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若潘安，官运亨通的顾维钧
民国时期国内政局几度沧桑。人事代谢，而顾维钧这位职业外交家却始终站得稳，兜得转，堪称官场“不倒翁”。这其中的缘由不是三言五语所能尽述。不过据说跟他生就一副漂亮的面孔不无关系。
谈到他的漂亮，那是名不虚传。到了他已近花甲之年，还是生得面如傅粉，娇嫩有似孩儿面。时人有这样的洋价：梅兰芳号称美男，但只是“妖形的美”；而顾维钧却独具柔和的男性美。加上他能言巧浯，自然讨人喜欢。因此，一生在婚姻场合中，总是交桃花运，无往而不胜。又靠了桃花运，踏上政治舞台，赢得了飞黄腾达的官运。他的得意，与他一生三次婚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顺维钧的父亲叫顾晴川，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做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做小吏。
那年顾维钧只有12岁，长得眉清目秀，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学。
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道尹的儿子，不过敷衍而已。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很想得东床快婿，就托人做媒。从当时二家的景况看，张较顾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晴川觉得这门亲事有点高攀了，岂有不乐意之理？维钧那时年龄还小，自然没什么意见，就由双方家长订了婚。
维钧在育才毕业后无力升学。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并且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了。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耗资甚巨，张衡山仍不惜工本。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顾为人聪明，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岳丈大人，衡山大喜，设宴招待。
席间，维钧竟向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配不上他这位留美博士，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顾所以亟亟一见未婚妻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有点不时髦了。
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
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公子玫瑰小姐。玫瑰小姐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小姐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二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
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颐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
事情马上被玫瑰小姐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到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理，终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自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又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府总理攻瑰小姐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总理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办理颐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总理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出了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小姐，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小姐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小姐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小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张小姐落了发，唐小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顾、唐二人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
顾维钧带着他的这位新婚夫人，在伦敦交际场中，出足了风头。可惜好景不长，这位玫瑰女士也许是因为交际过多，精力耗尽，不多久便香消玉殒了。
顾维钧在伦敦本是风流人物，悼亡不久，又和伦敦华侨糖商黄某的女儿恋爱上了，很快就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黄某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500万镑。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使任何男人都要动心。她嫁过人，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结婚不久便死了。高贵的门第，关不住春色，她仍旧出入于豪华的交际场所。早在唐小姐未死之前，她对顾维钧已是种下了相思，据说日夜祈祷着唐小姐早日夭亡。乃知天从人愿，她便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那时顾还年轻，虽羡慕她的豪富，但不满于她的容貌，那黄小姐却不耐再等，生怕顾维钧为旁人夺去。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对这个女人，总觉得中吃不中看，仍旧有点犹豫，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认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二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
顾维钧付出一镑算命钱，却收进了500万镑随嫁钱。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很快地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予以接济，来个“烧冷灶”，如失败者重新上台，顾当然可以更红起来了。不数年顾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顾维钧字）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少川果然组阁，金钱万能，章士钊算是看透了。
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他逃到国外，寄居了好久，本可以从此过隐居生活了。但他官瘾未过足，就叫他夫人回国活动。起初，宋子文夫妇不睬她。据说，后来顾夫人乃以重礼敲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宋氏夫妇的欢心。不久，顾维钧回国，部长、大使又不落空了，又一次成为中国政界的红人。
民国第一任总理的血案
1938年9月30日上午9时许，日本侵略者包围下的孤岛——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上海武康路）18号住宅——风云一时的显赫人物唐绍仪公馆，一辆小汽车驶到了戒备森严的唐公馆门前。从车上走下四个年龄不同、装束各异的男客，他们直接向唐公馆的大门走去。司机立即将汽车调好头，车头向外，并不熄火，一直让马达在空档上转……
这些人进去只有十多分钟，公馆的主人——清末大臣、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国民党元老，78岁的唐绍仪却倒在血泊之中。对其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人都难以了解这一桩触目惊心血案的真相。
唐绍仪，广东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市）人，字少川，生于1860年。其父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与开平矿务局总办，近代著名的企业家。因此，唐绍仪早就有向上爬的便利经济条件。他自幼就到上海学习外语与洋务知识。1874年他14岁时，由清政府选送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回国后，先到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他25岁开始官运亨通，一帆风顺地崛起于下僚，再升为大员，成为封建官场中左右逢源的能员干吏。他沉浮于宦海50多年，曾涉身于重大政治风暴与漩涡之中，加上海内外交游广泛，人际关系复杂，也成为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1899年，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招唐绍仪人幕府。1900年后，唐绍仪历任清政府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署邮传部尚书、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今辽宁）巡抚、赴美专使。比较系统地接受过西方教育和思想的唐绍仪，在弱国无外交的困境中坚持民族立场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从事过许多重大外交活动，以善办洋务而蜚声海内外。袁世凯对他十分赏识，褒扬倍至，视为心腹。武昌起义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参与南北议和。1912年3月，袁世凯窃得临时大总统后，唐又被任命为第一任内阁总理。为取得各界支持，经孙中山同意，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同年6月，因不满袁的专横独断，愤而辞职。后在上海从事工商活动。实际上他没有脱离政坛，同军政界的来往仍相当频繁。他反对袁世凯称帝独裁，基本上支持孙中山护国讨袁、护法讨桂的斗争。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任财政部长。次年被推为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19年他曾任南方军政府首席代表，与以朱启钤为首席代表的北洋政府代表团在上海议和。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时，曾提名唐为国务总理，因直系军阀反对未成。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唐绍仪对它持观望态度。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也没有就职。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在北平组织政府，唐绍仪被推为国府委员。1931年又参加汪精卫、孙科在广州成立的反蒋政府，任常委。“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唐历任国民党中央监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以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中山模范县县长。1934年陈济棠在中山县策动倒唐事件，唐绍仪再一次成为下野政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日关系紧张，蒋介石以唐绍仪与美国前总统胡佛等政界要人有旧，又念他在瓦解西南政委会陈济棠反蒋集团时出过一臂之力，曾想派他为驻美大使，欲借美国的力量，调解中日事件。但唐向蒋介石提出，要美国助华，就要先收买美国舆论，为此要拨数百万美金作为交际费，让他去联络美国参、众两院有势力的议员。蒋介石感到唐所索过多，收效又未必如意，就没有答应。转而想借他复杂关系，请唐绍仪直接与日方谋和。唐绍仪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让其婿与日本当局有关人士接头。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唐却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西撤，而是继续滞留于上海法租界。
关于唐绍仪遇刺原因人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第一种说法是：因为唐绍仪与日方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导致国民党当局下令军统特务暗杀唐绍仪。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按汉奸罪名杀唐绍仪合乎情理；二是认为按汉奸罪名杀唐绍仪则属冤枉。
1937年，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英勇顽强的中国军民以自己的血肉筑成坚固长城，粉碎了日寇企图在6个月内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并把他们拖进了长期消耗的持久战困境之中。而他们在各地拼凑制造的各种汉奸傀儡政权，或者是由于其头子名望不高，或者是由于其成员名声太臭，对中国人民已没有什么号召力和吸引力，不能达到他们所需要的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欺骗中国人民以维持其统治秩序的反动目的。日寇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进一步在中国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在1938年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议决，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并在1938年7月26日决定设立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陆军派出的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派出的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派出的陆军退伍将官坂西利八郎中将。经三名中将协商，由在中国从事过20多年特务活动的土肥原为总负责人。因此，该委员会又被称为“土肥原机关”或“竹机关”。
土肥原是一个阴谋家、大间谍、侵略狂与刽子手，1912年11月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部副，被派驻北京日本驻华公使馆。从此开始了他的侵华特务生涯。他曾结识了中国朝野各方面的人物，并与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各届政府打过交道。他通晓中国南北各方面的情况，在日本军政界博得了“中国通”的称号。1932年，是他导演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伪满洲国的政治丑剧。他曾制造了一系列侵华的血腥事件，并曾亲自指挥侵略军作战。中国人民对他恨之人骨，称之为“土匪源”。
土肥原积极开展对中国上层人物的政治诱降和筹建全国性汉奸的工作。他首先物色汉奸中央政府头面人物的人选，企图找到几个既有声望又有一定势力，且是从政能手的人物充当未来汉奸中央政府的首脑。清末民初历任显职的唐绍仪年高望重，更是日方猎取的重点对象。
拉拢劝降唐绍仪的活动早就开始了。1938年1月，日方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去找唐绍仪商量，希望能借重他过去的声望来维持日占区的秩序。唐绍仪推说自己年老，无意再搞政治，一直未答应。到了3月份，南京以粱鸿志为首的傀儡政府被扶植起来后，日方仍未放弃对唐的劝降。1938年7月，土肥原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7号的一幢西式洋房里设立办事处，命名为“重光堂”，通过各种途径与唐系人物联系。土肥原还制定了由唐绍仪、吴佩孚出山分掌南北的汉奸中央政府的计划。尤其对唐绍仪更有拉拢争取的具体步骤，即：“经唐绍仪关系，拉拢戴季陶、居正、吴稚晖、何应钦、张群、吴鼎昌、刘湘、龙云及桂系巨头，使唐绍仪组织全国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并由日本外务省顾问船津、驻华大使谷正之、侵华日军机关长楠本、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井等人，在老牌特务土肥原的领导下，与汉奸陈中孚、任援道及温宗尧等频繁接触，会商唐绍仪出山当傀儡政府首脑问题。土肥原还亲自南下上海，登门秘密访问唐绍仪，意在合并南北两政府，由唐主之。甚至在唐被刺的前几天，土肥原又第二次找唐绍仪秘密会谈。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清末重臣岑春萱第三子）代表唐绍仪对外活动，与日方会谈具体问题。
唐系人物在上海与日方的秘密来往与谈判，很快就被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区探知到了。
原来，国民党政府从上海西撤重庆时，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布置了几千名特务潜伏在上海各地，都由上海特区管辖。特区区长兼忠义救国军司令周伟龙是军统著名的“四大金刚”之一。副区长兼行动总队长赵理君是在上海滩活动多年的老特务与暗杀能手。上海沦陷后，戴笠指示他们对不愿西撤而留居于上海的军政名人进行严密监视，以防他们与日方勾结，组织汉奸中央政府。由于唐绍仪的地位与影响，自然更成为军统特务们监视的重点目标。军统上海特区除派人化装对唐绍仪在上海的住宅及其起居活动进行日夜监视外，又派其情报员谢志磐到唐宅内侦察。
谢志磐，广东中山县人，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即蓝衣社干部分子。他在30年代初，曾参加过上海的托派组织。当过陈独秀的秘书，在1932年出卖陈独秀后转入军统任情报员。他与唐绍仪属同乡，因此结交成为朋友（有的人说谢、唐两家有些亲戚关系），所以他得以有机会常到唐家走动，唐公馆里的人员称之为“谢大少爷”。谢志磐还是军统老牌特务谢力公之兄。1938年8月，有人特意嘱咐唐绍仪小心为宜，唐绍仪则认为谢家兄弟俩感情极不和睦，并且主张各不相同，所以就未加防范，而是十分信任地让他自由进出唐公馆。
1938年春，谢志磐从唐绍仪家人口中得知了日本专使拙井拜访过唐绍仪的事情，并了解到日方想邀唐出山，双方进行了秘密会谈。谢志磐立即将此情报报告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周伟龙又转报戴笠。重庆当局对此事高度重视，指示上海特区加强侦察。于是谢志磐去唐公馆秘密侦察的活动更为频繁。他源源不断地将唐系人物与日方秘密会谈的情报加油添醋地向上级报告。戴笠为首的军统局根据这些情报，再加上其他来源的消息，便于1938年8月间向蒋介石请示得到同意后，下令上海特区布置暗杀唐绍仪的行动。
上海特区的特务从侦察中获悉：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的住宅是一幢造型别致的花园洋房。大门是铁栅门，经常关着。法租界特派来几个安南巡捕任门卫，对进入唐家的生人要搜查。唐绍仪还雇有几名身高体壮的白俄保镖，日夜在庭院内警卫。住宅里，只有唐绍仪与一个女儿同住。女儿常自居一室，很少出厅；唐绍仪也独居楼上一室，深居简出。另外有几个佣仆与丫环伺候他们。根据这些情况，军统上海特区拟定了两个暗杀方案：最初他们准备让谢志磐去串通好唐绍仪的汽车司机，乘唐绍仪外出时在马路上狙击他。但又考虑到当时马路上难民太多，狙击后暗杀者很难逃脱，这个方案不便实行。第二个方案是想通过谢志磐做内线，派人带枪进入唐宅行刺。可是，也考虑到唐宅警卫众多，对进去的生人又要搜查，军统特工人员一有动作就会被发现，附近的法租界巡捕也会迅速赶来。这样不仅暗杀成功率不高，而且暗杀之事张扬出去。对重庆方面会产生不良影响。
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却找到了利用唐绍仪酷爱古玩的特点，以古董商人的身份进入唐绍议公馆，乘机用利斧砍劈唐绍仪这样一个既安全又可靠的暗杀计划。
于是他们先派遣谢志磬与另一个特务王兴国赴唐公馆，告诉唐绍仪说有一个古董商人带有许多珍贵古玩来上海，由于急需一大笔钱而愿意廉价出售。唐绍仪闻之大喜，便迫不及待地要古董商人早日将古玩送到唐公馆来，让他鉴定、收购。当时双方就约定在1938年9月30日，由古董商人送货上门。
与此同时，赵理君在上海各地精心收购了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罕见的古玩花瓶，放在一只精致的楠木盒内，特别引人注目。还有一盒“翠玉八骏”也很珍贵。
约定的那天上午9点，赵理君亲自出马，特意打扮成古董商人模样，携带八件文物，乘着一辆借来的汽车向唐公馆驶去。准备杀唐绍仪用的锋利小钢斧就藏在花瓶盒的夹层中。他带着谢志磐与王兴国做向导，还带一位专门搞暗杀绑架行动的李阿大做实施暗杀者。李阿大已随赵理君干杀人勾当多年，当年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就是他实施的，这次暗杀唐绍仪可算驾轻就熟，胸有成竹。汽车司机也是军统特务充任，并做好了迅速逃离现场的准备。
谢志磐首先上前以熟客身份与门卫和保镖打招呼，他指着赵理君说道：“他是古董商，应唐总理的邀请送文物来的。”他又指着王兴国和李阿大说道：“他们是随从”。门卫与保镖早就得到唐公馆的通知，晓得今天有人来送文物，又见是老熟人谢大少爷带来的，所以没有搜查他们，而是让一名唐绍仪的仆人带着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里。
唐公馆仆人立即上楼去向唐绍仪报告说：“老爷，谢大少爷带人送古物来了，在楼下客厅等着呢。”唐绍仪一听，便马上更衣准备下楼接客。
唐公馆仆人一离开，赵理君见四下无人，就按预定计划，迅速地将客厅里所有的火柴都藏到他自己的袋里。李阿大则将小钢斧从盒中取出来藏在身上。
不一会，唐绍仪与其仆人从楼上走下来。只见唐绍仪80岁左右的年纪，须眉皆自，双目有神，身穿礼服，颇有外交家的风度。唐绍仪招呼仆人给客人敬烟倒茶。仆人在客厅里哪里能找到火柴！唐绍仪只好吩咐仆人进去拿火柴来。唐宅的洋房很大，火柴等杂物放在后面厨房附近的储藏室里，相距客厅较远。
仆人离开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鉴赏古瓷花瓶。年迈的唐绍仪带着老花眼睛，低下头去细看花瓶。他惊叹不已，爱不释手。在唐绍仪鉴赏花瓶之际，站在他身后的李阿大悄悄抽出利斧，对准其脑部迅速用力地劈下去。大祸临头的唐绍仪来不及叫喊一声就栽倒在地上，鲜血和脑浆流了一地。
赵理君见状，凭经验知道唐绍仪无救了，便指挥李阿大等三人出门上车，他自己走在最后，到客厅门口时，还一面抓住门上的把手，一面从容不迫地说道：“唐总理，请留步。你再仔细看看，要是满意，我再送几件。”似乎他在与里面的唐绍仪打招呼告别。他的这一装模作样举动果然迷惑了守卫在庭院中的几个保镖与门卫，不仅没有阻拦他们上车，反而与他们友好地打招呼告别。赵理君等人一上车，便立即开出铁栅门，向马路上飞驶而去。就在这时，拿火柴的仆人回到客厅来了，见客人已经离开了，而主人唐绍仪却倒在血泊之中，只有腿还在抽搐。他惊吓得大喊起来：“抓强盗！”保镖与门卫听到叫喊声，如梦初醒，才知大事不妙，急忙拔出手枪朝已经开出的汽车打了几枪，可车一转弯就不见了。他们只看清汽车的号码为6312.人们急忙将唐绍仪送往附近的广慈医院，但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已无救了。
法租界巡捕房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查勘。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装古董的精致的楠木盒，盒盖上刻着四个大字，下款是“莫厘席氏珍藏”。经调查，这古玩木盒原是律师席裕昌家的祖传之物，因家中贫穷·他只好将祖传之物卖给了一位不知名的“古董商”。他们出动几辆装甲车去搜捕6312号汽车。结果在法租界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找到了这辆车，司车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又去法租界拉都路275号谢宅抓捕凶手，可已是人去楼空。几名凶手早已辗转逃往重庆。赵理君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被派往重庆朝天门水上检查所任中校所长，谢志磐却因神经过度紧张而失常，后来丧生于特务内讧之中。
事后，法租界巡捕房悬赏缉捕凶手：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者，各给赏金三千元。可仍然无法破案，刺唐血案便成为民国史上震惊全国的一桩著名悬案。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也有不一致的看法：其中有人认为唐绍仪晚节不终，正式当汉奸只是时间问题，甚至认为他已经当了汉奸。若真是这样，按汉奸罪名杀唐就合乎情理而不属冤案了。他们说唐绍仪对日本的军事力量及其在中国的“战绩”推崇备至。他有政治野心，试图凭借日本力量将他送上国家元首的宝座，取蒋而代之。再加上他多年养成起居豪奢，生活阔绰的习惯，开支浩繁，单单他每月的雪茄烟花费就大得非常惊人。他的经济来源逐渐枯竭，积蓄越来越少，急于另寻出路。这些原因都使他与日寇勾结。日本政府对唐绍仪这位中国政坛耆宿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浓厚的亲日倾向十分高兴与重视。当土肥原这个老牌特务亲自登门秘密访问时，唐绍仪早就待价而沽，这时更加跃跃欲试，准备粉墨登场。但因年事已高，又要注意身份，因此他自己就不出面，而由其女婿代表他对外与日寇谈判。他特意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华案合群保险公司大厦里开了一间办公室，在里面与日方会谈，草拟种种关于建立未来汉奸政府的计划草案。日方提出“新中央政府于十月底成立”；而唐方提出“以唐绍仪为中心”，组织中央政府，保证“中日必须永久亲善”，并拟定未来中央政府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此外，还对其汉奸政府的国防军事力量、干部人才的安排、财政金融税收、反蒋反共计划等，甚至连唐绍仪在正式登台前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的提纲，都作了很详细的规划与说明。总之，他们认为唐绍仪晚节不终，已与日寇勾结，充当汉奸，准备出任傀儡政府首脑，维持日本侵略者对占领区的统治，这是军统诛杀唐绍仪的原因。
而另有些人则认为唐绍仪晚节未失，不是汉奸。因为：第一，虽然有他与日本人来往的事实，又与汉奸温宗尧私交甚密，但他本人自始至终拒绝日本方面的拉拢劝降，没有达成公开协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还曾发表过支持抗战的言论。只是他的女婿等唐系人物利禄薰心，背着唐绍仪与日寇勾结，私允日方所提条件。第二，所谓汉奸之说，只是传闻之辞，并无任何政治势力加以文字论定。军统特务尽管以锄奸为名杀唐绍仪，但连他们自己也拿不出铁的证据，反而在刺杀唐绍仪的第二天还报告说：“唐氏自日本欲利用其组织伪统一政府以来，均其先后拒绝。唯日本始终未予放弃。故我等正好利用日本此种心理，借唐以作缓冲。因此日本所企图之统一政府，数月以来，不能成立者，即此故也。”并建议“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国民党政府没有说唐绍仪是汉奸，反而在其死后，国民政府颁发《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谓其“近年养病沪滨，于国事多所献赞，方冀力疾西上，同济时艰，不幸猝遭惨变，遽失老成，眷怀勋旧，震悼良深……”。
国民政府还拔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蒋介石以他个人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出一份唁电，声称对唐之死“痛悼何极，顿失瞻依。”孔祥熙等军政要人也均致电唐氏家属，以示吊唁；共产党人也未说唐绍仪是汉奸；日方报告“土肥原工作”的电报也说：“土肥原在华北游说吴佩孚失败后，乃携刘永谦南来游说唐绍仪，由高凌蔚介绍，结果亦无成就。”
既然唐绍仪没有正式投敌当汉奸，为什么军统特务要置他于死地呢？这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唐绍仪遇刺是时局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日寇不断加紧劝唐出山，唐系人物又打着唐绍仪的旗号八方活动，炮制亲日拥唐倒蒋的方案。而社会上相传唐绍仪同意一俟中方军事上达到相当的败绩程度，即进行中日议和。当时地处华中的武汉重镇正是摇摇欲坠，中华国土已有一半沦为日占区了。因此，军统特务宁信其有而勿信其无，害怕唐绍仪真的充当伪统一政府的首脑，那谁也担当不起这一责任。在军事重镇武汉即将失守的惊恐和慌乱中，军统特务为了“以防万一”而请示上级杀害唐绍仪。蒋介石则认为他与唐绍仪之间有过瓜葛，如果极为有影响的唐绍仪公开投敌当汉奸，出任伪政府首脑，那既会使蒋介石处于尴尬地位，又有损于他的切身利益。于是蒋介石终于下令杀唐绍仪。
从主观上看。则与唐绍仪自身有关。首先，他没有制止唐系人物打着他的旗号进行汉奸活动。其次，他徘徊于已沦为日伪包围之中的孤岛上海，动机令人怀疑。唐绍仪是近现代中国很有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动向必然要引起中日双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密切关注。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后，蒋介石曾托人捎口信给唐绍仪并亲笔致函，要他尽快离开上海赴重庆，免为日寇利用。孔祥熙也曾通电唐绍仪的亲属故旧游说笼络，不仅许以官位，还馈赠财货，劝唐绍仪离沪去港，唐绍仪都找借口拒绝了。1938年3月中旬，社会上盛传唐绍仪将落水当汉奸时，广州“抗战后援会”曾发电报给唐绍仪，要他脱离上海恶势力的包围，而后南下。接着广州各界人士和社团，又在民众教育馆二楼召开大会，即席决定由广州市各社团联衔电催唐绍仪南返，并汇去旅费二万元。唐绍仪也没有接受。第三，面对时人的非难，要求他“发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辟汉奸谣言”，他却自称一生“对于外间任何谣传，从不声辩，而以事实为之表现”。他暖昧不明的态度，使国人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正是主客观的原因使唐绍仪死于非命。既然唐绍仪没有出任伪职的真凭实据和自绝于祖国的汉奸事实，那就不能以未实现的行为定罪。这是军统特务将未正式投敌的唐绍仪按汉奸罪名而加以错杀的。
关于唐绍仪死因的第二种说法是他曾劝蒋介石退位，为蒋所误会，以至于被除。这种说法不能完全解释其中的疑团。因为唐绍仪是个极有影响的显赫人物，亲朋好友遍布海内外，国民党元老也不会同意蒋介石纯为个人私心而杀唐绍仪。虽然唐绍仪反对专制独裁，曾参加过反蒋活动而触怒了蒋介石，但如果没有其他重要原因，蒋介石是不会不顾社会影响而置唐绍仪于死地。在蒋介石看来，本来对唐绍仪曾劝他退位而怀恨在心，现在唐绍仪与日本人联系，更有损于他的切身利益。正是蒋介石抓住了唐绍仪与日方暖昧关系的把柄，才大胆地下令杀害唐绍仪。这样既可以排除异已，又可杀鸡儆猴，还可以开脱杀人之责，收一石多鸟之效。
关于唐绍仪死因的第三种说法是：土肥原看到游说唐绍仪出山的工作已完全失败，便以毒手置唐于死地。但是，经过仔细地科学分析，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唐绍仪是有丰富政治阅历的人物，对于政治代价了如指掌，面对日方的极力拉拢，他要对各方面形势加以分析和估量，不会轻易就范当汉奸，而是以“年事已高”等借口委婉地拒绝了日寇的要求。他不仅没有义正辞严地公开反对日本的拉拢，反而有一定的举棋不定、犹豫观望的嫌疑，以及亲日倾向。因此，他的言行不可能达到刺激日方要置他于死地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会有当时社会上流传唐绍仪被日本人所杀的说法呢？这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谣言。它更进一步证实国民党情报机关对刺唐内幕很清楚。
原来，日本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对刺唐事件非常重视，双方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利用各自在上海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活动。在唐绍仪被刺的当天晚上，军统特务就用电话嘱令新闻报、译报、导报、华美晨报等。在发表刺唐消息时，将杀唐责任诿于日方所为，以免刺激在野之动摇分子。上述报纸都遵照办理。只有文汇、大美等报因与日伪暗中有联系，所以在记载刺唐新闻时，语句间有猜测是中方杀唐之意。日方眼看以为会成功地拉拢唐绍仪工作毁于一旦，虽然十分恼怒，却又不便过分张扬。而国民党政府既没有拿到唐绍仪通敌卖国的真凭实据，又不便将唐日双方会谈的真相彻底揭开，为了遮人耳目而自圆其说，就故意散布谣言，称唐是因不肯接受日方邀请出山当汉奸遭日寇忌恨而被杀。而且还假装对唐氏之死深表哀悼，对其遗族抚慰有加。这样一来，再加上在当时恐怖的岁月里，枪弹横飞、刀斧并用，各种各样的暗杀与绑架层出不穷，更加使唐绍仪遇刺原因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党内“灵魂”的消亡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许，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一阵乱枪，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是一桩国民党右派暗杀左派领袖、借以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的重大政治事件。
廖仲恺（1877-1925），著名民主革命活动家，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党内的“灵魂”。广东惠阳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廖早年留学日本期间投身反清革命，追随孙中山左右，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其得力干部。在反清革命、二次革命、反袁起义、护法运动等重大斗争中，廖仲恺不遗余力，奔走其间，成为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活动家。孙中山在世时对廖相倚甚重，给予其极大信赖，凡从事革命之组织、财政等均出其一手策划，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廖一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场，对孙中山“民主主义学说”亦多所阐扬，曾与朱执信等辞有《建设》、《星期评论》等国民党重要宣传阵地。1921年孙中山返粤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非常大总统，廖担任财政部次长、粤省财政厅长等。翌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廖仲恺先后脱险，聚于上海，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山穷水尽”之际，孙中山托廖仲恺与苏维埃俄国联络，赴东京与苏俄代表会谈。在此前后，廖仲恺对列宁领导的苏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亦了然于胸，从而竭诚支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以实现国民革命的主张。1923年春孙中山再次返粤，出任陆海军大元帅，廖先后任军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并担任改组委员负责筹划改组国民党。其间，廖仲恺奋力协助孙中山，与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由是被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党改组后，由于廖出色的成绩，其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亦更显重要，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等，其在国民党以及广东省，党、政、军、财、工农运动等各方面均有一定权力与影响，也因而更得右派分子的嫉恨。尤其是大革命发动后，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左派首领，坚定服膺并实践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又于孙中山去世后肩负其未竞事业，忠实执行其遗言，积极贯彻三大政策，在消灭陈炯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统一广东全省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所谓不逾半年，“树起党军声势，肃清东江群贼，平定杨刘之乱，创立国民政府，领导省港大罢212”，厥功甚伟。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廖仲恺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实际斗争的锤炼，思想激进，成为“无产阶级的朋友”，他的夫人何香凝后来曾回忆：“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匏安、周恩来、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肖楚女、熊雄、熊锐等，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这就更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所嫉恨。孙中山在世时，彼辈尚有所忌讳，也在孙中山严厉批评面前有所收敛，1924年“弹劾共产党案”流产后，他们表面服从孙中山，背后却刻毒攻击廖仲恺，使廖仲恺身心受损，“有一次他难为得几乎要跑到外国去了”。孙中山去世，右派分子不再惮于孙中山的威严，加之大革命的形势汹涌发展使之痛感威胁及身，而“廖先生当时站在主导地位，也是我们同志中最努力的一个，所以为反革命派所最忌恨，所最欲杀得而甘心的人。”以反共为其职志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其欲破坏革命、篡夺革命领导权，势不得不先杀廖仲恺，于是遂有“廖案”一幕。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驱车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途中遇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陈上车同行。9时50分，车抵中央党部门前，廖、陈、何下车，当廖迈步登上楼前石阶时，突遭伏于“骑楼”两侧石柱后的暴徒（一说4人，一说67人）的开枪狙击，廖当即中弹，（一说身中3枪，一说4枪）且皆击中要害，倒地不起，陈秋霖亦腹部中弹。走在后面的廖夫人何香凝（国民党妇女部长）正在与人谈话，突然听见“啪啪！啪啪！”地好像爆竹声响，回头已见廖、陈倒地，乃急呼“救命！”“抓人！”时廖已无力回答何的抚问，只是一声“唉”地长叹。当时暗刺场面，有许多“谜面”：一、谁“得知我们中央常会的时间，又敢派了很多凶手，携带新式武器——盒子枪之类，深入中央党部门岗警戒线之内？”二、何以一向警卫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何香凝大叫“抓人”时不见一个警卫的影子？结果只有一名凶犯被廖的卫兵还击击伤，其余凶手皆逃逸而去。三、廖死后验伤，发现伤口大小不一，有一伤口系小口径左轮手枪所击，因而有人还怀疑刺客中还有埋伏在中央党部大楼里者（被捕凶手所用手枪系大口径手枪）。
廖仲恺遇刺，后由何香凝及其随身卫兵急送东门外医院，惜途中流血过多，当即逝世。陈秋霖延至23日亦不治而死。
“廖案”骤发，震动全国，身膺重职的廖仲恺牺牲，为亲者痛，仇者快。各界群众纷纷集会请求缉拿、重惩凶手；黄埔学生要求“为廖党代表报仇”；时与廖共事的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急赴医院哀悼，随即又撰定了《勿忘党仇》一文，揭发敌人杀廖原因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件伟大事业的做成，大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廖先生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当然会招致帝国主义之忌，尤其是招致香港政府之忌。”周恩来还尖锐指出：“廖案其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右派分子欲图剿杀革命而对廖仲恺实施暗杀的阴谋活动。从后来审理“廖案”掌握的证据来看，这一判断是不容置疑、确凿有案的，只是“廖案”尚有昧而不明的许多疑点，主凶和幕后指使人究竟是谁，还有待天网恢恢的历史老人给予曝光。
“廖案”原来很快被查清，被捕凶犯陈顺供认“主谋贿买”人为朱卓文，并从他身上搜出建国粤军南路第一路司令“梅光培发给的手枪执照”及其他凶手名单等，虽然陈顺因伤势严重、未留下详细供词便死去，但案情线索明白无误，很快便查明谋杀嫌疑主犯为孙中山逝世后可以弥补国民党继承人权力真空者之一的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涉嫌者还有邓泽如（国民党中央监委。廖仲恺遇刺，他正在中央党部楼内，闻枪声却没有下来查看）、林直勉、梅先培、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桢、杨锦龙等右派分子和粤军反动将领。“廖案”之前，这伙人便麇集在胡汉民家中，策划打倒廖仲恺的种种卑鄙计划，胡毅生、朱卓文等还组织“文华堂”、“南堤小憩”等俱乐部反动组织，以聚赌会餐等形式网罗反共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制造反共反廖舆论，甚至曾计划了暗杀鲍罗廷、加伦、廖仲恺的阴谋。台湾历史学家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曾披载了“廖案”后潜逃香港的重大嫌疑人朱卓文数十年后不加掩饰的自供，从中可以看出“廖案”发生的直接背景，朱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包藏祸心，在粤省到处鼓动风潮，煽惑农民暴动，杀害地方士绅，尤以东江海陆丰一带情形更为残酷。……大家对此赤炎甚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殊其渠魁，可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伦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这一阴谋因事泄未果，“然大家恨共之积忿，迄来稍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伦将军诸俄寇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廖诸人，大骂还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止于口头之谩骂，初无若何锄奸计划可言也。”待“廖案”发生，朱“知事非寻常。必有大患”，助凶手之一陈瑞（？）离穗它逃，自己也潜往香港，“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
朱卓文曾任中山县县长，后被罢免，因是生仇，遂接受香港英政府200万港币接济，图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为此计划先要除去廖仲恺，曾以万元贿买凶手杀廖。从上面朱卓文的自供来看，如“廖案”系其主谋，其断无隐瞒掩饰之理，那么，当朱桌文等密谋血染鲍公馆、事被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所阻之后，“八·二〇”事件究竟谁是主谋恐怕就是另有其人了。
杀廖，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那廖仲恺本人对此也有心理准备。“廖案”前，盛传有人将行刺廖。那么，这并非“谣传”的“谣传”来源于何处？恐怕亦是一谜。廖仲恺一生磊落，面对“谣传”，面对横逆，他毫无所惧，表示：“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能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只是在何香凝极力劝说下才增添了一名卫兵，后终于为孙中山三大政策而殉身。
那么，为什么已经被查清的“廖案”却布满疑窦、暗昧不显呢？其内幕的堂奥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廖案”处理的始末。
“廖案”当日，国民党中央迅即举行临时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一切全权，以应付时局。汪、蒋、许是廖仲恺死后国民党内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上层人物，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随之取代了先前的国民党政治会议，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中蒋介石虽在资格上弱于汪、许，但不久又担任了广州卫戍司令，他的势力急剧上升，同时他还适时地利用处理“廖案”的机会，以达到他原来的不逞之念。
“特别委员会”查获了上述“廖案”涉嫌人员的人证、物证，于8月24日下令拘捕嫌疑要犯，但仅擒到林直勉、梅光培等廖廖数人，其余均“闻风逃匿”，朱卓文潜往香港，胡毅生遁往上海，以上两人后又均称与“廖案”无涉（胡抵沪发表有《告国内外同志书》）。在押的林直勉也称对“廖案”不知情，而梅光培仅供认凶手所携手枪系朱卓文所有。这样，“廖案”未获“真相”，不是证据不足，就是“要犯”潜逃在外、得不到有力证据，“廖案”审理也就陷入僵局。这种状况受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责难，罗亦农撰文指出：“参加此次暗杀的人实在太多，假若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廖案的人没有决心，不将他们最后的根本肃清，国民政府的前途还免不了危险”；鲍罗廷还要求蒋介石等立即逮捕嫌疑者胡汉民、邓泽如等右派分子，然而均被蒋、汪等推脱拒绝。事前知道右派分子暗杀计划、自负保卫职责的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庇护。而当人们进一步质询何以朱卓文等能得以漏网走脱时。国民党中央遂公开悬赏缉拿朱卓文，又成立“廖案审判委员会”、“廖案检察委员会”，以图使“廖案”有所进展，以上各委员会共产党人杨匏安、林伯渠、周恩来等均参与在内。但是。由于“廖案”本身内幕重重，背景错综复杂，主要嫌犯又潜逃在外，所牵连的众多上层人物又盘根错节，“廖案”的审理与处理终于不了了之，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1927年7月，南京政府指令广东当局：“廖案”除朱卓文一人外，前所通缉的嫌犯均慨予取消通缉。朱卓文于1936年被“南天王”陈济棠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的另案抓获处决。当年“廖案”竟以其嫌犯无一受刑而终。
“廖案”扑朔迷离，终因汪、蒋采取庇护凶犯的立场，未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使多数嫌犯潜逃而不能结案，要之，其真相原委大概还另有文章。然而。处理“廖案”过程中却有意外后果。也即国民党上层人物权力争夺中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之间的升降变化。蒋介石利用处理“廖案”的机会，排斥异己，先后将受“廖案”牵连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许崇智这两位国民党党、军右派实力分子逐走。胡汉民时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因涉嫌最深（胡毅生是其堂弟、林直勉与其关系密切、胡宅为嫌犯聚集中心、嫌犯中其下属居半等）不能自安，社会各界严厉指责胡汉民为“廖案”之“黑后台”，汪精卫却认为“胡展堂（胡汉民字）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此语阳为包庇，实为欲图排挤其出走的口实，汪、蒋遂借外界压力，以“特使”名义派胡赴欧美、苏俄“考察”。许崇智（时任粤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也因其部属多为“廖案”嫌犯而涉嫌，许在“特别委员会”中又一味庇护其部属，企图维护其在粤军的地位和控制广州政局。“廖案”后粤军部分将领图谋不轨，意欲兵变颠覆政府，随之被汪、蒋拘捕，许崇智处境尴尬，在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只好拱手让出粤军，许本人办引咎辞职，离粤赴沪“养病”。这样，蒋介石利用“廖案”一石双鸟，逐胡汉民，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授以的全权处置广州政局的大权，密令黄埔学生军解除粤军武装，将之解散并收编进嫡系部队的第一军，其上司许崇智（蒋为粤军参谋长）亦被变相驱逐出广州。蒋介石由此基本拥有、掌握了粤军及广东全境。汪、蒋利用负责处理“廖案”的机会，联手驱逐了相互的潜在政敌，同时“认真”办理“廖案”赢得了两人的政治声望，以便继续以“左派”欺骗世人，然而汪精卫又对蒋介石乘机扩充权势以及其暴露出的专断作风心存不满和猜忌，俩人的政治磨擦和争斗由是显出端倪，虽然处置“廖案”后开始形成国民党内汪、蒋分别主政、主军的汪蒋合作新局面，两人却貌合神离，暗争不已，后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袭用旧法，逐走汪精卫，从而取而代之，成为最具实力的领袖人物。
不明不白的“廖案”，就这样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排斥异己、夺取权力的一个机会。
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10年由清政府向日本三菱厂订造。1913年完工起航回国，加入海军服役。1917年，孙中山南下开展护法斗争，该舰随海军起义。驶往广州。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在广州白鹅潭与陈坚持斗争。为纪念这一壮举，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将此舰改名为中山舰，当时，它也是广州最大、装备最好的一艘舰艇。
1926年3月，由这艘舰开始，引发了现代中国史上最大的疑案之一——中山舰事件。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就从未停止过。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右派更加紧了其反共活动。军界的实权人物蒋介石，成为他们拉拢的主要对象。戴季陶、张静江等利用自己对蒋的影响，积极促使蒋介石向国民党右派靠拢。
1926年初，随着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等军事斗争的胜利，广州的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广州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政治首脑汪精卫与军事实力派蒋介石之间，正进行着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斗。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资历远较蒋介石老，追随孙中山二十有年，一度被倚为心腹股肱人物，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因廖案被迫离开广州后，他顾盼自雄，以广州的当然领袖自居。
对汪精卫领袖地位构成强有力威胁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较浅，政治上羽毛未丰，但他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已不甘心久居政治中枢之外，全面攫夺各项权力，成为他的重要目标。
1926年2月，蒋介石放出试探气球，针对广州日渐强盛的反蒋空气，佯示退稳，上书军事委员会，请求“开除一切军职，惟军校为总理所手创，且专责中正以完成者，政治委员会又为本党政治设施之枢纽，凡此要务，岂敢放弃不顾，使汪主席与委员会诸公之独任巨艰。”“如有同志友爱，以好意劝慰，强我复职，是同于朋比阿谀势利小人之行径，非君子爱人以德之大道。”蒋介石这封辞职书可谓是煞费苦心，为缓和各方面对他势力膨胀的疑忌，他宣布放弃部分军职，以退求进，同时对黄埔军校及政治委员会的职务又拒不放弃，保留其未来晋身的阶梯。
汪精卫接到蒋介石的辞职书后，虽然没有批准，但他也留了一手，没有退还蒋介石的辞职书，而且，当蒋介石进一步要求卸职到苏联考察时，汪精卫将计就计，竟批了蒋介石及其秘书陈立夫的出国护照。
蒋介石以退为进的策略不但没有难住汪精卫，相反，倒把自己推上了难以回避的绝路。
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王柏龄、欧阳格等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们目睹蒋的困境，更进一步推波助澜，在各处大造谣言，竭力离间蒋汪关系，使广州全城风声鹤唳，处于一种箭在弦卜的状态。
1926年3月18日，下午6时半，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接到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孙庆叡的命令，要他速派一艘“巡舰”，也就是一般的小巡逻艇及16名卫兵到黄埔上游的海面上，保护刚被海匪抢劫的安定商轮。黎时雍在军校一时找不到可派船只，无奈只好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求援，广州办事处接电话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电话后，因为电话里听不太清楚，误把军校办公厅的命令昕成是教育长的命令，于是立即报告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请他向海军局要船。王学臣后来说：“3月18日午后6时30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安定商轮已被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16名，巡舰一只，前往该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只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谕，……想情系教育长之谕，故此请欧阳舰长向海军局交涉。”王学臣哪里知道，他这几个耳误会直接引出对现代中国历史发生巨大震荡的大事件，而他将普通“巡舰”昕成装备齐全的“巡洋舰”，更直接引出了事件的主角——中山舰。
下午7时40分，欧阳钟到海军局，奉上一份公函，上面写着：“倾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这份公函，教育长进一步被加码为校长，一艘巡舰变成两艘得力兵舰。欧阳钟到海军局时，代局长李之龙恰好不在，作战科科长邹毅听说是蒋校长命令，当然一口答应，但当时海军局只有一艘宝璧舰可以调动，所以邹毅当时只派出了宝璧舰。直到当晚李之龙回家得讯后，才决定派当时黄埔装备最齐全、战斗力最强的中山舰前往黄埔待命。
一纸命令，仅仅传了三个人，内容就由一艘普通巡逻艇，变成了两艘巡洋舰，发令人由校长办公厅变成了校长本人，这其中有误会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故意在中间捣鬼。欧阳钟从接到命令到前往海军局。中间有一个多小时时间，他到海军局后，又擅自将命令严重加码，联系到欧阳钟是孙文主义学会头子欧阳格的侄子，这里面，孙文主义学会很可能做了一定手脚。
孙文主义学会另一头子王柏龄和李之龙住同一宿舍的上下楼，对李之龙的一举一动，他都可以很清楚地掌握。当天晚上，宝璧舰黄舰长曾前往李之龙家中找他，李妻来后述为“身形肥大者”，第二天，宝璧舰在开往黄埔途中很快回航，避开了中山舰事件，王柏龄是否在其中起了作用，也是一个很大的谜团。
3月19日清晨6时，宝璧舰首先离开码头出海，7时，中山舰出海，宝璧舰在途中返回，9时，中山舰抵达黄埔。代理舰长章臣桐到军校询问如何执行任务，黄埔军校办公厅秘书季方听说中山舰开到黄埔，觉得十分惊诧，教育长邓演达对此事也一无所闻，听说是校长蒋介石的命令，因找不到他核实，便要求军舰暂留黄埔待命。
中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因苏联布勃诺夫使团准备参观中山舰，打电话给蒋介石商请是否调回军舰，蒋介石对中山舰调往黄埔一事并无所知，接完李之龙的电话后，立即产生怀疑，李之龙为何在未向他请示的情况下，调军舰到黄浦？为何得知他不在黄埔后，又要把军舰调回？联想到李之龙与汪精卫往来密切，蒋介石怀疑李之龙是在故意刺探他的动向，准备对他下手。
早在3月中旬，就有人向他造谣，说汪精卫等准备用军舰把他劫持到苏联，多疑的蒋介石还将信将疑，现在，他把这和中山舰的调动一联系，立即断定这是一次兵变。
经过一阵短暂的犹豫，在王柏龄、欧阳格等人的劝说下，当天晚上，蒋介石下了孤注一掷的决心，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全面夺权、反共的计划。
3月20日晨3时，蒋介石下令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孙文主义学会头子王柏龄到李之龙家中逮捕了李之龙，第1军各级共产党员、党代表50余人遭扣押，第1军第1师部分兵力配合广州公安局武装警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苏联顾问及汪精卫的住宅，卫队枪械被缴，陈策、欧阳格则率一部分军队占领了中山舰。据二十师党代表包惠僧回忆，3月20日“约在八点钟前后，新任二十师副师长林振雄同入伍生团长张叔同先后到我家来看我。他们向我说：‘外面有几条马路戒严，从惠州公馆到造币厂这一带断绝交通，十字路口都架着机关枪，第五团全副武装向省议会急进（海军局在省议会内），不知出了什么事故，党代表知道吗？’我听了他们的话，想不出是什么事故，就打电话到蒋介石家里问情况，接电话的是蒋介石的秘书陈立夫，他说：‘校长不在家。’林振雄、张叔同走后，我再打电话到蒋介石家里问消息，也是陈立夫接电话，他这次才告诉我说：‘校长昨天夜里三点钟就出去了，不知是处理一件什么紧急公事，他此时在造币厂，如果有事，你可以到造币厂去见他。’我又打电话给王柏龄，他家里没有人接电话……”
周恩来得到事件的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在造币厂的临时指挥部，当面责问蒋介石的叛卖行径。在周恩来义正辞严的责问下，蒋介石被迫答应释放遭拘禁的共产党员，并撤销了戒严。
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等主张对蒋介石展开坚决反击，抑制蒋介石的右倾倾向，但这一建议未被苏联及共产国际代表采纳。几天后，汪精卫见大势已去，留下一封书信，悄悄离开广州。中共在第一军中的党代表也随之集体退出军队，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权进一步增大。不久，他又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挤中共政治力量，使自己跻身于广党、政、军决策圈中。
关于三·二〇件的内幕，历来众说纷纭，事件发生之后几天，蒋介石对第1军全体党代表发表讲话，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出一种不良空气，使得军队里的官长来反叛，并且拿利禄引诱我们的官长。”“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我就发生一种感想，是什么呢？我以为已经有人不愿意拥护我了。”
蒋介石虽然没有明指，但他所说的显然就是汪精卫，同时其矛头所向还针对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分裂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官方就一直称“三·二〇事件”是中共及共产国际准备绑架他到苏联，他是无辜的受害者，“三·二〇事件”是迫不得已的自卫活动。大量的史实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中共早期文献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中，则认为这是蒋介石和右派集团早就策划好的一个阴谋，其目的是借机打击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实现其夺权的图谋。李之龙认为：“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右派之指使与播弄，蒋介石首领自为的野心，加以孙文主义学会之包围，又得陈肇英、欧阳格之卖力泄恨，于是乎所有的反动分子、不肖军官——王柏龄、刘峙、惠东升、缪斌、马文车、潘宜之、杨引之、潘佑强都成了3月20日排共仇俄反对国民党左派事件的同谋者。他们定了计划，拿中山舰作导线，在黄埔军官学校造作假的命令来要船。他们借中山舰的题目爆发，假借蒋的命令来要船，或者蒋介石不知道，但是他们阴谋排共仇俄反对国民党左派的酝酿，蒋介石确是预先知道了的。”李之龙这段话认为，蒋介石和右派集团是事件的主要责任者。
近年一些研究者通过查阅大量档案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对事件的认识，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在广州当时的紧张空气下，经过右派集团煽动，由一些不起眼的小误会而酿发出的一场大冲突，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部分领导的软弱，蒋介石利用事件顺利实现了其夺权图谋，为其完全走上右倾反革命道路作了铺垫。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沈阳火车站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数千枪实弹的军警把火车站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在等待一辆要员的专列的到来。
在京奉线上，一列二十二节的专列，车头冒着浓烟，一路呼啸，向山海关方向飞驰。包车里坐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
当专列行至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支叉处的桥洞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桥底下的炸弹爆炸，只见一股浓烟伴随着沙石冲上了半天云中。响声过后，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
火车被炸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场面。乘车人员躺在血泊中，有的四肢不翼而飞，有的身首易位，死者面带恐惧之色，伤者在痛苦地呻吟。
卫兵在炸翻的车身底下翻出了张作霖，只见他血流满身，一条腿被炸断，只有少许皮肉还连着，显然伤热严重，气息奄奄。
恰在此时，离出事点不远的公路上，迎面驶来一辆贴着鲜红“囍字”的迎婚汽车。众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截住来车，强行赶出新娘，急将张作霖拖入汽车，拉到帅府。
回到帅府后，重伤的张作霖已只有出气而无进气了，在他回光返照之际，他微微睁开双眼，看了一下围在身边的人，断断续续地交待了几句，然后双眼紧闭，身子一挺，归西而去。
张作霖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长期称霸东北，素有东北王之称。然而，就在张作霖的老窝，被人一包炸药送上西天，并且死得如此惨不忍睹，到死连主凶是谁都不十分清楚，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然而，只要我们回过头去了解一下张作霖死前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与日本人之间那种种丑恶勾端，这个谜也就自然解开了。
张作霖，字雨亭，生于奉天海城小洼村。后随家人移居海城驾掌寺，家境贫寒。
张作霖年轻时，正是清政府腐朽没落、列强入侵、蹂躏我大好河山之时。尤其是幅原辽阔的东北更是战火连绵、政局混乱、民不聊生。尽管诸多仁人志士绞尽脑汁在为中国的出路而奋斗，但也有许多不屑之徒，散兵游勇，乘机啸聚山林，劫掠民财，整个东北一时乌烟瘴气。
这种极度混乱的政局，给张作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人生“奋斗”舞台。他二十岁前当过兵，后投身绿林，干过一些杀人放火的勾端。
张作霖生性奸诈、狡巧，长于权谋弄术。在后来的人生征途上，他主动受抚，投身清军。日俄战争中，他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辛亥革命时，他镇压革命党人，以人血染红顶子，得袁世凯赏识后，扶摇直上。
通过多方投机钻营，张作霖1912年位至中将师长，左右奉天军权。不久又勾结日本人爬上奉天督军宝座。在权力的争夺中，张作霖大显身手，他一举兼并吉、黑，称雄关外，成为“东北王”。最后，他又大耍手碗，攫取北京政权，位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他还仗着自己的势力，几次问鼎中原，挑动军阀混战。张作霖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他统治奉天、华北、东北长达十三年之久，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势力最大的军阀之一。
张作霖出身贫苦，未曾饱读诗书。他从一个人人憎恶的“胡匪”，一跃而为大元帅，并没有任何可以继承的政治地位及经济势力。他称霸东北，逐鹿中原，除了自己有一套投机、奸巧的本领外，他的发迹与帝国主义，尤其是长期霸占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分不开的。张作霖从发家之日起至他命赴黄泉之日止，其间所作所为，无一不与日本人有关联。“成也日本人，亡也日本人”正是对他的生动概括。
“疯子”革命家章太炎
章太炎，原名学乘，后名炳麟，字枚叔。因为仰慕顾炎武（绛）、黄宗羲（太冲）的为人，改名为绛，号太炎。此外还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同治七年）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章均，是一位训导官，在本省海盐县教授儒学，拥资百万，富甲一方。祖父章鉴，继承家学，在读书讲学之余，还精通医术，常常为人治病。父亲章浚，很有文才，官至知县。经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家道中衰，已远非往昔。但是，传统的家学依然保存。
章太炎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的。良好的读书氛围，恬静的书房，为他以后的成名创造了别人难以拥有的条件。从9岁开始，章就跟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儒家经典。朱治学严谨，教学有方，一字一音，严格要求，对经书大义也略加解释，使章从启蒙开始就养成了扎实的学风。13岁那年，外祖父回海盐老家养老，章便跟从父亲读书，长达10年之久。这段时间，他除了继续学习经书，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系统阅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昭明文选》、《说文解字》、《音学五书》等历史学和音韵学书籍，知识更为丰富，眼界更加开阔。16岁时，他随父去县城参加童子试，因突然昏倒，没有成行，从此再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23岁时，父亲去世。章离家远行，到杭州诂经精舍，从一代名儒俞才越学习。俞老先生学识渊博，尤其擅一长文字学，而且要求极严。章太炎学问大增，开始著书立说，初露锋芒。
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不聊生。此情此景，使反清的民族主义幼芽埋进了章太炎的心里。加上外祖父、父亲常在讲课之余，不时向他讲述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抗清故事，灌输“夷夏之防”的思想。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章自己又读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记载清初大肆残杀汉民族的书籍，反清思想更加浓厚。
甲午战争的惨败，强烈震撼了苦读经书的文化人，把他们从古纸堆中惊醒。康有为振臂一呼，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章太炎对此十分钦佩，马上寄去报名费，要求加入强学会。此后，章太炎告别恩师，毅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896年，章到上海，参加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同年，在杭州自办《经世报》。1898年变法失败后遭到通缉，避难台北，次年转赴日本，结识孙中山，开始在中国近代政坛崭露头角。
从此，章太炎放弃改良，转向革命，率先剪掉辫子；发起纪念明朝亡国242周年留学生大会；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入狱3年；主编《民报》；共和党党魁；戏弄袁世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都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章太炎作为一个革命家，常常是以“遗民”、“疯子”的形象出现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装聋卖傻，放荡不羁。这些超乎常人的性格特征，往往使敌人无所适从，难以对付，同时也表现了章本人的机智和幽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章太炎从事革命的一种策略。
1900年7月26日，谭嗣同的好朋友、“浏阳二杰”之一的唐才常，为完成好友的未竞之业，在上海愚园，邀请社会名流容闳、严复等80余人，召开“中国国会”，章太炎自然也在邀请之列。会上，唐才常发表宣言，提出三项主张：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立新自立国；二、不承认满清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三、请光绪皇帝复辟。整个宣言态度暖昧，自相矛盾。对此，章太炎极为不满，当即起来表示反对，指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自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说罢，坐下。唐才常固执己见，其他人又认为章的言词过于激烈。这时，只见章太炎愤然站起，当场剪去长辫，表示道不同不相为谋，并声明退出“国会”。此举令世人震惊，章太炎一夜扬名上海滩。
1902年春，章太炎再次流亡日本。阴历三月十九（4月26日），是明末崇桢皇帝殉国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清思想，章太炎和秦力山等10人，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这是以南明永历帝朱由榔1661年被杀为明亡标志，到1902年是242年）。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禁止此会的举行。开会前一天，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被日本警署传讯。章太炎长衣长袖，手摇羽扇，大摇大摆地来到警署，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警长问：你们是“清国何省人？”章回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感到十分惊讶，接着问：“士族乎，抑平民乎？”章回答：“遗民。”日警无可奈何，最后断然下令禁止召开纪念大会。章太炎等人据理力争，仍然没有结果。4月26日，许多学生如期赴会，全被日本警察驱散。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决定，转移会场，在横滨永乐酒楼重开纪念大会。章太炎宣读纪念辞，慷慨激昂，如泣如诉，与会学人深受感染，民族革命情绪极为高涨。
1903年春天，章太炎应蔡元培的邀请，再赴上海，担任爱国学社中文教员。这时，康有为等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主张保皇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针对此文，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论点，指出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办法。他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而且还把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皇帝，认为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发时人所不敢发。全文条理缜密，洋洋万言，笔锋犀利，旁征博引，时而疾言痛斥，时而娓娓劝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愧是大手笔！
当时的著名报人陈去病，在他主编的《苏报》上，转载了章太炎这篇文章，同时连载邹容的《革命军》，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惊慌，便照会租界当局，请求缉拿有关人员。6月29日，工部局巡警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指名捉拿章太炎、邹容等人，结果扑了空。第二天，警探又来，章太炎正在账房里，立即站起身来说：“别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遂被捕。邹容不愿让章太炎一人受苦，第二天自动投案。一星期后，《苏报》馆被查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章、邹被捕后，经过反复交涉，7月15日，正式开庭审判。清政府作为原告，章、邹作为被告，闹出了政府与民众在本国领土互打官司的千古笑话。在公堂上，当法官问及为何要辱骂皇帝时。章太炎回答说：“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在法庭上讲解起文字学，也算章太炎的一绝。章被判处监禁3年，邹容2年。在狱中，章先后干过缝袜底、编号码、做饭等苦力活。但他身陷囹圊，心系天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与邹容一起，常常吟诗唱和，互相砥砺。并在狱中研习佛典，扩大自己的知识体系。
1906年10月12日，章太炎在《复报》第五期发表了在晚清影响颇大的通俗性反清民谣《逐满歌》，歌词大意是：
可怜我等汉家人，却被羊猪进屠门。
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
福建又遇康亲王，淫掠良家像宿娼。
驻防鞑子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
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
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徒任意行。
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才抵。
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
名为永远免丁徭，各项当差着力敲。
开科诳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骗富民。
人人多道做官好，早把仇雠忘记了。
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
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
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
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雠心里记。……
莫听康粱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
光绪皇帝名载滞。
1914年（民国三年）农历正月初七日，北京城一场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中南海袁世凯总统府，被掩映在玉树琼楼中。站岗的武装警察以口呵手，借以取暖。突然，一辆人力车直冲门前。车上走下来一个人，身穿一件满身油垢的羊皮长褂，手拿一柄舞台上诸葛亮的羽毛扇，扇下坠有一枚景泰蓝大勋章，格外耀眼醒目。其貌不扬与大红勋章，见多识广的警卫人员深知此人定有来头，不敢怠慢，急忙把他请进会客室，问道：“您老见谁？”章回答：“见尔主世凯！”警卫问：“有没有名帖？”章回答：“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坐西牢三年之章神经也！”警卫听了，赶紧进去禀报。可是，后来的人一个个都进去了，还是无人传唤章。章太炎大怒，顺手举起桌上一个青瓷花瓶，砸向墙正中挂的大总统像。只听“哗啦”一声巨响，镜框化作蝴蝶舞，袁世凯的画像坠落在地。见此，警卫飞报人内，袁世凯传出话来：“此人是‘疯子’，不必计较，命军警督察处长吴炳湘处理可也。”于是一声呼啸，像捉小鸡一样把“疯子”推人一马车中，带到宪兵教练所监禁起来，其中换了不少地方，一关就是几年。
1916年，袁世凯欲行帝制，广泛收罗名流学士，为他当皇帝制造舆论声势。有人向袁建议，可以游说章太炎上请愿书，以此作为释放章太炎的条件。袁世凯默许。果然，第二天袁便收到章的上书，袁自然很高兴。拆开一看，书中写道：“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等等，袁世凯看后大怒，真想杀了章太炎，但追于舆论的压力，又不便下手。于是自我解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所谓名士，古代指已知名而没有出来作官的，后来发展为特指那些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人。凡是名士，大概都有这样三种品行：一是狂妄；二是大智若愚；三是诙谐幽默。章太炎作为一个反清英雄、民主革命家和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早已是人人皆知，有口皆碑了；但是，作为一个名士、怪杰，我们对其了解不多。这里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作一叙述。
狂妄至极。章太炎学识渊博，中西兼通，对经学、文字学、考据学和西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时人对他都十分尊崇，拜他为师者甚多。因此，他常常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对当代文人，大都看不上眼。与康有为、梁启超诸人，虽一度颇有交往，但因政见不合，学术路径有异，不相为谋，最终分道扬镳。当时，梁启超的政论文正风靡全国，影响很大，号为“新民体”，青年学子无不顶礼膜拜。而章太炎却讽刺说：“如向者一二耆秀，皆浮华交会之材，哗世取宠之士；嘘枯吹生之文，非所谓文质彬彬者也。故日：‘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对于林纾和严复的翻译，章太炎是十二分的看不起，说：“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所紫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彩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但是认真说起来，能够值得章太炎一骂的，一般的凡夫俗子还没有这个资格。有人问他对于胡适之有何意见？他竟说：“哈哈，胡适之也配谈哲学吗？康、梁多少还有些儿‘根’，胡适之连‘根’都没有！”由此可见他傲慢之一斑了。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3年，在这期间，他给新婚夫人汤国黎写的信有80多封。在这些信中，章品评人物，说了许多大话。现摘录几段：
“剑侯近遣顾某送一信来，以顾系杭县人，杭县人难信，故不欲见之。剑侯交人，亦劝其缜密也。”
“上海人眼光如豆，无论爱我忌我，其识见皆卑卑，无一语可听也。”
“北方学子，恐亦未能大就也。”
“乱世之人，本无可信，有时不得不相委任，而不可永远任之，虽亲交密戚，亦当作如是观。”简直是目中无人。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就是他遭软禁，在他看来，也是他功高震主，在反清革命中功绩远远超过孙、黄的缘故。他说：“当今之时，倘夙隶革命党籍及开国有功者，如非变节效媚，无不在嫌疑中，非独吾一人也。然所以致此者，亦因旧时清誉过于孙、黄，故其忌之益甚，殆非杀其身、败其名不已。”
如此大言不惭，可以说是狂妄至极了。
1918年（民国七年）9月，云南都督唐继尧的特使李宗黄，奉命赴日本考察，途经上海，孙中山在他上海的寓所宴请李，请他顺便考察一下日本的地方自治，陪坐的有章太炎、田桐等人，都是李的旧识。席间，谈到护法形势和南北战争，大家都希望云南都督唐继尧能早日出兵会师武汉。李宗黄认为有困难，正要辩解时，章太炎突然破口大骂起来：
“哼！康继尧算什么角色？色厉内荏，目光如豆，只晓得保全实力，囊括西南。我看他与北洋军阀分明是一丘之貉！”
这语一出，满座失色。李宗黄因身份特殊，心虽愤懑，但碍于主人之面，又不便发作，处境十分尴尬。只好用目光向孙中山求援。没料到，孙中山刚说出“炳麟”二字，就被章抢先打断：
“唐继尧真不是东西！首鼠两端，饥附饱扬，我拿他比祸国殃民、专横跋扈的北洋军阀，那还是我在抬举他呢……。”
章太炎越说越激动，在骂唐继尧的同时，连整个云南人都捎带上了。说什么“云南人，只知有云南，不知有国家”！
……李宗黄听了，气得暴跳如雷，目眦尽裂，实在无法容忍了，便高声喊道：“老章。我要和你决斗！”
“李宗黄你算什么东西？你有哪点资格找我决斗！”章太炎依然不依不饶。
李宗黄一听，更加火了，顺手拿起桌上盛鱼的长盘子，猛一下向章的头上砸去，并大叫，“砸死你，我抵命！”幸而没有击中要害。经大家竭力劝解，才算平息。章愤然离去。李宗黄对孙巾山说：“先生，我为今天的事向您道歉，希望先生能原谅我的年轻鲁莽，血气方刚。”
孙中山深致歉意地说：“仗义勇为，打抱不平，原是革命党的本色。太炎无人不骂，正是他的性格如此。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今天算是找到了敌手对头，也许他将来会不再放肆，而改变态度了。”
大智若愚。凡是事业辉煌、学问很大的人物，往往在一些细微小事上却十分幼稚和糊涂，章太炎自不例外。马叙伦先生说，章太炎“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知也。出门即不能自归。”有时出去闲逛一下；有时出去买包香烟，离家五六十步，便会迷失方向，找不到家。他又记不起自家的门牌，就只好沿途问人。但他问路也很可笑，常常说：“我家住在哪里？”使人丈二摸不到头脑，还以为他是疯子呢！出门后认不得家门，这确实是章的一大轶事。
在苏州东吴大学当教授时，有一次，讲完课回家，因为疲倦已极，急着回家睡一觉，由于都是住在一排平房，他分不清哪家房子是他家的，就走进了人家的屋子，看看和自家的房子基本一样，床铺的位置也相同。便一骨碌倒在床上便睡，很快进入梦乡。
谁也没有想到，这间房子竟是一妇人所住，回来一看，一个男人竟然四平八稳地躺在她的床上，大吃一惊，立即大呼捉贼。众邻居纷纷前来助战，幸亏有人认出这是学校有名的疯子教授，便过来推醒他，请他赶紧回家。章太炎见围了这么多人，还不知道发生了啥事，依然睡眼朦眬，嘴里还直抱怨：“我好好地刚睡得正香，你们瞎嚷嚷什么呀？”好像是人家撞到自己家里来捣乱似的。
晚年住在上海时，章太炎也常常闹此类的笑话。有一次，他从南京返回上海，去接他的家人，记错了火车班次，没有接到他。章氏只好一个人下车后，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车夫问：“去哪里？”章回答：“回家。”车夫一边拉，一边问，却始终找不到他的家。他的家人因没接到，也焦急万分，急忙派人四处寻找，结果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他，这时他已在此兜了半天圈子了。
与这件事十分相似的，还有类似一件事，是章太炎的夫人汤国黎女士回忆中提到的，应该比社会上和朋友间的演义和传闻要准确一些。汤女士在《太炎先生轶事》中说，太炎能独自雇人力车去住在莫利爱路的孙中山家，可是对自己家住的里弄地名却记不清楚，因此由孙家回来时，必须有人陪送。有一次，中山先生派人陪送太炎回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太炎即坐到车上，挥手让拉车工人快跑。拉车人问往哪里？太炎说“家里”。车夫又问：“你家在哪里？”太炎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纸烟店。而陪太炎回家的人，由于要找一辆人力车与他同行，当找到另一辆时，太炎已不知去向。于是打电话到太炎家里询问，知太炎并未回家。遂由孙家再派三人，协同原来的陪送者，在“大世界”游艺场前马路的四边角上，注意来往车辆。结果发现太炎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住送回家中。孙中山、寥仲恺知道后，常常引为笑谈。需要说明的是，这则故事与上面那个故事有异趣同工之妙。平实来讲，可能有些是后人演义出来的。
从此以后，章出门时，其夫人必须再三叮咛：放在右口袋的钱是出门的车资，放在左口袋的钱是回家的车钱。并把自家的地址一并放在口袋里，以免再回不了家，在大街上打转转。
马叙伦先生还说，章太炎“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唯在目前一二器而已”。就是说，章先生吃饭时，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普通饭菜，他都是吃与自己最近的一两个菜，其余的一概不动。到了晚年，由于鼻疾加重，味觉就更差了，吃东西时几乎分不出个昧来。如遇出外应酬。必须由内侄陪同前往。所吃的只限于面前的几个菜，所以必须别人夹菜到他面前，他才吃。如果是鱼虾或排骨之类，得先把刺、骨、壳去掉，他才能吃。章的酒量很好，到老犹然。如果没人禁止，他可以自暮达旦，自旦至暮，喝个不停。同时，他的烟瘾也很大，每天至少一两包吧。
对于用钱，章太炎一直不大在行，马马虎虎，缺乏价值观念。如他叫仆人去买包香烟，便给他五元大洋（其实当年仆人的工钱，一个月也到不了五元钱）；他的儿子章导要做件大衣，也是给五元大洋；后来他要在苏州建房屋，也只交给工头五元大洋。他还以为有了五元大洋，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功似的。
秉性诙谐。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因积极从事反清革命，常常被日本警察秘密跟踪调查。章发现后，就在当局的户口旅居调查卡上，故意写上：职业：圣人；年龄：万寿无疆；出身：私生子。章本人素有圣人之称，私生子日本几乎遍地皆是，所以他故意与日本警察开玩笑，和他们捉迷藏，可以说是形骸放浪，谑而又谑矣。
有一次，在上海章的寓所，约好朋友汪东、田桓、但寿等老友作深夜谈。田桓因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更衣穿裤，想返回内室换衣，被章太炎一把拉住，让他即兴作诗。田被逼窘极，搜肠刮肚，无法得句，只好漫声应道：“不穿裤子是田桓。”汪东灵机一动，马上续道：“穷极无聊两县官。”因为田和汪都曾做过县长。田又趁机自吹自擂续道：“誊有图书三万卷。”章的结语句是：“地皮刮尽水都干。”众人听后都大笑不已。
又有一次，正是章太炎穷愁潦倒之时，他提笔给朋友蒋观云写信，信上有一段话是：“吾巴潦倒十余年，依然无佯，天公盖欲多留一人说话耳。”蒋的回信也很幽默：“非天公多留一人说话耳，乃多留一人吃饭耳。”章看信后捧腹不已，与朋友提及，也无不相对大笑。
在日本时，他去拜访梁启超，叙完旧情后，章太炎给梁出了一个古怪而僻涩的联句，想考考这位博古通今、无所不知的梁大才子，难他一下。联句是：
“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
这一联的意思是，自古以来，中国有三个名人起名为“更生”的：第一个是汉朝的刘向，著名的历史学家，本名更生，元帝时官至中垒校尉；第二个是清代的洪亮吉，著名的学者，著有《北江全集》，世称北江先生，因上书触怒嘉庆皇帝，充军新疆，获释后自号更生；第三个是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改名更生，他是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
当时梁启超和在座的六七位学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特别贴切的联句来，就反问章太炎：“你能对出下联吗？”可是章自己也对不出来。
直到十几年后，有一位符鼎升先生，在北京教书，他的老友钱玄同偶然提到此联，符先生沉思了好久，居然对出了下联：
“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所谓“长物”，就是钱的别名，孔兄是指旧时通用的铜钱，外圆而中有方孔，故称孔方兄；墨哥就是墨西哥的银元，民国初年尚在中国流行；佛郎就是现在的法郎。这一联内的孔、罢、佛都算是宗教，兄、哥、郎都是属于人伦，与上联对得天衣无缝，可谓善运巧思者也。
章太炎长相其貌不扬，甚至有几分丑陋。大大的脑袋，装满了经书古学；说话口齿极不伶俐，一口杭州话，说话时唾沫四溅，带有浓厚的鼻音，鼻子终年流鼻涕；手指甲留得很长，不事修剪，所以指甲里积满污垢，黑迹斑斑。而且三个月不洗澡，两个月不换内衣，也不嫌脏。章的这种生活习性，在上海西牢被监禁的三年，受到冲击。因为监狱是西方列强设立的，所以各方面的设施、规章都是西方式的，诸如保持卫生，按时洗澡，定期换洗衣服，刷牙漱口等等，都要求十分严格。开始章太炎适应不了，后来在狱吏的强迫下，逐渐养成了洗澡的习惯。但是，出狱以后，章太炎又旧病复发，一如既往了。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章氏对饮食一事，从不讲究。他最喜欢吃臭的东西，例如卤鱼、卤蛋、臭豆腐等，越臭越喜欢，一天三餐，不能一时或缺。别人觉得臭气难闻，掩鼻而过。他却甘之若饴，鲜美无比。上海邵万生的玫瑰腐乳和紫阳观的酱菜，也是章太炎必不可少的美味佐餐。
当时有一个人，名叫钱化勇，以善画佛像小有名气。他深知章的嗜好，就买了许多臭卤蛋送他。章一见此物，喜出望外一改平日盛气凌人的架子，忙问需要什么？钱化勇恭敬地回答：“别无所求，只是章先生不但文章盖世，而且书法也已进入化境。今天带来一张宣纸，倘蒙大笔一挥，定当感激不尽！”
章听了，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立刻吩咐他磨墨备纸，一挥而就。从此以后，钱化勇就不时送来臭豆腐、臭花生、臭冬瓜之类的臭东西，章对此常乐不可支，叫他只管拿宣纸来。于是一次又一次地不知送了他多少张字。钱化勇把这些字装裱成轴，高价出售，居然发了一笔小财。
他替人家写字，开始并未要钱，向他讨字的人，大都送他几罐纸烟以作酬劳，所以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写字时，喜欢让一人牵纸，振笔疾书，倒能一气呵成。有时夫人还要和他开玩笑批评一番呢。
后来章觉得既然有那么多人向他求宇，就订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价码，贴在楼下的壁间。除列收费标准外，还附有七言联一幅，皮球一个，另有一幅单条，绘有火车头一个，谁也不明白其意何在，也没有人敢去问他，只是看上去很滑稽罢了。
后来向他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他所得的润笔费也就日渐增多，于是便雇了一个仆人，整天坐在门口，遇到客人拜访他，必须由仆人通报。客人如说：“我来拜访章先生。”仆人回答：“这里没有章先生其人。”一定要说：“我来拜访章老爷。”仆人才会为你通报。至于拜访汤国黎女士呢？一定要说：“我来拜访汤先生”，才会替你通报。如果你说“拜访章师母”，仆人就会说“这里没有章师母”。
当然这些恶作剧的始作俑者都是章一人干的。可见章尽管年事已高，仍然还是一个食古不化的冬烘先生。但是为什么要把太太改称先生呢？这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有一天，章太炎身穿日本和服，戴顶草帽，手持团扇，大模大样地在马路上闲逛。忽然碰到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寒暄过后，章问朋友家住哪里？朋友说：“住在启秀编辑局。你呢？”章一本正经地答道：“我住在刚毅印刷所。”朋友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有这样一个印刷所，感到很奇怪，就问：“上海哪里有刚毅印刷所呀？”章太炎大笑说：“既有‘启秀’编辑局，怎能没有‘刚毅’印刷所呢？”直令这位朋友啼笑皆非。原来，启秀和刚毅是义和团时期的两名罪魁，章故作戏言，和朋友开个玩笑罢了。
章太炎生活在欧风美雨东来，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动时代，身上不中不西、亦新亦旧的时代痕迹十分明显。体现在婚姻家庭上，尤为突出。
章太炎的第一次婚姻，是在他25岁那年。令人奇怪的是，章不像别人是先娶妻，后纳妾，而是仅纳妾，而没有正式结婚。和妾王氏组成的这个家庭，并没有留下什么，王氏给他生下了三个女儿。令人奇怪和百思不解的是，他给三个女儿起的名字却使人费解，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长女起名镊（音丽），字蕴来；二女儿起名[427]（音辍），字穆君；三女儿起名祗（音展）。只要看起这三个名字，就可以想见这一代大师的特立独行和惊世骇俗的怪癖了。
章的第二次婚姻颇有戏剧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章和王氏的结合，持续了10年时间，不久王氏病放。这时章正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日本最早受欧洲文化的洗礼和熏陶，社会风气日新月异，这多多少少对章产生了影响。而且，章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爱出风头的人物，于是决定在婚姻上制造一个轰动。这样，他就在北京的《顺天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开广告征婚风气之先。而且启事上所提出的五个条件，更令人不可思议：
1、以湖北女子为限（而他自己本人却是浙江人）；
2、要文理通须，能作短篇文字；
3、要大家闺秀；
4、要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
5、要有从夫之美德。
以上五个条件，在当时看起来，准都觉得苛刻，而且他自己是浙江人，却偏偏要找一个湖北女子，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当然，以中国地方之大，女子之多，不见得就找不到这样的对象，但在当时风气未开，女子尚未解放的情况下，哪里有女子敢于出来应征啊，人们的普遍反应，还以为这人有神经病呢！这样，岁月蹉跎，直到10年以后，才物色到一位芳龄28岁的小姐，这就是后来的夫人汤国黎，但也并非湖北籍。因为章已经46岁了，只好降格以求。
1913年5月，章太炎与汤国黎在上海的爱丽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时，章已经46岁，汤女士28岁。介绍人是蔡元培，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一百多人参加了婚礼。
章平日的穿着本来就是奇装异服，常穿长袍，外面罩一件和服；五寸短发，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也古也今，也中也西。结婚时却穿了件明代的服装，头上戴的是一尺多高的大礼帽，走起路来，两手乱甩不已。司仪唱新郎新娘三鞠躬时，新郎的大礼帽好几次掉到地上，引起哄堂大笑，连素来安静沉着的孙中山先生，也被章的滑稽逗得笑不可抑。
婚礼上的主要余兴节目是请新郎新娘即席赋诗。章太炎才思敏捷，很快成诗一首：
吾生虽锑米，亦知天地宽；
振衣陟高岗，招君云之端。
新娘也不是等闲之辈，曾是上海务本女塾的高材生，宾客索诗，早有准备，便当场朗诵了她的一首七律《隐居》，以此过关：
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来隐小村；
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
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
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争存。
章还即席为媒人写了一首五言古诗，作为谢媒诗：
龙蛇与大陆，云雨致江河。
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诗文艰涩难懂，恐怕只有媒人能领会其中的含义了！
婚后两人去杭州西湖度蜜月，其中的浪漫和恩爱之情，只有夫妻两人共享了，别人不得而知。据说在这期间，平地起风云，新婚夫妇曾大吵一架，几乎闹出离婚的悲剧。原因是汤女士有洁癖，嫌章太脏，既不洗澡，也不换内衣，臭不可闻，难以忍受。不过，在夫人的督促和强制下，章的秉性稍有收敛，总算和好如初。总而言之，仍可算恩爱夫妻。
新婚不到一月，章太炎就应北京共和党人之邀，独自北上，去圆他的党魁梦了。不料，共和党人却不买他的帐，还说他是水性杨花之人，极力冷落他。章一气之下，就去见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正踌躇满志，筹划他的复辟闹剧。对于像章太炎这样嘴上没门、性格怪僻的人，自然不能让他自由自在地逍遥世外。见他自投罗网，袁世凯喜出望外，便命令手下将他软禁起来，以防这位疯子到处乱骂，坏他当皇帝的大事。章从此失去自由，欲归不能。袁世凯派了许多说客，软硬兼施，想利用章在社会上的声誉，为他张目。可是，章太炎不是等闲之辈，岂能任人摆布，为他人做嫁衣裳。尤其是臭名昭著的袁世凯，章本来就恨之入骨，那能为这种人去做笔杆子呢！始终不买老袁的帐。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袁看章不肯就范，决定把章的新婚夫人汤国黎迎到北京，让夫人做做他的工作，或许管用。章知道后，立即发电报给夫人，极力阻止她前来北京。可是，新婚燕尔，天各一方，那种相思之情，是可以想象到的。在这三年被囚禁期间，章内心的愤懑与苦闷，可想而知；而他夫人汤国黎女士，在上海独守空闱，担惊受怕，自不待言。相思人回肠寸断，心胆俱裂。
在这期间，两人鸿雁传书，写下不少充满恩爱之情的两地书。章在信中说：
“君之烦忧，当倍于我；我之局脊，又甚于君。苟天道与善，亦何惧也。自非然者，则亦委心任运而已。”
“心烦意乱，亟欲思归，而卫兵相守，戒严未销，出则死耳。”
“连接两函，言之酸楚，令人心肝皆摧。”
“前书自言求死，乃悲愁过当之言。昔人云：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吾亦非惧祸而为此言也，蛰居一室，都不自由，感激诧傺之余，情自中发，乃欲以此快意耳。内念夫人零丁之苦，外思蛰公劝戒之言，亦不能不抑情而止也。”
“吾辈所求，但愿朝夕聚首，琴书相和。”
同时还录《短歌》八首，寄赠夫人，我们在此选录两首：
我居太行北，君在瀛海渚。
但得高屐人，我曹不活汝。
我本魏王妾，嫁为汉昭仪，
绿衣藏金印，不敢怀邪奇。
到了后来，越发思念，曾儿次请夫人北上，情感意切。“君既多病，仆亦绝少生趣，迟一二年，恐已不复相见，一晤而死，何快如之。”一代国学大师，一个古怪的老夫子，夫妻亲情仍是如此深厚和强烈，这确实难得。
作为新婚妻子，丈夫被囚，夫妻不得团聚，那种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营救丈夫，汤国黎一个弱女子，不畏强暴，八方奔走，四处活动。甚至直接上书袁世凯及其部属，呼吁早日释放夫君。给袁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忘饥，一日两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遭到老袁拒绝后，更使她柔肠寸断，于是再度上书袁的“相国”徐世昌，恳求释放她的丈夫，迫切之情，惶急之状，读来令人鼻酸：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原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陨，生命诚如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矜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则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瞀，抑亦千秋盛事也。师侍母得闲，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真是情真意切啊！
章的大女儿镊的婚姻，是章一手促成的。经他作媒，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的学生龚宝铨。婚礼十分简单。结婚那天，他不动声色，连亲戚朋友都没有通知，就叫女儿用蓝布包袱包了一些衣服，让新女婿前来他家，雇了两辆黄包车，接了回去，就算完成了婚姻大事。后来亲戚朋友知道了，都纷纷责备他，但他却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以牛车送亲，遵照古礼呀！”
大女儿结婚后，可能是感情不好，整天郁郁不乐。章被老袁囚禁，夫人汤国黎因侍候老母，不能来京，就派大女儿及其女婿和小女儿前来探视。晚上两个女儿同住一室，夜半时分，小妹发现姐姐上吊自杀，连忙设法把绳子解了下来，眼泪汪汪地安慰一番，却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又上床睡觉了。等到一觉醒来，姐姐再次上吊自杀了，因为这次发现太晚，最终无力回天，一命呜呼。章听说大女儿自杀身亡，悲从中来，伤心欲绝，当即写了一篇悼念女儿的文章，情见乎辞，哀痛至深，曾经传诵一时。
章太炎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一方面，他是中国近代新学的开创者之一，在这一领域建功不少；另一方面，当社会风气日新，人们开始弃旧迎新之际，章却出来反对。人旧我新，人新我旧；人古我今，人今我古；人中我西，人西我中。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学术上，就是与众不同。从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超乎众人之上的远见卓识，这是他的长处；但处处标新立异，好出风头，秉性使然。钱基博说：“顾好盛气攻辨，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
时人崇尚民主，诋毁专制，章不以为然。他认为，皇帝独断专行，能够使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否则，政出多门，会导致社会混乱。他考察中国历史，指出，只有秦始皇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是最为理想的。原因有三：第一，秦始皇一人独揽大权。所任用的将相都是像蒙恬、李斯这样的“良吏”、“功臣”，儿子们全是平民百姓，后宫和外戚，没有一个人受封。“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第二，权力集中于一人。既可以保证政令的畅通和贯彻执行，也减少了繁琐的决策程序，“故百姓病之者寡”；第三，以法治国。“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世守法；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在这种严厉的法律下，“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俯。”皇帝的法令之下，人人平等。这就是专制的好处。章认为，假如秦始皇传位给太子扶苏，决不会二世而亡，“虽三四皇，六五帝，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
时人崇尚政党政治，章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自汉朝就开始出现党争，唐、宋、明都有党人，目的不过是把此作为升官进爵的终南捷径，实际上一个个都是利欲熏心的小人而已。对于时人推崇的汉代党人，章引用古人的话作了批评：“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纵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敝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这些人，号称清流，“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人不能挥毫属笔，祖述六艺；行炫自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而现在的所谓“新党”，“于古人固不相逮”。章说：“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类而共非之；特其竞名死利则一也。”对晚清人们趋之若鹜的政党政治，章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时论推崇王阳明心学，菲薄程朱理学，章却批评王学，称道程朱。当时不管是康有为也好，梁启超也罢，都极力宏扬阳明之学，夸大“心”的力量；留学日本的革命志士，更是把日本近代的崛起，看成是尊崇王学的结果，一时出现了“王学热”。对此，章太炎不以为然。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富强，主要在于“民志强忍，足以持久”，并且借鉴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思想，并不是什么推崇“王学”所致。章指出，以日本的国情民性，即就是借助程朱之学，也照样可以达到富强的目的。而中国，即就是把“王学”奉为圭臬，也无助于事。他说：“世人颇以东国（即日本）师任王学，国以富强，此复不论于世。东国者，初脱封建。人习武事，又地狭而性抟固，治王学固胜；纵程、朱之言，犹自振也。夫其民志强忍，足以持久；故借王学，足以粉墨之。中国民散性偷久矣；虽为王学，奚所当匡敝救衰？”同时。晚清有一个声势颇大的“排荀运动”，认为荀子是中国文化的大敌，中国文化要复兴，必须除苟而后快。章的看法恰好与此相反，为此，他专门写了《尊苟》一文，为苟学翻案。
时论蔑视道德，奖励破坏，章不以为然。他认为，在这风行革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伟大人格。否则，整个国民素质低下，道德沦丧，即使革命成功，也不会长治久安的，“如此，则姿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因此，他十分重视道德建设和国民素质的铸旧陶新。在他看来，所谓道德，就是保证人们“固坚厉、重然诺、轻生死”的行为规范。比较东西，权衡古今，章对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准，尤其是革命阵营中的许多要人的道德水平，深表怀疑。他说：至于今日。求一质直如萧（即萧何）、曹（即曹参），清白如钟（即钟会）、陈（即陈群）、二荀（即荀攸、萄郁兄弟），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者，则不可得；而陈平、贾诩（即小人），所在有之。“他打比方说，有甲、乙、丙、丁四人，本来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可是他们之间互相欺骗，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结果什么也干不成；于已有利，则争着去干，于己无利，则唯恐避之不及。举国道德低下，”尽天下而以诈相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和民族肯定是没有希望的。
时论言必共和，议会至上，章不以为然。他说，就中国现行政治而言，若实行普选制，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免不了要导致“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梁，名日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偻齐民”；若实行有限选举，无论以所纳土地税为限制，还是以所纳所有项目税款为限制，结果也必然同样“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因此，他断然指出：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所以，中国宁可专制，也不能实行议会制度。有趣的是，章对共和体制的创始人华盛顿，拿破仑恨之入骨，说如果死人有知的话，一定要在死后，拿一金锤到拿破仑、华盛顿的坟墓，去敲打他们的头。原话是这样说的：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敲其头矣。
此外，对于清末兴办新式学校，废除科举制度，章不以为然；对于晚清发现的甲骨文，章也不以为然。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成为他的座右铭，使他对任何新事物、新理论，都抱一种逆反心理，都持反对的态度，到了晚年尤甚。
章太炎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弄潮儿，作为一个名震中外的国学大师，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刚正不阿，他的民族感情，他的爱国意识，他的治学精神，都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财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精品。据时人回忆，章在上海的家里，有一间大房子，四壁琳琅满目，除窗户外，全是书籍，中间只有一张床铺，供章睡觉用。每在夜半睡醒，忽然想起某书某项记载，就会突然从床上爬起，到书架上去翻，翻到就看，往往自半夜到天亮，虽在严冬，也不知加穿衣服，因为这时他已全神贯注到书本中去了。等到第二天早晨，仆人前来打扫房间，才看到章老持书呆立，状若木鸡，不禁惊呼道：“老爷，你还没有穿衣服呀！怎么就在这里看书了？”这时章才惊醒过来。这种对书籍的无限衷情与厚爱，使他乐在其中，陶醉在书的海洋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忘却了一切。这对我们后人永远是一个鼓励和鞭策。
同时，章太炎也是一个怪人，一个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人。他积极投身革命，参与创办同盟会，主编《民报》，和保皇党展开唇枪舌剑，抨击满人专制，呼吁全民族奋起抗日，都留下光辉的一页。但由于他有强烈的个性，形迹放浪，好发高论，特立独行，留下了许多滑稽可笑的风流轶事，成为千古笑谈。尤其到了晚年，思想逐渐颓废，自我否定了其光辉的前半生。保守、顽固，成了一个老夫子，被历史潮流彻底甩到了后面，“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和孙中山，由反清革命的密切战友，变成了互不相容的路人，孙中山死后，安葬北京碧云寺，章太炎的挽联是：“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纯粹诽谤，被人称为“真疯子”。又常常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逆时代潮流而动。
尽管如此，章太炎不管是作为政治活动家也好，还是作为国学大师也好，其一生都是极为辉煌的，无与伦比的。最后，我们引用鲁迅先生对他的老师章太炎的评价，来结束此文：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蒋纬国身世之谜
与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蒋介石的家庭充满了许多令外人神秘莫测的谜团。而其中蒋介石二儿子蒋纬国的身世，则是谜中之谜。几十年来，传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连蒋纬国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来。1989年，港台一些报刊以《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为题报道说：蒋纬国“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他希望有兴趣的民众多提供资料，以澄清这段公案。看来，要解开蒋纬国身世之谜，还需要一段时间。
有关蒋纬国身世的传说，几十年来盛传不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蒋纬国是国民党元老、前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与日本籍妻子津渊美智子的儿子，并有胞兄戴安国、胞姊颜世芳。纬国由生母抚养至哺乳期满，再由戴季陶原配夫人纽有恒领养。3岁时过继给蒋介石，交由姚冶诚扶养。
第二种说法，蒋纬国是蒋介石与津渊美智子所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在国内无法立足，蒋介石亡命日本，在东京得到日本黑社会“黑龙社”的帮助，工作之余，蒋介石与黑龙社的女佣人、美丽多情的津渊美智子来往甚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时的蒋介石正是风度翩翩青年，两人一拍即合。不久，津渊美智子生下一子，这个孩子就是蒋纬国。蒋纬国后来由蒋介石带回国，交姚冶诚抚养。20世纪50年代，蒋纬国与邱爱伦结婚时，特意赶到日本举行婚礼。据说，这一安排是为了让安居日本的生母高兴，婚礼的主持人就是津渊美智子。到60年代，蒋纬国干脆又把生母接回台湾居住，以怡养天年。
第三种说法，蒋纬国是蒋介石、戴季陶共同所生。据说，二次革命失败后，蒋、戴二人亡命日本，共租一个房间，雇了一个日本少女料理家务。当1916年，蒋、戴二人回国时，客邸里多出了两个小男孩。他们搞不清谁是谁的父亲。最后决定“拈阉”（掷骰子）的办法来决定。戴季陶得到大的，取名“安国”，蒋介石得到小的，取名“纬国”。
第四种说法，蒋纬国与戴安国都是蒋介石所生，戴安国则是由蒋介石过继给戴季陶的。此说的两位证人是“台湾军事记者联谊会”会长刘毅夫和“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张柏亭。
第五种说法，蒋纬国是蒋介石与姚冶诚所生。持此说的人列举了种种理由：其一，如果蒋介石与蒋纬国关系不正常，蒋纬国的来历不明，那么，与蒋介石同时代，共过事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不少有过亲密来往的人，他们为何不说出来？如果说为蒋介石“讳”，掩盖丑闻，可在他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前，仅为国民党内二、三流人物，任意被人轻薄为常有之事，为何不见有人说起蒋纬国的“生之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有些元老和知情者走上反蒋、倒蒋道路，为何也不见有人说起蒋介石与蒋纬国之事？蒋介石的一生成为众多史学家研究的对象，绝大部分史学工作者为何均未肯定关于蒋纬国身世传说中的任何一种说法？其二，从姚冶诚以后的生活看，也可反映出她与蒋介石、蒋纬国的关系之亲密。姚冶诚一直处于蒋介石的精心照顾之下，1927年至1937年间经常与蒋纬国在一起。抗战爆发后迁往重庆。1949年国民党逃台时，姚冶诚随蒋纬国迁往台湾桃园大溪，身为“装甲兵司令”的蒋纬国几乎每逢周末均要前往探视。每逢姚氏生日，蒋纬国总要前往祝寿，看他那下跪时五体投地般的虔诚，非对亲娘老子做不出来。蒋介石有妻妾三人，与毛福梅、姚冶诚仍有往来，而与陈洁如却基本上无甚来往。蒋介石敢于顶住宋美龄的压力，宋美龄能够默认蒋介石与毛、姚二氏来往，皆因她们两人各有一子。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使得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也奈何不得，只好人家随俗矣。持此说的人还认为，本来不存疑问的蒋介石与蒋纬国的父子关系为人所议论，无非是蒋家在历史上有对不起天下人的地方，天下人借蒋纬国的出身之谜，出出蒋家洋相而已。此说看似理由充足，却都是出自分析和推理，并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仅有推理是不能构成历史的。因此，还不能说解决了问题。
蒋纬国一生叫过许多个“娘”。据蒋纬国回忆，他四岁半那年，随父亲蒋介石到浙江奉化溪口，由姚冶诚领养，蒋纬国叫姚氏为“养母”。当时，蒋介石长年在外，家中仅有蒋母王采玉夫人，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和姚冶诚、蒋纬国等人。蒋纬国称毛福梅为“娘”。蒋纬国八岁那年随蒋介石到广州，住进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于是，蒋介石的第三夫人陈洁如成了蒋纬国的“庶母”。蒋纬国11岁时，陈洁如被蒋介石遗弃，并送去美国读书。蒋介石又将纬国寄养在苏州吴忠信的家，纬国遂拜吴忠信夫人为“义母”。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蒋纬国又改口叫宋美龄为“娘”。但是，这些人都不是蒋纬国的生母。
1984年，香港女作家孙淡宁，通过长辈的介绍，专程到台北与蒋纬国接洽编写蒋纬国回忆录，得到蒋纬国的首肯后，孙淡宁遂以闲话家常的方式问及纬国的生母，纬国告诉她，他是一位东瀛女子所生。另据蒋纬国的结拜异姓兄弟金定国回忆，他曾听其父亲金诵盘讲过，蒋纬国出生在日本，生母是日本人，名叫金子。金子是一位日本平民，当时的日本平民只有名没有姓，所以金子亦无姓。金诵盘是蒋介石早年结拜的异姓兄弟，他的话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
据1921年3月11日蒋介石所写的日记透露，蒋纬国的生母金子因难产而于当年去世。蒋氏日记云“晨起，得季陶书，知纬儿生母因难产而身亡，思之曷胜哀悼”。由此看来，蒋纬国50年代去日本举行婚礼时由蒋纬国生母主持婚礼的说法是纯属捕风捉影之谈，不足为信。
蒋纬国的生母可以肯定是日本女子金子。那么，蒋纬国生身父亲究竟是谁呢？
据陈洁如回忆录透露，她与蒋介石结婚后，一下子便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大为迷惑不解，也感到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便禁不住向蒋介石打听蒋纬国的身世。据陈洁如说，当年蒋介石以一种秘密低沉的音调向她倾诉了纬国的身世。
原来，纬国是戴季陶与一位名叫“金子”的日本平民女子所生的孩子。戴季陶从日本回国后，有一天，金子带着纬国从东京来到上海，寻找戴季陶。纬国母子的突然到来，令戴季陶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戴季陶是有名的“妻管严”，如果戴贸然将纬国母子带回家中，肯定不会为太太所容。戴季陶计无所出，遂避而不见，推蒋介石出来周旋。金子见戴季陶拒绝她母子俩，一怒之下，将孩子丢下后就跑了。戴季陶无奈，只好请蒋介石收养。
蒋介石的胞弟蒋瑞青四岁时夭折，遵蒋母命，蒋介石曾将自已的大儿子蒋经国过继给其亡弟立嗣，以免亡弟绝嗣。蒋介石在《亡弟瑞青哀状》一文中记下了这一经过：“亡弟瑞青，讳周付，年四岁而天，母哀之甚，欲勿殇命，以周泰（即蒋介石）长子经国嗣。……不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得已仍以长子嗣之。”由于蒋经国是蒋介石的独子。其“兼祧立祠”令蒋介石有绝后之虞。如今见戴季陶以子相托，蒋介石遂很高兴地收养蒋纬国做了自己的儿子。
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女子所生的说法，有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可以作证。其一是蒋纬国的异姓兄弟金定国的回忆。据金定国回忆。当年戴季陶要他做自己的干儿子时，定国曾问过父亲金诵盘戴伯伯（季陶）有没有儿子一事，父亲告诉他：“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湖州，小儿子送给蒋伯伯（介石）作了养子。”其二是陈志坚的回忆。陈志坚的叔父与蒋介石一家为世交，她本人与蒋介石的原配毛福梅为同学。1913年蒋介石在上海纳姚冶诚为妾。不久带回溪口居住。姚冶诚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蒋介石遂聘请陈志坚做家庭教师，教姚氏学文化。陈志坚与毛福梅本是同学，此时食宿与共，更为亲热。陈在蒋家断断续续生活了近十年，对蒋家底细知道得十分详细。据志坚说，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女子所生。1919年与戴同居的日本女子带着四岁的纬国来到上海投奔戴季陶。戴妻纽有恒是有名的“河东狮”，戴季陶素来惧内，一见日本女子来了，深怕纽有恒知道，将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堪收拾。他拿出了一笔现金，婉言说服日本女子回国，但女方不愿把儿子带走。戴季陶知道，儿子留在身边，迟早要被纽氏发觉，正在戴季陶左右为难的时候，蒋介石对他说：“我只有毛氏生的儿”子经国，你如愿意的话，就把你的这个儿子送给我，我带到乡下交与姚氏抚养，就算是她生的。蒋氏此言，正中戴季陶下怀。戴立即称谢照办。蒋介石把这个儿子带回家中，与母亲与毛福梅说明原委，商定对外只说是姚氏生的，取名建镐。陈志坚说蒋母及毛福梅对有些至亲和长期生活在一起的陈志坚并不隐讳内情，只要求他们心照不宣，所以长期以来，外界多不知底细，遂以讹传讹以致众说纷纭。
其三，最近出版的《陈洁如回忆录》也肯定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女子所生的儿子。陈洁如是蒋介石的第三个妻子，从1921-1927年，他们两人共同生活了七年之久。曾有一度，陈洁如抚养过蒋纬国·蒋纬国称她为“姆妈”。《陈洁如回忆录》中说，在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不久，蒋介石就将纬国的身世告诉了陈洁如：
几个月前，我正在我们环龙路四十四号的总机关里，门铃响了好几回，我开门一看，老天爷——一位日本妇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那儿。我们立刻认出了彼此，因为她是我在东京时的老朋友。我立刻请她走进客厅。
‘美智子女士，你好吗？’我问她：‘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快请进来。我去叫戴季陶下来见你，他住在二楼。你等着，他见到你一定又惊又喜！’这位妇人对我行日本式的深鞠躬，然后说：
‘这个小男孩是戴季陶的骨肉，你觉得他像不像他父亲？’
她兴奋地坐下来。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大声叫着：季陶！季陶！你猜谁来了？是美智子来找你，她还带来了你的儿子！哈哈！儿子找爸爸呢！我高兴的喊声传遍了整栋房子。
但我一看到戴季陶惨白的脸，不禁吓了一跳。美智子这个名字显然使他心烦，他悄悄地把我拉进他的房问，关上门，然后压低了嗓门说：‘我在日本的那段荒唐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曾经一度风流，但现在不愿再想起过去。如今我有自己的妻子和小孩，不能和美智子恢复以往的关系；我既不想见她，也不想见那个男孩，请你替我找个借口，赶快把她弄走，就说我不在——怎么说都行——只要弄走她就成，告诉她说你不知道我的地址，也不知道到哪那里去找我。’
你简直想像不到我当时有多尴尬，我问他：‘你真的不想见你的亲生儿子吗？是个很好的孩子！’
戴季陶不耐烦地摇摇手，皱起眉头说：‘我自己有家了——儿子、女儿，还有妻子！我再要美智子的儿子作什么？我人生的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你明白吗？弄走她！快弄走她！’
我垂头丧气走下楼，不知如何编出一个理由来应付美智子。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的人，因为当年她总是温柔优雅而和善。我试着不想伤她的心，所以走进客厅后就对她说：
‘美智子女士，真是抱歉！季陶不在，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回来，你要不要留下话给他！’我看出美智子沮丧得几乎要哭了。她有好一阵子没有作声，然后就像是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我来上海是错了。我相信了那个男人的甜言蜜语，以为他真的爱我，所以才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把他的儿子带来给他看。我以为我们可以恢复当年的关系——这是他离开日本时向我作的保证。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团圆的美梦只是痴想，我只怪自已是个痴心的傻子。’她终于哭了起来。
我只好对她说：‘美智子女士，请别怪自己。只要你有耐心，事情总有转圜的余地。’
‘耐心？’她对我苦笑一声，又失声痛哭了：‘别自欺欺人了，蒋介石。如果他连自己的骨肉都不愿意见，这表示他根本不想再要我们。可是他不该忘记自己在日本的革命岁月。当年他穷，我把自己的金镯子、金项链都给了他，帮他的忙，结果他这样报答我。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相信了一个背信负义的男人，只能哭自己蠢。’
她抬头望着窗外，想遮掩住泪水，然后拿定主意说：
‘蒋先生，请你告诉他，如果他不想要自己的亲骨肉，我也不要！’说着她匆匆地吻了一下小男孩，便夺门而出。
她这个举动自然使我大吃一惊，我也追了出去。‘回来！回来！’我拼命叫，但终归徒然，她跑得太快了，所以一转上霞飞路，我就失去了她的踪影。站在街口，我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何处去找她。
上述绘声绘色的描写，不能排除作者故意编造情节的嫌疑，但我们认为，其基本结论——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是可信的。
蒋纬国1919年过继给蒋介石时，年仅四岁。由于年幼，事实真相他自然无法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蒋纬国慢慢听到了不少关于他身世的传闻。1942年，美国作家约翰·根室所写的《亚洲内幕》一书中专门写到：蒋介石元帅二子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之子，后过继给蒋介石。纬国读到这本书后，萌发了要弄清自己身世的愿望。
抗战时期，蒋纬国从德国、美国等国留学回国，在他到重庆的当天，就来到戴季陶家给他请安。久别重逢，一老一少特别高兴。两人说着话。蒋纬国情不自禁地将久藏心底的秘密掏出来，对戴说：
“亲伯，你看过美国作家约翰·根室所写的《亚洲内幕》一书吗？”
“这……”戴不置可否神色很不安。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纬国会突然问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在国外读书时，也听到过不少有关我出生的传闻，人家都说，……都说我的生身父亲不是蒋介石，而是你。这是真的吗？我做梦都想搞清楚。”蒋纬函目光炽烈的望着戴，想得到出自戴口中的答案，以释内心的悬念。
纬国的话刚落，戴季陶突然站起来，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十分紧张。在他的心中，亲情与理智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剧烈搏斗。然而，他很快又镇定下来，把纬国带进了书房，给了他一个很巧妙的答复。
书房的墙上有一张蒋介石半身照大相片，戴让纬国坐在书桌面前，然后，又找来一面镜子，架在桌上。纬国从镜子里，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影像，还能看到他身后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大照片。
戴季陶坐在纬国的对面，含笑而说：“孩子，你照看镜子，再左右比较一下，你是像我，还是像照片中的人。”
纬国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又看看端坐在他对面的戴，再转身细细地凝视着墙上蒋的照片。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两位长辈，除风度气质有所不同外，长得竟像孪生兄弟，以致他都难以分辨自己到底更像其中的哪一个了。就在那一刻，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为外界的传言所困惑，再也不会去追索自己的身世了。对于这两位伟大的人物，他做谁的儿子都愿意。
然而，事实上，蒋纬国并没有放弃弄清自己身世的念头。1948年蒋介石在家乡修蒋氏族谱。有一次，蒋纬国偷偷地问修谱人，谱上有没有说明他的生母是谁？修谱人告诉他，蒋氏一房是蒋介石亲笔所写，谱上不仅没有注明蒋纬国的生母，而且蒋经国、纬国二兄弟统统记到了宋美龄的名下。原配夫人变成了蒋介石的“义姐”。其结果，蒋纬国又一次不得要领。纬国当时就说：“过三十年以后再说”。
蒋纬国去台以后，随着年岁的增高，认祖归宗的念头日益强烈。1985年蒋纬国打算出版一本披露自己身世的书——《蒋纬国报到》。在书中，蒋纬国首次肯定他是戴季陶的儿子，真正与他有关系的兄长是戴安国。而蒋介石只是他的“义父”，蒋经国则是他的“义兄”。有关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亲骨肉的说法，由蒋纬国亲口说出，自然是石破天惊。这部书在五校完毕，即将付印之际，却被蒋经国下令封杀了。
虽然经历了种种挫折，蒋纬国公开披露自己身世的愿望仍然很强烈。1986年12月10日出版的台湾《文化城》月刊，刊登了一张雕塑大师林艺斌受蒋纬国委托“恭塑”戴季陶铜像的照片。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私人塑像，一般就是家族之间的“慎终追远”，子孙为先祖立像。看来，蒋纬国在心里已经明确肯定他是戴季陶的儿子，只是囿于现实的环境，没有也不便明确宣布而已。
熊凤凰六六岁办喜宴
据1935年2月10日（星期日）上海《申报》及沪上各家大、小报纸报道：北京政府时期的第一任财政总长、袁世凯执政时期曾出任过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剃去了将近一尺长的冉冉长须，与复旦大学教授毛彦文女士于2月9日下午3时在上海西藏路慕尔教堂举行了婚礼。新郎66岁、新娘33岁，数百名亲朋好友前往祝贺。场面壮观，妙趣横生。熊、毛二氏，于当日下午6时在北四川路的新亚西楼大摆筵席，宴请贺客。
报界为此大发议论，云：以近古稀之龄，奏凤求凰之曲。九九丹成，恰好三三行满。登朱庭祺之庭，睹毛彦文之彦，双双如愿，谁云六六无能？
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神针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求凰如谱新声奏，……天作合，得佳偶。
熊希龄于1870年出生在湖南风凰县，故又别称熊凤凰。16岁时便中了举人，19岁时中进士，21岁点了翰林，和张謇为同榜。戊戌变法中因和江标等人合力推行新政，触犯了慈禧太后，慈禧下谕：“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护庇奸党，暗通消息，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熊此后便留学日本，并赴欧美游历，后又步入政坛。清朝末年，曾任东三省财政监理官、奉天盐法道等职。民国建立后，被举为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等。后退出政界，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曾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之职。1937年12月2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68岁，距与毛彦文女士结婚仅2年10个月。
熊希龄元配廖氏，成婚不久即暴病而死。
熊希龄的老师、湖南沅州知府朱其懿，对其特别器重。见其新婚丧妻，深为同情，即作主将同父异母妹朱其慧许与熊希龄，过去的师生关系成了郎舅关系。
朱其慧毕生提倡平民教育运动，且热心于慈幼恤贫事业。她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规模较大，成绩显著。然而不幸于1931年3月25日患脑溢血身亡，终年仅55岁。
朱其慧去世时，熊希龄已58岁，一度无续弦再娶之意，独自鳏居了几年。孤独的生活使他深感内助无人之不便，特别是后来不断生病，更觉鳏居之苦。在朋友的劝说之下，始有续弦之意。多方牵线，总没有物色到理想、适合的人选。有一天，朱其慧的族亲朱庭祺到熊府向熊希龄谈起毛彦文女士，问他行不行。
毛女士当年32岁，系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完成学业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和暨南大学教授，因与熊希龄的内侄女是同学，以前常到熊家来玩，熊希龄很早就认识她了。朱庭祺一提起毛女士，熊便认为很适合，当即写信向毛彦文求爱，又托朱庭祺说合。不几天，熊希龄收到毛女士的回信，信中谢绝了“老伯父”的求爱。接到回信后熊希龄的求爱之心几乎吓退了一半。但他不灰心，再次写信给毛。毛女士第二次回信拒绝，不过信中称熊为“伯父”而没有了“老”字。熊希龄见有所突破，又鼓足勇气，紧追不放。情书封封，笔飞墨舞，翰林风味，跃然纸上。芳心终于在强大的攻势下为熊所攻占，毛彦文竟然接受了熊希龄的求爱，同意嫁给他。熊希龄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很快与之商定择日结婚，毛女士只是提了一个条件，要求熊希龄把胡子剃光。熊氏欣然同意，当天就把长须剃去，顿时觉得年轻了很多岁。双方商定，婚礼定于1935年2月9日在教堂举行。为使婚礼进行顺利而不出差错，2月8日下午2时半，他们便到教堂去进行彩排。熊希龄身穿蓝袍黑褂，精神焕发，毛女士略加打扮，越发显得庄重大方。证婚牧师朱葆元亲临现场导演：入场、行礼、宣誓等礼仪一项不漏地反复训练多次，商到熟练为止。
66岁的“老伯父”娶了33岁的“贤侄”为妻，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奇闻一桩。亲朋好友赠联、赠打油诗不在少数。郑洪送了一幅对联高悬堂上：
儿孙环绕迎新母
乐趣婆婆看老夫。
崔通约送的对联云：
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九；
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眉。
沈尹默的对联颇为引人：
且舍鱼求熊，大小姐构通孟子。
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
在新婚喜宴上，老相公熊希龄应亲友的要求，谈了他的新婚感想。他说：“各位所说谓我已老，殊不知所谓老少，不能单以年龄为准。老年人精神好，环境好，意志并不衰老，也可以和少年人一样的结婚。假如一个青年人精神不好，意志颓唐，时想自杀，他虽然年轻，亦可谓之衰老，那就不必结婚。”在座的人对他的这种论调颇感可笑。
然而，自然的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熊希龄虽然认为自己精神不老，但肉体的老衰则是事实，熊毛二氏结婚2年10个月，熊心力衰弱而突然病逝于香港，时为1937年12月25日。毛彦文悲痛万分，曾撰写《沉痛的回忆》一文，叙述了自己才当新娘便为遗孀的哀痛心情，文中写道：“际此乱世日亟，烽火遍地，先生得长眠不视，未始非福。但我还要痛苦地活下去，缅怀前情，掩涕不已，来日大难，将何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