有北宋“庆历五先生”、舒亶、罗适等，南宋史浩、楼钥、高似孙、高翥、吴文英、汪大猷等，明清有屠本峻、屠隆、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沈时颖、叶炜、徐时栋等等。南宋为一盛，清初为一盛。现代月湖之畔也还有宁波诗社一类的组织，海曙区每年都举行“春天送你一首诗”的广场诗会活动，应者云集。记得2009年有一位叫张春耘的诗人，写了一首《推开四明山的窗》，一时间被许多人传唱。这样的诗风遍及姚江两岸，如明王阳明的龙泉诗社，乾隆年间鸣鹤镇的白湖诗社，光绪年间的姚江同声诗社。1931年余姚泗门镇南谢村有位谢宝书的老人整理了《姚江诗录》八卷由中华书局付梓石印，辑录诗家五百零十八家，诗作三千五百首。近代慈城有著名的诗人应修人，他与余姚人楼适夷等在杭州成立湖畔诗社，出版《湖畔》、《春的歌集》等诗集，他们的诗歌单纯、清新、质朴，表现刚刚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少年的天真烂漫。还有为鲁迅赞美的革命诗人，象山的殷夫，激情澎湃如同东海的波涛。在写诗日益远去的当下，四明山中的梁弄镇，还有百余名草帽诗人组织的梁弄诗社，经常组织“诗词进校园、诗词进农村、诗词进企业、诗词进单位”的活动。
作一个概括，唐代是第一个高峰，一大批盛唐的大诗人，赋予地域浓郁的人文气息；宋代则再起高潮，表现为名家辈出，名作丰富；而明清达到了鼎盛时期，简直全民皆为诗人，特别是明清之交，民族受辱，大量爱国诗篇与巨大的悲情同时涌现。这些诗歌大大丰富了地域的情感宽度，使得世代生民有了凭借去体验人生情绪的极致，构建精神生活的底蕴。可以说，诗教是宁波最好的人文传统之一，它直接淳化地方风俗：崇尚高雅、崇尚美丽、崇尚和谐。
在传统的研究中，林和靖、吴文英、张可久、高则诚四位诗人并称为宁波四大文学名家，堪登中国文坛巅峰。林和靖，北宋时人，这位隐居在西湖边的名士已有较多笔墨涉及，不再细叙。吴文英，海曙人，这位一生未第、游幕于苏州、杭州、越州三地的南宋诗人，著有《梦窗词集》四卷本与一卷本两种，存词300余首。其词以密丽著称，能使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况周颐《蕙风词语》卷二），又讲求音韵，多念旧游、怀爱妾、感逝之作，也有哀时伤世的词篇。其凄苦悲凉之声难以穷极，有评论家认为是将周邦彦的安排思力跟辛弃疾、苏轼的感发结合起来的一个人。张可久，鄞州人，元散曲作家，与乔吉并称为“双璧”，现存小令855首，套曲9首，数量为有元之冠，占现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个人作品占朝代作品总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张可久曲词清丽，华而不艳，常写闲逸情怀，但有不得志之叹在其中，如《人月圆·山中书事》“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高则诚为温州瑞安人，但主要成就《琵琶记》在宁波完成，其诗歌多慷慨激昂，见识深刻，如《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一诗。高则诚居宁波日，为元末方国珍割据时，方国珍本意留其在幕下，但高则诚决意不从，后“旅寓鄞之栎社沈氏，以词曲自娱”。《琵琶记》为蔡伯喈正名，并树立孝女赵五娘形象，使传统民间故事重焕生命；又因曲词清丽，为民间与朝廷共同推崇，被尊为“曲祖”。
诗教的内涵，不仅是寻求以诗意栖居的方式来构建生活形态，而且“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在儒家学者味道比较浓的诗人眼里，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把诗歌作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经典，把诗中精粹的文句化为政治和道德格言，应用于政治策论、社会交往，使得言语带上浓厚的“文”的色彩，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这些文人作的诗歌可能离真正的诗歌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把这种审美的思维用在文章写作上，常常显现出异常沛然的文气。这样的作家非常多，如方孝孺、王阳明、黄宗羲、沈光文、邵晋涵、全祖望等。像前两者均有文章入选《古文观止》，方孝孺的作品如《深虑论》、《豫让论》，王阳明的作品如《尊经阁记》、《象祠记》、《瘗旅文》，当然在《续古文观止》中还有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的文章。沈光文，台湾的人文始祖，传《文开诗文集》三卷，《台湾赋》一卷，另有《台湾舆图考》、《流寓考》等，展现了台湾明末清初复杂的历史变革。值得一说的是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邵晋涵发展出史论散文。这些文著不仅突破了传统历史散文以将相王侯的兴衰史作为历史的思维局限，把文化的创造者学者作为研究的对象，充分肯定文化人在文明发展史中的关键作用，第一次高扬了人文精神；而且把展现自身对历史的智性思考作为重点，表现出草野之民高远的见识与非凡的文化气度。这是自孟子以后民间百姓第一次站在文化的制高点，用文化的观点，评判文明史。这种裁夺体现出来的对君权的傲视，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民主思想的启蒙。文章里渗透的人文情怀，比如黄宗羲的《柳敬亭传》、《原道》等文，至今读来让人有心智顿开之感。散文创作的一脉一直可以追叙到余秋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等散文集，可以说用这种思接千载、见微知著的文化洞察力，融历史、自然、人生于一体，气势磅礴的情感，潇洒自然的笔法，充满现场感的叙述，带有诗性的语言，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坛的新境界。而对当下的宁波人来说，可以站在余秋雨的作品之上，瞻望浙东文脉，一大批浙东大家将以笑意盈盈的姿态向我们走来。
文学这种言语作品，常常是一种愤怒的呐喊和良知的呼唤，引领阅读者探寻精神的深度。宁波作家似乎有特别强的使命感，特别关怀人的尊严、价值，使得作品境界高阔，独立高标，而且表现出创作力特别旺盛的地域特点。这些高产的文人有鄞州人王应麟，著《深宁集》等六百多卷；宁海人胡三省，有《资治通鉴音注》等以几百卷计，余姚人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都是著作等身的人物。近现代高产的作家也比比皆是，只是这些人的创作从研究阐述类的散文转到小说的创作上，来表现对大地、对社会的关注，对民族、对人类的担忧。与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作家苏青、“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地方风俗作家冯骥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传奇作家倪匡等等，均著作等身。其实宁波近现代小说家的崛起，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南宋，其后话本、长篇通俗小说、戏曲、传奇的创作一直繁盛，小说大家与戏曲巨擘辈出，这种平民化的文体最终在以宁波作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浙军”新文学的推动下，勃郁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最为鲜亮的文化风景线。
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留下众多的作品，但是其刚健的风格，朴实的浙东乡土题材，还是给中国文坛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至今宁波的地方剧团、中国的电影界还时常演绎他的作品如《为奴隶的母亲》、《二月》等。这些作品虽然是从“生、食、睡、爱、死”开始叙述，但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由肉身到灵魂，从揭示人类存在的痛苦、局促与不安，上升到对社会、对命运的思考，体现为对人类整体状态深层次的体验和关注。深蕴其中的理性精神，常常使作品的意义超出一个时代，在我们现代读者的眼中，也可以从中体悟到生命的有限性，并在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之后，激起对精神存在的无限崇敬之情。这种理性与宁波文学传统的创作内蕴是一致的，可以理解为宁波诗教与哲学、史学散文这样的文化积淀在新时期的呈现：同样关切生命、高扬良知，同样激励人奋发有为、战胜退缩与屈服，同样力图矫正无序的、冰冷的生命行为，追求无限的精神性存在的自由境界，同样赋予我们一种思考生活及其世界的智慧和力量，同样是一架精神攀升的阶梯。
说到柔石，我们自然想到了左联，想到了30年代的上海，想到一大批与宁波帮共在上海滩闯荡的文学青年。这批青年目光远大，性格刚毅，在鲁迅等伟大作家的指点下，迅速成长。他们中还包括王鲁彦、王任叔（巴人）、唐弢等人，形成了一个“浙东乡土作家群”。与唐代诗人展现乡土风景之美不同，他们画卷式地展现近现代商业经济熏染下的乡村社会与深潜的浙东文化，文字中饱含对旧势力的愤懑与对故土的钟爱。喜欢表现雄浑阔大、深层凝重的场景，透射着厚重力度与阳刚之气，显现着浙东坚硬的“土性”的“力之美”。这种硬气的文化人格，常常让人想起朱舜水、黄宗羲、张苍水、钱肃乐等楷模文人，想到叛逆独立的浙东文化心理结构。这些小说无疑是宁波小说中地域色彩最鲜明的，也是最为成功的。
冯骥才说：“天津是我的生命之巢，宁波是我的生命之根。我的血液里有宁波的DNA。”宁波人读冯骥才的小说，感觉这话确实是肺腑之言。冯骥才津味十足的语言中，却满含宁波的气骨。比如他平民化的叙述风格、对市井小人物的关注，对当下生活保持的审视态度与怀疑精神，都可以找到宁波人的影迹。读《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那对在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光下、在落井下石的市侩中生活的特立独行、真挚相爱的夫妇，总让我想到典型的宁波品格。高女人在世俗冷眼和政治中伤中抑郁而死之后，鳏居的矮男人还像妻子在世时那样，总把雨伞举得高高的，“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的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这样的体悟，似乎有宁波人对生活保持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现在冯骥才这位擅长描写近代历史、思考传统文化的作家，正着力于民间文化的抢救。这种对田野“母亲文化”的热爱，勇于对抗城市化大背景的行为，没有一点宁波人的“硬骨头”精神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人格追求角度来思考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穆时英的《黑牡丹》、《上海的狐步舞》、倪匡的卫斯理系列，或许会深刻许多。这些小说的创作者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天津，有的甚至漂泊海外，但文字中所表现出的对创新的追求、对理性的注重都一样。而且他们的文学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忧患文学，宁波的文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忧患文化。
非常欣赏当下两位宁波作家，艾伟与赵柏田。艾伟重在小说，他的作品常常聚焦幽暗和卑微的生命，以冷静的心态反思时代的变迁，作品充满人性的关怀，似乎可以读到民国时浙东乡土作家的味道。艾伟在谈论他的近年影响较大的《风和日丽》这部小说时，说小说的生命力应体现为“与读者进行精神对话”，这种使命感体现了宁波文学传统在其身上的传承。而赵柏田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小说与散文作品都比较多。尤其欣赏其历史散文著作，如《历史碎影》、《岩中花树》，用叙事还原一个个生命，用西方现代派的笔法再现一个个古老的江南文人的灵魂。最可贵的是他的笔墨让沉潜于现代建筑中的月湖宝奎巷两侧灰暗墙门的老房子、呼童街上的石榴树、南塘河里荡漾的水波、姚江边的古渡口等等，重新以鲜活的姿态走近我们，让我们感受到王阳明、张苍水、黄宗羲等好像就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苍颜老者。他们的努力，确确实实使我们能够追想我们的历史与传统。在这个精神性越趋越远、地缘亲情逐渐淡漠、空间的家园感渐趋丧失的时代中，这一些文学所呈现的生活方式，所展示的地域背景，以及所有流露的温暖的东西，显得非常珍贵。
在这个时代，文学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时代的浮躁，文化被视为产业，艺术可以被批量生产，信息获取代替了文学欣赏，文学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文学对于人精神生命的塑造意义正在消解。同时还担心科学过度泛化，世界图景、自然图景被数学化，一个到处是声音和颜色、空气中弥漫着芳香、充满欢乐和美丽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可以用数学计算的按照力学规律运动的世界，日渐浓烈的实证主义正对人类制造着灾难，吞噬人类的灵性，而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清楚地认识到。文学隐喻的非明晰性和非精确性，可以扭转人类对纯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片面追求，可以打破技术的统治。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正面临重新塑造，我们应当重新讲述四明山上的诗歌，讲述浙东学派的文章，讲述浙东乡土小说，讲述唐代的风华，宋明清的气度，民国的执著，以及当代人的开拓。我们揭示乡土自然作为一种观念、图景、隐喻、象征在新的知识背景、文化氛围、历史条件下的意义，重新调整文学在文化中的地位，让乡土呈现出对人特有的温度。其实回顾近两千年的文学，文学所遭遇的困境，实际也是传统文明的困境，传统文明的承继者或阐释者所遭遇的困境。
当然也无需将文学崇拜无限上升，以至取代了理性崇拜和科学崇拜。在浙东的文脉里，文史哲一直以交融的生态延伸与发展。回看历史，我们将清楚认识到，任何拒绝哲学的新写作，都将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们读文学、创作文学，目的是唤醒人的天性，目的是仍然不忘人性深处对诗性的眷恋，保持心灵的充盈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