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费正清，在谈到新教传教士的研究状况时说：“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得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所改变，但相对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研究而言，还是薄弱得很，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数量都不多，论者大多是在论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顺带略述，对第一位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其人其著作专门论述的更少。
国外最早介绍裨治文的著作应属裨治文夫人在1864年裨治文逝世三年后编写的《裨治文的生平与工作》（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这本著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是，英国传教士兼学者伟烈亚力在1867年编辑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这部著作按每个传教士来华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汇集了1867年之前所有来华传教士的传记资料，其中就涉及裨治文的生平和著作。此书是后人学习研究的重要材料，但比较简略。以上这些著作的作者与早期传教士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传教士的了解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1996年慕瑞·鲁宾斯坦的《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Murray A.Rubinstein.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 prise in China，1807-1840）出版。此书对鸦片战争前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在中国华南的传教活动作了详细的探讨，比较透彻地研究了两个差会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起源、具体事实和演变过程。其中第六、七、八章节介绍了裨氏的家庭背景，皈依经历，世俗教育和职业训练，以及被中国传教团征召的经历，并且详述裨治文在1840年前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建立美国传教士基础的活动。遗憾的是，鲁宾斯坦没有论及1840年以后传教士们的活动。2000年又有Michael C.Lazich出版了《裨治文，美国第一位赴华传教士》（E.C.Bridgman（1801-1861），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是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裨氏的著作。该书运用丰富的资料按时间顺序全面描述裨氏的生平。该书还分析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的宗教生活与对外传教运动的兴起。
国内在有关裨治文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专著出版。比较有影响的属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该书选择29位比较有影响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分别为之作传，其中之一即为裨治文。相关内容主要参考《中国丛报》和裨治文夫人所编的《裨治文的生平与工作》来梳理裨氏基本生平和活动。
1993年9月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化中国论文集》，由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推出，其中载有《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早期中美关系——纪念裨治文牧师到广州传教一百六十周年》。该文对裨治文在华之传教事业、创设之组织及贡献、对中美文化交流之贡献，以及支持林则徐禁烟运动和参与签订《望厦条约》都有论述，只是受篇幅限制，所述并不详细。
2000年，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此书在内容上基本涵盖了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新教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他们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其中不乏对裨氏其人之介绍。
至于第一本中文美国史著作《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国内极少有人能看到原著。1997年《近代史资料》（总92号）刊登了刘路生点校本，该本自称以道光十八年新加坡坚夏书院藏版为蓝本。刘路生点校本存在一些不足，在内容上，不但漏掉原著上卷两章，还把对两个不同州的情况编排成一个州加以介绍（笔者已对此作一勘误表，见附录）。
由于没能阅读到原文，导致部分学者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如一些学者在阐述《海国图志》所载有关美国的内容时，误认为是魏源直接所言，其实大多辑自《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又如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有一章专门介绍西方文字，认为：
二十六字母，散之则无穷，合之则有限，其用不测，然虽三尺儿童，亦可学习。凡天下事物皆赖二十六字详说之。其始岁历几百，稿三易而成，故虽盈千累万之书，亦不外此二十六字母也。
这段文字被魏源辑入《海国图志》卷九十四“西洋器艺杂志”，但有学者误以为是魏源认识到英文的优点而所作阐述。
一些学者误以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附有介绍地球和美国的地图，其实这只在《目录》和《凡例》中提及，而全书不见任何地图。
也有学者竟误以为“美里哥”是裨治文的别名，从而把“美理哥合省国”点校成“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美理哥志略”则成“美理哥《志略》”。
众多学者，包括能比较容易地阅览到此书的美国学者，对版本情况的说法也十分混乱。比如美国学者Lazich在其研究裨治文的专著《裨治文：第一位来华美国传教士》一书中对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版本问题，显然就直接引自熊月之先生的文章，而后者可能只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一段相关文字的译述。其实伟烈亚力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对裨治文的著作介绍并不非常准确。
论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较多的相关著作或论文不是很多。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和《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何大进的《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梁碧莹的《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和龚缨晏等的《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专门的论文则仅有李晓杰《十九世纪早期在华传教士所描绘的美国：高理文及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尹文涓《裨治文笔下的美国形象——从<；美联邦志略>；的前后两个版本说起》等。
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以一种穷尽的研究，几乎将一百年间的所有地理学译著一网打尽，对西方地理学的传播过程与影响作出有根有据的论述。对于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亦不例外。作者先是介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作者及其所属的中国益智会之出版计划和成果，然后罗列国内各家版本之说，对早期版本和修订版（指1861年版）内容和影响自然不在叙述之外。邹振环的著作有两处为别人所无：一是提出王锡祺编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所收高理文著《美理哥国志略》，很可能是转抄于《海国图志》。至于《海国图志》收录的个别内容未见于王锡祺书，最合理的解释是王锡祺的漏抄。二是善于发掘史料，发现江苏南京人管嗣复（？-1860）对1861年修订版出过大力。邹振环另一专著《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则对裨治文及其著作在更多的研究成果上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李晓杰的论文对版本情况作了细致的梳理。大胆推测协助裨治文撰写《大美联邦志略》的中国文人宋小宋即为管嗣复，笔者颇为欣赏。
尹文涓的论文，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和《大美联邦志略》两个版本的内容、文辞等方面进行比较，从中揣摩裨治文二十余年来的心路历程，颇有新意。
正是在上述学界先行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依据哈佛燕京学社制作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文著作总汇》缩微胶片所收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初版（胶片编号F34），1844年香港藏版（胶片编号F35），1861年沪邑墨海书馆版（胶片编号F36），以及日本江左老皂馆藏本（胶片编号F37），等等，来展开论述。笔者试图对裨治文在中国的生活，还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版本、内容的流变及其对后世的传播与影响作一较细致的梳理，以期对裨治文及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至于《中国丛报》，学界围绕丛报的相关内容出现不少文章，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笔者未能全面阅读裨治文等传教士发回母国的报告和书信，对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所依据的参考资料，没法核实；同时，笔者对裨治文生平部分的研究大多只能立足中文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憾。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流传到底有多广呢？笔者虽然已经找出一些材料证明了裨治文的著作对19世纪中、美、日史家的影响，但是限于精力，笔者未能做到相对完整的统计。
研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中国近现代新词的形成的作用，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如果能全部排列、比照《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全收4万多字，可能会使遗漏新词的比率降到最低限度，但是笔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同样的，如果能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比它更早出版的新传教士的出版物，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作细致的比照，那样，新词部分的研究内容会更加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