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到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毛泽东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他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到北京后，由老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这里，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到过的人物，这对毛泽东思想的转变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五·四”运动，把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力量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毛泽东从这两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中，敏锐地观察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并勇敢地站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前列，以其宏伟的气魄和横扫千军的战斗檄文，为推动这一历史巨变而疾呼。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开始：从潜心书本的理论追求，到面向现实的敏锐分析；从追求“大本大源”的最高哲学问题，到研究人类物质生活的最大问题——吃饭；从缅怀古代、希冀圣贤豪杰再世，到立足当代、寄希望于人民群众。遍及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人民群众巨大的历史创造力，并给予了无比热情的赞颂：“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人物的介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候，开始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的主张：“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毛泽东这时虽然还没有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他已敏锐地看到：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毛泽东还指出：“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法国英国美国的强权，为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这说明毛泽东已认识到，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潮迅速传播，成为“不可遏抑”的历史潮流，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和译文也日益增多。从1918年8月至1920年初，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有过直接接触，通过他们毛泽东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在与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同学的通信中，更加及时地了解到欧洲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情况。当时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这些挚友同学之间的思想交流，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新民学会会员们展开的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讨论中，毛泽东对蔡和森提出的“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指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标志着毛泽东与从前所接受的西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告别。蔡和森在和毛泽东讨论建党问题的信件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惟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
蔡和森正是首先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简明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并提出了这样的革命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蔡和森还进一步提出，要想夺取革命的胜利，还必须首先组织起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对蔡和森提出的这些极其重要的主张，毛泽东回信表示完全赞同。他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这说明，从那时起，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革命青年，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并已初步掌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之于中国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这标志着毛泽东从唯心主义（或二元论）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从爱国主义的民主革命战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当时，年仅二十来岁的毛泽东经过审慎观察和思考，确认马克思主义就是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从而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奔走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他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要对世界事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毛泽东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思路，也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重要体现。
第三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毛泽东认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一直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并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为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组织与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毛泽东率领经过“三湾改编”后的湘赣边界和秋收起义部队千余人来到茅坪，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开创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地势险要，高山丘陵面积占全境面积的85％包括江西的宁冈、永兴、莲花3个县及吉安、安福、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的，一部分地区。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民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的会师，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巨大的威胁。蒋介石电令湖南、江西两省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使革命根据地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革命根据地很难实现同外部的交往，造成中央苏区盐、布、西药等物资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等产品却难以外售，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为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中的“红色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毛泽东主张在根据地内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必须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有计划地展开对外经济交往。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科学地阐明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论证了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只有进行经济建设，物阜丰盈，才能保障红军的给养，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愈是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愈是要“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积极开展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同时，毛泽东又指出，由于革命战争是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应当“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应当是服从和服务于战争的，是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可靠物资保证的。
革命根据地因面临敌人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加之不法奸商和反动分子的破坏，根据地的对外贸易面临极大的困难，根据地内的日用消费品十分紧缺，严重影响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对于革命根据地的贸易工作，毛泽东提出了思想上重视和管理上加强的策略。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基本路线吗？……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在这里，毛泽东把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工作与革命战争和巩固工农联盟联系在一起予以强调，从而把贸易工作提升到相当的高度，在思想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毛泽东为了使红色政权得以生存和发展，在有力组织反“围剿”战争的同时，努力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及时提出向敌占区经济开放的主张，在根据地设立外贸局，由政府直接经营若干重要的商品流通，统管粮食的内部调剂。食盐、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出口，以苏区的特产钨砂、樟脑等换取根据地匮缺急需的食盐、医药，都由对外贸易局统一组织，大力发展与敌占区的经济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