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宁波第一所服装高等学府——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在红帮故乡隆重奠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这所服装学院就高举红帮旗帜，学院主要创办人、党委书记毛大龙一直以“红帮传人”自诩、自励、自律；这个学院为宁波和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创新，培养具有服装科学技术和文化素养的高级实用型人才，为研究、总结、承传、发扬红帮精神，开辟了一条永流不息的渠道。他们将成为服装事业发展的思想库、资料库、人才库。2001年，学院又创建了全国第一家“服装文化研究所”，（以红帮文化为首要课题）潜心研究服装文化，为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创新夯实基础。2004年，已出版“服装文化研究丛书”4种；继而，又将“宁波继明红帮研究所”引进学院，在服装科技、红帮工艺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2005年，为进一步弘扬红帮精神，把学院办成特色鲜明的高校，与原浙江轻纺学院联合，更名为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全面修订了创建真正具有红帮精神的特色学校规划，并于2009年成立了“红帮文化研究所”，重新规划了红帮研究深入拓展的各项举措。在这所服装学院中，红帮精神，唯此为大。
腾飞期中宁波服装业的这些“第一”，与红帮有何关系？仅仅因为它们是在红帮故乡出现的吗？当然不是。
这些原创性的成果始终都是与红帮有着最直接、最密切、最实在的关系。
且以宁波几家著名服装企业为例，他们无不是红帮精神的产物。是红帮精神哺育了他们，没有红帮人精神的、物质的、科技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支持、鼓励、帮助，就没有他们的顺利诞生、迅速发展和卓越成就。
“罗蒙”：起步于奉化县江口镇一家镇办企业，1984年建厂。建厂第一件大事就是聘请红帮名师余元芳、陆成法、董龙清等来厂做高级顾问。陆成法倾心扶持“罗蒙”长达10年之久。厂里没有汽车，就开着拖拉机去接几位红帮老师傅来厂里。这种艰苦创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以勤俭创业为本的红帮前辈，他们全心全意帮助“罗蒙”；“罗蒙”也全心全意向他们学习红帮精神、红帮风格、红帮技艺，彼此同心同德，创业很顺当。1985年有了主导产品后，“罗蒙”又到上海请来由红帮老牌名店发展而来的春秋服装公司经理孙富昌。孙富昌是1943年到上海学做裁缝的。1981年到1984年任“春秋”经理时，就曾应故乡宁波黑炭衬厂之请，帮助他们创办起中国第一家黑炭衬厂。1984年，孙富昌调任上海“培罗蒙”经理时，十分关注故乡创办的服装厂，通过代销、联营等多种方式支持乡镇企业创业，并曾先后组织多名退休老师傅到宁波多家服装厂驻厂做技术指导工作。“罗蒙”热忱聘请他做顾问，他也热情应聘，不但为“罗蒙”经销产品，而且还把“罗蒙”产品介绍给另外几家服装商店。走进上海市场之后，“罗蒙”发展很快，几年后，其产品便被上海黄浦区服装公司评为优质产品。1998年，“罗蒙”因势利导，把提升企业档次、争创驰名商标作为新战略。在老红帮师傅的鼎力支持下，这些目标几年后均提前实现了。
1986年，“罗蒙”老厂长盛军海说得很恳切：“我们罗蒙过去依靠孙经理建厂，现在依靠孙经理发展，没有孙经理就没有罗蒙的今天！”“罗蒙”第二代创业者盛静生一直以红帮传人自勉、自律。他说得也很恳切、真诚：“对罗蒙来讲。只有两个字：专注。专注于认认真真做服装，专注于兢兢业业创品牌。”
10年后，他又说：“我以红帮传人而自豪，应责无旁贷地把祖宗传下来的裁缝这个老行当做好。”他把提升产品结构、档次和技术含量为发展的关键，品牌形象就从这里来。
“雅戈尔”：今日的“雅戈尔”是以纺织、服装、房地产、国际贸易为主体的多元并进、专业化发展的综合性集团公司。2005年完成销售收入155亿元，实现利润11亿元，拥有净资产50多亿元，员工近2万人，是中国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综合实力列入全国大企业集团500强。雅戈尔西服、衬衫、西裤、夹克、领带5个产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公司的主导产品雅戈尔衬衫连续10年获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西服也连续多年保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
雅戈尔集团原是鄞县石契镇的一家镇办“青春服装厂”。说是工厂，其实只是一个蜗居于乡政府礼堂戏台地下室的小作坊。1979年12月以2万元知识青年安置费起家，工具由职工自带，主要业务是为别的厂家加工背心、短裤、袖套等简单服饰。1983年与上海开开衬衫公司实行产销联营，当年11月改名为“宁波青春服装厂”，1986年“青春”厂推出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北仑”牌衬衫，1991年底更名为“宁波长江制衣厂”。与澳门南光公司组建中外合资“雅戈尔制衣公司”后，“雅戈尔”注册商标问世。1992年聘请红帮老师傅、上海人立服装店副经理王良然（奉化人）等2位师傅为技术顾问。从此以后，“人立”经常派技术人员来公司指导，并帮助安装生产流水线。在“雅戈尔”着手转型生产西装时，王良然鼎力给予技术上的支持。此后，该厂又聘请服装技师夏国定和柴建明为“雅戈尔”西服厂技术工艺指导，他们为“雅戈尔”西服品牌的提升与业务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1994年1月，“雅戈尔”西服投产，成为主导产品。2001年，“雅戈尔国际服城”竣工，“雅戈尔”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服装生产基地。直到这时，仍有红帮老师傅在“雅戈尔”作贡献。
“杉杉”也经历同样的发展之路。
“杉杉”的前身可追溯到宁波甬港服装总厂。这个服装厂是浙江纺织公司和鄞县工业局于1980年联合创办的。建厂方案中就明确指出：“鄞县素称红帮裁缝之乡……历史悠久，技术力量较有基础。”“县内现有红帮裁缝退休老师傅50人左右，新厂一建立，即可聘为技术辅导人员。”建厂时，即聘上海退休红帮老师傅陈菊堂来厂工作（后任质量科长）。随后又聘红帮技师李峰为技术科长（后任副厂长）。由于有红帮人为技术力量，建厂后很快投产，并打入上海市场。上海春秋服装公司经理孙富昌也鼎力支持他们，订购了他们生产的中山装5500件；继而，又由孙富昌邀请南京路上的红帮名店“王兴昌”、“裕昌祥”、“鸿祥”等20多家服装店到宁波参加订货会，再次给“甬港”以巨大支持。在此期间，“杉杉”成为注册商标。1992年“甬港服装厂”更名为“杉杉集团公司”，迈上现代化服装企业之路。1994年成功完成股份制改造，更名为“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斥巨资导入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1996年成功上市，成为我国服装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1997年提出“名牌、名企、名师”经营理念，推出中国服装业第一个设计品牌“法涵诗”高档女装。1998年建成国际一流生产基地，与日、意、法、美等多家著名服装公司合作，推出10多种品牌的男女时装、休闲装、童装，进入了一些欧美国家的主流市场，进而形成了服装、科技、投资3个板块的运作格局。1999年初“杉杉”总部搬迁至上海，在红帮大本营中展开新的一页。
“杉杉”的发展得到红帮前辈的各种形式的支持、帮助。以红帮“科技功臣”陈康标为例，他是奉化县跸驻乡三石村人，从事服装业50多年，在行业内曾被誉为“百名业内风云人物”。退休回乡后，十分关心故乡服装现代化，走南闯北，为服装业创新建言献策。宁波的“雅戈尔”、“杉杉”、“罗蒙”，温州的“夏蒙”、“华士”，江苏的“红豆”、北京的“顺美”等等，都曾多次得到他的技术指导。他经常到“杉杉”、“雅戈尔”、“罗蒙”等宁波著名服装企业走走看看，在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方面，贡献尤多。在他的帮助下，“杉杉”和“宜科”，均首先在全国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论证，领到了“国际通行证”。所以，服装界称他为修行高深的“老法师”。但他和其他老红帮人一样，反哺故乡，不求名，不求利，不邀功，不请赏。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培罗成”也是红帮老人精心培育的一个成果。
培罗成集团起步于1984年，与上海纺织局合资创办培罗成西服厂。“培罗成”一开始迈步就把目标定为“承传红帮技艺，做新一代红帮人”，为此他们诚邀上海红帮前辈、高级技师陆成法来厂指导，并委以技术厂长重任。经他推荐又请来陆梅堂和陆宝荣两位红帮师傅狠把技术关。
随着上海“培罗蒙”西服的盛销，红帮创业功臣、经理江辅丰亟须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培罗成”闻风而动，为上海“培罗蒙”加工西服。随后，“培罗成”开始自创品牌，以“现代商务、坚持经典”的鲜明个性出现在同行面前，专为大型企事业单位加工职业装。首批承揽到的业务是中国电信和中国民航。
“培罗成”根据行业特点精心设计、制作，结果大获成功，“培罗成”商标隆重推出。此后，企业更注重品牌建设。1994年培罗成西服厂更名为“宁波培罗成制衣有限公司。”1995年“培罗成集团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成为中国职业装最大的生产基地，为公安部、安全局、水利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上海地铁总公司、中国三峡总公司、“中国民航”及银行系统等30余家国家机关和大型集团提供服务。2003年，“培罗成”西服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52）
奉化服装商会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奉化有700多家服装企业，至少有500家都在红帮老师傅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创立起来的。奉化如此，其他县市亦如此。
上海是红帮的创业基地，红帮的大本营，从这里回来反哺故乡服装企业的几代红帮人，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人！有的一个人就帮助故乡的几家服装厂创业。以老牌红帮名家上海“培罗蒙”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主动选送老师傅反哺故乡，奉化江口镇新桥下村的培罗西服厂、前江村的前江服装厂、盛家村的盛家西服厂、徒家西服厂等等，都是在上海“培罗蒙”“传帮带”下创办起来的。前文说的孙富昌，谁也说不清他为宁波多少家服装厂的创办出了多少点子、出过多少技术，尤其是人力的支援。
四、红帮的历史贡献举要
红帮的贡献是多方面，他们在中国服饰上开创的“第一”就有几十个。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性乃至比较重要的贡献，而是他们的“历史性的贡献”。
何谓“历史性贡献”？
简单一些说，就是在中国历史可以勒石记功、树立里程碑的重大贡献，至少是在关乎全民族历史面貌重大变革的专门史上树立了里程碑的贡献。
按照上述简要原则，红帮这一群体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作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功业。
（一）颠覆旧服制，开创新服制
红帮是开创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先头部队，是中国服装现代化早期最大最重要的创业群体，他们在中国服制改革史上树立了一尊最具革命意义的里程碑，它将永远屹立于中国服装史上。红帮成了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装改革，其中以秦始皇统一六国车旗舆服、赵武灵王采用胡服、魏孝文帝推广汉服和盛唐博纳兼容各民族服饰的4次改革最有声势，影响最大。但所有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在传统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制度上的封建主义等差观念的原则下进行的某些改良，在当时，他们各有某种进步意义，但“人分五等，衣分五色”的制度始终没有变。而红帮在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倡导下开创的近现代服装，则是在中国社会出现一次重大转型的历史条件下，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延续时间特别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展开的。以往的4次大的服饰改革，无不是由帝王发动的，大都是强制推行的。清代统治者更为极端，把剃头与砍头联系在一起，凡是不按朝廷旨意改制者“杀无赦”。这并不是特例，整个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基本原则无不如此。《墨子·兼爱》说：“君说之，故臣为之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在封建时代，服饰的流行时尚并不是源于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个性的展示，也不是群体认同的载体显现，而只是君王权势和臣民邀宠的利害驱动行为。《韩非子·外储说》曾描述：“齐桓公好紫服，一国尽紫服。”齐桓公说：他讨厌紫色！于是，“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这虽然是带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剧，但却击中封建时代服制的要害。然而，红帮改革从开始阶段起，就开拓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改革之路，它是下层民众中的裁缝与民主革命家共同策划、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