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的服装改革是一场服装革命。在这场服装大变革中，红帮人充分表现了“合纵连横”的胆识和行动力。他们心驰于今古中外，留意于六艺精华，渐次深化，达到中西合璧、创新国服之目的。
也就是说，这场服装革命首先是服装制度的大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工艺方面的修修补补，形变而质不变。它是服装观念、方法、风格的整体改革，但并不是全盘西化。红帮人学习、借鉴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和人文精神，加以选择引进，又根据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审美传统和特性以及个人的气质、爱好而加以本土化、个性化，并且把西方的新缝纫法和中国的传统的线韵、针法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所以一套精心缝制的西装、革新旗袍必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现代工艺品。中山装既“西化”，又“东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革新服装中化出），更是“中化”，没有中国化，就没有中山装。中西合璧，才产生了精品，但它的“版权”属于红帮裁缝。
红帮的科研，也是“合纵连横”的显例。
从纵向看，它是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时代为红帮提供了创造的历史机缘；他们适时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缘，在革命党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在毛泽东等几代革命领袖指导、关怀下，产生、发展、辉煌起来。
从横向看，除了“西风东渐”的历史大潮的冲击之外；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推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倾力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快速完成社会近现代化。这大大震撼了中国的革命者和明智的人们，他们一方面反思甲午战争的惨痛历史教训，同时正视日本社会变革的经验，各界人士，纷纷赴日考察、学习，其中就有被称为红帮鼻祖的张尚义及其子孙、红帮创业元老江良通、王睿谟及其子孙等等；还有一些红帮前辈则陆续前往俄国的符拉迪活斯托克等地学习、考察。这些前辈开拓者回国后，都为红帮的创业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红帮拓展了“合纵连横”、技融今古的服装研究新路。
2.务实致用，多层互动
这是红帮科研的风格。
现代科学研究的社会性增强，研究课题常由社会需求而出。研究成果很快回到社会中去，给社会以积极影响。红帮人的服装科技与文化研究这一点尤为突出。他们始终脚踏实地，一切均从中国服装变革的实际出发，适时从服装业的实践中发现课题，而不是钻故纸堆找“冷门”，或搬弄“洋名词”，做“拼盘式”的“著作”，写出大量无用的废话来。他们关注国计民生，忧国家民众之忧，以“衣被苍生”、求变创新、利国利民为己任。在服装业中，他们将清代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博纳兼容”、“开辟成务”的学术原则、学术宗旨、学术风格，充实光大，铸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不管是王庆和的《服装裁剪的基本方法》，还是戴永甫的《怎样学习裁剪》，江继明的《怎样划线，款式变化》，包昌法的《服装省料法》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业待兴、各行各业厉行增产节约运动中编撰出来的，因而为广大群众热忱欢迎。包昌法的《服装省料法》发行了100多万册，江继明的《怎样划线，款式变化》再版了16次，印数达150万册。这些数字充分表明，这些通俗读物，在科普中是发挥了广泛而巨大作用的，因而曾获得多项科研奖项。
或许在“大师”、“专家”们心目中，这些都是“小儿科”。但是，谁能否认这种“小儿科”也是服装研究的一种成果，是红帮人科研精神的独特体现？他们的成果有很多都已经得到或将要得到推广，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这不是很值得敬佩和学习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当然，红帮研究专家们绝不只是科普作家。科普，只是他们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的研究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他们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他们不做“假洋鬼子”，拿大而空的洋名词、“大著作”诈人，骗取名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进入了高、精、尖的行列。顾天云以其著作和育人成果，被誉为服装科教界的宗师，戴永甫则以服装结构函数的研究成果进入国际服装科技研究之前端；包昌法不但几次应邀参与国家级大型图书的编撰，而且撰著了《服装学概论》等基础研究著作，在专业教材中已经具备某种权威性。他现在仍在撰写的服装设计系列论文，也将进入服装研究的新成就之列。至于《D式裁剪》，工艺上的“四功”、“九势”、“十六字诀”等等诀窍，都在服装界广为传诵，享有盛誉。凡此种种，自然都不是当今炒家们“包装”出来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红帮人殚精竭虑，匠心独运，潜心求索，自创为法的结晶。
诚如杜甫的诗句所诵：“更觉良工心独苦。”从司马迁到黄宗羲，到王国维、鲁迅都曾经撰写过服装方面的文章，“二十四史”的各位作者都曾在传世著作中撰写了《舆服志》或《服饰志》。我们没有理由小视服装研究之作，没有理由在近现代史、文化史中删去服装史。
或问：红帮的服装科研已经功德圆满了吗？
答曰：没有。他们是开先河者，但其后的路还很长很长。
又问：具体一些说说。
答曰：迄今我们尚未出现比尔·卡丹式的世界级服装大师，我们尚未推出世界公认的服装名牌……意大利一件手工衬衫手缝针数是8000针，我们有这个数据了吗？没有这样的指标，能产生世界公认的精品、经典之作吗？
缺乏文化内涵，缺乏高薪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怎么能大鹏展翅九万里呢？怎么能建成“东方米兰”、服装强市呢？
再问：怎么办呢？
答曰：弘扬红帮精神，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攻关登峰！
3.科教联袂，金针广度
这是红帮人科研的原则（也是红帮的兴业原则）。
“教育救国”论早有先贤提出来了，提倡职业教育，也早有宁波帮先贤提出并有践履实绩了。但是，在服装行业中，自觉地把产业、科研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使之一体化，却是具有开创性的。自筹经费，自办职业技校，自拟办学章程，自创新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自编专业教材，自任专业教师，改变传统师徒传承的育人方式，为红帮事业培养大批继承者，而且已见显著成效，不但数量相当大的接班人先后在全国各地培养出来了，而且培养出多种多样的高级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创新人才。
这就是从根本上把红帮和本帮（宁波传统裁缝业帮口）区分开来，也和同时代的广帮、苏帮、京帮这些新裁缝帮口鲜明区别开来。自这一群体形成之后，他们让教学科研联袂而舞，以自己的服装科技、服装文化研究成果作为教材，把红帮各店的学徒工、青年职工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职工，以及部分社会青少年，送到自己创办的夜校、培训班、传习所、裁剪学院、职业专门学校，以及其他各种专业进修、学习渠道中去，成批地培养自己事业的接班人。这和以往的手工业作坊中奉行的职场金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已经自觉地抛弃了这一封闭的陈规陋俗，金针广度，“不贵其独巧，贵其与众共巧也”。他们已经相当鲜明地体现出现代企业家、事业家的大家气度，显示出志在高远的精神风范。每临大计，人才为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
前文已谈到，顾天云是中国服装研究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服装职业教育的元勋之一。他的《西服裁剪指南》一书，是一部旨意深邃的研究专著，特别是它的长篇绪论，完全属意于中国的服装改革，这本书不但在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是一部拓荒之作，在中国服装现代化中具有导向意义，而且，它也是中国服装职业教育的第一部教科书。他在绪论中把中国服装放在世界服装业的大视野中加以观照，指陈弊端，呼吁改革；探索成功之路，改革之路；寄语青年，发愤创新，立志成才。尤为可贵的是，顾天云这样构想，也这样以身作则，付诸实践了。从写作这部书起，他便以之为教材，在他们同业公会开办的夜校、培训班、裁剪学院、工艺技校授课；他曾任裁剪学院教务长、西服技校筹委会主任、校长。在教学过程中，他总是依据他的专著绪论谆谆教导学生立志成才，期待中国之服装业精益求精，将来“能轶出欧美之上”，“争得国际市场”。后来，他的很多学生，都成为红帮的高级人才。顾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仿佛是以服装研究、教学为主要事业，而把他的服装作坊作为副业、作为教学实习基地了（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其后，红帮很多人都成为科教联袂的身体力行者，在服装科研与教学中各有建树。以“D式裁剪”法而享誉服装界的戴永甫，也是服装界的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师。他从做裁缝之后，就开始钻研服装科技。20世纪50年代初，他研制成“衣料计算盘”，同时，又编写出版了《怎样学习裁剪》一书，其后，他开始主攻“D式裁剪法”，1974年写成《D式裁剪》一书。继而，他锲而不舍，不断向纵深发展，终于“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成为当代“唯一有理论依据的科学裁剪方法”。1982年《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一书问世。8个月内即重印了4次，印数达30万册，1987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91年获“全国最佳服装图书奖”，发行量已达100余万册。这本书除了被全国很多服装院校作为教材之外，还通过讲座、报告会、中央电视台、教育台的电视讲座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传播；还应许多省、市、自治区服装界的要求，办过数十次讲习班。得益于他的科研成果的人达10万人以上。
戴先生的友人陈明栋又以《永甫裁剪法》以及《服装最新裁剪缝纫技术》等书为教材，为兰州等地举办过多种服装学习班班，为大西北各地各部队培育了很多新型服装人才。
在服装科教联袂中作出多方面贡献的包昌法，也是极具代表的人物。他为服装科研与培育新人五十年如一日，硕果累累。包昌法的服装研究也是科研与教学联袂互动的。他的不少著作就是为服装教育而撰写的，有些已经成为许多服装院校的教材；在关于服装设计的系列论文中，他强调指出：服装设计应成为“一门基础课程”。他也像顾天云、戴永甫等人一样，身体力行，为培养现代化的服装业新型接班人，是不遗余力的。1984年初，他参与了上海职工纺织大学服装专业的筹建，其后，又在两所高校的服装系执教，还曾被聘为上海纺织专科学校论文答辩委员，被评为上海市“科技系统优秀教师”（评见“红帮人物评传”）。
像这样科教互动的红帮人，东西南北中各地皆有，先进事迹不胜枚举。
天津的女装名师王庆和，他曾编撰过《男女单服单号裁剪排料》、《服装裁剪基本方法》、《量体裁衣教材》等图书，其中《服装裁剪基本方法》一书，是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融通之作，曾一再修订再版，发行数十万册。王庆和以这些著作为教材，在天津工人文化宫、和平区图书馆、一些学校的服装培训班，积极培养新型服装人才，为天津市服装业的发展作出了不菲的贡献。
五、红帮精神述略
什么是红帮精神？
红帮精神是红帮人在百年创业中积淀起来的、在长期实践中凝结而成的特有品格、修养、精神气质，既不同于宁波帮精神，也不同于徽商精神、晋商精神。迄今人们常说的“敢为人先”、“勤俭敬业”、“诚信重诺”、“团结互助”、“爱国爱乡”等等，既不能称“宁波帮精神”也算不得“徽商精神”。这些经营理念、行业伦理、行业道德、帮口风范，是中国传统工商业者无不倡行的社会公德、社群美德，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个重要社群帮口，大致都具有这些操行、品格。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贡献的职业群体，他们在革命家的指导下，在“西风”的影响下，在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中逐步创造、积累成新的群体思想、伦理、道德规范；行业中人，各自心领神会，相率成风，律动既久，便形成了群体的心灵特征、精神特征和行为特征，简言之即为“精神”。所以，在宁波帮那么多的行业帮口中，独有红帮是单独命名的，这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