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早期的“小裁缝”不成气候，所以罕见文献记述。据一些家谱记述和拎包裁缝的后人传说，以及一些志书对后来的一些红帮裁缝的记述，在上海或通过上海去日本的有如下人物：
19世纪70年代，鄞县姜山镇周家埭村周乐鸿到上海当学徒，满师后在静安寺路创办协锠西服店。后由儿子周锦堂、周钰堂分立“协锠锦记”和“协锠钰记”西服店，后来都成为红帮名店。周家埭还有周茂达、周盛赓，曾去日本横滨学做西服，在横滨开办过同义昌洋服店。周惠庭曾在上海开办泰兴呢绒西服号。周菱舫、周兰舫兄弟在上海开办过“兆康号”和“北记”西服店。比较迟的周永泰也曾去日本横滨学做西服，回国后与侄儿周惠品在上海开办过西服店。周姓氏族中，后来还有人在哈尔滨、北京、天津、青岛、芜湖等大中城市开办过现代服装店，成为红帮发祥地的一个重要的裁缝世家。
奉化江口镇是红帮的重要源头之一。在红帮孕育期中，王昌乾是全村迁徙上海的第一人。时间是19世纪中期，他的儿子王睿谟于清咸丰八年（1858）随父亲去上海学习裁缝手艺，明治维新后，传来日本服装改革以及中国裁缝在日本学习革新服装的消息，王睿谟毅然决定去日本学习，到大阪后探骊得珠，掌握了全套西服制作技艺，光绪十七年（1891），他和几位同乡回到上海，1900开办王荣泰洋服店，后来成为红帮名店，由中国裁缝在中国自己的城市里，用中国的面料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徐锡麟制服了一套西服，被后来人誉为红帮“第一套西服”。（42）其子王才运后来更成为上海红帮的领军人物（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江良通是红帮孕育期出现的又一位“创世纪”人物。他是奉化县江口镇前江村人，他也听说很多奉化人下东洋学做西服的情景，于是和弟弟良达东渡横滨，结识了已在那里的服装界老乡，顺利学到了西服手艺，光绪二十二年（1886），兄弟俩回到上海，开创了和昌号洋服店，这是中国最早开办的西服店之一。（43）其子辅臣从上海圣芳济学院毕业后，承接父亲的事业，后来成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江氏后代出现了多名红帮高手（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红帮孕育期中由上海或其他城市先后去日本的宁波人日渐增多，各县都有，诸如鄞县的董笙鹿、董笙奎、王震葆、邵根财曾去横滨，李贵常曾去东京，张士康、洪友钰曾去神户。奉化胡平安曾去冲绳县志川市，孙通钿也曾旅日。
奉化县的应兆文、邬德生曾去横滨，邬德生还和张有福过往甚密。慈溪县的陈圭堂、董仁梁曾旅神户。镇海县的朱炳赓也曾去横滨。先后东渡的宁波裁缝，是不胜枚举的。后来，他们当中有的人留居日本，多数则回国创业。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徒弟，多成为不同时期红帮的知名人物，为红帮的辉煌事业建树了功勋。1928年编印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录》有所记录。
当然，在孕育期中也有一些宁波裁缝出现在其他城市中。
据《北平市志》记述：清同治十年（1871），宁波人汪天泰便随一个欧洲人由上海到北京开办西服店。20世纪初，鄞县李玉堂在王府井开办新记西服店，后来曾为末代皇帝溥仪、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做过西服。同时，宁波人张永序在北京做拎包裁缝后迁至东安市场开办张永记西服店。1892年宁波人王阿明在法租界6号路开办王阿明西服店。
20世纪初，鄞县陈尧章在汉口开办祥康西服店，后来包揽过法国领事馆的服装业务。
18世纪末，鄞县的李来义先到上海邬顺昌裁缝店打工，20世纪初开办苏州第一家西服店——李顺昌西服店。
光绪年间，陈子范、陈丽生父子在杭州高乔路开办裁缝铺，数年后，陈丽生兄弟创办了成源绸缎局，曾跻身四大同行之列，成为丝绸大亨。
20世纪初，奉化人张正安应杭州广慈医院院长梅藤根邀约，由上海迁至杭州，创办张顺兴洋服店，除了为广兹医院职工和所属医护院校师生制作工作服装、现代服装外，扩大经营后，也为在杭外国人和开放派人士制作各式现代服装，人们称之为“外国裁缝”、“西装裁缝”、“新派裁缝”，后人称之为“杭州西装鼻祖”。（44）
孕育期中，也有一些南北两路交叉的人，或先去日本，回上海后又去哈尔滨、去俄国；有的则先去北路，又回上海，再去日本。比如鄞县的陈顺来，早年在上海学生意，清末去俄国，后回哈尔滨。奉化的张少卿早年在上海当学徒，后去俄国，又回哈尔滨。奉化的杨和庆等人则先去俄国学罗松派西服技艺，回国后又去日本，然后回宁波开办西服店。其子杨鹏云后来成为红帮裁缝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人物。
顾天云，则是红帮孕育期中的后起之秀，他在红帮发展历程中是一个极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顾天云，鄞县下应镇人，生于1883年，15岁去上海做学徒，满师后即去日本，1903年在东京开办宏泰洋服店，几年后，又由东洋去西洋，到西服发祥地考察，1922年回国，次年在上海继续经营宏泰西服店。
在红帮发展历程中创立了三大功勋：开创红帮服装科学文化研究之先河，为红帮的光辉事业奠定了科学文化根基；编著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服装专著《西服裁剪指南》，当时即被人誉为“革新之准”，成为中国服装史上和红帮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在培养红帮接班人方面，顾天云更倾注了主要精力，先后参与红帮商店联合举办的服装培训班、夜校、上海裁剪学院、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不但是主要创办人，而且是主要专业教师，被誉为一代红帮名师；把科研、教学一体化，科研成果就是专业教科书（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在孕育期中，不但从事西服业的人数尚不很多，而且是一盘散沙，各自求学、探索，尚未形成社群，还谈不上共同目标、统一风格、统一组织，处于自在状态下。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域（如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京津地区），由于多出同一师门，相互联络较多，因而具有某些原始同一性，但尚待展开，红帮概念亦尚在形成。
（二）形成期
“西风东渐”已过百年，明治维新已过半个世纪，戊戌政变已过20年，辛亥革命已经胜利，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热浪中，人心思变，“西服东渐”成为一个显著标志。这一时期（1911-1920），国内本帮裁缝转身成了“西帮裁缝”，在国外学习西式服装的裁缝已经学成，一批批从日本、俄国、欧洲归国创业，已成火候，于是，以上海、哈尔滨为主要基地的红帮裁缝应运而生，打出旗号，江良通、江辅臣父子开创的和昌西服店，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开创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王廉方创办的裕昌祥呢绒西服店，许达昌创办的培罗蒙西服号，在近代“中华第一街”上海南京路上，由奉化县王淑浦王氏创办的“王兴昌”、“王荣康”、“王顺泰”、“汇利”、“荣昌祥”和“裕昌祥”6家现代服装名店相继亮相，被誉为“南六户”。现代服装店如同雨后春笋般，在东西南北中各大中城市涌现出来。
在南京，史久华率先以“玉兔”的新颖商标注册，他创办的庆丰和西服店比较开放，曾因按时高质量完成大批量革命军军服，受到孙中山的接见。李顺昌长子李宗标的李顺昌西服店等等，都誉满南京。
在哈尔滨，殷伦珠创办的协兴洋服店，张定表创办的瑞泰西服店，石成玉创办的兴鸿西服店等等，都成为西服名店。据不完全统计，1918年，哈尔滨的西服店已有60余家。
在长春，陈清瑞三兄弟创办的三益西服店（后更名为“瑞记”）打开了北国春城长春现代服装的第一页，为汉、满、蒙、回、朝等38个民族的居民和东洋、西洋的外国人制作了款式多样的西式服装，作为东北三省的中心城市，为中国现代服装业谱写了创新篇章。
他们兄弟后来又回上海、宁波创业。
在北京，李秉德兄弟创办的新记（后更名为“新丰”）西服行。李氏三代人都经营此店，一代胜于一代，也成为一个现代裁缝世家。应元勋的应元泰西服店，善创新颖款式，被北京人称为“摩登派”。徐顺昌西服店是继“荣昌祥”、“王顺泰”等上海红帮名店之后，以制作中山装闻名于北京的红帮名店，因之有“中山装专家”之誉。
在天津，20世纪初，宁波裁缝已在这个北方港口城市建立了天津制售西装业公会，“劝业场”、“小白楼”等著名商业街都有多家宁波现代裁缝旺铺。
天津的西服以罗宋派、英美派著称，“何庆锠”、“王阿明”西服店均以工艺精良著称。“何庆锠”后来还在汉口开了分店。
在济南、青岛，也有多家宁波现代裁缝商店，他们敢于在这些城市和日本人的服装业相抗衡，在竞争中有一些名店脱颖而出，后劲尤大，诸如李鼎诚父子经营的顺兴祥西服店、朱顺泰经营的华昌洋服店，都是在与日本人经营的西服店竞争中发展起来的。
在汉口，宁波裁缝更得“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快发展起来。汉口、武昌、汉阳是我国中部水陆交通枢纽，有“九省通衢”之称，在清代就是洋务派的重镇，“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相当繁华，现代服装自然因势而发。
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武汉亦具特别意义。1911年，清廷借实行铁路国有之名，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川、鄂、湘、粤各省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抗遭到镇压后，发展为武装斗争。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即决定于10月10日实行武装起义，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即组成革命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由于上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背景，武汉三镇遂成为宁波裁缝发展事业的一大目的地。他们从宁波、上海、南京等地陆续向武汉进发，现代服装商店“一半以上为宁波人所开”。（45）1920年编印的《夏口县志》已有如下记述：“汉口成衣业分浙江衣帮和汉口衣帮，西服业称红帮，大多数从师于江浙人。”
这些衣帮，实际上大多数是宁波红帮裁缝的传人。武汉其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服装店不胜枚举。
在长沙，辛亥革命后，现代服装业也发展起来。湖南督军汤芗铭趋赶时尚，邀约在上海经营同森西服店的红帮裁缝陈阿昌到长沙，1914年，在长沙再开同森西服店。宁波裁缝陆续从各地迁来，湖南现代服装业由此拓展开业。
总之，在这个不长的独特的历史时期内，宁波现代裁缝已在全国相当多的大中城市经营起现代服装业来，而且往往有大手笔，有名师出现，诸如海派西服的创制、中山装的创制与定型以及革新旗袍的崭露头角，“西服王子”、“模范商人”、服装业“四大名旦”以及“正反面阿根”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这些都是“红帮”群体形成的必然征候。多种脱离血缘关系的横向行业组织，诸如宁波及所属鄞县、奉化、慈溪等县人士在各大中城市创立的“同乡会”、种种“会所”，大行业帮口“新服式同业公会”也呼之欲出。“红帮”旗号的亮出，已是必然的事情了。
一言以蔽之，红帮的形成，是水到渠成，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三）繁荣期
在这个时期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红帮人在思想意识、伦理关系、道德精神3个方面，都完成了群体性的转换。作为一新兴创业群体，整体面貌一新，已经摆脱了旧式农民和个体小手工业者的过度个体主义和一生一世不知家外有家、乡外有乡，基本上只为自我、家庭操劳一生的狭隘心胸（详见本篇第五部分）。
繁荣期又可分为上下两个阶段。上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后期，下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
红帮在20世纪上叶迅速形成之后，如日东升，蓬勃拓展，不但经营地域迅猛扩大，经营品种日新月异，而且，经营理念、经营风格、经营伦理、经营方略进一步明确、成熟；服装科技文化的研究、培养高水平接班人的工作，都取得空前的成就，并且形成优良传统。红帮由此进入发展的大繁荣时期。
在红帮形成后，他们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适时地抓住发展、开拓机遇，全面拓展，北上、南下、西进、晋京，全面开花，无论是前期各地的各自为战，自我奋进，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统筹安排，组织调配，他们无不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占领一个又一个城市的现代服装高地，锐意进取，不断从各方面拓展自己的事业空间。
在发展、拓展、创新中，也曾经历过曲折，遭遇过风浪。在上阶段中，他们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长期战争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害，但红帮人仍在风浪中搏击前进，继续朝着服装现代化的方向艰难奋进，创制了海派西服；中山装定型了、普及了；由中山装为母本衍化出来的多种现代服装，军装、学生装、职业制服等等陆续发展起来，还创制了“毛式服装”。在这一阶段中，红帮已不再单一经营西服，同时更多地着力于各种中国现代服装的研制。应该说，这时的红帮，已不宜再称作“西装裁缝”、“洋帮裁缝”，而是中国“现代裁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