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
毛泽东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延安，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必须“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在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他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反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毛泽东的原则是：这种吸收决不是“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是“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苏联模式的不良倾向，他进一步指出：“学习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适合的东西，即吸收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试图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统统移植到中国来的所谓“全盘西化论”，提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取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因此，在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始终坚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无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还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都要从国情出发，反对照抄照搬。
4.向外国学习，坚持使之“中国化”的原则
所谓“中国化”其实质就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在报告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适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作了具体的阐述：“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因此，“中国化”就是要使其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使之成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须知外国的东西也充满着他们本民族的特性，把外国的东西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是必定要失败的。“中国化”的提出，是对外来的改造并使其成为与中国国情相宜的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有些企业引进外国的成套设备和企业管理方法，却没有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为什么来到中国却不成，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使之“中国化”，没有解决怎样使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这个课题。毛泽东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时发表谈话，他说：“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5.抵制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坚决反对“和平演变”的原则
毛泽东认为，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与成败。基于此，在对外交往中，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价值观念、生活作风十分警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持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线。”借鉴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与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和腐朽思想必然会对我们产生某些影响，但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就关起门来，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予以坚决抵制，消极因素就伤害不了我们，腐败现象就影响不了我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毛泽东还一再提醒全党警惕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腐蚀侵袭、分化瓦解，警惕西方国家争夺下一代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反对“和平演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从来都采用两种手段：一种是武装进攻，一种是和平欺骗。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在运用这两手时往往有所侧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朝鲜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它们反对社会主义着重采取了“和平演变”的战略。
所谓“和平演变”就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妄图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从内部来瓦解社会主义，使之逐渐向资本主义演变。杜勒斯是冷战时期的政治历史人物，他面临的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他被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同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共产党内总有那么一些人居功骄傲，脱离群众，以权谋私，消极腐败，向往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从而也就为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市场和依据。
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此欣喜若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出现了实行“和平演变”的时机。杜勒斯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险恶意图，毛泽东及时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彻底戳穿了帝国主义玩弄的这一套把戏。1959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把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三个演讲印发给与会同志，并对这三个讲话作了分析。毛泽东指出：杜勒斯的演讲表明，美国正加紧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以实现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来搞“和平演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转到适合美国需要的方向去。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他认为要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不仅要对帝国主义的本性和策略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还必须对国内和党内状况有客观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反“和平演变”的策略。为此，毛泽东首先分析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搞好社会经济建设，在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状况的分析、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见解，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毛泽东关于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五节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特征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一是鲜明的时代性，不同时代展现出不同的开放思想；其二是辩证性，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其三是对外开放思想的一贯性。
1.鲜明的时代性
由于受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民主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体现了毛泽东“引进外资，兴办实业”的对外开放思想。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体现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他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首先应立足于自我，同时也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他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1946年6月3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曾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又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形式。
毛泽东两次提到“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到根据地兴办“实业”，即允许外国资本家到根据地投资，还论述了“实业”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办工厂、开矿山、发展交通等。在投资方式上，可以是外国人独资，也可以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合资）。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的雏形已经形成。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开放也作了大胆的设想。
1944年，在延安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友人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会使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取长补短”，将给中美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①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也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②对外开放可以“取长补短”，表明了毛泽东想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的愿望。
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成熟时期，体现了毛泽东“一边倒”的对外开放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多次提到了如何利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思想。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管美国人的也好，英国人的也好，日本人的也好，我们用得着的我们就得跟着学。”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对民主党派人士谈话时曾经说过：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允许资本家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希望通过吸收和借鉴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有用，都要学）发展本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思想。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对外开放思想，表明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经走向成熟。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由于受到国内和国外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现敌视和封锁政策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上，带有“一边倒”的倾向，把对外开放的重点主要放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