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空军
宋美龄之所以承担起建设中国空军的任务，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致。一是要使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要建立一支空军。要建立空军，需要一大笔军费开支，蒋介石感到把这项经营交给他人来办理不放心，交给宋美龄是最靠得住的。
正如《宋氏三姐妹》一书所分析的：“蒋介石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国民党必须使中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需要战斗机。‘然而，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介石决定不了他那些易于贪污的幕僚中，究竟谁能负起这一重任。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可以信赖。因此，这位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教育的宋美龄，便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和比较各种飞机部件优缺点的技术刊物上。
她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产品。她从采购代理商进而成为中国空军司令，这在妇女中是没有先例的。”二是视察西北、华北乃至后来追击工农红军而到西南，走遍大半个中国，显示威势，笼络人心，了解民情，离不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飞机，否则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此任务的。一本书说：宋美龄“合理地断定说：在一切帮助中国统一的发明品中，恐怕要算飞机是最卓越的了。
她说：真的，它的消灭距离的能力，与它的帮同消灭相互远离的地方长官间的，或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的怀疑和误会的成就，恰巧成了一个正比例”。宋美龄说：蒋介石“几乎飞到了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完成了他在平常情形下所永远不能够完成的旅行。从南京到云南以及回来，走着长江的一路，用平常的交通工具，将费两个月的急速的旅行。然而现在用了飞机，它却可以在一天内完成了。从重庆到贵州的贵阳的旅行，常需16天的可厌的轿子旅行和花费许多的精力。由贵阳到云南的旅行，要费同样数目的时间，而且需要同样多的精力。可是蒋委员长却借着飞机，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迅捷地飞越一重高山，而完成了第一段的旅行；在两个半小时内，飞过了第二段”。宋美龄下结论似地说：“飞机在蒋委员长的公务上替他所尽的效劳，实在是可惊的。”1937年3月12日，宋美龄还在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上发表了《航空与统一》一文。文章一开头写道：“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明，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为伟大。飞机消灭距离的能力，和促进边省与各省间，或边省与中央间的密接而消除其误会猜疑，恰好成为正比例。在没有飞机以前，尤其是边远各省的官吏，大都各自为政，和中央隔膜得很厉害。特别是僻远各省的封疆大吏，绝少入京机会。
就是交换代表，也因交通阻梗，往返需时，不能得到更多成效。而中央的高级人员，除了短距离间的旅行外，非万不得已，也很少长途跋涉，亲临内地。从前这种旅行，不仅要费许多时间，并且交通不便，须经种种的艰难与困苦，即如少数官吏因职责所在，巡历辖境以内，亦复如此。航空交通没有发展之前，官吏沿铁道线旅行，还勉强说得上迅速舒适；可是我国的面积太大，铁路所达到的地方，只是极小的若干部分而已。”接着，着重叙述航空交通给蒋介石加强对全国统治的好处，还借机把蒋介石美化了一番。文章写道：“我们不必说经济方面，只就我国政治社会的进展而论，航空交通究竟给了我们多少显着的影响，我们略略地估计了一下，蒋委员长飞巡各省的成果，就不难想象了。我们所有的省份，蒋委员长差不多完全到过的了——这种行程，决非寻常情形之下所能做到的。他飞航的旅程，跨越了无数高山大川和广漠平原，几乎飞尽了四边的国境。
时间既非常经济，来往也比较安适，凡是远省的僚吏，都能在他们自己的衙署里会晤他们，替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打消他们的疑虑，宣示中央亲切的诚意，这种飞行巡视，所贡献于国家的功绩，实在不是随便可以衡量的。”又说：“全国地理和特殊情况的实际知识，凡是从前最高当局所没法知道的，委员长因此也都能了然于胸了。和地方官吏，各处民众有了这种直接接触的机会，当他推进改良中国的计划的时候，更多了实地参证的可贵资料。其他官吏以委员长为表率，争相仿效，虽范围较小，而成效则有同等重要的。彼此都因而消除了地方成见，以谅解为基础，缔结起敦睦的情谊来。”文章最后写道：“国人的航空意识，现在非常发达，实为将来推进航空事业的佳兆。中国排除了纷乱的荆棘，进步为有秩序的国家，那末繁荣也将接踵而来。航空交通的需要，同时势必激增，将来各大城市必定有精良的机场和航空交通的设备，到那时，中国在世界航空发达的诸国之间，也将获得相当的地位了。”三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等人主张轰炸西安，宋美龄与蒋介石都感到必须把空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宋家王朝》一书评论说：“西安事变期间，蒋委员长在南京的许多亲信幕僚曾密谋策划把他炸为齑粉，如此看来，让这伙人掌握空军，显然是不明智之举。蒋夫人对丈夫说，她愿意亲自出马，设法把空军变成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这比仅仅作为政治筹码更强得多。蒋介石欣然同意，让她负责。”
宋美龄具体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在上海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期间，十分忙碌。她认得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一有飞机起飞，她必在旁目送。一有空战，她就爬到高处观战，空战后，她还会兴致勃勃地向有幸生还者转述战况。
当时不少外国航空队为中国作战，以美国人居多，这些美国飞行员对宋美龄的忠心超出对一般将领许多。中国空军的建设，宋美龄在时间上和精神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每天，她都要面对许多的突发状况。虽然晕机，但是长年搭机的经验使她对飞机也有相当的认识。陈纳德在回忆中说：“当十月间日本轰炸机又光临南京时，还有战斗机保护而来。这一次，起飞迎战的中国飞机都像苍蝇一样地被击下了，有一些狼狈逃回。这种情形，并不能完全责难飞行员。日本飞机几乎每天出动一百架以上来轰炸南京，使这苦难的首都成为一片焦土。那时蒋夫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几次三番地来机场慰问这些舍身为国的空中战士。这对于他们，实在是一服很好的兴奋剂。这种工作，虽然是非常伤脑筋的，可是蒋夫人则始终如一。她每次来总是替战士们预备热茶，倾听战士们讲述着出征经过。有一天清晨，蒋夫人与我们一道守候着去上海夜袭的飞机，那天天气很好，十一架飞机都安全返回了。当看到这些飞机掠过机场的时候，她真是高兴得什么似的。但非常不幸，她的快乐仅仅昙花一现，尽管天气很好，可是下降时第一架却坠毁在稻田上，随即第二架在地上翻身，青烟直起，第三架总算安全降落了，可是第四架又着火了，坠在其余机骸之上。结果下来，十一架飞机有五架全毁，殉难的机师共有四个。这时目睹当时情形的蒋夫人不禁声泪俱下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她呜咽道：‘我们已出了最高的代价，买了最好的飞机，并曾尽了最大的力量来训练他们。可是他们却活活地死在我的面前，这叫我怎么办呢？’这就是意大利人在洛阳的空军学校训练出来的毕业生，蒋夫人亦亲自目击了。”
开始与端纳相处
端纳原是澳大利亚的新闻记者，从辛亥革命前夕开始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才离开中国(中途虽然离开过，如陪张学良出访)。
宋美龄与蒋介石同端纳正式开始合作是1934年1月端纳随张学良回到中国。当时，宋美龄与蒋介石邀请端纳与张学良游杭州的西湖。“杭州西湖是个美丽的地方，那里青山环抱，宝塔守望，湖上一条条堤道垂柳成行，一座座拱桥错落有致。在湖水浅碧、风景宜人的西湖边一家饭店的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坐着蒋氏夫妇等四个人。委员长镇静自若，光秃的脑袋闪闪发亮。蒋夫人坐在他的左边当翻译。当端纳亲切愉快地瞧着少帅并开始讲话时，刚好是下午七点。四个小时过去后，他仍在滔滔不绝地讲着。”端纳的确是“犯颜直谏”，指责这，痛骂那，“中国应该感到羞愧！”宋美龄相当大度，正式邀请端纳“来此工作”，端纳表示：“我会多给你写信”，“如果你能叫委员长照信上的去做，总有一天我会同你们一起工作的”。2月24日，端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内容广泛的信。他在信中说：
亲爱的蒋夫人：
我同少帅正赴汉口途中，当时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
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端纳随张学良赴汉口。此行将开始调查长江一带的工商业问题，俾使你能逐渐对工商界面临的种种障碍有个足够的认识。
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有助于商品流通、贸易发展，有助于建立那些能够制造进口货的工业，中国便能很快恢复其在国际关系中应有的地位。
今天，我看到江面上有三批装载抚顺煤炭的驳船逆江而来。难道你没有想到，这些采自所谓满洲国的日本煤，由沈阳用火车运到大连，接着从那里用轮船运到上海，最后装上驳船逆江而上，是同中国煤进行竞争？这是真正的耻辱。究其原因，那是由于官方的忽视而使矿藏未能得到适当的开采所致。
中国当政者的每一分精力，都应集中于这个目标：制造所有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中国无疑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她有足够的智慧，有能干的工人，此外还有着精力。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官僚，他们不把国家及其福利放在心上。这些人只把国家当作榨取的源泉，直到将其榨干汲尽为止。
国联的顾问们不必说出中国的毛病，大概人家也不愿说出来。但是，若要拯救中国，你就必须了解事实真相，即腐败的官僚习气：敲诈勒索，贪污受贿，黩武主义，苛捐杂税……我确信这些习气能够消除，确信你能为此助一臂之力。
但你必须铁面无情，坚定果断，毫不妥协。大棒能治好中国的许多弊病。中国人民之受压迫，实在难以置信。他们盼望有人作出榜样，前来拯救他们。难道你不能在哪儿找根大棒，毫无顾忌地使用它？
除非你或者某人迅速发起一场提倡诚实的运动，中国就要灭亡，而现在她正处于死亡的边缘……接着，4月13日和18日，端纳又很坦率、很实际地给宋美龄写了两封信，谈了他对治理中国的看法。“他都力劝蒋氏夫妇考虑消除中国人死要面子的毛病。”
他力图以此来“补充正在推行的‘新生活运动’”。
这一年10月，宋美龄又邀请端纳“视察边陲”，这两个月的行程万里的视察，端纳是这样预见它的效果的：“它强过一场政治上的胜利，也强过一次全国性的竞选演说，更非美国竞选总统时的握手和亲吻儿童可比。蒋在短短的二个月中增长了才干。从此以后，他开始懂得中国的经济问题，懂得还有一个他鞭长莫及的中国。”
这次视察之后，端纳离开了张学良，正式担任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顾问。“就蒋氏夫妇两人比较而言，端纳更喜欢蒋夫人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态度。”“端纳同蒋的合作非常顺利。顾问出谋献策，蒋言听计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计划，完全体现了端纳一直为之奋斗的经济主张。为了推进这个运动，他通过蒋夫人，一连数周同蒋一起研究，提出并说明他的种种想法，甚至绘制图表，教他如何去实施。蒋发布了端纳的经济建设计划，它像他的新精神运动一样，也将有助于弥补‘新生活运动’之不足。”
端纳开列的所谓拯救中国的这帖“药方”，并不能治疗中国的疾病，端纳自己也意识到“委员长的总部还想维持现状，瞎摸一气”。但是，端纳并不死心，他在这一年10月离开大陆赴香港“外出游历，休息一下”时，还特地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说：“我通过你，谨请委员长以新的观点看待全部问题。我晓得你比谁都清楚我所说的事情极为重要，因此，与其说是你，不如说是委员长应该对它加以思考。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现在，她应该觉醒过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前进的方向……我祝愿你在这种繁忙而令人鼓舞的工作中一帆风顺。我希望不久看到中国从阴影中摆脱出来，希望很快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
我为你们大家祈祷。”
1936年3月，端纳从香港返回大陆。在处理两广“六一事变”中，“端纳和蒋夫人随同蒋前往那里。在抚慰谋叛者的过程中，端纳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劝他们必须建立全国一致的战线，以迎接抗日战争的混乱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