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远征失败后，史迪威认为他丢失了缅北地区，要带兵去收复回来，为此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利用租借法案来装备国军30师，由他进行训练，随后举行反攻，夺取东南亚。这个计划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于是大量美国军援和顾问、教官涌进大西南后方，一时之间，重庆和昆明等地到处充斥着美军大鼻子。
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有美国背景的人士大吃其香，“大老土”王世和也隐约受到下岗威胁。
这个让王世和头疼的挑战和威胁主要来源于“洋派”。并且，这个“洋派”不是重庆大街上日益增多的美国人，而是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和蒋纬国。
宋美龄一直瞧不起“土包子”王世和，上次把他撵走，这次他随扈蒋介石左右，老毛病没改，跟不上新形势的许多新毛病又涌现，因此对他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日比一日增多。
其实，王世和为了跟上形势，着实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以前为了迎合宋美龄的洋气，把“海归”孙立人聘请为侍卫总队副总队长，以提高侍卫队伍的素质。第二次上岗之后，他不再嘲笑蒋、宋之间“打铃打铃、打打打”，处处模仿海归派的一言一行，一度见着人就说“奥科”（英语“OK”），但被宋美龄几次当面叫停，说发音不准，不叫“奥科”而叫“澳客”，可王世和一直没改过来。
而其中真正的根源，并不是王世和如何土得掉渣，在重庆叫“奥科”的要员绝不是王世和一人，多如牛毛。宋美龄对王世和看不惯的根源，是因为蒋介石的原配毛福梅。
王世和出生在农村，行为粗鲁，爱用皮靴子踢人，但又有一定受人点滴、涌泉以报的旧派思想。在玉泰盐铺当学徒店员期间，王太夫人待他甚为宽厚，毛福梅爱屋及乌，对他也不薄，王世和对王太夫人和毛福梅可以说是忠心耿耿，有事必办。毛福梅下了堂后，王世和不免有同情弱者心态，对老主顾带着几分怜悯与报恩之念。这个悲悯之念，成为宋美龄对他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世和执掌卫队的时刻，正是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之时。时刻身世不明的蒋纬国因为年幼由姚冶诚照管。王世和是贴身侍卫头领，又是自家亲戚，蒋介石时常令他往返苏州，为姚冶诚及纬国送钱送信，采办生活用品，代为照料生活杂务（居亦侨来后，这项任务主要由他承担，但大事还不时需要王世和亲自出面）。而对于毛氏这边，则完全由王世和联络。宋美龄明知王世和是奉蒋命办事，但仍把嫉恨之气出在他身上，直视之如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加上王世和奉化农村人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而宋美龄出生富豪家庭，又自幼留美，两人之间存有的阶级鸿沟因为无法沟通，就越发加深。期间，王世和的“自我提高”和“向人学习”都告失败，甚至弄巧成拙，在宋美龄眼中，他的“奥科”之类的做法宛如邯郸学步最后爬着归来一般可笑，更加瞧他不顺眼了。
在这样的纠结中，1937年4月，蒋经国带着妻儿自苏联回国，本来宋美龄唱主角，亲自接待，宛若亲母。谁知这事儿反又加深了王世和与宋美龄的矛盾。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先是不见他，见了之后又要早在苏联结婚好几年、并已生育两个孩子的蒋经国夫妇在溪口再次举行婚礼。心细如发的蒋介石又唯恐儿子的婚礼在国难时刻太过张扬，并引起宋美龄的不悦，私下命王世和回乡操办，并要毛福梅单独主婚。而蒋经国回乡后，只与亲娘亲，对“后母”妈妈怎么也不亲，使得宋美龄非常失望。尽管这次婚礼十分低调，远在南京的宋美龄依然洞如观火，知道蒋介石隐身幕后，王世和在台前，蒋经国担纲，几人合伙与毛氏“欺负自己”，因此大为不满。事后，王世和也曾告诉过身边亲近的人说：“夫人（宋美龄）对经国、纬国皆心存芥蒂。”以后，他想摆脱间杂在蒋介石、毛氏和蒋经国等人之间的这种尴尬的角色，做名“清官”，不管人家的家务事，但他不过是蒋介石的一个走卒，又如何摆脱得了？
隔了一年多，1939年又成为新的“祸始”之年。
12月，在重庆的蒋介石第一次得悉奉化老家遭到日机轰炸，心里不安，立即派王世和兼程赶返溪口，准备接出毛福梅，送去蒋经国所在的江西。谁料王世和尚未赶回奉化，就发生了意外。
12日下午2时，从宁波方向飞来六架日本轰炸机到达溪口上空，投下一连串的炸弹，炸得溪口镇乱作一团，文昌阁乐亭被夷为平地，丰镐房附近的民房也燃起熊熊大火，毛福梅本来已逃出房外，谁知半路上发现房门钥匙未带，又急忙回去取。取了钥匙，镇上的董老师扶着她再次跑出后门时，刚到后墙，三枚炸弹便在他们周围爆炸，六七人同时遇难，其中包括苦命的毛福梅。
王世和行动不力，蒋介石有些恼火。而他这次暗中受命赶赴溪口，使得宋美龄更认为他是蒋、毛之间暗中联系之人，见他就眼红。
王世和与宋美龄交恶，怎么也修好不了了。谁知又添一新对手，那就是曾经一度靠着他为姚冶诚风雨兼程送来给养长大的蒋纬国。1936年，蒋纬国中学毕业后前去德国柏林大学读书，之后，又进入慕尼黑军校接受正规的德国军事教育；1939年，又去美军学习军事。1940年11月，他终于学成归来（主要是学习装甲车），回到了陪都重庆，住进了蒋介石的官邸。结果，就在这短暂的朝夕相处中，他发现官邸的警卫“太落后”，看哪儿哪儿都不合乎自己学习的“外国军事”的标准，于是向爹爹建议：“应该移植德国纳粹保卫希特勒的安全体制，俾以达到安全滴水不漏的标准。”
蒋介石最喜爱的晚辈有二：一是二公子蒋纬国，二是外甥竺培风。二人俨然腰间挂着金牌，就是晋见蒋介石到内室，也从不用通禀。蒋介石见了他们，也不生气，反而和他们有说有笑。为此，蒋介石有意安排蒋纬国去学装甲兵，竺培风学空军，大有二公子掌装甲，外甥掌空军之意。年少气盛的二公子挑战王世和的侍卫体制，令王世和感到浑身不快，也十分苦闷。
王世和心情不好，一发愁，就没有别的解脱之法，又开始喝酒、打牌，一度对人说：“我健身的方法是喝酒、打牌，不游泳。”在醉意中进行“解脱”。
然而，“小祸”接连不断。
一次，宋美龄又为什么小事儿发蒋介石脾气，一气之下直奔昆明而去。不久，她怒气渐消，又通知蒋介石自己将于某日返回重庆。王世和身为侍卫长，有职责向蒋汇报近日行程安排。在宋美龄回重庆前几日，他特地提醒蒋介石，某日某时夫人搭机返渝，请排出时间前去机场接机。谁知蒋介石没了夫人，大有觅死不活的味道，现在她要回来了，却故意在侍卫们前摆架子，闻言不置可否。王世和臆测他心里可能还在生宋美龄的闷气，也不敢多劝。
宋美龄回渝当天，蒋介石只派座车前往机场，本人则执意不去接机。王世和见蒋介石破例不去机场，深知他的脾性，不敢主动提起，以免触怒。结果，宋美龄从机场返回重庆官邸，又生气了，怒问蒋介石为何不去迎迓。蒋介石不消分说竟然抡起拐杖朝王世和打去，并责问：“为何不告诉我夫人今天要回来？”
王世和被蒋介石一拐杖打得晕头转向，如坠五里雾中，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言：自己不是早告诉夫人搭某日某时的飞机回重庆吗？一再提醒过呀，这笔账咋算到我头上来呢？原来，惧内的蒋介石见着宋美龄，被她这么一问，倒不敢承认自己故意不去接机了，急中生智，把责任推卸到王世和头上来。王世和挨了一拐棍，原本当下想辩解，又畏于蒋之威严，一个字都不敢吭，兀自隐忍吞下了这口窝囊气。
宋美龄以为王世和因为两人之间一些嫌隙，这次故意不通知蒋介石去接机，对他更加不满了。
王世和受了委屈，也没办法，只好忍辱负重，默默坚持着尽力做好分内的职务。但是，宋美龄已经决心要把他赶走了。
1942年2月，王世和陪同蒋介石夫妇出国到印度访问，视察中国驻印军基地兰姆迦；3月1日，他们又乘机赴缅甸北部军事要地腊戍视察，3月6日，蒋介石等人乘车前往梅苗开会。谁知行程情报被日军侦悉。他们抵达梅苗不久，20架日本轰炸机飞临驻地上空投弹。王世和和侍卫护送蒋宋二人就近寻找掩体避难。迅雷不及掩耳，一枚炸弹落在蒋介石夫妇近身50码处，吓得王世和胆战心惊。所幸的是这枚炸弹奇迹般地没有爆炸。
在从缅甸返国途中，蒋介石的座机从缅甸机场起飞十分钟后，突然接获地面警告：18架日本驱逐机分为三小队，正朝他们所在的航向袭来，但因未辨方位，正在云层中找寻蒋座机位置。座机内闻讯一派慌乱，每个人与机组人员均配发一只降落伞，王世和交代说：“一旦座机被敌机炮火击中，就跳降落伞逃命。”幸运的是，由于云层很厚，座机驾驶躲在云层中，逃过一劫。
当飞机飞临云南领空时，中国空军机群随即起飞掩护，日机才掉头逃走。
回到昆明后，王世和无端被蒋介石呵斥了一顿，骂他警戒工作没做好。事后，王世和获知这次挨骂，就是因为宋美龄吹枕边风的缘故。
王世和在国内管天管地，可哪有本事管到外国去呢？真是有苦难言。
1942年秋，国民政府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管制物资经济，成立国家紧急动员会议，调对西南交通和经济方面极感兴趣的贺耀组担任秘书长，负责主持。9月，贺耀组离职。蒋介石又调林蔚第二次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职。
林蔚接任后，主要精力在军委会这边，侍一处工作由王世和主管。王世和心情不好，喝酒、打牌，进行“自我解脱”，对手下疏于管理。
终于被老对手戴笠抓住了把柄。一日，戴笠报告蒋介石：“军统发现侍卫人员中有人在重庆参加了青红帮组织和活动。”
“多少人？”蒋介石黑着脸问道。
“据传查出官兵有约10人。”
蒋介石闻报大为震怒，当即把王世和叫过来，大骂：“劣性难改！”随后，宣布撤他的职。
戴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把王世和撸下台了。王世和恨恨地说：“官官相为，只有老百姓吃亏。”他这个“老百姓吃亏”了，只好请求到陆军大学特别班去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素质”。
1942年11月，王世和正式离职，蒋介石调第66军军长冯圣法出任副侍卫长，陈善周任侍三组组长。
§§第五章 俞济时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