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在当时政治文化影响下的闻一多，接受了爱国、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洗礼，更加痛恨专制主义。闻一多所接受的是“中西合璧”和“多元并蓄”的教育，这培养了他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1916年6月，他在清华学校听完美籍教员力绮萨讲述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情况后，撰写了《美国学校毕业典礼之一斑》，在其序文中指出：
其毕业、升学之典，在有所闻奈失之庞樊，莫由稽考。洎后王失政，教育薜暴，学校寝衰，科举制作，士子惟于应试时仅觌面。常日黄卷青灯，株守牖下，与古人相对，与世人无缘，致埋首闭户，而以勤称，奚怪其孤陋寡闻而遗讥鼠目也。
稽欧美各邦，每视学校毕业为重典，其风俗有大别于吾人者。故学者幼而同学，有朋友丽泽之益；长而共事，有明良翼赞之功。其所裨益，顾不巨欤！
上述序文反映了年仅十七岁的闻一多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对西方文明的神往。在清华学校，他还经常参加全校性的中英文辩论、演讲、学术讨论会及其他多种社团的工作。如1917年英文论辩会题目“今日中国科学家较文学家为要”，闻一多担任反方助辩。1920年，闻一多在《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一文中，提出中西艺术融合的观点，他说：
我们谈到艺术的时候，应该把脑筋里原有的一个旧艺术底印象扫去，换上一个新的，理想的艺术底想像。这个艺术不是西方现有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底僵尸，乃是融合两派底精华底结晶体。
这里所说的艺术“加入”西方文化，“融合”为一种“精华底结晶体”，成为“世界的资产”，就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西文化中所谓审美教育的一种理论，可以说，闻一多相当敏锐地把握到了当时世界思潮的大趋势。他说：“托尔斯泰希望于艺术的是一种人类情同手足的团结底实现；康德（Kant）、费希特（Fichte）都说艺术是介于实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做他们的桥梁的。换言之，前者是讲艺术可以促进人类的友谊，后者是讲艺术可以抬高生活的程度——这就是艺术的功用。利用人类内部的、自动的势力来促进人类的友谊，抬高社会的程度——这才是社会的真价值。”闻一多如此来理解中西文化价值及其功能，也许未免有些幼稚，但他感觉到了时代的律动，这是闻一多精神结构中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
闻一多的文学活动也相当频繁，如1921年12月，小说组讨论“小说发达史”，他的题目是“汉姆生（K。Hamsun）之生平及作品”。在文学社第六次常会上，他还参与讨论了“文学与文人”、“Words-worth， Coleridge， Scott的诗”。这些活动都培养和锻炼了闻一多的跨文化质素和中西文化认同与融合、沟通中西文化的能力。
闻一多崇尚民主和自由、反对专制和独裁的价值理想倾向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是来自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这也自然成为他跨文化质素的逻辑起点。1921年，闻一多在清华接受基督教洗礼，据他的同学吴泽霖回忆：
关于基督教的事，我们几个知己的朋友态度几乎是一致的。我们都读过《圣经》，对上帝如何创造宇宙、创造人的故事，我们都不信，认为是迷信。但宇宙万物能构成一个有条不紊的巨大体系，都感到万分惊异，带有不可知论的态度。至于基督教的善恶、道德观、与人为善、服务社会、平等待人等等思想，我们都认为人人都应信奉而加以扩散。我们都在海淀的一个中国教堂里正式接受过洗礼，在我们看来，洗礼等于宣誓，表示对这些教义深信不疑而且愿意身体力行。但我们并不相信教堂里那些迷信性质的仪式，同时我们认为基督教教义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结合中国情况而进行宣传，无须由外国传教士来包办一切。“入教应在中国教堂由中国牧师施洗礼”是原话，我们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圣经》是体现西方文化基本价值理念的重要著作，基督教则是实现这一教义的最重要西方思想载体之一，也是闻一多用来评价中国现实的一个依据。他从改革中国、汲取外来文化的角度，接受西方文化理念，表现了他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反对专制、服务社会的一种崇高理想和决心。闻一多也为此奋斗了一生。
接受基督教洗礼本身是一种价值理想层面上的象征性事件，而闻一多却在自己的行动中实践着这一理想。无论是1917年为同学弃学参战的义举喊出“爱国无罪”，1919年的五四运动“称明大义”，还是1921年在“⊥社”会议上大骂桂系军阀，声援“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斗争，“被开除学籍在所不惜”都可以说是闻一多为理想而献身的悲剧命运的预演。1921年11月，闻一多针对学生中激愤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思潮，撰写了《恢复和平》一文，他说：
社会的幸福建于秩序与和平的基础上。所以他的秩序将破则维持，既破则恢复才是我们的天职。爱和平重秩序，是我们中国民族底天性。我们不愿意我们青年一味地眩于西方文化的新奇，便将全身做了他的牺牲。
这里，闻一多所说“西方文化的新奇”，是指当时“俄罗斯底赤色在中国的影响”：“我们要快把那不受缰锁的，安那其的（Anarchical）浮躁野蛮的‘赤’气摆脱，三熏三沐降心屏息地整顾大局。”当时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属于西方文化范畴的跨文化的问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闻一多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若要挽回这种狂澜，没有别的方法，全在我们善于驱使理智节制感情。换言之，我们的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可见，早在清华时期，他的跨文化质素的逻辑起点就已经确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