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步当车，无罪当贵’，是有知识的人的知足常乐；‘布衣暖，菜饭饱’，‘今朝有酒今朝醉’，是普通民众的知足常乐。”近人林语堂亦在1935年指出，知足的哲学给了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消极方法”，“幸福总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于是我们看到，时至今日，“平安就是福”作为一种人生的基本欲求目标，仍然存留在国人的人生观念中。怎样评估这种观念与进取、创造、探索、和承担风险的现代社会人生观念的关系，如何评判这种观念的当代价值，似乎未易一言以断，还需要进行细密的分析。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知足常乐”与“平安即福”所内蕴的惰性层面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从“戒慎恐惧”到“知足常乐”之间尚有诸多的社会化环节，仅此一脉亦不足以概括全部的中华民族精神。但是，指出其间可能存有的文化联系，揭示其惰性层面仍然是有意义的，它将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文化根源指明致思路径。
东林诸子的慎独与戒惧很有典型性，展示了东林诸子政治精神的另一个层面。固然，他们的理想高远，志向宏大，时而指点江山、品评时政，很有些豪侠气象；然而，在他们的内心底里，却埋藏着“戒慎恐惧”的心态种子；在他们的意识中，甚或隐隐地以能修习慎独，达成“戒惧”境界为成功。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的选择。
(三)原惧特性
东林人士的“戒慎恐惧”心态所表现出来的“原惧”特性，是最终导致东林悲剧的深层学理根源。“原惧”之名当然是笔者“杜撰”，这是对于东林人士所理解和所感悟的戒慎恐惧的一种把握，意在挖掘出那些深深埋入他们灵魂底里的恐惧感，更加准确地概括他们唯恐失足的惊惧心理，以及他们那种无前提、无条件的自我谴责和罪错意识。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给原惧定位，展示其内涵，我们以构成西方文明基石之一的基督教“原罪”说为参照。
依照基督教一般教义，“原罪”是上帝对人类的代表撕毁人神契约的惩罚：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背弃了对神的承诺，只有承担罪责。原罪在认识上为宗教“救赎论”(soteriology)的成立奠定了逻辑依据，同时也回答了一般宗教的永恒主题：通过信仰以拯救人的灵魂。原罪说是基督教教义的理论基础，也是庞大的教会神权系统得以建构的思想依据。正像宗教神学内涵着信仰理性一样，原罪说不是简单的迷信：“一切神学都是对拥有的神圣价值在理智上的理性化”。由于原罪说认定除了上帝，在原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同时，经过16世纪的新教改革，人的灵魂拯救问题不再是教会的特权，新教排除了人神之间可能具有的任何阻隔，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因信称义”。这一变化不只是祛除了灵魂救赎过程中的巫术手段与迷信，而且还肯定了在上帝的面前，个人是“相对独立”的这一事实。因之，尽管原罪说表达的“平等”和“个性独立”仍然囿于宗教神学的“语境”，但毫无疑问，这里潜藏着一条与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及文化变迁相沟通的认知逻辑，为日后西方文化趋向文明与进步打开了通途。
与“原罪说”相比较，“原惧”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原惧是少数学术及政治精英们基于儒家伦理政治学说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态特征，它不是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点，而是中国传统社会王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它的涵盖面不是除了上帝之外的所有人，而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是社会上的极少数。
第二，原惧特性并不反映含有类似“原罪平等”或承认“独立个体”的认知因素；反之，原惧意味着只有士人中的少数杰出之士才会形成对于自家心性的自觉和珍惜，他们形成的这种文化心态恰恰使他们有别于“日用而不知”的芸芸众生，因而原惧的深层意识具有等级性。
第三，原惧特性所指向的臣服权威是人间的帝王，而不像原罪的臣服权威是超验的上帝。如果说，在上帝的威灵之下，人们入世救赎为的是蒙受恩宠，以超越凡俗，获得拯救；那末，在人间帝王的世俗威权之下，人们除了入世而外并无他求，亦别无选择。于是，原罪说以超越的情怀履行现世规范，结果使行为主体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得到发扬与提升。原惧则以入世的专注履行现世规范，其结果只是一再强化了士人精神的现世规范性。
诚如前文所言，原惧是我们对于东林人士政治文化心态的一种概括，而且认为其中内涵着等级性、入世性和强制规范性。正如同“战战兢兢，戒慎恐惧”并不为东林人士所独有，而是渊源有自，几乎与儒家文化的形成相伴生一样，原惧的凸显及其文化弥散实际上也遍及儒家文化的承传过程。也就是说，作为士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心态特性，原惧实际涵融于儒家文化之中，他的文化表象和历史展现则是多种多样的。而最典型者，莫过于卿士大夫们面对帝王时所表现出来的罪错意识。我们且略举两例。
例一，北宋苏轼，堪称中国历史上个性最为鲜明的文人士夫之一。他从政四十载，仕途多坎坷，居官有政声。因为个性鲜明，故而“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在北宋“熙宁变法”的风波中，正反双方都不能相容。他自认“一肚皮不合入时宜”。近人林语堂总括了他的特点近20个，其中包括“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和“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等。就是这样一位豪放之士，在君权面前表现出由衷的屈己和罪错感。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谏买浙灯，神宗皇帝权衡利弊，诏令罢停。苏轼欣喜异常，再次上书，提出了“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治国方策，是为有名的《上神宗皇帝书》。其文开篇曰：
“(臣)谨昧万死，在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结尾曰：“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又查苏轼贬官“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所上“谢表”，及移居常州后所上“谢表”，其中亦多有“狂愚冒犯，固有常刑”，“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费，永为《多士》之戒”，“杜门自省，当益念于往愆”等语。如果说，“谢表”中的自责是获罪谪贬而后的反省，那末，明明是向君主谏言治国大计，却也深责如斯，“俯伏待罪”，则又所为何来呢？
例二，明朝海瑞，堪称中国历史上清官之典范，以搏击豪右，为民请命和不怕死而着称。时人梁云龙为海公做《行状》，称他“古今一真男子也”。顾允成、彭遵古等更是称他为“当朝伟人，万代瞻仰”。他的事迹流为口碑，传布民间，如戏剧《生死牌》(一名《三女抢板》)即广为传唱。正是砥砺耿介如海公者，在皇帝面前仍不免罪错自责。如说：“臣向自僭言朝廷重务，干冒先帝威颜，罪在莫赎，法在不赦，臣万死不辞矣。”至如“臣不胜战栗恐惧之至”，“干冒天威，无任惶恐战栗之至”，“臣无任悚惧待罪之至”等语，更习见于海公的各本奏疏之中。这是官文套话？抑或反映了某种意识？某种心理？
如今已有学者就这一现象给出了答案，认为在理论及社会观念上，“君主是圣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在是非的判断上，“君主是最高的裁决者”。因而臣的进谏包含着对君主的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在观念上又是一种错误和罪过”。于是臣的奏疏中多有自责之语，如“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之类。但“这绝不是空洞的客套语和形式主义，而是社会和认识定位的真实写照。历史上无数因进谏而招罪的事实便是这类词语的历史内容和证据”不错，这确是指出了士人罪错意识的本质。在历史的传承流变中，在千百年来君主政治及儒家文化的双重制约下，臣对君的罪错意识演变成了一种类如“套话”的话语。这套话语作为普遍流行的政治表达方式，实际限制着臣的政治思维的边界，也就是说，有的士人尽管颇有个性，但是他们只要进入这套话语，也不得不按照自谴自责的表达定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确定自己的位置和立场。前引苏轼和海瑞，不过是在重复着千万个卿士大夫们都做过的事。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除了历史选择的政治、社会条件，譬如君权至上的绝对权威的控制，还有重要的主观因素，亦即这种普遍存在的、深入骨髓、渗入肌里的戒慎恐惧心态。
如果说君主权威的至上和绝对化是历史的必然，本就无可抗拒；那末，“戒慎恐惧”则是使人们道德修习刻意追循的结果，是他们心甘情愿。这种内涵原惧特性的政治文化心态弥散开来，撒播在社会政治意识、政治观念等多个层面，成为导致传统士人普遍“人格塌陷”
的重要政治文化原因之一。
具体到晚明东林人士，原惧心态特征的影响当然是负面大于正面。从积极的角度看，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保持着唯恐犯有过失的心态有助于增强道德修为的自觉性，提升个体道德的自律性。例如刘本儒曾自述体会：“吾鞭策之念，毋敢少弛。恐行住坐卧，悉成堕落。近来扫尽尘氛，杜门检点静中意思，觉与平时差别也。”
然而，另一方面，原惧所标识的莫名恐惧感会促使人们道德修习的自觉不断强化，以至发展成为道德戒律的自我压制、自我强迫和自我束缚，惟知“安贫改过”，忏悔人生，不知其它。高攀龙就说过：“看来学问除此四字(指安贫改过——引者注)，亦无学问矣。”
在绝对化的价值合理取向的鼓舞下，晚明东林人士意气昂扬，直言强谏，不避利害。可是，深入骨髓、渗入肌里的“戒慎恐惧”又紧紧捆住他们的手足，使他们并不敢真的尝试跨越雷池。倘若他们的价值追求与王权相冲突，无可化解，他们也可以不计生死，不计后果。
如荀子所言：“畏患而不避死”；亦如马克思·韦伯的分析：他们的善行是无条件的，他们不在乎后果如何，他们只是要给自己的道德理想找到归宿。但是，东林人士与王权的冲突决不会升级而变为“抗衡”，冲突一旦激化，他们总是理智地选择屈从，因为在君主面前，他们的罪错感是没有前提的！东林人士对君权不论是非，不辨善恶，惟知“戒慎恐惧”。正是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当他们面对魏忠贤一派的政治诬陷之时，竟然延颈而受之。他们声称：
自分一死以报朝廷；所谓雷霆雨露，均属圣恩。在臣子只应欢喜顺受。正是在这样的心态导引下，他们心甘情愿地做了君主政治祭坛上的祭品。原惧特性也促成东林人士在致思过程中留有退路：表现为一种防御性的保守思维：前行不得，即退避三舍；进取受阻，即自咎自责。于是在行为选择上很容易从干犯激进转向闭门思过、杜门避祸。所以东林人士之中，既有勇往直前，杀身成仁者；也有退出江湖，封门自保者。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实际选择可能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例如儒学传统的“出处观念”等等，但戒惧心态及其原惧特性的作用和影响无疑也应考虑进去。
“戒慎恐惧”没有给东林人士带来精神的升华，反之却导致了主体精神的滑落。具有原惧特性的戒惧心态是东林悲剧壮烈哀凉的政治心态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