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闻一多曾说，人类是进化的。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天性叫我们把这个世界造成如花似锦的，所以我们遇着事，不论好坏，就研究，就批评，找出缺点，就改良。这是人的天性，没有这种天性，人不会从下等动物进化到现在的地位。这段话表述了闻一多五四时期的历史观，根据进化论的学说，他并不是消极地等待社会的发展，而是要做社会的主人。
（一）喊出人民的愤怒
早在清华学习期间，闻一多就对清华的腐败的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他十分反对“旅客式的少爷学生”——即纨绔子弟。1920年9月，“丄社”成员去灾区考察，看到因军阀混战、天灾频繁而凋敝的中国农村“比地狱更黑暗”，闻一多愤怒了，他说：“清华这个小天地是中国的天堂，到灾区去是下中国的地狱。”他在《可怕的冷静》一文中说：“一部分人为着旁人的剥削，在饥饿中畜牲似的沉默着，另一部分人却在舒适中兴高采烈地粉饰着太平，这现象是叫人不能不寒心的，如果他还有一点同情心与正义感的话。”闻一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危机。而在学校中出现的一些追求个人享受的人，放映的一些《毒手盗》、《黑衣盗》之类的坏电影，是闻一多坚决抵制的。闻一多在《恢复伦理演讲》中说：“学校风气底堕落，思想底鄙陋，几乎到了无以复加之点”，“那万恶的电影百方地诲淫诲盗；长此以往，那只好让我们慢慢变成禽兽了吧”。闻一多在清华学校进行改革社会的尝试，虽然他还没有看清社会革命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是他靠近人民，为民请命的最初努力。闻一多回忆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园的生活是：
九年的清华的生活，
回头一看——
是秋夜里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颗萤火，
越望越光明，
四周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
肃杀的秋夜，无涯的黑暗犹如凄清的沙漠，上下求索，前路茫茫。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以革命的热情和激进的思想，喊出了五四时期青年的共同心声：“别处的青年虽一样地富有眼泪，污浊，情炎，羞辱，恐怕他们自己觉得并不十分真切。只有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革新者又觉得意志总敌不住冲动，则抖擞起来，又跌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太溺爱生活了，爱他的甜处，也爱他的辣处。他们决不肯逃脱，也不肯降服。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
烦闷的时代只能塑造出烦闷的诗人，他以忧郁的目光关注着时代的惨痛。当闻一多面对日寇侵略烧杀，国民党空前溃败，军事败退，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这残酷的现实；当亡国的阴云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闻一多深切地忧国忧民！“要不是这些年颠沛流离，我们哪能了解这么多民间疾苦？哪能了解到反动派这样腐败不堪？”打仗靠军队，可军队腐败。他亲眼看见“中央军”营长带着姨太太整天打牌、吸鸦片；抓来的壮丁骨瘦如柴，面如死灰，他们吃的是米汤煮土豆块，每人只能分到一勺，要是有人在桶底里捞着打，就会被监视的军官一脚踢翻。闻一多出外散步，多次目睹这种惨状：军官用皮鞭驱赶着衣衫褴褛的士兵。那过着奴隶般生活的士兵，有的身患重病，仍然要行军，赶不上就被军官狠毒地鞭打，爬不起来的，结局是被剥去衣服，暴尸野外。他们没有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却惨死在国统区的土地上，闻一多目睹这一切义愤填膺。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战局每况愈下，那是令人心悸的日子。
昆明是一些知识分子逃遁的孤岛，那里曾经是一个政治空气相当自由的地方，因此民盟及以一些教师和学生才能在那里展开比较自由的批评政府的活动。昆明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四方逃难的老百姓过着穷困的生活。西南联大的学生拥挤在一些茅草盖的没有地板的土房子里。下雨屋顶漏时有的学生就睡在泥水的坑里，有的同学下课后去参加当地挑水扫地劳工的阵营，赚几个钱来吃饭，也有的学生到滇缅公路走私。闻一多牢记着华兹华斯的那句诗：“人在放下战刀拿起帐簿子，或是离开了念书的书房而去挖金子的时候，他高尚的思想就烟消云散。”闻一多为这些耐不住物质引诱的人而伤心，他自己以一个教授的低薪水，咬着牙负担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他的清华好友校长梅贻琦看到他的情况，建议他挂牌制印。由于他是著名学者、教授，又因为他的艺术造诣、古文字修养，马上就有许多人找他刻印。闻一多一把雕刀在手，每日工作到深夜，后来手写字都发抖了，为的是得到一点额外收入补贴家用。闻一多说：“昆明人的苦难比谁都深沉，这是因为除了物质损失以外，在抗战中，八年来昆明人精神上留下的伤痕很深，因为这里的灾难，与其说是敌人造成的，毋宁说是自家人赐予的。抗战是我们自己要求的，为抵抗敌人的侵略而流血流汗，我们心甘情愿。但是眼看见自家人分明在给自家人造灾难，那就不能不使我们惶惑了。”局势江河日下，闻一多本性中的反抗性，不能不使他面对严重的现实问题。他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析而追溯到郭沫若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后又看俄国思想理论家和作家普列汉诺夫（Ple-kharov）、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高尔基（Gorky）等人的作品，思想上有了很多转变。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他说：
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要向他忏悔，我们骂错了，鲁迅对，我们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弄到国家这般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要和他们来往。
闻一多的禀性爱与青年接触，学生中很多人是“左”倾的，而且很激烈，闻一多也就天天与学生们讨论时局。与他亲近来往的朋友中有吴晗、张奚若、潘光旦、楚图南等。后来，闻一多接受马克思主义，被经济决定论说服后产生了与自己的理想主义的矛盾。他似乎相信国泰民安，人类就应该放弃唯物史观了。这种双重的看法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历史分为盛世与乱世。处盛世与处乱世的看法、态度是不同的。在盛世中国要服膺儒家的基本观念，把人当成精神的动物；处乱世时中国人以法家的理论为依皈，把人当作纯粹机械的物质力量的组合而且受物质力量绝对的支配。这两种看法根本不能调和。可是闻一多没有想那么多，只是一味地继续这种双重的想法。孔子有一句可以支持他论点的话，就是“衣食足而后礼仪兴”。
闻一多用马克思的思想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果并不完美，可是他的文章风格，选词说理都很清新，富于想像，重视感情。他的很多演讲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的空气是那么激动，闻一多写这些政治文章跟演讲时又那么匆忙，没有仔细推敲，文章反映出来的又都是感情冲动，缺乏精密的分析。他用了好些当时流行的口头禅、信手拈来的比喻及政治上有些偏见的词，还下了些武断的结论。可以说有些观点是尚不成熟的，值得大家注意的。后来有谣传学校要开除他，事实上学校只是希望他能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开除他。但这些政治压力激怒了他，潜在他内心的火山爆发了。
闻一多赞赏诗坛后起之秀田间的诗，认为那诗歌的节奏好似擂鼓的声音，诗人就是那“时代的鼓手”。他认为鼓是一切乐器的祖先，鼓的节奏由最原始、最真实的生命节奏中来，现代复杂的音乐是从鼓声那简单的音乐演变出来的。闻一多走出他的象牙塔，听到毫无装饰、强而有力的野蛮鼓点，觉得门窗洞开。事实上，诗歌敲开的战鼓一直在响，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学中这样的音韵就没有停止过。他现在出来大声赞美他的学生，吹起了时代的号角。
（二）泄忿洁身的斗士
闻一多评价屈原时认为：“我们对屈原的人格的认识也得加以修正。”一方面他比较赞成班固笔下的屈原；另一方面相对同意屈原自杀是为洁身，“以洁身来解释屈原的死，是合乎情的。”他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是孤高与激烈。闻一多竭力效法屈原，泄忿洁身应该是有道理的。据美籍学者许芥昱说：“闻一多的结论说屈原为民请命，警告国王，他的心是站在人民那边，他的行为是革命性的。屈原是值得被尊称为中国第一个人民的诗人。”在他的《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中说：一些来路不明的“右”倾组织，在街上散发传单，指闻一多、罗隆基、吴晗为共党分子。昆明城中的报纸也经常有谩骂闻一多的文章。有一篇故意劝闻一多去跳昆明湖追随屈原，朋友们都劝他离开昆明。冯友兰也劝他一块去美国加州大学教书，闻谢绝了。闻一多同情学生们，要跟他们一起回北京。
民盟全国总会主席李公朴到昆明与闻一多商讨民盟活动，使昆明警方紧张。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出没在闻、李的住所，代之而来的是一些恐吓，竟有疯女人到闻一多家说，闻一多的死期快要到了。当李公朴在青云街口上被刺死后，有人警告他，说他的名字千真万确地就是黑名单上的第二名。闻一多听了这些话，平静地笑了笑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则诸事停顿，何以慰死者？”于是闻一多继续办理民盟事务，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登台演讲，他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污、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他用情感激烈的冲动而嘶哑的声音，毫无顾忌地指责暗杀李公朴的人。他面对着刽子手的狞笑、特务的枪口，勇敢攻击，毫不屈服，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严酷的搏斗。他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了吗？……反动派挑拨美苏的矛盾，想利用这个矛盾打内战。……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闻一多的演说，代表了他的人格、他的作风，代表着闻一多光辉的思想。闻一多是站在国际的立场上来看中国的现实的。他希望献身于沟通中西文化、争取各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崇高事业。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奇文，是闻一多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进行英勇斗争喊出的最后的声音。正如许芥昱说：“闻一多的晚年是一段很有戏剧性的生命史。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人，本身没有什么政治的兴趣，可是战争的残酷跟极权政府的无理措施激动他，使他不惜冒生命危险来为政治的改良而奔走，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跟中国的和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是闻一多送给“一二·一”烈士的挽词。面对法西斯的强暴和残忍，他坚持留下来全心投入到民主斗争中，最后终于以一死确证了作为伟大的民主斗士的价值。
闻一多有一段评价杜甫的话，好像是在说他自己：“他的思想成熟得特别早，一半固由于天赋，一半大概也是孤僻的书斋生活酿成的。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来往的飞翔，他沿路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的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得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到古人歌哭的声音。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但闻一多毕竟不是杜甫，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的局面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从祖国的历史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