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穷困潦倒、觍着脸向周围人寻求经济资助、画作无人问津的梵高如果看到现在的荣耀，肯定会感到受宠若惊，就像饿久了的人猛地看到食物，第一反应是惊愕而不是饱腹。依他的性格，估计也会感到愤怒：当时流落街头、孑然一身，在小画室靠画画和酒精来抵御身体的饥饿，在毒辣的日头和摇摆的风里困难地固定画布，挥洒自己的创意，在精神病院忍受噩梦的折磨，被全镇的人联名举报要求离开阿尔勒小镇，一辈子画作成堆却只卖出一幅，最后在辽阔的麦田一个人举枪自杀。在这些悲惨的时刻，但凡有一点点这样的温暖，他的一生都不至于这么悲剧。
可是，就算梵高现在在世，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吗？答案很可能是，悲剧还是会重演。钱钟书在面对《围城》的狂热粉丝提出的见面的要求曾说过：“如果你喜欢吃鸡蛋，为什么一定想见那只产出蛋的鸡呢？”是啊，如果见过在泥土和鸡粪里翻滚生产的鸡，谁也不敢保证还喜欢外形优雅、营养丰富、香味扑鼻的鸡蛋。
就算我们如现在一样欣赏梵高画作里的跳跃的色彩、冲击性的外形和勃发的生命力，如果你看到外形瘦削、身材佝偻这样一位艺术家，如果你和他交谈，发现他表达不清，结结巴巴，如果你和他有争议，发现他固执己见，偏执强势，如果你和他合作，发现他以自己的创作为重，自私淡漠，你还是会像现在这样狂热地仰慕他吗？换句话说，我们倾倒于画家的浪漫主义表达，却又排斥甚至鄙视产生这浪漫主义花朵的丑陋土壤。再换个角度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会不会也生活着很多梵高，他们呕心沥血却寻梦无门，他们凄惨悲愤却可能到死后才获得应有的盛名。
这些悲剧，是不是应该让我们警醒，反省我们身上的恶疾？
作为艺术的消费者，我们总是对艺术家苛刻不已，除了苛求他们品位独特，技艺高超，我们还苛求他们雄才善辩，口若悬河，苛求他们大方得体，长袖善舞，苛求他们纯洁道德，恪守崇高。对我们而言，艺术是超脱乏味单调现实的高尚存在，艺术家有义务为我们打造纯洁的乌托邦供疲惫复杂的我们休憩净化。我们却忘记，艺术家也是常人，他们只需负责把他们的艺术感悟和见解转化为声音、色彩或文字的艺术产品，那些附加的义务我们尚且没有能力去承担，何必要施加在他们身上？
我们要对艺术家多一些宽容。比如，艺术家的性格和艺术创作的特殊性。艺术家要想取得比别人更别致、深邃、震撼的艺术体验，必须要有非凡的细腻和敏感，把生活的庸常提炼成艺术的精华。我们享受艺术家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别致体验，就要接受他们不同于常人的精神风貌。
约翰·德莱顿说：“天才与疯子比邻，其间只有一纸屏风。”杜甫也写过：“文章憎命达。”那些震古烁今的文学家、艺术家之中，很多罹患疯癫、抑郁、人格分裂等精神疾病。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艺术天赋为我们寻找人生真谛，但他们很少能够体会到尘世幸福，这就是上帝施加在文艺创作者悖论的“魔咒”。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像梵高一样受精神疾病折磨，有着违背道德、特立独行行为表现的艺术家们吧。名单很长，长到让我们心痛：写出让人毛骨悚然恐怖故事的爱伦·坡长期遭受抑郁症和精神衰弱，脾气暴躁易怒；写出《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太阳依旧升起》，剖析战争罪恶的海明威饮酒无度，最终因抑郁症自杀；写出《竞选州长》此类讽刺小说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深受抑郁症折磨，在妻子和儿女离世后孤苦终生；弗吉尼亚·伍尔芙因为不堪忍受抑郁症带来的幻听、幻觉而选择自杀；因扮演搞笑无厘头的“憨豆先生”而出名的英国表演艺术家罗温·艾金森在荧屏之下身患抑郁症，他给亿万观众带去了欢乐，却唯独给不了自己。
名单上还有毕加索、尤金·奥尼尔、菲茨杰拉德、西奥多·德莱赛、乔治·艾略特……
文艺家的精神状况和特殊性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应当调整看待他们的态度。
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审美品位，开阔心胸，为艺术提供市场空间。此外，我们也应该对文艺多一点宽容，积极拥抱新的文艺形式，为艺术提供成长发展的空间。
艺术家有探索新的艺术形式、挑战自己的本能，这也是文学艺术欣欣向荣、创造井喷的重要原因。现实派、理想派、印象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个流派汲取前一个流派的营养又自身创造突破，形成艺术史上螺旋上升、百花争艳的局面。而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成长、繁荣和衰落的周期。所以，当一种新鲜的艺术形式出现时，我们不应该恶语相加、批判对立，而是应该客观评价其中的优劣，积极鼓励，提供良好的增长环境。
如果当年梵高画作所到之处，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嫌弃它和写实派的差异之大，而是仔细比较、讨论、欣赏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梵高的生活境遇就不会那么惨淡。虽然说生活的坎坷导致了生命体验的丰富，我们还是希望为我们带来如许快乐和艺术震撼的艺术家能够活得轻松、快乐一点，享受更多尘世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