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学源
红帮，是中国近现代形成的一个很大的服装革新群体。他们是颠覆中国旧服制的主力军。他们在中国服装史上树立了一尊全新的光辉的里程碑。
他们揭开了中国服装业现代化的第一章。他们成为中国服装史上最大的一个服装流派。
一、“红帮”名称的由来
（一）说“帮”
帮，源于行（hang）。行，原是古代买卖交易的场所。在这种场所中交易的人们，渐渐按相同的交易内容，结伙成群，名之为“行贩”、“行贾”（gǔ）。汉代文献中已有记述，如《乐府诗集·孤儿行》：“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至隋代，虽然工商业仍被儒家视为“末”，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活的改变，行贩、行商还是有所发展的，仅东京丰都已有120行。到南宋，仅临安（今杭州）一地已有440行，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到南宋，工商业已开始摆脱“末”的历史地位，不再是“农”（本）的附属。
至明代中叶，市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工商皆本”的思想已呼之欲出，（1）于是各种商业、手工业者以职业为依据，结伙搭帮，形成各自的帮口、帮派。
帮，在旧中国，原是封建性的民间社团。主体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沦落而成的大佬、流民、地痞、恶棍结集而成，如青帮、洪帮。他们往往为某种政治团体所利用，参与某些政治活动。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者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帮派渐次淡化党派政治，全力从事本行业的职业活动。虽然有时也介入某些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罢市抵制日货等等，但毕竟以本业为主务。
随着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经营理念的发展和更新，“公会”之类行业、帮口组织应运而生。红帮裁缝已经由背着剪刀、尺子包袱走街串巷寻求生意的流浪者，变为开店铺、办作坊、使用缝纫机械，走上机械化之路的业主。他们开始以现代商家的身份登上社会舞台，已经和封建帮派青帮、洪帮之类性质根本不同了。
1927年11月，上海红帮人士发起筹建“新服式同业公会”，1929年1月更名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后又几次更名，但都称“同业公会”。这种公会先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成立，发展迅速，均以红帮人士为骨干和主要领导成员。这时，红帮已不再是自在地散漫于城市街巷中的松散行帮，而是一个有组织纲领、章程，机构相当健全、有多方面统一行动的现代性社群组织了。
（二）说“红”
关于“红”，迄今已有如下说法。
1.“红”即奉化县的“奉”
“红”与奉化县的“奉”声韵相近；奉化又是红帮主要发源地之一，人数众多；1915年10月奉化县已有裁缝（本帮和红帮）二三千人，为统一行规、行风、伦理道德，奉化县知事专门发布公告，并于同年秋天成立“成衣公所”。（2）由县政府专为服装行业发布带有根本意义的文告，并有落实行为，在当时实属罕见，很有意义。由此，有人认为红帮即奉帮。此说自然是有其依据的，但其涵盖面不够广阔。宁波地区的每个县，当年都曾出现过红帮名师、高手、裁缝世家，比如慈溪县的裁缝于明代天启年间（18世纪70年代），已经在北京成衣业中大显身手，形成了“浙慈帮”，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创建了浙慈会馆。这些裁缝的后代，有一些后来与时俱进，改做西式服装、现代服装，所以，应该认为本帮裁缝是红帮裁缝的前辈，有传承关系。再如宁海县前童镇曾以“三百把剪刀”著称于中国服装界，他们曾于清光绪初年（19世纪70年代）在“三北创成衣作场”。其他各县也都有创业于19世纪的红帮裁缝。所以2001年开始编著《红帮服装史》的时候，主编便提出：红帮的主要源头在鄞县、奉化县，即“奉化江两岸”。这是一个新提法。并且认为：红帮之源，并不是单源的，而是多源的。（３）
2.“红”源于“红毛”
“红毛”是早年中国民众对早期来华欧洲人的通俗总称。因为他们的头发呈红色，成为当时民众区别欧美人与东方人、中国人的首要、主要特征。当时，还有人称外国人为“老毛子”、“金发女郎”，也是与外国人的头发颜色有关的。南方人则把欧美人称为“红毛人”。这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就如同后来群众称外国人为“老外”差不多。
“红毛”之说，是有历史文献可征的。
清康熙《台湾舆图》中有一地标谓“红毛楼”；《定海厅志》卷17《关市》记述，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宁波府所属的定海县专门设有与英法等国商人进行贸易的“红毛馆”；《普陀县志》有关于“红毛扰山记”的记述：“约在康熙四年，‘红毛’以郑氏踞其巢窟，遂浮海劫掠。”这里的“红毛”指曾被郑成功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侵略者。
因为红帮裁缝早期主要是为这些“红毛”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买办、翻译、中文秘书、跑街、看门人以及与外国人为伍的中国人，为这些人修补、缝制西服的裁缝，遂被称为“红帮裁缝”。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工业》和《乡风》称：“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业，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土木，若成衣，……东南两乡业此者，多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沪汉各地，凡为西帮裁缝者，不问而知为（鄞县）南乡人。”“西帮裁缝”即红帮裁缝。
3.“红”源自上海虹口
董涤尘先生在《杭州西服业见闻》一文中说：“杭州西服源自上海，18世纪80年代黄埔江边有一批本帮裁缝，为外国人修补翻做西装，掌握西服款式结构和工艺，经过探索，成为西服裁缝。他们大多住在虹口镇，民众误以为他们有帮会色彩，遂称他们及其弟子为虹帮师傅，因专做外国人服装，又叫外国裁缝”。（4）据当代学者考察，红帮裁缝及红帮名店大多在南京路以及靠近黄浦江的几条马路中，住在虹口镇的也有，但并非红帮主体。此说聊备参考。
4.“红”源于红火的“红”
有人说：红，源自于红帮生意红火。20世纪20年代之后，做传统中式服装的本帮裁缝生意日趋凋敝，而做西式服装的西式裁缝生意日渐红火，于是有人称他们为红帮裁缝。此说未见于文献，有望文生义之嫌，似不足据。
将以上几种说法加以比较，“红毛说”依据似较充分，且能反映红帮裁缝的发展历程，他们确实是从引进、制作西服开始他们的服装创业生涯的，而且，不受他们出生的地域（宁波地区各县）、从业地域（东西南北各地）、他们所做的西服流派的局限，凡是引进、制作西服，进而创发、制作现代中国服装的裁缝，都是红帮裁缝。而且，随着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和经营理念和方式的现代化，红帮便开始泛化了，不只指剪裁和缝纫服装的手工业师傅，而且包括红帮商店中的设计人员、裁剪师傅、缝纫师傅、辅助人员以及管理人员、营销人员。这种泛化，是红帮事业发展的必然现象。
“红帮”见诸文献，最早是1920年的《夏口县志》：“汉口成衣业分浙江衣帮和汉口衣帮，西服业称红帮。因大多从师于浙江人。”（5）
夏口是古地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分汉阳县汉水以北地区而建，治所在今武汉市。1912年改为县。这一新概念表明，1920年以前，“红帮”一词已经出现。20世纪30年代编印的《鄞县通志》不但出现了“红帮裁缝”这一概念，而且作了背景介绍：“海通以还，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船运输而来，乡风为之丕变……时式服装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乡里人即仿效之，有莫之能御者矣。衣服之制，五十年来迭经三变。”宁波邻近各县，莫不如此。
镇海、慈溪两县是“宁波帮”主要发源地，自然欧化之风流行迅速；鄞县、奉化两县是红帮的主要发源地，“服制”之变，自然超乎其他各县。
1948年4月发行的《上海市场大观》在《同业团体》一节中说：“民国元年，上海大小同业团体已不下八十家，除总商会性质之‘商务公所’外……称作‘公所’的有石匠、水木、浙宁水木、铁锚、成衣（红帮裁缝）……”
在新编武汉《商业志》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包括南京在内，或合绍兴，称宁绍帮。”还有“浙江帮”、“浙帮”、“上海派”等等提法，实际上都指红帮，都是师从红帮师傅，然后自立门户，在上海、南京、杭州、绍兴、宁波以及哈尔滨、北京、天津、汉口各地创业的红帮传人。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等有关文献中的“洋帮裁缝”、“西式裁缝”之说，（6）实际上都是指红帮裁缝。在学术研究过程，这些概念应予统一。
二、红帮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红帮，这个中国服装史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服装业群体，为什么会产生于宁波这块土地上呢？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是内外多种因素纠结、互动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深邃的、宝贵的，值得认真发掘、剖析、总结、记取。
兹就其地域、经济、人文、政治几个主要方面概述如下。
（一）地域背景
自六朝至明清，北方人多次大规模南迁，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财富和人才，推进了宁波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步加剧。“穷则思变”，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开拓生存空间、生存方式的内驱力。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宁波本帮裁缝——红帮裁缝产生的根本原因。
宁波人多地少的矛盾于南朝刘宋大明初年始现，这引起了南朝史学家沈约的关注，在《宋书》中他记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人地关系紧张的情景。
东汉之后，北方战事频繁，天下大乱300年，“永嘉之乱”，导致“百官流亡”避祸江南，宁波地区成为北人主要迁居地之一。人口骤增，人地关系失衡。
再经唐宋的“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大批中原人士相继南迁。宋人李心传《建炎系年要录》记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7）南宋王朝南逃，使宁波这个边鄙小郡一跃而成京畿重镇，人口剧增。
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政和六年（1116）宁波约有26万余人，至乾道四年（1168），不过52年，宁波人口增至33万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人均土地占有量则锐减。据宋人戴栩《浣川集·定海七乡图记》记述：定海县（镇海县）政和年间（1111-1118）人均9.12亩，而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不过100来年，人均不足6.4亩，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这时宁波地区可垦的土地已经不多，所以人地矛盾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显得紧张。
至明清时期，宁波地区的人地矛盾更加严峻，明中叶王士性曾在《广铎志·江南诸省》中发出如下喟叹：“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结果是：“禾稼所出，不足以自赡。”慈溪县因“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之二三。”鄞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鄞县人口607749人，增加近一倍。
至清末，鄞县姜山镇和茅山镇，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600多人。农业自身摆脱困境的能力已尽，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民众生存方式、价值观念改变，势在必行；开展多种经营，开发手工业、商业，势在必行。鄞县姜山镇、茅山镇，奉化县的江口镇、西坞镇，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红帮裁缝，其根本原因概在于此。民国24年（1935），姜山、茅山两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已达628人；民国38年（1949），江口、西坞两镇，人均耕地已不到1.9亩。农民不外出谋食，何以存活？文献大量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形：
明代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论崇奢黜俭》中写道：“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为号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
王士性在《广铎志》卷4《江南诸省》中谈到：在土地“半不足供”的情况下，“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次者兴贩为商贾”。宁绍人“善借为外营”，“大半食于外”。
《慈溪董氏宗谱》记载：族人“跋涉数千里，吴蜀晋楚诸省，靡不历遍。”
清代《（光绪）鄞县志》记载：“（宁波）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于是至清代后期便产生了“天下无宁不成市”之民谚。这虽不免夸张的成分，但总体情况是确实的。
综合多种史料推算，1852年移居上海的宁波人至少有6万人，到20世纪初，移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30多万，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是498万，宁波人为100万。在服装、饮食等行业中，宁波人已占绝对优势。
《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发表竺菊英的《论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以及宁波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报告总册》涉及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宁波外迁人口的一些数据，均可参校，兹摘录如下：1891年，181000人；1905年，198597人；1920年，926081人。
从上列数据中可以窥见，传统农业社会中那种死水无波似的守土恋乡情怀，在宁波地区已经逐渐淡化，而且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出现，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宁波人外迁渐次增加；红帮的前期创业者鄞县张尚义家族、奉化王睿谟家族和江良通家族的外迁，都典型地体现了宁波人的外迁态势。它明确表明，封建时代“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已经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转变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生活理想、人生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