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天父亲费劲地拖着那架沉重的手风琴来到屋前的样子。他把我和母亲叫到起居室，把那个宝箱似的盒子打开。“喏，它在这儿，”他说，“一旦你学会了，它将陪你一辈子。”
我勉强地笑了一下，丝毫没有父亲那么好的兴致。我一直想要的是一把吉他，或是一架钢琴。当时是1960年，我整天在收音机旁听摇滚乐。在我狂热的头脑中，手风琴根本没有位置。我看着闪闪发光的白键和奶油色的风箱，仿佛已听到我的哥儿们关于手风琴的笑话。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手风琴被锁在走廊的橱柜里。一天晚上，父亲宣布：一个星期后我将开始上课了。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希望得到她的帮助，但她那坚定的态度使我明白这次是没指望了。
买手风琴花了300块钱，手风琴课一节5块钱，这不像是父亲的个性。他总是很简朴、很务实，他认为，衣服、燃料、甚至食物都是宝贵的。
我在橱柜里翻出一个吉他大小的盒子，打开后，我看到了一把红得耀眼的小提琴。“是你父亲的。”妈妈说，“他的父母给他买的。我想是农场的活儿太忙了，他从未学着拉过。”我试着想象父亲粗糙的手放在这雅致的乐器上，可就是想不出来那是什么样子。
紧接着，我在蔡利先生的手风琴学校开始上课。第一天，手风琴的带子勒着我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处处笨手笨脚。“他学得怎么样？”下课后父亲问道。“这是第一次课，他挺不错。”蔡利先生说。父亲显得热切而充满希望。
我被吩咐每天练琴半小时，而每天我都试图溜开。我的生活应该是在外面广阔的天地里踢球，而不是在屋里学这些很快就忘的曲子。但我的父母毫不客气地把我捉回来练琴。
逐渐地，连我自己也惊讶，我能够将音符连在一起拉出一些简单的曲子了。父亲常在晚饭后要求我拉上一两段，他坐在安乐椅上，我则试着拉《西班牙女郎》和《啤酒桶波尔卡》。
秋季的音乐会临近了，我将在本地戏院的舞台上独奏。
“我不想独奏。”我说。
“你一定要。”父亲答道。
“为什么？”我嚷起来，“就因为你小时候没拉过小提琴？为什么我就得拉这蠢玩意儿，而你从未拉过你的琴？”
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因为你能带给人们欢乐，你能触碰他们的心灵，这样的礼物我不会任由你放弃的。”他又温和地补充道，“有一天你将会有我从未有过的机会：你将能为你的家庭奏出动听的曲子，你会明白现在刻苦努力的意义。”
我哑口无言。我很少听到父亲这样动感情地谈论事情。从那时起，我练琴再也不需要父母催促了。
音乐会那天晚上，母亲戴上闪闪发光的耳环，前所未有地精心化了妆。父亲提早下班，穿上了套服并打上了领带，还用发油将头发梳得光滑平整。
在剧院里，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如此希望父母为我感到自豪时，我紧张极了。轮到我了，我走向那只孤零零的椅子，奏起《今夜你是否寂寞》。我演奏得完美无缺，掌声响彻全场。我头昏脑涨地走下台，庆幸这场酷刑终于结束了。
时间流逝，手风琴在我的生活中渐渐隐去了。在家庭聚会时父亲会要我拉上一曲。我上大学时，手风琴被放到橱柜后面，挨着父亲的小提琴。
它就静静地待在那里，宛如一个积满灰尘的记忆。直到几年后的一个下午，被我的两个孩子偶然发现了。
当我打开琴盒，他们大笑着，喊着：“拉一个吧，拉一个吧！”很勉强地，我背起手风琴，拉了几首简单的曲子。我惊奇于我的技巧并未生疏。很快地，孩子们围成圈，格格地笑着跳起了舞，甚至我的妻子泰瑞也大笑着拍手应和着节拍。他们无拘无束的快乐令我惊讶。
父亲的话重又在我耳边响起：“有一天你会有我从未有过的机会，那时你会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