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向外国学习”呢？毛泽东认为：
第一，“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毛泽东认为，我们应该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外国的自然科学，我们“也要有批判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向西洋学习，也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因为“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这种既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有用的东西，又要摒弃外国腐朽丑恶的东西的态度，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持的正确的态度。
第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认为：“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我们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一方面要坚持并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自己的实践新经验和吸收外国的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要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好东西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就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对此，毛泽东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要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好的东西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还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100％，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毛泽东指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先学外国的东西，再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的东西会有一个跃进。……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学习外国，最终的目的是创新。”所以“吸收外国的东西”是“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总之，“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第四，“不要全盘西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向一切民族、国家学习，必须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所以，毛泽东认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反对“全盘西化”，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说，对教条主义“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可见，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闪光点。
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至少阐明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第一，强调了要向外国学的思想；第二，阐述了向人家学什么的思想；第三，论述了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第四，强调了向外国学习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向外国人学习的论述，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经成熟。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方针，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3.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
对外开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但是，客观环境却没有给毛泽东提供施展这一思想的舞台，毛泽东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是相当严峻的，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孤立、封锁、包围我国，形成了对新中国“半月型”的包围圈。60年代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经济上，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迫还债。在军事上，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形成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的头脑异常冷静，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思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当时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一是美苏关系的演变，二是美苏两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三是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前途的影响。由于国际形势发展趋向不明朗，毛泽东的总体估计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最初，毛泽东估计，战后国际上将维持美苏合作的局面。毛泽东以此为基础，考虑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1944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根瑟·史坦因谈话时说：中国不能只和一个强国或者一群强国发生友善的关系，而应该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无论依赖苏联而冷淡美国，或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仇视、怀疑都是同样的错误。要想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之间的冲突而从中取利，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同等地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毛泽东当时主张：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两个阵营间的桥梁之一，而不能以摩擦地带之一的地位来赢取外国的支持。直到1945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周恩来还重申了我党的这个主张。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英苏三国赞助中国的和平，以避免内战，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的出现，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从1946年3月开始，国际国内形势迅速恶化，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全球。1946年4月，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极其鲜明地提出，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跟着实行妥协，各国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斗争。从毛泽东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它不仅解决了如何判断战后国际形势的问题，也解决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前途这种观念的束缚。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毛泽东强调指出：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的斗争，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美国是在“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是，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这是因为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此后将近十年，毛泽东没有使用“中间地带”的提法，直到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才又重新提出。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晚年，他又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二是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我党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三是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从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到1964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再到晚年“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其涵义：一是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二是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三是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并指出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做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邓小平的发言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发展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把开放的重心移向第三世界，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使中国在国际上逐渐摆脱孤立的处境。对此，邓小平给予高度的评价，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处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70年代初，苏联继续从北、西、南三面包围我国，而美国为了抑制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逐步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及时捕捉住这一机遇，巧妙地发起“乒乓外交”，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使中美关系发生了松动。
在毛泽东对外战略指引下，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逐渐开启，中国的外交舞台上好戏连台：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同年9月，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一些国际政治家对毛泽东的对外战略惊叹不已，称他“用小球（乒乓球）推动了大球（地球）”。如果说，新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是1978年后才正式开始的话，那么，对外开放的序幕却是在70年代初由毛泽东亲手拉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