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另一种是盲目照搬，他说：“盲目照搬的方针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尽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文化的借鉴”，但“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这成为在文化方面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为了贯彻这一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的观点。中国和西方国家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有许多是带有共性的。近现代文化外国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西方前进了一步。
譬如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管理等等，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时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学习外国近现代的东西，学习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学习外国的东西要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以外国文化的长处，克服中国文化存在的落后性和片面性，创造新的适合中国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3.军事方面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实践中，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精华，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军事理论，创立了具有完整理论形态和科学体系，鲜明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毛泽东注意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最早应该是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古田会议决议》阐述的建军原则主要来源于此。古田会议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特性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被压迫民族摆脱异族奴役，这一神圣事业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人民战争的学说。其主要内容：①人民战争必须建立在人民充分觉醒的基础上，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战争时，必须努力使一切参战的人充分认识战争的正义性质、崇高意义和这次战争同群众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②一个民族要争取自身独立，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手段。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组织良好军队的唯一手段。③实行人民战争，要以正规军团为核心，与普遍群众起义和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配合。毛泽东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特点，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创立了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即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采取独特的战略战术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
在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敌强我弱的对峙中，在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有机地组织起来，建立了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革命根据地作为战略依托，采取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战胜了国内外任何一支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强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思想。恩格斯认为：“集中兵力总是重要的”，马克思明确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而且阐述了集中兵力的方法，指出：集中兵力，应尽量缩减警备部队的人数，摆脱妇孺的拖累，撤出所有没有战略意义的据点，集结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野战；应注意分清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根据敌情、地形等情况，合理计划兵力，既要反对不分主次的平分兵力，又要反对只顾重点，不顾全面的绝对集中兵力。毛泽东深知战争的规律和用兵的法则，对集中兵力有独特的见解。
毛泽东阐明了集中兵力的必要性在于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即改变进退的形势、攻守的形势和内外线的形势。毛泽东非常形象地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因此，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至少是两倍于敌之兵力，有时甚至是六倍），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这样做的结果，“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所以毛泽东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首。三是丰富发展马克思游击战思想。
游击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军事思想，他们曾把游击战形象地比喻为“成千上万只蚊子折磨一只疲惫不堪的狮子”。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击战，并且把游击战作为克敌制胜的主要作战形式，提升到战略地位来认识。毛泽东揭示了游击战具有主动性、灵活性、进攻性、速决性和机动性的特点，是弱军战胜强敌的有效手段，毛泽东总结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口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游击战思想。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游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因此被外国军事评论家称为“现代游击战争之父”。
第二，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理论和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1939年2月16日，毛泽东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苏联红军战斗的经验教训是为外国军队所取法。使我们懂得要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队也要变为政治上具有正确方向的军队，也需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近代的军事素养，与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并且毛泽东要求部队“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并强调：“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红军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统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我军建设中以苏联红军为榜样，依照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开展革命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早期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他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同时，毛泽东强调学习一定要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和人民军队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照搬照抄。毛泽东批判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作风。他说：有一部分人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这些人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所以毛泽东提出“以我为主，参考友军，研究敌人”的学习苏联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我军现代化水平低，与现代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不相适应的实际，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所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建立比较完整的各军兵种体系，掌握最新的武器装备和最新的战术，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就成为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发展军事工业的合同，并从苏联购买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1950年2月，空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歼击机280架，轰炸机198架。毛泽东访苏期间，亲自为海军签订订货协定，购买了价值1.5亿美元的海军装备。1951年，毛泽东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中国兵工代表团赴苏联，临行前给他两大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厂。这些举措使我军逐步发展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兵种齐全、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也促进了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毛泽东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军事战略思想。毛泽东阅读过不少有关外国战争的书，对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林肯、格莱斯顿、叶卡德琳娜女皇、孟德斯鸠、惠灵顿和克劳塞维茨等外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非常熟悉。他们的军事战略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拿破仑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政治伟业和军事战略对后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基于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实际，毛泽东非常看重他以弱胜强和以少胜多的战略战术，称赞他是一位“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战略大师。拿破仑一生虽然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国家，但1812年远征俄国却遭到了惨败。拿破仑以50万大军对20万俄军，俄国实行战略退却，拿破仑军队陷入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饥寒交迫的绝境，最后仅剩2万多人逃离俄国。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克劳塞维茨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理论家。毛泽东最早从列宁的著作中了解到《战争论》这本书，并于1937年找来认真阅读。延安时期，八路军组建了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研讨班，毛泽东经常参加活动。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了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站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理论。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结论得到列宁的肯定和高度赞扬。毛泽东评价中国革命战争是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状态下进行的，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重点。毛泽东浏览了许多关于外国著名战争和战役的论述，对这些军事战略理论的借鉴和吸收，成为毛泽东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探求弱国战胜强国经验的重要的“参考书”。
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的战争，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是战争年代毛泽东着重分析研究的对象，在探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时曾多次引述过这些战例。在《论持久战》中，为了从理论上说服“速胜论”者，毛泽东用军队以退却的战略战胜拿破仑为例，果断地告诫人们：“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而针对革命队伍那些“唯武器论”者认为原子弹能决定战争胜负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批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毛泽东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一个英国贵族，我们不能说他比共产党人先进，但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看来，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同时，毛泽东还在他的军事著作中认真探讨和总结了15世纪的拉丁语系国家侵占中南美洲的战争，英占北美、占印度的战争，拿破仑进行的多次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各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弱军能够战胜强军，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等光辉军事思想，从而武装了中国军队的思想，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