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华学校学习时,闻一多就认为“艺术、科学本当并重,当今中国,科学已有了萌蘖了,艺术却毫无消息”,并指出那种偏重物质文明而不重视精神文明倾向的危险性和教训。他说:
人类从依赖物质的文明,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场空前的触目惊心的血战,他们于是大失所望了,知道单科学是靠不住的。所以现在都倾向于艺术,要庇托于她的保护之下。中国虽没有遭战事的惨劫,但我们的生活底枯涩,精神的堕落,比欧洲只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当然也是艺术。
在闻一多看来,艺术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对于一个国敝民弱的旧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艺术能替个人底生计保险。”这里,闻一多也许夸大了艺术的作用,但他有勇气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端,并提出用精神文明补救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药方,是难能可贵的。
(一)青春美的艺术追求
清华学校学制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共为八年。而闻一多却在清华度过了十年。在清华十年的求学生涯,他一直致力于求知向学,持之以恒。他热爱美术,欣赏和赞美那些陈列于美术教室的水彩画和炭墨画。他擅长绘画、篆刻,热衷于编剧、演戏,他更爱文学,曾与梁实秋等人组织“清华文学社”,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艺作品。正是这些新诗,闻一多才为同学们所称道。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诗作整理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
如果把闻一多一生的生活和思想分为三个阶段,那么,清华时期他的诗和对艺术的追求,便是他第一阶段的开始。1922年,闻一多从清华学校毕业,即赴美留学。这时他已经二十三岁。他先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后来由于原清华同学梁实秋进入科罗拉多大学,为了与老同学共同求学创业,亦转入该校艺术系为特别生。后来梁实秋在科罗拉多大学毕业,去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此时,闻一多并没有毕业,就随梁实秋一同来到纽约,在一所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到了1925年6月,闻一多匆匆回国,结束了他三年的留学生涯。可是,尽管闻一多在美国生活三年,就读过三个学校,勤修艺术而瘁尽心力,并为成为一个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而深造,但他始终没有获得美国任何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1925年徐志摩、梁实秋在上海创设新月书店,并筹划《新月》杂志。而此时闻一多身在南京,为中大讲授英美诗歌、戏剧、散文等课程,同时致力于诗歌创作,并担任上海《新月》的编辑。很多诗文、翻译稿件都经他手,他身兼数职,其忙碌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用了一年的工夫研习绘画,从石膏素描上奠定学习西方绘画的基础。转入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学院后,他开始对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奎的作品情有独钟,欲从中领会其奥妙、风格和技巧。他勤于动笔,全神贯注,废寝忘食,不尽得其精髓与韵味不休止。通过勤学苦练,闻一多在油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对英美诗的研究也颇有收获。1925年闻一多在南京写出了《先拉飞主义》的文章,这是闻一多研究英国先拉飞派诗歌所取得的收获。闻一多的很多诗作都不乏绘画美,除了受到中国古代诗人王维、苏轼的影响外,先拉飞派的代表人物,如罗赛蒂、米雷(S。J。Millais)、韩德等人都对他有较大影响。他在《先拉飞主义》一文中说:
罗赛蒂的作品,我不仅认为有价值,并且讲老实话,我简直不能抵抗它的引诱……“诗中有画”我们见得多,从莎士比亚,斯宾塞以来的诗人,谁不会在文学里创造几幅画境?但是罗赛蒂这样的,我们没有见过。
在诗歌的音乐性方面,闻一多对美的追求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有更为鲜明的论述。闻一多提出“音乐的美”的观点与《死水》集中诗篇的强烈的音乐性,明显是受了西方诗歌音乐的影响。他说:“我承认我的弱点,便是承认罗瑟蒂(D。G。Rosset ti)的魔力!例如《受祜的比雅特丽琪》(Beata Beatrix),《潘多娜》(Pandora),《窗前》(La Donna del la Finestra)等等作品里的那可歌可泣的神秘的诗意。”先拉飞派或罗赛蒂、斯宾塞和丁尼生那完美而富于音乐性的诗篇,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那超乎自然、充满神秘色彩的诗都影响了闻一多。
由于不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背景,作为一个中国人,闻一多所面对的是西方绘画与本民族的隔阂,这种隔阂造成沟通与融合的困难。他在美国举办画展的失败,学习西方绘画又时常感到沮丧和厌倦。因此,他从习画转向研习中国民族诗歌,把中国诗的现代化作为他的理想,而民族传统则改变了他早期的不成熟认识。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自己不应该做一个西方的画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逐渐失去了学习绘画的兴趣,而转入研究西方文学上去。他带着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和成就转学文学,给文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鲜血液。
闻一多本质上是个诗人,有对生活的敏锐感受,有激情。无论是在学习、生活中,还是在美国留学的几年,他作画,读诗、写诗、评诗,过着诗化的生活。他不仅喜欢中国古典诗,也接近西方现代诗,在广泛接受西方诗艺的同时,创作了很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诗。即使身在美国,他也是尽可能广泛涉猎、用心研究中国古典诗,关注中国现代新诗。闻一多本来是学习绘画艺术的,但由于个人性趣,他徘徊在绘画和文学之间。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闻一多的心灵备受折磨。生活本身和生活欲望形成了矛盾,有浪漫“性”,而无浪漫“力”。他想到了艺术、想到了诗,欲在艺术和诗歌中补偿感情的缺陷。他向梁实秋倾诉了衷肠:“我说我以后要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实秋!请你做我的伴,永远的伴侣,使我在艺术宫中不要感到可怕的寂寞罢!”于是,诗歌成为他的精神寄托、感情的替代和艺术人生的升华。如那首《园内》,描写的是清华园的学生生活,全诗热情饱满,犹如江河般奔涌直前;诗以青春的旋律,歌颂朝气蓬勃的青年,雄浑遒劲、势不可挡。
(二)理想的激情和想像
1925年5月14日,闻一多登船回国。他说过,蛰居异域,何殊谪戍,能早归国,实为上策,表达了当时万分激动的心情。可是当他踏上祖国大地时,所面对的是反帝浪潮、上海的怒吼,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反帝爱国的波澜壮阔的时代。于是他写了《爱国的心》:
我心头有一幅旌旆
没有风时自然摇摆;
我这幅抖颤的心旌
上面有五样的色彩。
这心脏的海棠页形
是中华版图底缩本;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去我的心?
这首诗表现了闻一多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把祖国地图形象地比成自己的心,祖国的土地被割掉,像自己的心被偷去那样地有切肤之痛。他不是把笔触伸向社会的外部特征,而是向内发掘,倾听自己的心声,想像那强有力的跳动中听到隐隐的时代的潮声。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人是“一个向人们说话的人……他在其内在的精神生活比人更富有”。后来他又写下《长城下之哀歌》:
啊!五千年文化底纪念碑哟!
伟大的民族底伟大的标帜!
……
长城啊!让我把你撞倒,
你那都是赘疣,有什么难舍?
哦,悲壮的角声,送葬的角声。——
画角啊!不要哀伤,也不要诅骂
我来自虚无,还向虚无而去,
这堕落的假中华不是我家。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它的历史价值曾被认为是有实用的功能、艺术欣赏的美学,开启智慧的学术,闻一多在此对长城的情感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向。面对列强虎视眈眈的鄙视,他由单纯的“物”进入了复杂的“人”,由对长城的思考转向对历史、对民族的思考。面对长城,闻一多的灵魂冲突、心理矛盾和他那激荡回旋的情感一起赋予了诗歌及其丰富的内涵。在那首《南海之神》中,他满怀深情地赞颂英雄孙中山,对这位拯救旧世界的伟人肃然起敬,也表达了他那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感情潮流。闻一多聆听过孙中山的演讲,他在美国看见报载孙中山病逝的消息,万分悲痛,写下了这篇歌颂孙中山的诗篇。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想像孙中山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对一切腐朽势力施行摧枯拉朽般的打击:
全宇宙的震撼在他身中烧着了。
他是一座洪炉——他是洪炉中的一条火龙,每一颗鳞甲是一颗火星,每一条须髯是一条火焰。
在诗中,他把孙中山比喻为列宁:“于是赤县神州有一个圣人/同北邻建树赤子的圣人比肩。”诗人运用比兴手法歌颂孙中山,颇为动人。
闻一多艺术人生的美学思想还表现在处理传统的题材而写出新意,并在新诗的艺术形式方面作了新的探索。《渔阳曲》是一首叙事长诗,在民间曲艺中是传统题材。闻一多以巧妙的戏剧性构思,充分调动了想像和夸张手法。在一个高堂满座的宴会上,一个鼓手击鼓助兴。随着鼓声的节奏,宴席上情绪急剧地变化。鼓声激昂,充满阳刚正气,那不可一世的权奸从鼓声中已经悟出了鼓手的愤懑和挑战。《渔阳曲》从内容上看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题,艺术形式上明显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句式整齐,节奏和谐,气势磅礴,激情奔放。
闻一多在审美趣味上的追求,注意隐晦与清晰、具体与抽象的结合。在整体上是抽象的,但在细节的陈述上却是具象的、生动的。这是特定的创作情境所致,诗人在一段人生经历刚刚结束之际的凝神静气、心平气和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美学效果。闻一多写了一首名为《青春》的诗,诗中闪着明媚的笑靥,和着轻捷的旋律:
青春像只唱着歌的鸟儿,
已从残冬窟里闯出来,
驶入宝蓝的穹隆里去了。
青春是美好的,但美好的青春不是一张没有立体感的彩纸,而是生命的化身,闻一多将青春和生命的神秘烘染在一起。面对自然和人生的无限风光,他的激情沸腾到了顶点。《青春》一诗是时代精神的产儿,给读者以震撼,产生思想和情感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