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们离开我们只有二十英里，但是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是要被国军消灭干净的。那时候我们便可以真正做一番事业来救百姓，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了……现在我想将我们的旅行经过对你们说一说：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坐轮船、坐汽车、坐飞机的，从九江到四川的重庆要坐船……我们到重庆的那一天，适值天雨，自离开南昌以后，这算是第一次……四川是我们中国最富省份之一，但被历来贪婪无厌的军阀剥削，自饱私囊，反把四川搅得民穷财尽……四川、贵州及其余西区省份的民众，都被鸦片烟弄穷了，不良的官吏使他们种烟吸烟以便大饱私囊。烟祸若不扫除，中华民族就要灭亡！所以我同委员长无论到何处，都要大声疾呼扫除烟祸！设法训练民众，禁止吸烟，免得我们的民众沦为奴隶……在5月由成都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上次在贵阳写信给你们；后来，你们校长由贵阳追剿到云南，现在仍旧飞回四川来到成都了……我们住贵阳约六星期，就与这座山城离别了。我们到清镇飞机场坐飞机，飞过许多高山，往云南的省城，即现在的昆明。到了昆明的上空，望见省公署在城内一座小山上，云南大学在近旁另一座小山上，这是一座淡红色的房子。我们在云南的时候，就住在这所大学里。最后我们降落在巫家坝飞机场，那里搭着一座彩棚，龙主席及龙夫人率领云南的男女学生和各界同胞来欢迎我们。我们坐汽车进城，街道两旁，排列着一群一群穿白制服的学生，其中也有穿蓝色的，进了城门，即见人山人海，塞满了街道，家家户户的门首，飘扬着国旗，街坊上高悬着灯彩。这种热烈的表示，使我们异常感动……5月22日那一天，委员长动身飞往贵阳，然后从贵阳到重庆。我是24日直接坐飞机到重庆的……我们在重庆住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就往成都……在7月由峨眉山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成都在历史上虽很出名，但比起我国其他的古城来，可供游览的地方并不多。它的城墙很高很广，周围约九英里。我时常上去散步，差不多把它走遍了。
城墙是唯一可以供我们散步的地方……城的每面都有激流环绕……站在成都城墙上，可以望见处处有辛勤的人们在工作……四川二十年来虽不断地遭到内战的惨祸，可是在成都仍到处可以看到富庶的景象，从前升平时候它的繁荣状况，当更盛于今……后来天气太热，我们就到峨眉山来，峨眉山在成都西南，是着名的佛地。
我们住的屋子都有林木隐掩，远远近近还有若干同样的房屋散布着。我们的下面，展开一片平原，加定城也远远在望……在这三封信中，宋美龄大讲了西南地区景色的美丽、物产的丰富、城市的破旧、风俗的落后以及峨眉山这座佛教名山的峰峦、寺院，提及她同蒋介石为“追剿”工农红军而来回奔波，也痛骂了一顿西南地方军阀“贪婪无厌”、“自饱私囊”，吹捧了蒋介石同她“正努力提倡一种新运动，要来开发富源，倡办工厂，制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改良农业增加生产，使我们的民食从此充裕，这个运动就叫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宋美龄是尽一切可能跟随蒋介石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出力，正如美国的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一书中所说：
宋美龄“在她丈夫与红军作战期间同他一起飞行，为的是同生死、共患难”。很显然，宋美龄辅佐其夫反共反人民可谓是不遗余力。
推行“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在总结他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先后发动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遭到失败的教训时，认为：“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励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所以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中，蒋介石就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在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为贯彻“七分政治”，他搞了一个“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宣布“新生活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
按当时蒋介石打出来的表面旗号，这场运动的目的：“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生气，负此重大使命者，惟新生活之运动。”这场运动的内容：“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又说：“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谓之定律。理之在社会中者，谓之规律。理之在国家者，谓之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于自然定律，社会规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行而不正当，或知其正当而不行，皆不得谓之义。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耻者，知也。即知有羞恶之心也。己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羞。人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惟羞恶之念，恒有过与不及之弊，故觉悟要切实。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湔雪，此之谓切切实实的觉悟。”
揭开这层伪装的面纱，蒋介石是怎么解释这个“新生活运动”，宋美龄又是怎样一唱一和，便一清二楚了。
蒋介石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宋美龄说：“委员长心底之唯一信心，则永远为求人民之幸福，以完成真正足以代表民意之三民主义，为其努力之标的，不惜竭全力以赴之。当其推进剿共军事之时，仍注意招抚投诚，开其自新之路。共党或被感动而来归，或被俘而劝服，即分送各处反省院，衣之、食之、教育之，使了解行政上种种革新，实皆为大众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运动之所以能奠定广大之基础。而赣省农村运动之所以有今日显着之成效者也。故努力整饬吏治，使其在共党区域中之人民，在各方面皆能改善其生活之状态……赣省为共党盘踞中心之省份，经共党统治之后，凋敝荒凉，数百万人民庐舍为墟，室家荡尽。委员长驱逐共党出境之后，即开始恢复地方之繁荣，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础；先于各处成立组织，指导民众自力更生之方法；复经赣省教会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继复发起新生活运动，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条，教以家庭卫生、自力工作与合作服务，以及其他新国民应有之常识。”
蒋介石讲了一段话，宋美龄讲得更长，但其内容无非就是要人民老老实实地在蒋介石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下，“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蒋总统秘录》一书中有这样一句概括性的文字：“‘新生活运动’，是在精神方面一个重大的战争。”就是说，“新生活运动”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反共，是“七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当时蒋介石的规定，这场运动是由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这个促进会成立于1934年2月19日，由蒋介石自己兼任会长。而且具体规定：“各省市县如有发起同样运动者，乃可设会，但县会应受其省市会之指导，以免分歧。”“省市县会应由省市县中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之。以省党部民政厅(或社会局)、教育厅(或教育局)、公安局及军事机关各派高级人员一名，社会各公法团亦各派负责人员若干人共同组织之，以资划一。”“乡村农人由区保甲长，工人由厂长或工会负责人，商人由各业公会负责人，学生由校长教职员，军队由政训处长与主管长官或军队党部负责人员，公务员由各该机关主管者，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负责提倡，仍须由当地促进会派人指导之。”
这场“新生活运动”是怎么开张的呢？
运动从江西开始推行，在蒋介石的眼里，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是人民的思想中毒“最深”、社会秩序“最乱”的地方。蒋介石在1934年说：“我去年初来的时候所看到，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又说：“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实在还很容易，只要我们各界领袖，能够以身作则，实实在在来做。”所以，蒋介石把这个运动以江西省为重点地区，“目的在对受共产党蹂躏最深的江西人心加以改革，再以之为示范，推广及于全国”。在南昌，有200组以上的学生团体展开大众宣传工作。南昌一地设有13个讲演站，由这些新生活运动的指导员逐日不断地从事大众“启蒙”的工作。晚间则举行所谓“提灯游行”。游行队伍打着“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的大幅横额，由军警保护徐徐前进。
在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不要吐痰”、“清洁可以防病”、“消灭蝇鼠”、“戒酒戒色戒赌”等标语。3月11日，南昌举行了一个10万人的民众大会，宣示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决议把新生活运动普及为全国性的规模。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救国先救自己》的讲话。其中心思想就是：“有了强健的身体，就有强健的精神；有了强健的精神，就可学会一切强国的本领；有了各种强国的本领，自然可以保卫国家，发扬民族，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永远适存于世界——请大家以我做榜样，以最大的决心和毅力来实行新生活运动，完成中国的革命。”接着，全国各地有所谓响应活动，相继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分会、支会。17日南京也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大会，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出席了大会。紧跟着，北平、广州等地也纷纷举行集会。“很快地，这个运动便扩展到国内二十省、一千一百县；国外，则在日本、朝鲜、爪哇、马来等地的华侨社会也设有支部。”
在运动刚起来的时候，蒋介石不厌其烦地作了五次讲话：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3月5日，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的讲话；11日，在南昌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上作了题为《救国先救自己》的讲话；19日，在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再作了题为《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讲话；26日，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真意》的讲话。
在这些连篇累牍的讲话中，除了反复宣扬新生活运动“为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外，还着重点出了这个运动的内容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怎么来实践这四个字呢？蒋介石又提出了“三化”的原则，即所谓“军事化”：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一洗从前散乱、浪漫、因循、苟安的习性；所谓“生产化”：养成节约、刻苦、勤劳、自立的精神，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的习性；所谓“艺术化”：期于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蒋介石又不厌其烦地提出了为达这些目标，首先从眼前的、浅近的问题着手，这就是要从实际生活出发，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很粗浅的事情，后来又加上“迅速、确实”，成为所谓每天生活行动准绳的六个目标。蒋介石的这些说教，全是骗人的空话、鬼话。他种下的祸根，他酿成的苦难，能用“礼义廉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叫喊来解决吗？实为梦呓。蒋介石开的这一帖药方，连治他的“心腹之患”都不行，更谈不上救国。
宋美龄则卖力地来推行“蒋记”的“新生活运动”：
第一件，她极力主张妇女是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她还着文提出：要实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妇女对于这个运动正可作切实的辅助”，“我们如要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是进步的国家”。宋美龄是抓住了一个净化中国社会的点子，但在旧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等一根又一根锁链的束缚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原动力”，连宋美龄都承认，“不幸的中国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如果说宋美龄要发动妇女，也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中的妇女。
第二件，她要帮助蒋介石处理有关“新生活运动”的信件、报告和建议书。
宋美龄在处理这些文件时，拉了端纳来帮忙。在《宋氏家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天，蒋夫人抱了一大摞信件、报告，需要采纳或退回的建议书以及许多其他文件来到端纳身前。‘瞧瞧这摞儿东西！’她绝望地说，‘我永远也处理不完。端，您能帮个忙吗？’端纳是有这个能力的。他对事情的主次能立即作出决定，判断力亦很强。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会速写，他自己说，正是这个本事改变了他的整个一生。一连数日，他在蒋介石的司令部里紧张地工作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