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一介武夫登龙位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宋太祖赵匡胤，可称得上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中屈指可数的杰出帝王之一。
宋太祖赵匡胤生于公元927年，卒于公元976年。公元960——976年在位。他容貌伟岸，心胸豁达。青年时便吟出“逐退群星逐退月”这样气壮山河的诗句。虽生逢于刻世，却不甘沉沦，砥砺奋发，角逐争雄。他仿效后周太祖部威，策划兵变，黄袍加身，以一介武夫之身，跃登帝王之尊。
宋太祖在位16年间，南征西讨，荡平割据，混一天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结束了从唐中叶以来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宋太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他登上帝位之后，便开始了从军事家到政治家的转变。他草创的许多法规制度，为宋王朝的昌盛发展创造了条件。他的一生以武功居多，但却扭转了近百年来重武轻文之风。他改革军事、政治、经济制度，强化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从而奠定了两宋三百余年的基业。然而正当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却溘然长逝。作为一代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在封建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公元907年，由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的军阀混战中起家的朱温，废掉已是有名无实的唐哀帝，在开封建立了后梁了朝。自此，数百年来不可一世，称雄于华夏大地的大唐帝国就这样分崩离析了，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军阀长期混战的分裂局面。然而建立了后梁王朝的朱温似乎并不满足眼前的“战绩”，顺利地篡夺了大唐江山更加膨胀了朱温混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四周割据的军阀并没有把这个实力并不强大的暴发户放在眼里，他们觊觎着朱温统治的中原地区。各种势力一直进行着逐鹿中原的厮杀。“攻城以战，杀人盈城，攻地以战，杀人盈野”。中原大地遂成为杀人的战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昔日肥沃的田地，竟然沦为狐兔出没的废墟。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黎民百姓蒙受了极大的苦难。龙德三年（923年），后梁终于被沙陀人李存勖所灭。在这片废墟上，李存勖建立了后唐。
后唐天成二年（927）二月十六日，这一大，在中州古部洛阳夹马营的一个军人家中，诞生了一个婴儿。这个新生的婴儿同成千上万的新生儿一样，并没有什么异常、特别之处。然而，由于他日后显赫的地位，致使史学家们为他的出生刻意地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把他描绘成所有圣贤之人出生所应有的异兆：“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五代乱世，不但各派军阀之间互相争斗，而且各种势力内部也不断地上演着篡杀夺位的闹剧。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位还没坐上几年，就被他的养子李嗣源发动政变推翻。也许是接受了前朝的教训，新上台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暂时停止了对外征战。他的这些做法，在几年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史家记载这一时期“年谷屡丰，兵戈罕用，较于五代，粗于小康。”赵匡胤就诞生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的暂时承平时期。
赵匡胤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武人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都在李唐王朝做过官。父亲赵弘殷曾在后唐禁军任飞捷指挥使（骑兵中级指挥官），这是一个中级禁军头目。也许是因为处于承平时期，也许是因为篡位的明宗李嗣源把赵宏殷视为庄宗的人，总之，赵宏殷的官运不佳，二十多年来一直未得升迁。因此，赵匡胤的家庭，并没有为这位未来的天子安排一条锦绣前程，只是像一般人家那样，送他去读了几年乡校。然而，生长在国擅于将、割据称霸的烽火年代，又出生在耍枪弄棒、宿卫宫廷的将校之家的赵匡胤，无心于科举功名，却立下了依仗武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苦练骑术、射箭。有一次，赵匡胤选了一匹无人敢骑的烈马习练骑术。谁知烈马不甘役使、四蹄乱踢，狂嘶一声，朝城门驰去。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在城门上，立刻从马上被甩了出去。在场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以为这下可完了。但是还没等众人上前，赵匡胤很快地站起身来，几步小跑，又翻身上马。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匡胤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时光如箭，岁月如梭，转眼赵匡胤已满二十一岁。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即使是仕宦世家，对赵匡胤今后的进身发迹无能为力。作为武将的父亲，只能给他娶了一个袍泽的女儿。然而，胸怀大志、勇于冒险的赵匡胤，决心独自闯荡江湖，凭借自己的能力来迎接前途和命运的挑战。于是，在赵匡胤二十一岁这年，他毅然告别了父母、妻子，浪迹于芸芸众生之中。
他背着包袱，沿黄河西行，到关陇（今陕西甘肃）一带这片大唐崛起之地漫游，寻找风云机会，但一无所获。四处漂泊的赵匡胤，走到原州潘原（今甘肃平凉东），已经囊空如洗。关陇无望，赵匡胤就南下到了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去投奔他父亲的旧交防御使王彦超。但王彦超没有收留赵匡胤，只给了他十贯钱，就打发他上路了。赵匡胤只得又来到随州（今湖北随县），去找父亲的旧友、刺史董宗本。董宗本总算收留了他，赵匡胤以为这次能安定下来了。不料，与赵匡胤年纪相仿的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却对穷困潦倒的赵匡胤横加凌侮。赵匡胤年轻气盛，不愿苟且偷生，于是，愤然辞别，离开随州，长途跋涉，来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
到了襄阳，赵匡胤投宿在一个寺庙里。也许是由于寺庙正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上的缘故，寺里的老和尚对天下大事颇知一二。他对茫然不知所向的赵匡胤说：“我给你一点盘缠作路费，你一直往北走，也许会交上好运的。”
原来，后汉刘知远称帝仅一年就病逝了。年幼的隐帝刘承祐即位，后汉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迅速加剧。军校赵思绾在长安发动兵变，联合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反叛，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也密结辽朝，在潼自称秦王。三镇连叛，汴京震动。枢密使郭威受命前去讨伐。在平定三镇连叛前后，郭威便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老和尚指点赵匡胤北去，正是要他去投奔正在邺都（今河北境内）的郭威。
几次投奔他人的坎坷遭遇，使赵匡胤对这次投奔郭威也不报太多希望。途经归德（河南境内）的高辛庙时，赵匡胤看到占卜的百姓络绎不绝。穷困潦倒的人，更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赵匡胤也随着人群走进庙中，拿过香案上占卜用的竹筒，一边默默褥告，一边晃动竹筒。漫游了一二年也没交上好运的赵匡胤，并不指望这次投靠郭威能出现什么奇迹。因此，他先问能否当个小校，结果不吉。而后连问几个小官职也都不吉，当问到能否当节度使时。竹签所显示的还是不吉。节度使上面就是天子了，赵匡胤有些急了，难道要我做天子不成？他又急又恼，果然，象是同他开玩笑似的，竹签呈现出吉兆。虽然，赵匡胤并不全信竹签上的提示，但是这对愁肠百结、慌不择路的赵匡胤来说，无疑是注了一支兴奋剂。尽管这种占卜的结果目前还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它却像是一粒种子，悄悄地埋在赵匡胤的心中。只要遇到合适的土壤，这粒种子就会萌芽。
大凡胸怀大志之人，平素的谈吐总会流露出不同常人之处。史载汉高祖刘邦卑微时，在人群中围观威仪凛凛出巡的秦始皇，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这一场面后说：“彼可取而代之！”心怀大志的赵匡胤也是如此。一天，他到郊外漫游，看到几个文人正对着初升的朝阳吟诗。他静静地在一旁聆听，但越听心中越不是滋味。他感到这些文人的诗篇尽管文辞华丽，但意味却很浅陋，毫无气概可言。于是，从来不喜欢吟风弄月的赵匡胤不禁随口吟道：
太阳初出光赫赫，
千山万山如火发，
一轮顷刻上天衢，
逐退群星与残月。
这几句果然气象不凡。看得出，只要有了风云机缘，赵匡胤是有扫平群雄，混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的。
到了邺都，郭威果然相中了身强力壮、武艺精湛的赵匡胤。在郭威的帅幕下，风华正茂的赵匡胤总算找到了一个施展才能和抱负的地方。
五代是武人的天下。郭威平定三镇叛乱，坐拥重兵，足以左右朝廷。赵匡胤投靠郭威时，郭威正以平叛有功，成为朝中的实权人物。汉隐帝为了巩固统治，先后杀死了权臣杨邠、史宠肇、王章，随即把刀锋转向郭威。汉隐帝表面上信宠郭威，暗地里却派遣密使赴澶州企图杀害郭威。郭威被逼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汉。他带领禁军渡过黄河向汴京进军，攻入京师开封。汉隐帝无力抵抗，被乱军杀死。郭威请太后临朝听政，准备迎立刘知远之侄武宁节度使刘斌继位。这时，边报辽兵南犯，郭威率禁军北上抵御。行军途中，将士们议论纷纷地说：“我们攻陷了京师，每个人都犯有谋反的死罪。如果刘斌继位，天下还是刘家的，那我们不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于是，将士哗变，他们撕裂黄旗裹在郭威身上，在众将士的拥立下，旦夕之间，郭威便代汉立周，坐上了龙庭。郭威回师汴京，受禅即帝位，是为周太祖。赵匡胤作为郭威帐下的一员，由于命运所系，在这次“政变”中表演得身手不凡，深得郭威的赏识，并很快被提升为东西班行首（禁军军官）。这次事件，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年后，即后周广顺三年（935），郭威又任命赵匡胤为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副指挥使。当时正赶上皇子柴荣被封为晋王，担任开封府尹。由于柴荣曾与赵匡胤同在军中共事，对赵匡胤的英武、机灵和超凡的才干非常欣赏，就要求把赵匡胤留在自己身边，并任命为开封府马直军使（府属骑兵指挥官）。赵匡胤因此成为柴荣的潜邸僚属。这次机会对赵匡胤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年，郭威病死，养子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即位后，立即任命赵匡胤参掌禁军。从此，赵匡胤为周世宗柴荣卖力效忠，屡立奇功。他的官位也随着周世宗的宠信而飞快上升。平步青云的前程，正在赵匡胤面前展开。
郭威之死，正如刘知远之死一样，使朝廷内外窥伺已久的投机分子又活跃起来。北汉王刘崇（刘知远的弟弟）认为灭周复汉的时机已到，于是就联合契丹对后周发动了进攻。周世宗率军亲征，赵匡胤与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各领牙兵（亲兵）一千随行。两军在高平（今山西晋忝东北）遭遇，大战遂在高平展开。后周骑兵将领樊爱能、步军统帅何徽畏惧汉军声势，不战自溃，望风而逃，见主帅逃跑，步兵也纷纷解甲投降。周世宗身边除赵匡胤一支亲军外，还剩下张永德率领的二千牙兵。形势变得十分危急。为了鼓舞士气，周世宗赫然跃马入阵，率领亲兵督战。在这危急时刻，赵匡胤表现出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军事家风度。他指着西南的山坡，对张永德说：“敌军士气骄盛，你手下的士兵擅长射箭，赶快占领右翼制高点，我率兵从左翼包抄。两面夹攻，必能取胜。国家安危，就在此一举啦！”说完他振臂大呼：“如今主上处境危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我们武人报效皇上的时候了！”说完，就与大将张永德分左右两翼，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在周世宗和将领们的激励下，士兵个个奋勇争先，齐心杀敌。北汉军队根本没有预料到几乎败绩的后周军队能够突然反击，全军大溃。在这次战役中，赵匡胤智勇双全、转危为安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周世宗的欢心，也博得了张永德等禁军将领的赞许。
高平之战，这场关系到后周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周世宗认识到，赵匡胤并不只是一介武夫。他不但智勇双全，而且颇具战略眼光。于是就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赵匡胤从而跨入高级将领的行列。在这次战役中，周世宗痛感禁军军纪不严，兵力不振。骄兵悍将，临阵溃逃，使他几陷绝境。他决心彻底整顿军纪，首先他把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名临阵脱逃的将校斩首，继而又授权给他所欣赏的赵匡胤，对禁军载汰老弱，精选强壮，大大整顿了一番，使后周禁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通过这次整军，赵匡胤的威望、势力亦在禁军中扎住了根。高平之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周世宗统一天下的雄心。他开始致力于统一的事业。而在周世宗所经营的统一战争过程中，赵匡胤逐步成为周世宗不可缺少的干将。使得赵匡胤深为周世宗所倚重。
显德二年（955），后周攻打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等州，大将王景、向训久未攻下。周世宗不甘心师出无功，决定派赵匡胤前去审度形势，以决进退。赵匡胤深入前沿认真观察了战势，经过分析、对比双方力量之后，向周世宗报告说可以获胜。周世宗听后，下定了决心，重新调整了部署，果然了不出一个月，就一举攻占了秦、凤、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四州的大片土地。
周世宗在进行内部改革的同时，挥兵开始了统一天下的事业，赵匡胤在统一战争中功勋卓著。显德三年，周世宗亲征南唐。南唐国力颇盛，后周军队在淮北寿州（今安徽凤台）受阻，久攻不下。而淮水下游驻扎着一万多唐军随时都有可能包抄周军。危急时刻，周世宗又派赵匡胤去解除这一威胁。赵匡胤在涡口设下伏兵，然后派一百多个骑兵前去唐军营前挑战，佯装战败，且战且退，把唐军引入包围圈，大败唐军。
解除了寿州的后顾之忧，但唐军随时还有可能从滁州增援。为了切断寿州外围唐军的增援。孤立寿州，必须先夺取淮河南岸重镇滁州（今安徽滁县）。于是在涡口破敌后，周世宗又派赵匡胤远道攻取滁州。滁州是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西北的重要门户，有重兵把守。唐军皇甫晖拒兵于清流关下，赵匡胤初战失利。他感到不能硬碰，必须智取，就密访当地百姓，询问通往滁州的捷径。在当地百姓的指点下，赵匡胤率兵绕过清流关，走山后小径，突然出现在滁州城下。皇甫晖大惊，慌忙率一万五千兵众退守滁州城，赵匡胤率精骑紧逼到城下。皇甫晖说；“人各为其主，休想叫我屈服投降，有胆量，就让我整好队伍与你决一死战。”赵匡胤笑着答应了。皇甫晖稍定惊魂，率兵复出，赵匡胤乘皇甫晖放下城门吊桥拥众而出时，只身飞骑，突入敌阵，左冲右突，一个劲地高呼：“我单取皇甫晖一人的脑袋，别人都不是我的敌人！”刚刚败下阵来的南唐军，给赵匡胤的杀手锏搞得张惶失措，皇甫晖一愣神，已被赵匡胤一剑砍在头上。一拥而上的周军活捉了受伤的皇甫晖，一举攻克滁州。被俘后的皇甫晖极为赞叹赵匡胤的勇敢，他对周世宗说：“我之所以被俘，并非不尽心尽力，实在是赵将军英勇过人啊！我曾屡次与契丹交战，也从未见有如此勇猛。顽强的将士。”
征伐南唐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最后以南唐臣服，献出江北十四州土地而暂告休战。在征淮战争中，赵匡胤战绩突出。然而，赵匡胤没有因此骄纵起来，相反，处事待人更加小心翼翼。他作为武将勋臣，表现出难以令人置信的克制。滁州大捷后，赵匡胤的老父亲赵弘殷征战回归，半夜时途经滁州城下，传呼守城的儿子开放城门。赵匡胤不但没有开门，还在城墙上打官腔说：“父与子虽然是至亲，守城门却是王事，更为重要。按规定得等天亮才能开门。”赵弘殷这时已抱病在身，但碍于“忠孝难以两全”的臣子之道，未敢发作，只得懊恼地在城外冻到天亮。待第二天一进城，便卧床不起。两个月后竟一命呜呼。按古代丧礼，父母死，得免官守丧三年。为了重用赵匡胤，守丧没多久，周世宗就起复使用。提升赵匡胤为定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位秩崇高，殊不易得。这一次提升，是赵匡胤威望日隆的一个标志。
在滁州，对于赵匡胤来说更有重要意义的是，他结识了日后辅佐他创立北宋王朝的核心人物——赵普。赵普“少习吏事，以吏道闻”，在认识赵匡胤之前，已“托迹诸侯十五年”。他到平定后的滁州任军事判官，就是由于永兴军节度使刘词临死前的举荐和后周宰相范质的提名。赵匡胤与赵普虽然初次相见，但赵普的一番谈话已使赵匡胤感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谋臣。随后，赵普在滁州处理狱事，也使赵匡胤很钦佩。然而，当时赵匡胤的地位还不可能将赵普罗致在身边。而赵普也没有轻视这个地位还不很高的武将。凭着他多年的经验，他认准了这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因此，他对当时病倒在滁州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殷勤服侍，孝顺得像亲生儿子一般。从而使赵普与赵匡胤结下很深的私交。所以当八个月后，赵匡胤一被任命为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就立即上表把已经做了渭州军事判官的赵普罗致在自己身边，做节度推官。至此，赵匡胤集团已初步形成。
五代时期，烽火不熄，政局动荡不定。五十三年间，更八姓十四帝。平均每四年更换一个皇帝。这些皇帝的即位，多数是靠拥重兵夺得。如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位是靠多年血战夺得；后晋高祖石敬瑭是借契丹的兵力自立；后汉高祖刘知远是以河东节度使乘乱称帝，而后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河、后周太祖郭威的皇位，都是靠禁军夺得。所以，在这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没有什么君权神授的概念。燕王刘守光公然说：“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安重荣说得更直截了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乎！”整个五代，都是一种实力的角逐。谁有实力，谁马壮兵强，谁就可以实现野心。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心怀异志的赵匡胤早已看透了这一点。
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亲征契丹，进军途中，得到一块奇怪的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三个字。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与周世宗平辈。周世宗望着木牌上的题字，心中掠进一丝阴影：难道张永德想做天子吗？或者是敌人的离间之计？一种不详的预感，涌上了周世宗的心头，周世宗不由得对张永德产生了戒备之心。战事正在进行，此事暂时被搁在一边。不料刚刚收复三关（指淤口关、瓦桥关、益津关，都在今河北）。周世宗就暴病不起，生命危在旦夕。为此，不得不匆匆撤军。
回到汴京，病中的周世宗想到皇位的继承人皇长子柴宗训年仅七岁，自己死后，张永德辈份居上，手握重兵，就可能会跋扈难制。为了保住周氏王室代代相传，周世宗立即解除了张永德的军职。而赵匡胤在高平之战后一直跟随着周世宗，表现得更加忠心尽职。在周世宗眼里，赵匡胤与张永德完全不同，赵匡胤不但与王室没有关系，而且为人豁达大度，由他统领禁军比较可靠，不必担心他有大的野心。于是，周世宗便提拔赵匡胤任都点检一职。就这样，赵匡胤轻而易举地把禁军最高指挥权握在了手中。
那块蹊跷木牌，显然是一种阴谋，而并非象史家所附会的那样，说成是赵匡胤后来从殿前都点检做了天子的神符。这只不过是早已萌发野心的赵匡胤，为了夺取禁军最高指挥权，用来除掉张永德而耍的一个把戏而已。
不久，周世宗病逝，七岁的柴宗训继位。这时的赵匡胤改封为归德军节度使，同时保留殿前都点检的职务不变。自从任职殿前都虞侯到殿前都点检以来，赵匡胤掌握军事大权已达六年之久。赵匡胤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六年来，他不仅手握军权，还把禁军和藩镇中一些重要将领拉拢到身边，以盟誓结义的古老方式，结拜了义社（一种自愿结拜成把兄弟的讲义气的小圈子）十兄弟：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价、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赵匡胤在自己幕府内，又招罗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一伙有深谋远略的心腹为他出谋画策。他对部下恩威兼施，士卒服贴。赫赫战功，加上巧妙的政治手腕，使得赵匡胤在军队中势力很大，威信日高。而当前后周“主少国疑”的政治局面，自然为赵匡胤取代后周提供了绝好的时机。
还在后周时，南唐主畏惧赵匡胤的声威，曾送密书并馈赠白银三千两给经济拮据的赵匡胤，企图破坏周世宗对他的信任，被赵匡胤所揭穿。现在，赵匡胤实际上掌握着军事大权。在他上面虽有宰相，却不知武事。在那“武将拥立”成风的时代，一旦出现“主少国疑”的政局，人心思变，争抢富贵，势不可遏。时局如此，位高权重，又颇得军心的赵匡胤，难道会独居寂寞，坐失良机吗？
其实，赵匡胤的野心，并非无人窥破。关心朝政的官吏，已经预感到政变的乌云正在临近。对于赵匡胤的势力壮大，在周世宗时，右拾遗（谏官）郑起给宰相范质上书，指出：“赵匡胤为众望所归，不适合掌禁军。”在周世宗死后，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禁军高级统帅之一）韩通与赵匡胤共掌禁兵，他的儿子韩墠驼也曾向他的父亲提醒过，为防范“有人望”的赵匡胤，须早作图谋，劝韩通寻机把赵匡胤除掉，韩通不听。于是，郭威代汉的一幕，不到十年又重演了。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正在庆贺新年，突然接到契丹、北汉联合入侵，镇、定二州告急的边报。宰相王博、范质没有核实军情，就通过小皇帝柴宗训，慌忙派遣赵匡胤统帅禁军北征抵御。消息不胫而走。这种伎俩，与九年前郭威代汉如出一辙，拙劣的模仿，使赵匡胤的企图暴露无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京城中纷纷传播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的流言。九年前郭威兵变攻入开封后纵兵劫掠都市的情景又重新浮现在百姓眼前。开封城内，人心惶惶，人们害怕因政局变动而遭受劫掠，纷纷作好了逃亡的准备。显然，这件事只是内庭懵然不知。
正月初二，大军出发。赵匡胤对军队约束很严，军纪肃然，稍稍宽慰了市民的心。走出城门，有一个名叫苗训的军校，号称通晓天文。他宣称看到东方天边日头下面又长出一个日头，黑暗与光明相互搏斗了好久。苗训煞有介事地指给赵匡胤的心腹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楚昭辅不懂“天文”，也不可能看到一日克一日的“神秘”天象，但还是随声附和，点头称是。就这样，天命所归的舆论，很快地在军中传开了。
禁军行至开封东北四十里地。紧靠黄河岸的陈桥驿时，因天色已晚，军队就在那里驻扎下来。当晚，赵匡胤的亲信便在将士中制造舆论：“现在周帝幼小，不能亲政，我辈冒死为国家抵御外敌，又有谁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晚。”五代以来，牙兵悍将动辄拥立主帅。这些话果然把一些将士的情绪煽动了起来。将士思变，议论纷纷。军校齐集于驿门叫喊。要求拥立赵匡胤。这时一直在幕后策划的赵普、赵光义走到前台。他们表面上劝将士们不要这样做。名为劝阻，实为激将：“改朝换代，虽说是上天有命，实则还在人心。人心背向，是成败的关键，只有万众一心，才能共保富贵。”这一番“劝阻”果然闹得群情激愤。赵普见时机成熟，赶急部署行动方案。为了控制住京师可能出现的反抗，又连夜派军使郭廷斌驰返京城，秘密串通赵匡胤的兄弟，宿卫皇宫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策应。当一切都布署妥当时，已是第二天黎明时分了。
天刚蒙蒙亮，军营中突然响起了军士的狂叫声。紧接着，一部分军士握弓持剑，直扣赵匡胤的寝门。于是，一幕兵变的把戏又上演。一夜未睡的赵光义，连忙叫醒蒙在被里睡大觉的哥哥。赵匡胤满脸惊慌，来不及穿戴，索性披衣走出卧室。将校们个个手握刀剑，环立于庭，高声地说：“诸军无主，愿奉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全副武装的将士团团围住赵匡胤，未及他开口，就给他裹上了象征皇权的皇袍，高呼万岁。营寨内的军士顿时响应，声闻数里。这一场面、情形与十年前郭威以周代汉，将士“撒裂黄旗以被帝体”的一幕是何其相似啊！不过黄旗还像是仓促所为，而现成的黄袍则表明这次兵变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赵匡胤明白，兵变的帷幕已经拉开了，自己不能再躲在幕后，该是登台亮相的时候了。他假意推辞了一番，将士们当然不会答应，作为将士，拥立主帅，对周朝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如果赵匡胤拒绝了，那么这些将士的性命也难以保全。而如果拥立赵匡胤成功，他们就成了开国有功之臣。所以，只要赵匡胤同意拥戴，这些将士对赵匡胤的话自然是无所不从。赵匡胤抓住将士们的这种心理，对他们说道：“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你们肯听我的命令，我就干，否则我不能干。”将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听你的。于是，赵匡胤便“约法三章”：“周少帝及太后是我所侍奉的，朝中公卿大臣都是我的同僚，你们不能伤害他们。对于朝中的其他权贵，一律不得凌侮、侵犯。以前改朝换代，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今不许你辈劫掠都市和抢劫府库财物。听命者，我会重赏，不听命者，诛灭九族。”赵匡胤与将士约法如此，就勒转马头，回师京城。辽和北汉进犯的消息，顿时化为乌有。
赵匡胤的部队人城，秋毫无犯，市容不惊。早已等候着的石守信、王审琦，大开宫门，迎接兵变之师入宫。军事政变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除了韩通想组织反抗，结果被王彦升追杀于家中，连同儿子，那个曾劝说干掉赵匡胤的韩埠驼，一并被杀。正准备上朝的宰相范质、王薄，闻变失色。范质抓住王薄的手说：“匆匆忙忙地派将出兵，是我辈之罪啊！”情急之中，指甲戳入王薄的肤肉，几乎出血。王薄受惊，说不上话来。不一会，将校们把范质、王溥等大臣拥逼了过来。赵匡胤一见宰相，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说道“我为六军所逼，不得不如此，有负天地。”范质鼓起勇气，责备了赵匡胤几句，只是不肯下拜。军校罗彦环持剑上前，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叱责罗彦环无礼，罗并不让步。王溥见势不妙，下阶先拜。范质无可奈何，亦跟着拜，并口称“万岁”，大臣降服了。至此，赵匡胤兵不血刃成功地进行了这次政变，登基的障碍业已扫平。
赵匡胤见到此情此景，立即收起眼泪，登上崇元殿，召集文武百官举行禅代礼。极为温和的禅代顺利地进行着，只时还缺周恭帝禅位制书。看上去似乎是仓卒事变，但禅代诏书竟也有人事先准备好了。有一个叫陶谷的翰林学士承旨（皇帝机要秘书）这时不慌不忙地从袖管中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制书。制书一宣读，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就在后周宰相的扶掖下，升殿登上皇位。因为赵匡胤所领归德军就在宋州（今河直商丘），所以定国号为“宋”。至此，大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诞生了。
赵匡胤和平代周，客观上说，是有进步意义的。这样做既有利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又可以继续进行周世宗所未竟的内政改革和统一事业。在周世宗死后，七岁的周少帝，是不可能使周世宗未竟的事业继续得到发展的。如果四周政权乘后周“主少国疑”进犯，中原又会重新陷入混乱。各种实力与势力相比较的结果表明，后周的“继承人”只能是赵匡胤，而不可能是别人，这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
赵宋初立，政局未稳，朝廷内外矛盾重重。后周旧臣、禁军将领、节镇势力，北汉与契丹的入侵等，都对大宋构成严重的威胁。如何消除这些威胁，使刚刚诞生的大宋王朝长治久安，不致于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呢？
宋太祖登基后，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力除弊政，在政务、财务、军务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革命”。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宋太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不但表现出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顺应潮流的远见卓识，而且显示了他在实现统一、革除五代弊政中所施展的策略和极大的成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他作为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
从开平元年（907年）到显德六年（959年），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中原的政权象走马灯似的更换着。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中，除了最初建立的后梁是被长期与之对立的军事集团太原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推翻以外，其他各朝都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作为一个军人，赵匡胤亲自参加过拥立后周太祖郭威的行动，在不到十年后，又被人拥立，他是深深懂得立由武将，废由武将这一道理的。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为了防止京师内部后周势力相互勾结、联合反抗，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收服手段，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宋太祖面对后周旧部所采取的手段既不是血腥镇压，也不是排除障碍，扫地出门的办法，而是优待郭氏、柴氏等后周宗室，并且全部录用后周旧臣、笼络人心的策略。
宋太祖首先封后周末代皇帝柴宗训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让他们仍然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奢华生活。对于郭氏、柴氏的后代，分别封以官爵。而后周的文武百官，仍照旧录用，范质，王溥仍任宰相。这样一来，就使后周的旧臣僚除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心病，而死心踏地地效忠于宋太祖。
可是，拥立宋太祖的功臣勋贵，原是贪图富贵的，对宋太祖优待后周旧臣不可能不产生抵触。对此，宋太祖对他们一边封以高官，授以实权；一边又严加防范，决不姑息。京城巡检官王彦升，自恃拥立有功，意气骄横。一次，半夜三更去敲宰相王溥的门，要宰相接风慰劳，想乘机敲诈一笔钱财。不料王溥并不因为自己是后周的旧臣就甘心低头三分，略敬几杯薄酒之后，随即撤饮，分文不给。第二天，王溥还告了御状。宋太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王彦升禁军职务，以示惩戒。这样一来，后周留用的旧臣，感到政治地位有了保障，对新政权由狐疑观望转为拥护，从而大大减少了对赵宋王朝的不满和冲击。
当然，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诏令传布天下，也并不是四方臣服。建隆初，后周开国功臣、镇守在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昭义节度使李筠，素怀野心，首先起兵反抗。此后又有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抗。但是他们都未得到京师或其他藩镇势力的响应，并迅速地被平定了。起初，李筠还自信地说：“我是周朝宿将，与世宗（柴荣）义同兄弟，京师禁卫都是我的同僚或部下，必将倒戈来归。”岂料宋太祖棋高一着，他已通过任用旧臣的策略，达到了笼络人心的目的。宋太祖率兵亲征，各个击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将反叛平定了。这正是宋太祖能够在短时期镇住统治阶级内部反抗势力、稳定政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匡胤的江山基本上是以军事联盟的形式夺得的。登基之后，他原来结盟的义社十兄弟，为大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们或掌节镇方面大权，或典掌禁军兼节度使，个个权势煊赫，灼炎逼人。这些兄弟以及资望高于赵匡胤而又久拥重兵的大将，又成了他的潜在威胁。这些问题使他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节度使李筠与李重进的相继反叛，使他更感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因此，在平定了李筠与李重进的反叛之后，赵匡胤就把赵普召来，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几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火不熄，生民涂地，究竟是何原因？我想要宁息天下战火，为国家长久计，应当怎样做？”赵普听后高兴地说道：“陛下能考虑到这个问题，真是社稷、百姓的福气。改朝换代频繁，争战连年不息，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由于方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如果皇上想改变这种局面，别无其它秘诀，只有逐步削夺节镇之权，控制钱谷，尽收地方精兵于中央，这样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宋朝立国后的第二年（961），一天，太祖召义社兄弟进宫。当义社兄弟都到齐了，宋太祖发给他们每人一弓、一剑、一匹御马，撇开侍从，私自率领他们奔出固子门（开封外城西门之一，又称金辉门），来到城郊树林里畅饮。都是结义兄弟，又远离宫庭、政务，自然君臣不分，无拘无束，大家行令猜拳，好不痛快。酒饮得正酣畅，太祖突然起身问道：“此处别无外人，你辈中人谁想当官家（皇帝）的，方便得很，动手把我干掉，便做成了。”诸将帅一听，不寒而栗，醉意顿时消散，都一齐跪将下去伏地求饶。太祖于是接着追问：“你们真的是要我当皇帝哕。”一听皇上语气有所缓和，把兄弟们舒了口气，赶快拜呼“万岁”。最后，太祖一槌定音：“你辈既然真心拥护我为天下主，从今后，必须尽臣子忠君之节，不得无礼犯上。”通过这次“私人聚会”，宋太祖感到自己在禁军中威望未衰，尚能驾驭。
但赵普的一席话让宋太祖不寒而栗。赵普多次为太祖分析其中利害：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这是五代以来的恶习。五代皇帝多由节度使夺位而来。这些节度使，又大都是由前朝禁军将帅升迁。节度使与禁军，对皇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周世宗时，曾对禁军加以整顿，节镇力量相对有所减弱。然而，禁军却成了武将拥立的工具。当时宋太祖的十兄弟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分别掌握禁兵军权，赵普多次劝宋太祖换掉他们。宋太祖都未答应。太祖说：“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是你过虑了。”赵普又劝道：“我并不是忧虑你的结义兄弟会背叛于你，在我看来，他们都没有统御天下之才，但万一他们手下的人要拥立，也由不得他们。”宋太祖联想到亲身经历的一次次兵士迫立的场面，顿觉不寒而栗，从而下定了决心。在赵普得心应手的辅佐下，君臣默契地、有步骤地开始改革五代以来弊政。
虽说决心已下，但真要对多年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结义兄弟下手，颇重情义的宋太祖还是有些犹豫不定。但是为了杜绝节镇、禁军拥立闹剧重演，宋太祖果断地采取了两项措施：
1.分散禁军统帅的权力；
2.收节镇精兵于中央。
关于宋太祖是如何巧妙地削弱禁军将帅的权力的，历史上流传着“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一天，宋太祖又召石守信等人来聚饮。酒过三巡，宋太祖发话了：“如果不是你们拥戴，我哪能有今天呢？可你们有谁知道当天子的滋味呀！我看似一国之主，一呼百应，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可自即位到如今我哪里睡过一个安稳觉！还真不如当节度使的自由快活。”石守信等忙问：“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位置，有谁不想坐！”石守信等人一听顿时大惊失色，仓惶离席，忙叩头说：“陛下怎么说起这样的话呢？现在天命已定，谁敢再有二心！”宋太祖说：“不见得吧。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你们的手下难保没有贪图富贵的。有那么一天突然也给你来个黄袍加身，那时你们就是不想做，能办得到吗？”这一番话，直吓得石守信等人大哭起来，他们一个个顿首乞求：“我们实在愚蠢，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宋太祖一看时机已到，就把底兜了出来，长叹一声说：“唉！人生就象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这一辈子苦心追求的无非是多积金钱、吃喝玩乐，使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好日子。你们现在功成名就，又逢盛世，何不放弃兵权，安安稳稳地当个地方官，置办些好房好地，为子孙立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也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众将帅听罢，连连称谢而退。第二天，好像事先约好似的，石守信等禁军统帅一个个都称病请罢兵权。宋太祖大喜，赏赐他们许多钱财，又叫知制诰（宋代掌草拟皇帝制诏的官，后称中书舍人，别名“外制”）拟好一道道任免诏命。第二天一早就宣布罢去石守信侍卫都指挥使，高怀德殿前都点检，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张令铎侍卫都虞候等禁军统领职务，分别派他们到外郡去当仅有虚名的节度使。这就是闻名于史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杯酒从容间，解除了禁军将领的兵权，但是宋太祖感到这种禁军军事制度仍然是一块能够滋生实力人物的土壤。只有彻底革新，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潜在的威胁。因此，宋太祖在解除禁军将领军职的同时，趁热打铁，撤消了一些重要职务。如在任慕容延钊为节度使时，就撤消了都点检一职；在任高怀德为节度使时，就撤消了副都点检一职。在解除石守信军职时，又撤消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逐步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分立”制度。这比过去一人统领三军，或兼领马步军那种手握重兵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规定三衙只有带兵权，没有发兵权。发兵权归枢密院，而枢密院虽可发号施令，却不直接统兵。后勤供应归三司（宋朝最高财政机构），“三衙”、“枢密院”、“三司”又形成一个三足鼎立，三股力量互相牵制的局面。这样互相牵制的结果，实际上把军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这是宋太祖对军事机构的最大改造，这样一来，就基本消除了武人发动兵变的可能性。皇帝则高居其上，利用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操纵自如。
此后，五代以来禁军飞扬跋扈的风气，为之一扫。禁军不但乖乖地听从皇帝指挥，而且，禁军将帅见了宰相都得恭恭敬敬地唱诺问候。
但宋太祖并不满足，在解决禁军将帅权力过盛问题的同时，宋太祖又通过收精兵于上的办法来消弱藩镇手中的军事实力。首先，他加强禁军的力量。在宋代，禁军等于正规军，此外还有厢兵、乡兵、士兵等地方军队。宋太祖下令挑选了一批“琵琶腿、车轴身”这样身体健壮的兵卒作为兵样，“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京师中的禁军，俸禄从优，宋太祖亲自加以教导、检阅。地方军待遇低，很少训练，往往用于服役、听差，不但兵弱，而且素质差，士气不高，无法与中央禁军相抗衡。这样一来，各地的强兵锐卒便统统转充三衙禁兵，剩下的老弱残兵成了专供杂役的厢兵，使地方部队，无法同禁军抗衡。在禁军的驻防上，宋太祖采取了“强干弱枝”的策略，即在京师附近驻有强兵，使各地无以敌京师，同时，禁军还实行更戍法，经常戍边换防。这样既可以使士兵“习劳苦，均劳役”，又不致于使禁军久驻一地，与地方产生密切的关系。对于禁军各级将领也经常调换，目的是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使士兵与将帅之间不可能产生过于密切的关系，不致于产生出五代时那种牙兵悍将。
军队兵员的来源，宋太祖采取募兵法，除了平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年灾岁，更是大量募兵，以便把破产脱离土地的农民招幕到军队中来。宋太祖对这种做法有个很特别的解释。他对赵普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荒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
对此，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曾加评论说：“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非京师禁军精锐之对手，不敢再生异心。这都是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拨乱致治的结果。”
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的各种改革措施，成功地防止了宋王朝没有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但是，他所制定的这些祖宗法，互相钳制的指挥系统，无限制的募兵，守内虚外的方针策略，又给宋王朝日后的积贫积弱埋下了隐患。
唐末五代以来，拥有重兵的藩镇，往往兼领数州，不但操纵地方军事，也操纵着地方的政权、财权。藩镇在财政来源、征收办法方面，自成一个不受中央管束的体制。即藩镇不但控制了国赋主要来源——两税（在农村征收的夏、秋二税），并通过征收过境商税和自营贸易，为它们军事上的专横跋扈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相反，中央财政则因州县上供财物日见减弱而虚竭。这就构成了“君弱臣强”的经济基础。
宋太祖把改革军事机构的原则和经验，应用到改革政治经济制度上来。自建隆二年（961）开始，宋太祖陆续采取果断而有成效的收回财权的措施：
1.由中央直接派京朝官主持地方税收，不许藩镇亲吏插手。路设转运使，州委通判，管领诸州县财政。酒坊、盐场等国家专利单位，增设场务监官。以上官员均由中央直接差遣。
2.明令地方财赋收入，除本地行政开支经费所需之外，其余全部输送京师，州县“不得占留”。
3.限制州府官员私自贩卖牟利活动。
从此，地方财权收归中央。为了减少地方节镇的阻力，收回地方财权，宋太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没有通过行政强迫的手段，而是采取像收兵权时尽量满足将帅物质需要的办法，即通过朝廷发“公使钱”给节镇大吏，供他们私人挥霍，以缓解矛盾。
在行政方面，为了加强皇权，扭转权力多中心的状况，宋太祖对中央和地方官僚体制采取了一些改革和临时权变的措施。
首先是降低宰相威望，分割和制约宰相权力，使宰相成为皇权的附属物。宋太祖即位的第二天，宰相范质、王溥登殿奏事。按汉、唐以来的习惯，宰相奏事，坐在殿上和皇帝共议朝政，宰相位高望重，皇帝也尊他们几分。这一天，宋太祖却佯称：“我眼睛有点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等范、王二相走近太祖御榻跟前，宫廷侍从立即把二位宰相的座椅搬走了。自此以后，宋朝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了定制。从而更加突出了皇帝高高在上的无比特权。宰相的地位下降了。在中央，宋太祖实行政务、财务、军务分立的制度。宋初宰相的正式官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太祖为了分割宰相权力，又增设了“参知政事”一职为宰相之副。这样做既协助了宰相处理政务，又可以防止宰相专权。宋太祖又设立“枢密院”执掌武事，设“三司”主持财政，号称计相。从此，宰相“无所不统”的行政权一分为二。宋太祖还不放心，为了防范宰相越轨行动，打破了唐代宰相操纵谏官任命、进退的制度，规定“台谏必由中旨（皇帝旨意）”，即御史台（掌纠察官吏的机构）官员与谏官的人选，须由皇帝亲自选定，宰执大臣不得干预。台谏官就成了独立于政府、顺从皇帝旨意的监督工具。历来以向皇帝进谏为职，具有限制皇权性质的谏官，至宋代起摇身一变，却反过来弹劾宰相、臣僚，成了对皇帝负责，限制相权，督察政府官员的工具。
其次，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吏任命，采取了“差遣”的办法，即自中央六部二十四司、寺、监至地方州县长官的实际职务，要由皇帝或中书（宋初最高行政机构，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差遣的临时职务决定。这样一来，造成了官与职分离，名实混淆，权限不清的紊乱体制。使上下官吏的升迁，时时得依赖皇上临时差遣。差遣的直接后果是，后周旧臣虽全班人马留用，保住了官衔，然而，他们的实际官职还得等候差遣，即另行分配决定，原来所占的要害部门或实权，因而被朝廷新任命的官吏所顶替，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剥夺后周旧臣实权的策略，只是保持了他们原来所享受的待遇，不使他们感到“震动”而已。差遣，或者三年一任，或者二年一任，具有临时性质。由于名义不正，在位不久，做官的人不安其位，缺乏长远的打算，从而防止了官员所到之处生根盘踞的可能。至于地方州郡长官，统统由文臣担任，不许武臣插手，长官之外另设“通判”（州副长官、有监督长官之权），使其互相牵制。
这样一来，宋初上下相制，机构重叠的官僚体制形成了。条条权力渠道通向皇宫，国家大权集于皇帝一身。从宋太祖开始，中国封建皇权，走到了绝对化的一端。
在十世纪中期，大宋王朝南方存在着南唐、吴越、南平、湖南、南汉、后蜀、漳泉等割据政权，北方有北汉及辽国。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严重阻碍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威胁着大宋王朝的安全。
在诸多割据政权之中，辽和宋是两个军事力量最强、最具备统一条件的国家。而就辽和宋的力量对比来说，辽的经济、军事实力显然又占据优势。北宋建国时，辽立国已四十余年，幅员比宋广阔，“城郭相望，田野益辟”，五谷常常丰收，户口繁殖很快，经济实力远比深受五代战乱之害、元气未复的宋强大。军力方面，辽有军队五十万，以擅长骑射的骑兵为主力；宋初禁军只有十九万三千，以步兵为主力。在燕山以南华北旷野上作战，辽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兵种上，都处于有利地位。统一天下，可以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究竟谁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呢？
内部势力顺利而迅速地得以控制后，新建王朝得到初步巩固，但宋太祖的内心仍不平静。他对赵普说：“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是他人家也。”宋太祖懂得，对宋王朝这个新生政权来说，威胁不仅来自内部，而且还来自外部。后梁被后唐几十年血战攻灭的历史不断提醒宋太祖，而后周世宗南征北伐开拓疆土带来的大好形势也在鼓舞着宋太祖。他决心扫灭群雄，改变分裂局面，统一天下。然而，面对北有北汉、契丹；西有后蜀，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荆南等这样的形势，就如同面对满桌菜肴，该如何下箸呢？这也是令宋太祖颇费心思的问题。他还记得素所钦佩的王朴昔日向周世宗的献策：“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斯人已逝，这种先南后北的策略是否可行，宋太祖还举棋不定。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的府邸响起了清脆的叩门声。开门一看，宋太祖伫立于风雪之中。赵普异常吃惊，慌忙将太祖迎进相府。不久，赵光义（即赵光义）也应宋太祖之约随后而至。原来，宋太祖苦思用兵策略，难以入睡。他约了赵光义一起拜访赵普。这时，堂屋内铺起厚厚的地毯，炉塘里燃起熊熊炭火。这三个赵匡胤集团的核心人物，围炉而坐，在炽热的炭火前，吃着喷香的烤肉。赵普的妻子给他们斟酒，宋太祖也以大嫂相称，君臣亲密无间，仿佛又回到赵匡胤未即位前的岁月。
酒过数巡，颊红耳热，赵普启问太祖：“夜深极寒，陛下为何出来？”太祖道：“我睡不着，一榻之处，都是人家的地盘。因此特来找你商量。”接着，用试探的口吻说：“我打算攻打太原。”赵普说：“北汉当西北二面，太原如被攻下，那么这西北二面，就要我们独当。等削平各国之后，北汉那弹丸之地，还能逃到哪去！”宋太祖笑了：“我也正是这样想的，不过想试探一下你的意思。”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反复征求臣僚的意见，宋太祖终于确定了“先南后北”统一中国的策略。这个策略，宋太祖曾对皇弟光义完整地说过：“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必先取巴蜀，其次取广南、江南。这样，国家储藏富饶。北汉与辽接境，如果先伐取北汉，那么，辽国之患，由我国独自承担，还不如先放过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屏障，等我国富饶后再去攻取未为晚也。”战略方针确定后，宋太祖准备征伐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高继冲盘踞的荆南。荆南的军事力量较弱，但战略位置却很重要。这里南通长沙，东距建康，西迫巴蜀，是宋太祖西征南下的要冲。宋太祖派人出使荆南时，就对使者说：“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尽欲知之。”使者回来说，荆南兵力不强，民团于暴敛，很容易攻取。尽管如此，宋太祖还是想师出有名，恰好，机会来了。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袭位，大将张文表不服而反叛。周保权一面派兵抵抗，一面向宋朝求援。于是，宋太祖决定借道荆南，名为援助湖南周保权，实为攻占荆南、湖南而一箭双雕，乘机灭掉这两个割据政权。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派遣慕容延钊、李处耘率领的大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就先后灭掉了荆南、湖南两个小国，使北宋在战略上处于东胁南唐，西制后蜀，南临南汉的有利形势。
接着在乾德二年（964），宋太祖又以后蜀欲勾结北汉伐宋为由，派大将王全斌、曹彬兵分两路攻伐号称“天府”的后蜀。后蜀虽府库盈溢，并恃剑门与长江天险，但昏庸的蜀主孟昶却设能抵挡宋军的猛烈夹击。经过王全斌、曹彬等人的激战，两个月后，成都失陷，后蜀被灭。
开宝三年（970）九月，宋太祖派潘美统兵出征岭南。南汉主刘鋠以荒淫残暴闻名，人民怨声载道。宋军于来年春二月，即攻克广州，南汉亡。南汉灭亡，使南唐处于三面受敌的形势之下。
开宝七年（974），宋军对已陷于三面包围的南唐发动了进攻。南唐主李煜“一晌贪欢”，当宋军攻打邻国时，只采取观望的态度，而无切实的戒备。虽有水深江阔的长江天险和较强的国力可恃，终因唇亡齿寒，并受吴越的夹击，而被宋军灭亡了。南唐盘踞的地盘不小，但一直畏惧讨好宋朝。而宋朝在征伐别国时，对南唐也一直是采取“羁糜”政策，使其处于中立立场。现在南方诸国有的被灭，有的臣服（如割据泉、漳的留从效），自然兵锋所指就是南唐了。这时，南唐已自行削去国号，君主改称江南国主。江南国主李煜只会吟风弄月，而对宋朝的进攻却不知所措，他派大臣徐铉去问宋太祖，为什么要讨伐江南，宋太祖厉声喝道：“你不用多讲了，江南有什么罪？只不过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在贯彻“先南后北”策略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分化瓦解、先易后难、恩威并重、逐个击破的具体策略。如对国力较盛的南唐及与之毗领的吴越、漳泉等国，使用的是“羁縻”手段，且先稳住它们，争取同盟，至少争取中立。然而，当宋军南征西讨，忙于用兵时，南唐主不但不悟唇亡齿寒这个道理，反而替宋朝廷出力，写信劝南汉主刘鋠降宋，成了宋王朝的同盟。
宋太祖对吴越亦是采取先礼后兵的缓兵之计。建隆初，授吴越王钱傲“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称号，遣使赐战马、羊、骆驼等，谕意通好。伐南唐前，特地带信给钱俶，要他别听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谣言，助宋共伐江南。当钱俶以太祖所加“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的名义，亲自率领五万大军攻常州（今江苏常州），配合宋大军平定江南时，丞相沈虎子曾谏阻说：“江南（南唐），我国的屏障，如今大王自撤屏障，一旦宋军入侵，如何能保卫国家？”南唐主也发信给吴越王钱俶申明利害：“今日我亡，明日难道你还能保得住吗？宋帝召你入朝赏功之日，亦是你沦为开封布衣之时。”可是，钱俶已被宋太祖的手腕所蒙蔽，根本听不进去。当局者迷。想当年宋军讨伐南汉之际，不正是南唐主李煜听信宋太祖的话，写信劝刘鋠投降吗？曾几何时，兵临自家国门，待李煜清醒时，为时已晚。
灭掉南唐，南方还剩下吴越一国。宋太祖没有急于出兵，而是采取了恩威并重的手段。南唐亡后的第二年春天，宋太祖召吴越王钱俶人朝，并表示一见面后即放归，决不食言。钱俶与妻子惶恐地北上了。吴越朝廷一片惊慌，以为此去凶多吉少，为了祈求神明保佑钱王平安归来，臣僚们在西湖边宝石山上建造了“保俶塔”。钱俶进京后，太祖如约将他放归，临走赐他一个黄包袱，途中，钱俶拆开一看，全是宋臣僚要求扣留钱俶的章疏，使钱王对宋太祖既感激又恐惧。此时的吴越，已无异于宋太祖囊中之物，归入北宋版图，只是个形式问题了。
由此可见，宋太祖之运用策略，其势厉，其效也著。自然，宋太祖施展策略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他正是利用了南方割据国家的种种社会矛盾。南汉、后蜀、南唐、吴越等国统治者，多暴虐其民，荒淫腐败，人民渴望统一，加之这些国家割据自立，往往以邻为壑，相互冲突，易于各个击破。
宋太祖南征之时，念念不忘恢复汉唐旧疆，平定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在攻灭西蜀后，曾两次出兵讨伐北汉，但均因契丹增援而未成功。此志未遂，宋太祖把平定江南诸国所得金帛运回汴京，建立了封桩库，准备贮满五百万之后，向契丹赎回燕云十六州，或以此为军费，兵戎相见。至太祖终世，除北汉外，基本上结束了延续几十年的分裂局面，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实现了“天下一家”。宋太祖统一南方，前后用了十五年时间，得州一百五十七，县七百四十五，户二百三十多万，北宋的国力、军力大大增强了。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一鼓作气，灭亡北汉。
唐末五代，都是武人篡权，因此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后汉侍卫军都指挥使（禁军统帅）史弘肇曾直言不讳地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于毛锥子（毛笔）顶什么用？”干戈扰攘，武人横行，不用说一般士大夫，连担任宰相的文臣也不过是点缀而已。就像这个史弘肇，因为宰相孙逢吉对他的出言不逊回敬了一句，就大动肝火，后来竞闹到要挥剑杀宰相的地步。重武轻文的结果，导致学校不兴，文教日衰，官吏昏暴，朝政紊乱。后周郭威、柴荣开始注意到重武轻文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采取了一些奖用文臣、限制武将的做法。可是，他们在位时间短促，效果并不显著，后周政权最后仍被武将颠覆了。
宋太祖即位后，从根本上着手，彻底扭转了重武轻文的风气，开创了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的重文轻武的时代，使北宋以后不再有武将拥立的现象出现；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长足发展。中国封建文化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沉闷之后，又掀起了一个光耀世界的高潮。
宋太祖赵匡胤沉默寡言，嗜好读书，即使在行军途中，也抓紧时间，手不释卷。一旦听到哪儿有奇书，不惜一掷千金，也要把它弄到手。跟随周世宗征伐南唐时，有人在周世宗面前毁谤他说：“赵某于攻克寿州城后，所掠取宝货甚多，装了好几车。”世宗连忙派人去检查，翻箱倒柜，搜出了数千卷书籍，此外别无他物。世宗倍觉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卿正为朕任职将帅，扩张疆士，理当以治戎装磨刀剑为急务，用这些书做什么用？”匡胤叩头回答道：“我没有奇谋可以赞助皇上，既受重任，常感到力不能胜。因此，我广购书籍，以广博见识，增加智慧。”宋太祖在那重武轻文的时代，仍能独立其中，重武不轻文，并着意于学文读史，重视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的胸怀与抱负已不可等闲视之。事实表明，读书不但有助于他建功立业，也奠定了他称帝后致力于打破重武轻文积习的思想基础。
宋太祖在赵普等大臣的辅助下，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方针。太祖采取的首要措施是：开避儒馆，延用聂崇义、崔颂、尹拙等儒士，使他们位居清要、学府，以培育人才，劝励教化。他懂得读书人的重要，尊重读书人的人格，连儿时启蒙老师辛文悦也被他请到朝中做官。为了发达文教，针对五代学校大多废止的状况，宋太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所在地）学舍，派官员管理国子监，招选生徒讲学。太祖还派内侍代表他给太学生赐酒菜，以示劝学崇儒。这一切给人以宋代天子崇尚文治、奖盛儒学的强烈印象。历史记载说：太祖皇帝定天下，儒士学者，渐渐开始自奋，穿白袍的举子（被举具有入京师应科举考试之人），大襟束带的士大夫，进出于骑马披甲的武人之中。老百姓见后纷纷议论说：这真是一副太平景象呀！
选拔大批文臣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吏，打破武人擅权的局面，这是扭转重武轻文风气的根本。禁军统帅权力被分散以后，中央政府里，宰相的权力最重，宋太祖统统以文臣任宰相。他不止一次地对臣下讲：“作宰相须是读书人。”赵普、卢多逊等，都是以儒学得太祖赏识而获致相位。就连枢密使、三司使，也一律起用文臣担任。
五代以来，地方州县政权，多数为武人所把持。对此宋太祖一概任用文臣担任州、县长官，不许武人掌握地方政治。他说：“五代藩镇肆虐，老百姓深受其祸害。朕今用儒臣办事者百余人，分治大州、大县，纵然这些人都贪污昏浊，亦不及武臣十分之一那般成害。”宋太祖重文轻武的举措，被后世帝王奉为祖宗家法，代代相传。
重用文臣，官府机构就需要不断补充大批的儒臣。那么大批儒臣从哪儿来呢？其主要途径是科举取人。为此，宋太祖对科举制度也相应地加以改革。宋太祖规定不论家庭贫富。世族高低，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应举。科举考试范围的扩大，使有才学的人不至埋没沉沦；其次，确立复试、殿试制度，以杜塞势家权贵私人请托的侥幸之门。
开宝八年（975）起，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他说：“以前登科及第的人，多为官僚势家所占，使得出身孤寒的读书人不容易获得做官的机会。如今朕亲自临试，以是否符合标准定进、退。”宋太祖以后，殿试即成为定制。经过这番改革，宋代科举，从此不重出身门第，因而得人，使大批有才能的读书人，进入政府机构。科举场，代替了战场，成为主要的名利角逐场所。孤寒之士，一旦进士及第，如登龙门，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人人称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朝儿童奉为金科玉律诵读的《神童诗》，正是对宋太祖这一历史活动的高度概括。
宋太祖重文轻武，原是针对五代重武轻文而来，具有相对性，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嫌，但也不是对读书人一概重用，对武人一概歧视。他重视人才，擢拔英俊，不问资历，无论使用文臣武臣从不求全责备。在中下层官吏中，只要有一才可取，一行可观，宋太祖都给予破格提拔。
宋太祖身微位卑时，曾去投靠王彦超、董遵诲而被拒之门外。二人都是武艺绝伦、有一材可取的武将，对宋太祖能够以豁达为怀，不计个人私嫌旧怨，照旧录用或重用。如王彦超，在太祖即位后，特别给他加了中书令官衔。一次，太祖与众臣一块宴射。酒饮半途，太祖问王彦超：“旧在复州，我前往依靠你，为什么不肯收留我？”王彦超吓得连忙退席叩头托辞说：“当时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御使，正如一勺之水怎能包容庞大的神龙呢？如果当日臣留住了陛下，陛下您又怎么会有今天的丰功伟业呢？”宋太祖听后一笑了之。
那个曾经侮慢过宋太祖的董遵诲，多年来一直跟随太祖的政敌韩通。太祖黄袍加身后，惶惶不可终日，自以为罪责难逃。一日，太祖召见，遵诲伏地请死。这时，遵诲的部卒，乘机敲响登闻鼓，揭发遵诲十余条不法之事。董遵诲认定必死无疑，没想到太祖竟开恩不问，还诚恳地对他说：“我正需用人之际，赦过赏功，难道还计较旧恶不成？你不必担心，我将继续录用你。”赵匡胤说到做到，不但仍然委任他当军事指挥官，还把他提拔到罗州史；同时，又设法将他的母亲从辽统治下的幽州（今北京一带）赎了回来。遵诲感激不尽，效命太祖，在平叛、捍边中立了赫赫战功。
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对太祖擢用英俊、爱惜人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擢用英俊，不问资格，看到中央、地方官中有一材一行可取的话，暗中记下名字。遇上缺官，就翻查名籍簿册，选择适当人选。因此，天下没有怀才不遇之叹，人人都求报效。”这个评价，虽有夸大的成份，但是，宋太祖的以上这些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然而，矫枉过正，尽收事于一身，所谓“祖宗家法”，导致君权绝对化，国力日益赢弱，军队不能打仗，留下了宋代外患不断的祸根。
宋太祖赵匡胤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戎马生涯。黄袍加身之后，平定叛乱，征伐群雄，所进行的也都是些军事行动，包括“杯酒释兵权”这样的调整军事机构的做法，也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如何巩固政权的。然而，从他登上皇位那天起，他就已经开始了从军人向政治家的转化。
最初，宋太祖同五代时期的许多军人一样，瞧不起文人儒生，崇尚的是武力。有一次，宋太祖与赵普路过朱雀门。宋太祖指着门上的牌匾问：“为什么不直接叫‘朱雀门’，中间加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之”是语助词，宋太祖轻蔑地笑了笑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宋太祖从武将骤然当了皇帝，仍然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习气。有一天，他在皇宫后苑用弹弓打麻雀，正玩得起劲，有个臣子声称有急事求见。太祖只好放下弹弓去见，一问只是一般的政务。太祖很生气，就责问那人为什么谎称急事骗他，那人说：“这事也比陛下弹雀要急。”宋太祖大怒，随手拿起身边的斧子，用斧柄向那人打去，顿时打落了那人嘴上的两颗门牙。那人慢慢地弯下腰，拾起牙齿放在口袋里。宋太祖问：“你把打落的牙齿收起来，难道还想告我吗？”这话的确像个蛮不讲理的武夫所言。也许太祖在盛怒之下忘却了自己的身份。但那人却从容回答说：“臣不能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这句话等于警诫赵匡胤，你做了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宋太祖的自我反省精神还是很强的，听到这句话后，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忙堆下笑脸，事后还赏赐给那人许多金帛。
还有一次，宋太祖到太庙中祭祖，看见里面摆设着许多礼器，武人出身的赵匡胤，不认识这是些什么东西，就问：“那是什么东西？”侍臣说是礼器。宋太祖说：“我祖宗哪认识这些西！”就命令撤掉，换上日常碗碟和家常便饭。祭祀结束后，宋太祖醒悟到，这已经不是普通老百姓在祭祖了，于是又令侍臣把那些撤掉的礼器重新摆上。
对宋太祖赵匡胤影响最大的，应当说是辅佐他登上皇位的重要谋士赵普。赵普在赵匡胤登基之后的所为，虽然不像是唐太宗手下的魏征，但也是经常犯颜直谏。有一次，他推荐某人可以为某官，宋太祖不同意。赵普第二天又提起那个人，宋太祖还不同意。第三天赵普还推荐那人，宋太祖大怒，抢过赵普的奏折，撕碎扔到地上。赵普不动声色，跪下拾了起来，第二天把撕碎的奏折贴起来，继续推荐那个人。宋太祖拗不过赵普，终于同意了。还有一次，赵普提出给一个宋太祖很反感的人升官。宋太祖不同意，赵普仍旧坚持。宋太祖大怒，说道：“我就不给他迁官，你能怎么着我？”赵普严肃地说：“刑赏，天下之刑赏，怎么能以陛下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呢？”
当了皇帝的赵匡胤，终于认识到天下由马上得之，却不能以马上守之。在承平的岁月中，统治集团的文人儒士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得宋太祖不止一次感慨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对臣子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宋太祖赵匡胤时常反省自己的言行，这使他加速了从军人到政治家的转化，迅速适应了新的地位。
史载宋太祖生活较为俭朴，常常穿着旧衣服，乘坐的车子及穿的衣服多是素色。宫中的帘帷也没有华丽的装饰。有一次，他发现他的三女儿穿着用翠鸟羽毛装饰的衣服，就说：“今后你不要再穿这样的衣服了。”公主不以为然地说；“这一件衣服才用多少翠羽。”宋太祖说：“不是因为这一件衣服，因为你一穿，宫内宫外就会争相仿效，翠羽价格昂贵，有的人就会乘机倒卖害民。你生活于富贵之中，要知惜福。”
一次，公主看到宋太祖的车子很普通，不解地问道：“父王，您做了天子，难道还不能用黄金装饰车子吗？”宋太祖严肃地说：“我以四海之富，就是把宫殿全用金银装饰起来也办得到。但我是为天下守财。哪能妄用！古语说：以一人治天下，不是以天下侍奉一人。”宋太祖身居帝王之尊，却心胸豁达、不计前嫌、勤俭节约、力戒奢侈，实在是难能可贵。
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整整五十岁。作为一国之君，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宋太祖苦心经营十余年，终于使分裂了几十年的天下重新趋于统一。宋王朝内部各个领域的各项制度也初具规模，对外关系基本稳定，迎来了它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正当这时，宋太祖却病倒了，而且很快就驾崩归天了。
关于宋太祖之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赵光义继位之事，宋人修史讳莫如深。野史笔记偶有记载，也是众说歧异，不是涂饰很厚，就是蒙上天命论的神秘色彩。宋太祖之死，虽说是因病，却也死得有几分蹊跷，不明不白。太祖死后，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
宋代有一个叫文莹的山林老僧在《湘山野录》一书中对赵匡胤之死这样写道：
太祖曾问卜于一个“忽隐忽现”的混沌道士：“还有几多寿？”道士掐算了半天，说：“只要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可延长寿命十二年，如果不是，应当赶快措办后事。”太祖默默在心中记着这个令人不安的日子。十月二十晚上，宋太祖心情紧张地来到太清阁观望天象。开始，星光灿烂，天空睛好，太祖心中很是高兴。可是，好景不长，忽然间阴云四起，雪雹骤降。太祖见势不妙，赶忙撤走仪仗，退归寝宫，召晋王赵光义入寝殿。赵光义入殿后，太祖屏退宦官、侍女，兄弟俩人斟酒对饮。从殿外远远望去，只见烛光之下，赵光义有时做出避席的姿态，像是有难忍之事。三更鼓响过，二人方饮罢。此时殿前的落雪已有几寸深了，太祖皇帝步出寝宫，用利斧戳着雪地，“嚓嚓”之声清晰可闻，并传来声声凄厉的喊叫：“好做！好做！”太祖回殿后解衣即睡，鼾声如雷。这天夜里赵光义没有出宫，也留宿于禁中。至五更鼓过，宋太祖就毫无声息了，值夜内侍一看，太祖已经归西了。
关于宋太祖之死，宋代官修史书均记载不详。这恐怕与北宋自太宗以后全是太宗子孙继承皇位，避讳此事有关。不过从宋太宗赵光义的即位看，也有许多可疑之处。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则干脆讳言太祖死因，而关于皇位继承问题，却又自持一见。据记载：太祖死时已经四更，宋皇后派内侍王继隆召太祖子秦王德芳，王继隆却直接去了开封府找晋王赵光义。时隔不久，宋皇后听到了王继隆的声音，忙问：“德芳来了吗？”王继隆说：“晋王到了。”宋皇后大惊失色，哭着对赵光义说：“我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在宋代俗称皇帝为官家，赵光义说了一句：“共保富贵，不要发愁。”
为了说明宋太宗即位的合理性，又有所谓谁也没见过的“金匾之盟”一说。这是指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鉴于后周亡于幼儿的教训，临死前，当着匡胤、光义、赵普的面立下匡胤死后光义即位的遗嘱。从司马光记载宋皇后急忙召秦王德芳事来看，“金匾之盟”似属子虚乌有。宋太祖临死并没有所谓传位光义的遗诏。光义继位，纯粹出于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和阴谋。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在当年就急忙改元。未逾年而改元，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此外，没过几年，其弟廷美贬死房州，太祖子德昭被逼自杀，德芳不明不白死去。种种蛛丝马迹，使后人颇为怀疑赵匡胤死于非命。然而，传闻非一，文献难征，烛影斧声，遂成为千古之谜。
宋真宗二三事
汀州有个人叫做王捷，自称在南康这个地方遇到一个姓赵的道士，传授给他炼丹术，还给了他一把精制的小神剑。原来这个道士是上天的司命真君，也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之父。大臣刘承畦把此事奏给真宗皇帝，皇帝一听深信不疑，赐给王捷一个新名字叫王中正，并可到龙图阁上书言事。不久又给他的祖父追加一个封号——司命天尊，又任命王中正为左武卫将军。
真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梦见一位神人传达玉皇大帝的旨命：‘我原先命令你的祖父赵元明传授给你一部天书，现在还要让他去见你。’第二天又梦见神人传达我祖父的话：‘你要摆设六个座位等候我，我的座位要靠在西边。’于是当天就在延恩殿设立道场。到了五更之初，先是闻到一股奇香，接着黄光射满大殿，祖父驾到。我一再在殿下参拜。不一会儿又来了六个人，向祖父作揖，然后各就座位。祖父让我到他跟前去，他说：‘我是人皇九人中的一人，是赵家的始祖，第二次降生就是轩辕皇帝，后唐时又降生于赵家，现已百年。你作为皇帝要好好保护黎民百姓，我就不详嘱咐了。’说完就离开座位驾云而去。”
王旦等大臣听真宗这样一说，莫不跪拜称贺。于是真宗下诏告谕天下，赦免刑犯，加恩于众。又命令丁谓等人撰写《崇本仪注》，记载此事。在这一年的闰月里，真宗给其祖父加封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祖母封号为“元天大圣后”。于是又加封太庙六室尊号。群臣为真宗加的尊号为“崇文广武威天尊道感应信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不久，又建造景灵宫以供奉圣祖。因为孔子的谥号犯圣祖的名讳，把孔子“元圣先师”的谥号改为“至圣先师”。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赵恒立德妃刘氏为皇后。皇后父刘通，官拜虎捷都指挥史，攻打太原，半道死去。皇后是刘通的第二个女儿，皇后在婴儿时就失去双亲，被外祖家所抚养，她很会玩拨浪鼓。蜀地有个叫龚美的人，是个银匠，把她领到京城。十五岁那年，她进入襄王府。真宗即位，入宫任为美人，又想要把她封为贵妃，大臣李沆不同意。不久以“修仪”的身分进封为德妃，在后宫受到皇帝专宠。郭皇后死去，真宗想立德妃为皇后，翰林学士李迪劝阻说：“德妃出身贫寒低下，不可以做天下之母。”参知政事赵安仁也说：“不如让沈才人做皇后，因为她出身于宰相之家。”真宗没有听他们的话。
真宗想让杨亿草拟进封皇后的诏书，就派丁谓去传达旨意，杨亿感到很为难。丁谓对他说：“你勉强草拟成它，不愁不大富大贵！”杨亿回答：“像这样求得富贵，可不是我所希望的！”于是只好让别的学士去草拟诏书。
刘氏当了皇后以后，因为没有家族至亲，所以就把龚美当做哥哥，并改其姓为刘。刘后听说李迪说过她的坏话，非常恼恨。刘后性格聪敏机警，通晓书史，听到朝廷发生什么事，都能原原本本地记住。皇帝退朝之后，要批阅大量奏章，往往要看到半夜，刘后也都参加，提出己见。皇宫中有什么疑难之事需要回答，她总是援引先前的事例、制度来答对，因此，皇帝非常器重她。此后，她逐渐干预朝政，皇帝也情愿同她商量。大臣屡次劝谏皇帝，皇帝始终不听，照旧与皇后商议国事。
宋真宗亲自去参拜奉祀老子的太清宫后，就给老子李耳加上封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大臣孙奭向皇上进言：“陛下你事事仿效唐明皇的做法，难道你把唐明皇看做是一个贤明有道的君主吗？”真宗说：“我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参谒皇陵，祭享老子这几件事，都不是从唐明皇那里开头的。况且唐朝开元年间以来的礼制，尚被现在所沿用，不能因为发生‘天宝之乱’，就说先前什么也不对。”于是真宗就写了一篇《解疑论》，示给群臣。至此只好把此文奉做天书，发给京城各色人等，于是尽去拜谒太清官。大臣丁谓为此奉献一只白鹿，九百五十棵灵芝草。
荣王赵元俨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有一天，在他的家里起火，蔓延到皇帝的宫殿、楼阁和内库。主管大臣向皇帝揭发此事，肇事者应当处死并牵连许多。大臣王旦对真宗说：“陛下，您不是发下诏书说责任在您吗？现在竟想杀掉许多有牵连的人。况且，起火的原因虽有踪迹可寻，但是，怎么能知道不是上天在惩罚我们呢！”真宗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有几百人被免除了死罪。王旦这句话救活了不少人。
宋真宗派人到郊外去察看虫灾。这几个人找到几只死蝗虫送给他看，他又把蝗虫交给大臣们看。第二天宰相把死蝗虫放在袖子里进见皇帝，说：“蝗虫都完全死掉了。”又展示给朝廷大臣，并率领百官向皇上祝贺。大臣王旦站出来说：“蝗虫出而为灾，消灭它就是万幸的事，又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坚持不可祝贺。过了几天，二府官员向皇帝启奏：飞来的蝗虫已遮天蔽日。这时，皇帝对王旦说：“我正想让群臣百官为消灭蝗虫庆贺一番，可是蝗虫却如此猖撅，这难道不要被天下耻笑吗？”
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六月，皇帝患风寒症，政事多由皇后决定。大臣寇准、李迪对此颇为担忧。
有一天，宰相寇准请屏除外人，对皇帝说：“皇太子是人们所期待的，希望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他，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维护他。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对。寇准暗地里让杨亿草拟表章，请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推荐杨亿辅佐太子理政。
事隔不久，寇准醉酒，泄漏秘密，被丁谓听到。他说：“皇上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丁谓于是在暗地里极力活动，要皇帝罢免他的官职。皇帝不记得同寇准有说定的话，竟把寇准免做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让他不得亲近自己。
东宫宦官周怀政，为此事忧惧不安，暗地里商量：奉真宗为太皇，而把皇位传给太子；不许皇后干预朝政；杀掉了谓而恢复寇准的宰相职位。客省使杨崇勋等人，将怀政的谋划告诉了丁谓。丁谓当即换上便服趁夜坐上牛车，带着杨崇勋到曹利用府上计议此事。第二天，他们把这件事情奏给真宗，真宗下诏让曹玮负责审讯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真宗非常恼怒，想严惩太子，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你有几个儿子？竞想如此处理。”真宗一听才明白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宋神宗改革
赵顼，宋英宗长子，初名仲针，后改名为顼，出生于1048年，卒于1085年。1067年1月，英宗病逝，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
顺应历史潮流，下定决心改革，是宋神宗期间一大历史功绩。“不让改革，就不做皇帝”的故事，便反映了宋神宗力主改革的决心。
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到宋神宗即位，大宋天下已经走过了107年的里程。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原来曾一度生气勃勃的宋室天下，逐步走向因循守旧。到神宗即位之前，已经弊病丛生，变得“民力困极，国用窘乏”。这使宋神宗看到：再不改革，赵宋天下便难以持续下去。于是，在熙宁、元丰年间，宋神宗决心以王安石为相，进行改革，力行变法。因这种变法是在熙宁二年（即1069年）至元丰末年（且91085年）间进行的，故称为熙丰变法。但在变法的一开始，便受到了高太后和元老旧臣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人的反对他们重重设障，处处非难。然宋神宗血气方刚，胸怀大志，以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和勇气，决心将变法进行下去。有一天，神宗陪高太后与他的弟弟、祁王赵颢去太皇太后处问安。太皇太后听了反对派的意见，也不赞成变法。乘神宗前来问安之机，便对其道：“我听说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神宗道：“青苗法是由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钱给农民以渡难关，待谷熟后还官。这样，可以防止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不是不好，而是于民有利。”太皇太后故装聋作哑，不予正面回答，而又建议道：“王安石很有才学，然反对他的人甚多，不如暂时将他调离京都。”神宗自幼是有名的孝子，平时对太皇太后更是百依百顺，然而这一次，他却不听太皇太后的了。他道：“现在满朝文武中，只有王安石能横下一条心报效国家，怎么能调出呢？”太皇太后一听，这是神宗不买她的账，便顿时满面不悦。神宗的弟弟见状，急忙劝他的哥哥道：“太皇太后之言，乃至理之言，陛下不可不思而行之。”神宗见弟弟也反对变法，不觉大怒，厉声道：“照你这样说，却是我要败坏天下耶？既如此，那就由你来当这个皇帝了！”众人一见不同意变法，神宗连皇帝也不当了，都有些害怕了。特别是他的弟弟赵颢，见状更是吓得直哭，为缓和气氛，只好让步道：“我只说了一句话，乃是劝你，又何必如此激动，竟然说这样的话呢！”结果，祖孙三代不欢而散。
尽管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而神宗仍不失为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也是我国古代史上少有的青年改革家。
宋神宗即位之初，具有大志，颇爱人才。元丰年问，他曾召集辅臣讨论人才问题。有的崇尚道德，有的崇尚功名，各有见地，互不平服。神宗道：“人才固有大小之别，如古之立功名者，管仲在齐国为相，商鞅在秦国为相，吴起在楚为相，皆能使政令必行，如何评论他们的道德？傅说在商为相，周公在周为相，可以说道德功名兼而有之。由此可见，作为一个臣下，如果仅能言道德，而无功名之实，也是无补于世的。”
神宗在位期间，注重务实，不尚浮华。每逢大礼，有一些善于以奉承取宠的大臣，总要劝神宗上尊号，却都被冲宗顶了回来。熙宁二年，连一些于朝廷举足轻重的执政老臣，也劝神宗上尊号。神宗郑重其事地对执政大臣道：“尊号对于联，一无加损，虽上百字，有何用途？”之后·大臣们再次提出给神宗上尊号，以表臣下诚意。对此，神宗特于元丰三年，即1080年，正式下诏废除上尊号的制度，表示自己终生不受尊号。诏书一下，臣民无不赞誉。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社会各个方面已经是弊病丛生。甚至出现了国家财政赤字。
为了顺应历史的潮流·稳定社会局面，宋神宗下决心要改革现状。但是，这仅仅是起步的前提。用什么样的人进行改革，改革什么，怎样改革，这对于宋神宗来说。困难重重。
神宗皇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人来主持改革。宋神宗早就听说过王安百学问渊博，当地方官时政绩显著，于是想把王安石召来京都。之后曾公亮等人又向宋神宗极力推荐，而王安石本人也有改革的雄心壮志。这样，王安石便来到京都，由翰林学士而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便在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了。
王安石雄才大略·但主观、武断，而且急于求成。宋神宗重视了王安石的雄才，却忽视了他的弱点。因而，他在信任、支持王安石变法时，连同王安石的弱点也一同支持了，这就使变法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偏差。王安石颁布的各项法令，既令豪强大地主向国家多纳钱粮，又要加重农民负担，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这就必然引起豪强地主的反对，也为农民所不满。造成了局势的更加混乱。面对这种情况，宋神宗束手无策。他曾经想起用司马光代替王安石，由于王安石的激烈反对，宋神宗只得继续支持王安石变法。这就可以看出·宋神宗不是对王安石的主观、偏激提出批评或劝告，而是企图以行政手段简单地解决问题。直到熙宁七年（1074年），宋神宗终于将王安石罢相。第二年又复相，不久再次罢相，从此不复任用。
王安石罢相，并不足王安石变法的终结，在宋神宗的直接领导下，改革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趋于完备。不过，宋神宗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天下老百姓，而是为封建统治的长冶久安。然而·宋神宗勇于改革的精神，勇于消除封建统治中出现的弊端的气概，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调整了封建政策法令和生产关系，无疑应该得到后人的钦佩与肯定。
宋哲宗之立
宋哲宗赵煦，神宗第六子，初名慵，1085年3月，神宗病死，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据说，父死子继，顺理成章，乃帝王旧制。偏偏赵煦在继位过程中，还出了个小插曲：假如晚一步，他这个皇位就继不成了。
且说1085年春，神宗有病，看着不好，便召辅臣拟立太子。神宗本有14个儿子，然多早亡，第六子赵佣便成了长子，封延安郡王，时年10岁。职方员外郎刑恕，欲在废立中抢功，便提前找到辅臣蔡确道：“一个国家，只有立成年者为君，才能上安国，下宁民。你应该从赵岐、赵嘉二王中选立一位。”蔡确道：“君言亦有道理，但不知太后意下如何？”刑恕道：“岐、嘉二王皆为太后所生，母子情重，必当同意，这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蔡确一想，很有道理，遂喜道：“好。但也需先去给太后报告，免生枝节。”刑恕道：“我现在就去暗中联络一下，管保马到成功。”刑恕言毕，径去找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密商。刑恕道：“延安郡王年幼，怎么能成大业？根本比不上岐、嘉二王，望您三思。”高公绘听后大惊道：“这是断不可以的，此乃有关社稷大业，岂是我等所敢随便变动的？你此来不是要为我家带来大祸么？”刑恕碰了个钉子，但仍不死心，又与蔡确密谋，拟约王珪以问帝病为由，暗中指使开封知府蔡京外伏剑士，胁迫王珪同意；倘若王珪不同意，便立即将其斩首。对歧、嘉二王，高太后早有防备，生怕其抢位，预先已做下十岁孩子可穿的龙袍。故未待蔡确、王珪见面，高太后见神宗病情加重，便已入室中议定，册立延安郡王。没过几天，神宗病危，延安郡王被立为太子，改名赵煦，刑恕、蔡确计谋落空。又过了五天，神宗驾崩，即日，赵煦即位，是为哲宗。
宋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夏四月，皇宫内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在太皇太后高氏的主持下，朝中为十七岁的皇帝举行大婚典礼。这次册后典礼的隆重，是大宋朝开国以来少有的。为了替哲宗选一个足能母仪天下的好皇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两人煞费苦心，从宦门仕族中广为甄选，共挑中一百多名秀女人宫，然后，又百里挑一地选出了禀性娴雅、姿质端庄的孟氏，眉州防御史兼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
又经过一段时间宫廷礼仪的熏陶和见习，稳重大方的孟氏更得两宫太后的欢心。于是，由太皇太后宣告宰相，再诏示中外：册立孟氏为正宫皇后。鉴于近几朝的册后礼仪过于简略，特命翰林、礼官等妥善议定六礼，以示格外隆重。这样，忙坏了一班大臣，大家斟古酌今，引经据典，议论了好几天，方才草定一篇“册后仪制”，由宰相吕大防亲自审核再送到太皇太后的手里。
过了一天，太皇太后批准的旨意下达，命司天监择定大婚吉日，又组织了一套由宰相、学士、尚书、亲王参加的礼仪班子，使六礼分司，各有专职。
五月戊戌这天，是哲宗大婚之日。黄昏时分，吉时一到，哲宗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登上宝座，开始了“奉迎之礼”。文武百官在吕大防等宰臣的率领下，鱼贯入朝，东西厢站定。先是典仪官奉上皇后册宝，放在御案前，吕大防率领百官向皇帝朝拜，然后由宣诏官传谕：“今日册孟氏为皇后，命公等持天子节奉迎皇后入官！”吕大防等第二次叩头受命，从典仪官手中接过册宝，率百官第三次叩头。宣诏官再传太皇太后的诏令说：“奉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节奉迎皇后！”吕大防等第四次跪拜，辞别出宫。
迎亲的仪仗队浩浩荡荡来到皇后住地。吕大防等人被接进厅堂，皇后的父亲朝北跪下，吕大防宣读太皇太后制书。读完，皇后之父拜谢太后的典恩，接受了诏书。于是，保姆引着皇后走到前厅，吕大防向皇后行过礼，奉上册宝。皇后走到堂下，面北再拜，感谢皇恩。礼毕，由一名内侍上前接过册宝，再转呈给皇后。这时，吕大防等退出，皇后升堂就座。皇后的父亲站在东阶，面朝西嘱道：“小心啊小心，早晚都不要违背皇命！”说完退下。又有皇后的母亲站在西阶，面向东叮咛道：“小心啊小心，早晚都不要违背皇命！”于是，皇后走下堂来，登上肩舆。抬出大门后，即由吕大防等引导向宣德门而行。到了宣德门，再由早已列队在那里等候的百官及宗室亲王拜迎，入端礼门，穿过文德殿，再进内东门，人福宁殿。皇后在这里下了肩舆后，进后殿稍事休息。
一会儿，身穿大婚礼服的哲宗来到殿前坐下，尚官（内廷礼官，以下“尚仪”“尚食”同）引皇后出殿，在殿上东西方向而立。尚仪跪下，请皇帝起座迎接皇后。哲宗起身走到殿前庭中，向站立的皇后拱手行礼。于是，帝后一起，慢慢地走人内殿，在御榻前并排站定，尚食捧上饮具后，帝后双双坐下。第一次、第二次饮酒时用爵，第三次饮酒用卺，合卺后婚礼便算完成了。这时，已是夜深人静，尚官请哲宗换上便服，尚寝也请皇后脱下礼服，帝后两人进入帷帐，这一夜，龙凤联欢，恩爱无比。
第二天一早，新婚帝后双双朝见太皇太后高氏、皇太后向氏以及皇太妃朱氏；第三天，又去宗庙向祖宗行礼。回宫后，再去朝见太皇太后。高太后高兴地对哲宗说：“皇帝得了贤内助，可是件大好事，愿你俩相敬相爱，方不辜负我的愿望。”
只胳膊搂住张邦昌，把他扶进福宁殿玩了一会儿。到了晚上，她又把养女陈氏打扮一番送给张邦昌。等张邦昌回东府，李氏暗地去送他，因李氏责抬轿的人走得不快，这事才被轿夫泄漏出来。上边得知，就把李氏投进监狱，李氏招认。于是皇帝下诏让马仲如到潭州去，揭露张邦昌过去的种种罪行，终于把他杀掉。
金人攻进汴京之后，大宋的九件玉玺（玉玺，皇帝的印信）只有“大宋受命宝”和“定命宝”还在。于是高宗南下之后，又制作了三件玉玺：一件叫做“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第二件叫做“天下合同之宝”；第三件叫做“书诏之宝”。以后到绍兴元年，又制作了“大宋中兴宝”。
宋高宗赵构有一天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起初不认识皇太后，自从把她迎来南京（商丘，高宗即位地），爱我就像亲生的一样。现在她在几千里之外，受兵荒马乱的惊扰，应当立即把她迎接到这里，以满足我朝思暮想的心愿。”于是就派卢益、辛企京和潘永思等人，从虔州把她迎接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