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学源、钟正扬
红都，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瞿秋白当年曾以“赤都”称苏联首都莫斯科。但我们这里所说的“红都”，则是北京市红都服装公司的简称。这家服装公司是根据国务院的意见，经北京市和上海市协商后，由上海的红帮裁缝精英们组建而成的。它的非同寻常的业绩表明，它是中国服装界的“国家队”。21世纪初，红帮研究专家曾以“红帮的形象大使”誉之。
在中国现代服装史上，“红都”将成为重要的一页。
一、乔治·布什：“红都，红都！”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老布什”）访华时，到了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就撩起自己身上的西装，用标准的汉语，向欢迎他的人们说：“红都，红都！”（1）
这位美国总统在登上总统宝座前，曾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位大使是个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他曾骑着自行车，逛过北京的许多大街小巷，也算得一个“中国通”或者“北京通”了吧。他不但了解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而且像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一样，慕名到“红都”定制过西装。
此次，他作为美国总统访华而演绎的这个有趣的小故事意味着什么呢？
各方面的人肯定会有多种多样的解读方法，自然也就会有多种各样的精彩解语。不过，我们想，其中有一条必然可以成为共识，这就是：这家北京的红帮名店已经蜚声海内外，世界各国对中国有些了解的人们，大致都会知道北京有个红都服装公司。特别是访问过中国，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更会知道这家由红帮裁缝担纲的服装名店，曾为许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制装，中国的高级官员、外交人士、北京出国的人们，大多到“红都”做过服装，其中还有享誉全球的“毛式服装”，为周恩来总理特制的中山装，为几代领导人国庆检阅特制的中山装等等，这些服装都进入了中国服装史。人们当然也会知道，许多访华的国家元首、党政要员、外交官员、社会名流、工商巨子、文体明星，以及国际名模、“世界小姐”等等，都曾在“红都”或其他红帮服装名店定制过服装，以美国总统为例，福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都曾请红帮裁缝为他们制装，有的还和红帮裁缝结下了友谊。所以，和红帮老师傅们谈起这些个事儿，他们都会谈起他们为中外各式人物制装的故事；而且，他们很多人家中都珍藏着这些著名顾客制装的记录簿、红帮裁缝与他们的合影，以及制装者赠送给他们的多姿多彩的礼品和赠言。许多“红都”老师傅家中，都有毛泽东主席的服装形象照、周总理的赠言、邓小平送的糖果，江泽民的题词、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请他们赴生日宴会的照片等等，那是不胜枚举的。
所以我们说：布什总统演绎的“红都”故事并非特例，它只是“红都”的许多意趣深邃的故事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二、“红都”的组建
组建“红都”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构建新中国服饰形象的需要，首都提升服务性行业整体水平的需要，红帮名人名店向往北京的心愿。
这里，不妨先讲一下“小尼改衣”的故事：
那是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信，讲了他在北京某服装店做了一套西服，有些不合意，先后修改了多次仍难以达到要求。于是外交部派员陪同这位大使到上海，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马上确定由波纬时装店中享有“西装圣手”美誉的红帮裁缝余元芳完成这项工作。
余师傅名不虚传，爽然应诺为之改装。两天后，修改好的西装送到，这位印度大使试穿了，不但表示满意，而且约请余师傅为他的岳父、妻子、兄弟和儿子各做一套西装。
余师傅出色完成了上述制装任务后，这位印度大使又给中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做过、买过很多套西装，但从来没有穿到过这样漂亮、舒适、挺括的西装。（2）
作为一个个案，已经圆满终结了。但这件事却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深度思考。他熟知，北京市也不乏有名的红帮裁缝，但却没有进行合理有效的构建组合，整体水平还不够要求；他同样熟知，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聚集了很多红帮名人名店，顶级人物大部分都在上海各服装店（公司）工作，像余元芳这样的“圣手”，那是成百上千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德艺双馨的中国现代服装的开拓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多种贡献。于是周总理提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原则，嘱咐红帮裁缝师傅“千万不要把海派西服的特点搞丢喽，也要把首都的服装业带动起来，搞上去嘛！”（3）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北京市很快和上海市协商，决定邀请上海的红帮名师名店进京，并很快做好落实工作。为做好这项工作，各方面都作了周到安排，连进京人员的差旅费、进京后的生活安排、进京后的工资待遇，以及一年之内，将进京人员的家属全部迁到北京等等，都妥善安排了，所以从考察到定店定人以及搬迁的一切准备工作，1周内便顺利完成，第一批100多人随即踏上了进京的旅程。其后不到1个月，第二批进京人员也到了北京。先后两批，上海迁京的服装店共21家，职工共208人。为了繁荣、提升首都的服装业，实行强强联合，21家重组成7个地方国营的服装店：“雷蒙”、“波纬”、“蓝天”、“造寸”、“万国”、“金泰”，开始他们的新的创业历程。这一年秋天，12名红帮高手进了“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一个部门下组建了一个服装加工部，开始他们独特的制装工作。1958年，再次重新组合，7家服装店重组为“友谊”和“友联”两大家。其后，在“文革”期间，又组建成北京市红都服装公司，1993年又更名为红都时装集团公司。
关于“红都”的命名，也有一些故事。公司组建时，命名是颇费思量的。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提出过多种命名建议。雷蒙服装厂的郑祖芳还特地骑着自行车，跑了北京的许多条大街，寻求命名方法。他看了很多商店的新招牌，有的改作“红卫”，有的改作“人民”，有的改作“首都”。想来想去，他从离沪进京的初衷想下来，想到周总理的谆谆嘱咐，认为公司是在新中国的首都组建的，为什么不叫“红都”呢？这个名称既有意义，又很响亮，又和别的商店名称不同。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大家，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于是，“红都服装公司”的名称诞生了！
名至实归，公司成立之后，红帮老师傅和红帮传人，继续发扬红帮的创业、创新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名实两副，为提升我国服装业的水平、树立中国人的新的服装形象，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以“红都”先后3任著名经理为线索展示他们的业绩吧。
三、3位名经理
如果要勒石记功，首先要记述的，应当是3位著名经理，他们都是从红帮策源地走出来的，都是红帮老师傅中的高手，皆因作品的优异而享誉于海内外；又都是进京的带头人；在京期间，都立下过许多奇功，都有许多制装佳话广泛流传。
1.余元芳
首任经理余元芳，前文已初涉他的非同寻常的技艺。
余元芳师傅是宁波奉化县白杜乡泰桥村人，小学毕业后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当学徒，由于战火烧到上海，中途曾2次回乡避难，1941年满师后，凭真工夫考入南京路的红帮名店工作，他以过人的才智赢得同行的钦佩。抗日战争胜利后，余元芳风采凛然，独自创业，美誉远播，并曾去香港寻求发展机会。
1944年2月，其兄余长鹤在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开办的波纬西服店，主要承接各国驻沪领事馆、各国其他驻沪机构的制装业务。6月，应兄长之聘，余元芳至“波纬”工作。曾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市委书记刘晓，华东局的领导人谭震林、魏文伯、陈丕显、谷牧等人制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服装形象亮丽转身屡屡立功。美名传至北京，于是有了“小尼改衣”的故事。
“波纬”进京之初被安排在北京前门饭店营业，翌年迁至驻华外交官员聚集的东交民巷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店联合，余元芳出任经理。余元芳由此迈进了创业的黄金发展阶段。他们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贺龙、罗荣桓、郭沫若，以及各部委的领导人刘晓、黄镇、姬鹏飞、伍修权等领导同志和驻外使馆人员制装，特别是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服装，大部分都是由余元芳偕同红帮老师傅完成的，已经成为蜚声国内外的经典之作。余元芳知道，周总理是代表新中国出现在国内外许多重要的场合的，他的服饰形象往往成为新中国的服装形象，所以余元芳不但综合运用了他所掌握的红帮的最高技艺，而且根据周总理的工作地位、非凡仪表、气质、个性和爱好，精心设计，大胆创新，倾尽心力为其制装，因之，其作品往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出席著名的“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更可以说是新中国服装的两次大亮相。
1973年9月，余元芳出任新建的红都服装公司经理，老当益壮，一直干到退休。
像许多红帮老师傅一样，余元芳退休之后，实际上是退而不休的。1980年，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为外交人员服务的部门根据中外交人员的需求，组建了一个服装加工部，余元芳又成为首先被邀请的高级技师。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余元芳的故乡奉化县服装工业异军蜂起，余元芳等红帮老师傅自然又成为各服装厂恭聘的首选对象。“罗蒙”、“金海乐”等服装厂的领导者，都先后进京到左家庄新源里余元芳家中拜访，聘请他担任他们的顾问。
为家乡的服装业腾飞出力，自然是余元芳极乐意做的事情，于是，他热忱地为他们建言献策，多次到各厂具体指导，常常亲自动手示范，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新技术人才。1998年3月，奉化市服装商会成立，余元芳又热情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并欣然接受顾问之聘。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把这两句经典歌词送给余元芳老师傅，不是非常合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