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忻出任侍卫长时，蒋介石的警卫和安全工作，已在蒋经国主宰的改革下成功地转而由侍卫长负全责了。
士林官邸安全的最高指挥官为侍卫长，职衔为中将，其下有两位中将或少将军衔的副侍卫长。在侍卫长统领下，官邸侍卫系统分为两组，一是最核心的内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内卫组和侍从组；二是外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警务组、警官队、警安组，并可以指挥外卫宪警人员。官邸侍卫系统负责保卫蒋介石夫妇安全的任务（由先前名义上的蒋介石一人增加到夫妇两人）。
蒋宋夫妇出巡，侍卫人员和官邸内务科工作人员比以前大大增多了。车队规模十分浩大，一出行就是一条长龙。
进入60年代后，蒋介石夫妇的座车已换成各种型号的美国豪华凯迪拉克大型座车。
蒋介石出巡时，“总统”车队第一辆是先导车——凯迪拉克五人座的豪华轿车；第二辆车是“总统”和夫人的座车——七人座凯迪拉克，前座右侧坐着座车侍卫官（即蒋介石的侍卫官），负责帮蒋介石夫妇开关车门；第三部车是“随一车”——即第一辆随行的工作人员座车，里面坐着夫人宋美龄的侍卫官，还有“总统”的副侍卫长或内卫组主任，充当整个车队的指挥官；座车后座上，右侧坐着“总统”的侍卫长，中间的位子坐“总统”的随从副官，左边是侍从医官——“随一车”主要是预防“总统”座车抛锚时立刻替换的备用车，它的清洁和车况经常保持最佳状态，以备不时之需；第四部车是“随二车”——和“随一车”相同，也是凯迪拉克七人座车；坐在车头右侧的，是内卫组组长，后座是内卫组的侍卫；第五部车供武官、秘书及其他人员乘坐。跟随蒋介石的核心侍卫人员，除侍卫长和副侍卫长外，至少另有六人以上侍卫人员随行。若加上外围的军警，每次少说有100人以上的警力，且不包括打前站的警务和内务人员。
因此，有人说：“‘总统’出游，可以和大清乾隆爷下江南的盛况媲美。”此话倒不假。
困在孤岛，蒋介石夫妇时常去中南部度假。因为路途遥远，坐长途车累，大多改搭专机。“总统”专机一般只由侍卫长和贴身侍卫及少数随从才有资格坐。像内务科的一些人员，去先遣打前站，则可以搭乘先遣机，到达目的地，把一切须处理好的事情做好，再在原地等候蒋介石夫妇的大驾光临。另外，维护安全的官邸警安组人员，则须先遣到目的地警察局，成立联合勤务指挥所，警安组组长为指挥官，指挥当地军宪警人员，统一执行保护蒋介石安全的一切任务。
但蒋介石即便是搭专机去中南部，“总统”的座车还是不能少。为此，侍卫人员必须提早将豪华座车先用火车运至目的地，以供蒋介石夫妇到达后使用。若是地形比较陡峭且无公路的地方，则要准备好轿子和轿夫，以供蒋介石夫妇去寻幽览胜。
1965年12月，胡忻调回“国防部”，由蒋经国的亲信郝柏村接任侍卫长。
在台湾沉寂几年后，蒋介石豪华出游的劲头与在大陆时那样盎然，丝毫没有改变，小王朝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又重新陷入奢华、腐败之中。
1966年春一天下午，一位贴身副官因为跟随蒋介石出游，弄得身心疲累，于是告诉另一侍卫官说：“我想去仓库稍微睡一下，如果有什么事，请你叫醒我！”
下午，蒋介石想要去洗澡，在楼上打铃叫人。侍卫官故意不去叫醒那位贴身副官。结果，蒋介石怎么叫怎么打铃也没人回应，气得不得了，说：“×××平日就小过不断！”一气之下，将这个副官调出“总统府”，当一般行政人员任用。
但是，“总统”官邸不能一日无人，而且少了一个贴身副官，轮值就十分吃力，众人多加了一个班就纷纷喊累。内务科科长陈杏奎找了一个浙江籍的便衣卫士来递补空缺，然而，这位新副官不管怎么努力，始终得不到“总统”的欢心。
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去寻找人选。一日午后，他“乘车散步”，外出兜风，突然心血来潮，问起座车侍卫官季峻宫：“在‘总统府’服内勤的那个小的叫什么名字？”
季峻宫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他叫翁元。”
蒋介石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7月7日是星期三，蒋介石照例要去开国民党中常会。谁知他一早起来，就对内务科长陈杏奎说：“打电话给庶务科长蒋孝杰，命令翁元立刻于当天上午到阳明山官邸报到，车子都已经派好，上午就去接人。”
蒋孝杰算是官邸中为数极少的老侍卫了。他是溪口人，进入蒋介石的侍卫队伍之前，有着一段传奇的经历。他家本是溪口种田的乡民，兄弟三人，他最小。在40年代末，蒋介石打得兵力大损，为了补充兵源，民国政府硬性规定，一家兄弟三人必须出一名壮丁。蒋家三兄弟都不愿去当兵当炮灰，头年抓丁，三兄弟全部外逃，结果，县政府来征壮丁见着没人，不由分说，把其父绑去，关押在大庙里，最后全家用谷子才把他赎出。第二年又来抓丁，一家人商量，老父亲说：“这次再逃不是办法。三兄弟中算老三脑子灵活，躲枪子儿精明些，就让他去吧！”
于是，蒋孝杰就出去当兵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就穿着破衣满身虱子跑回来，眼看部队派人要来捉拿逃兵，经本家族兄蒋祥庆推荐，他跑去南京，到蒋介石侍从室当了一名卫士，从此跟随蒋介石南来北往，辗转到了台湾。
他的脑子确实灵活。到了台湾后，一次随侍蒋介石接待外宾时，听蒋介石说要在台湾作长期准备，感到台湾的土地价格肯定要猛涨，于是把所有的积蓄购买地皮，终于成为了侍卫官中最富有的人。有了钱，就可以与权贵们搭话、交往，因此成为了老侍卫中的“不倒翁”，并且还升为了少将。
蒋孝杰接到蒋介石要见翁元的交代后，立即亲自通知翁元赶去阳明山官邸。
翁元接到蒋孝杰口头下达的调职令，有些莫名其妙，不敢多问，跟着他赶去阳明山。
上午10时左右，翁元在阳明山官邸向内务科长陈杏奎报到。陈杏奎说：“老先生回来后带你去晋见。”
中午，蒋介石回到了官邸。翁元跟着陈杏奎一起走进了蒋介石的书房。蒋介石正坐着休息。陈杏奎过去报告：“先生，翁元来了！”
蒋介石看了翁元一眼，很随和地说：“好！好！那就开始工作吧！”说完，他们就立刻退了出来。
就这样，翁元正式成为官邸内务科的成员，加入了“总统”贴身副官的行列。
岁月匆匆，燕子来去。蒋介石和要员们败逃到台湾后，仍然没有改变在大陆时期的豪华、奢靡享受的本性，但是岁月还是改变着人。随着年纪渐老，蒋介石也少了肝火，不知是对人生参悟透了，还是精力不够了，对身边的侍从态度发生极大变化——不再像当年待王世和、竺培基（于1959年7月离开侍从室）那样动不动就呵斥、打骂，对待年轻的侍从们完全像长辈待晚辈那样亲切、和蔼，侍卫犯了错，就当面指点，不再发脾气，更不动手打人。为此，蒋孝杰时常以“老人”的身份在年轻侍卫前告诫说：“嗨，先生变了。要是以前，你们这么毛手毛脚，叫你去东你往西，早被先生逐出侍从室了！”
此话确实不假。任何强势、霸道的人物也逃不出岁月这只化骨绵掌的魔力。
年底就要过春节了。一天，翁元正在介石办公室旁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道：“翁元，翁元，先生叫你进去。”
翁元先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蒋介石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这是台湾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翁元”一声。翁元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几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那儿。
蒋介石以很慈祥的口气开口说：“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随后，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了过来。
翁元赶紧用双手接过来，感动得一个劲地说：“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蒋介石笑了，似乎完成一件自己很满意的事情。
按照蒋介石的惯例，每年春节、端午和圣诞三节都要对侍卫们进行犒赏，侍卫官300元台币，侍卫150元，内勤人员100元。在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这笔奖金对一个侍卫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加上他们的高薪，足足可以使他们的家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