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语言是思维模式的外化
人的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语言就是思维，思维是无声的语言。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认为，思维与自言自语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斯金纳则认为，思维是无声的或微弱的言语行为。另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语言决定思维，他们强调活动、语言、思维诸因素是相互联系、向前发展的。皮亚杰从儿童语言行为研究出发，发现逻辑思维的发生要比语言、言语的发生要早，有些儿童很晚才开始说话，但他们的逻辑能力早就存在；思维决定语言，语言由逻辑构成，逻辑运算从属于普通的动作协调规律，这些协调控制着所有的活动，包括语言本身。
笔者认为，思维是和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学习活动）同步发展的，其内容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模式，是人的主体存在的“软件”指挥程序，其范畴显然比语言要宽广。语言则是思维概括的一种工具，是思维模式外在表现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说，语言行为（说话）是一种思维模式外化、物化的活动，表达的是意识的内容。
陈明远引用的材料表明，世界上已查明的有5651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其中有许多还没有公认为独立的语言，此外还有不少古代语言已经失传，只留下历史文献即书面语材料（如古埃及语、古巴比伦语、古梵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等等）。数以千计的语言其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目前正在衰亡之中。一般确认的独立语言有2700种，其中70％还没有相应的通用文字。经过分析研究的语言只有500种左右。目前，使用人口超过6000万的大语种共13种，即：汉语，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度斯坦语，日本语，印尼语，德语，孟加拉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使用人口在100万以上的语言共177种。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母语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E.克劳斯认为，在21世纪以后，这些语言中的90％以上将消失，只会剩下大约250～600种语言。
语言的产生首先是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我们从今天的一些灵长类动物身上，可以看到口头交流对维系种群生存发展的重要作用，早期人类语言的产生很可能也是基于这种需求。在语言产生和演化过程中，群体之间互相发声起的作用是引出和共享有用信息，参与这样一种话语交流的成本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早期人类是“可见的”，他们看到，口头交流对于安全避险、投入战斗、组织生产、分配成果，以及表达各种情绪等，收益超过成本，于是话语交流的习惯就在社群中确立起来。所以说，语言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当我们的祖先在社会交往中需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或需要别人的帮助时，自然语言或发声语言就逐渐发明发展起来了。人们在语言中想告诉其他人什么，他自己就得首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维模式的生成与发展。一旦人们的语言在交流交往中实现了信息互通，得到了交流的益处，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就促使这种语言的语法、语义不断延伸、拓展和完善，词汇和语言规则不断地被更多人接受，从而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如此众多、丰富多彩的语言体系。
达尔文曾经试图从纯粹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的产生。他认为，鸟类的声音在若干方面与语言极为相似。因为鸟中所有的成员都发出同样本能的鸣叫来表达它们的情绪，所有能够鸣叫的鸟类都是本能地发挥这种能力。同种但栖息在不同地区的鸟类鸣唱的自然差异，可以比作“各地方言”，不同种但亲缘关系相近者的鸣唱，可以比作人类不同种类的语言。他还推理说，人类早期祖先最初用他们的声音发出音乐般的声调即歌唱，用来表达各种感情，如爱慕、嫉妒、喜悦、求偶、挑战等。所以，用有音节的声音去模仿音乐般的呼喊，以表示各种复杂情绪的语言，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对此有些哲学家提出：“很明显，达尔文过于强调了人类语言和动物声音的相同方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这样就走到了极端的拟人论，没有看到人的语言是社会现象这一本质特点。离开了人们的社会劳动活动，是无法正确解释语言的产生的。”可以认为，语言的发生并且存在如此多不同的种类，肯定与人类的生存、生产活动有关，与人类的社会交往甚至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尽管古代关于建造通天巴比塔的传说告诉我们，早期人类的语言可能是相通的，但我们对于这一点真的没有把握，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经有过共同的语言。语言不同种类的存在是一种事实。在未来某个时候，人类是否能发展出某种或某几种共同使用的口头或文字语言来，这有待于未来人们的交往实践来回答。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尤以东西方的象形语言和拼音语言为突出代表。成中英认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的产生，是原始选择的结果，与环境和社会条件有关。东方华夏民族在原初状态所处的自然环境下较有规则性、平衡性，没有巨大的非规则性变动，与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人们能够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较容易掌握外界环境，人与环境不存在激烈冲突、压迫、损害与恐惧，这就使人更容易掌握空间世界。这种环境是形象语言产生的必要条件。中国文字倾向于视觉中心，空间化。而西方文字不同，是一种声音文字。希腊地中海地区的环境极不稳定，气候恶劣，人们要与生活环境进行抗争，交流必须借助于声音，远距离沟通是声音语言产生的条件。成中英的上述猜想具有一定的道理。中国的象形文字语言是稳固的，其意义内涵空间随着人们的交往和社会认识实践的深化，不断地积累和拓展；同样的字和词汇，今天比古代又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因此它是一种积聚性的语义网络，带有某种集合性、综合性。而西方的拼音语言，规则与意义都是固定的，如果要进行内容创新，必须进行意义的重构。因此，西方的语言思维倾向，决定了其逻辑化、分析化的科学思维特征。在成中英等看来，东西方的思维偏向，确实可以从语言文字方面找到根据。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事物的变化，当代东方的思维方式也必须不断地加以改变，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发展。
以往中国语言的积聚性语义网络，可以进行具体地、合理地分析，用明显而非模糊的语义加以定义说明，避免出现意义模棱两可的局面。同时，还可以开拓一种明晰的概念网络系统，建立起清晰的逻辑结构，以弥补汉语有时语义模糊的不足。
同样一种语言会有不同的方言，这种现象是奇妙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有些地方，一个县就有不同的方言口音，有时隔着一座山头，口音就大不一样，这是人们口口相传、历代沿承的结果。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条件下，这种语言文化现象会持续稳固地存在下去。而在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时代，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可能会随之而分化成独立的语言，新的国家政治力量又会把这种结果固定下来。例如，在古罗马帝国解体后，古拉丁语衰亡了，而从6世纪到9世纪，在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罗曼系语言，这些由一种共同语言分化出来的语言，就是亲属语言。不管语言怎么分化，不同语言中都是具有相同的语言结构、句法结构，这可能与人类表达思维的共同需要有关，与思维的模式具有和外部世界同构关系有关。陈明远认为，语言符号在创制时的任意性和在使用时的规定性，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人类的自然语言是一个分层次的符号系统。有声语言的底层是一套音位，一种语言的音位数目只有几十个，可以按拼音规则构成许多不同的组合，而由不同词汇可以再构成虽然同音但意义不同的语句。书面语言系统的底层是一套字母或基本笔画，它们的排列组合通过一定的句法规则构成了丰富的文字系统。可以看出，语言的分层结构与思维模式的层次性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人会自言自语，而动物身上没有发现这一现象。自语是与自我意识沟通，或是自我意识层次的“自我”与无意识层次的“本我”的沟通。而对话是与他人沟通，是社会交往的表现。说话并非仅仅是有关发声器官运动神经的活动，它涉及对语言编码知识的习得过程。涉及句法和语法结构与外部事物的相互匹配，以及大脑记忆中的信息与眼前情境不断互动和作用。因此，说话需要有基本的语言积累，需要有语言动力学的机制，它保证我们的话语能够流畅，然后逐步变得能够长篇大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说话时特别要讲究语法，符合逻辑，要讲究技巧，精彩演说更是一门艺术。
那么，人的语言能力从何而来，是先天就有这种禀赋，还是后天习得？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坚定地认为，它是一种天生的能力，但是必须在适当的时期同实际的言语相接触，方能激发大脑语言能力的内在机制，这个激发过程必须在童年之前发生。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支持这一说法。实验表明，刚出生的婴儿能分辨出大约40个辅音的区别，他们听到不同音节时心跳和吸奶动作会发生变化。乔姆斯基研究了大量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认为儿童生来就具有发展本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能力，他们不但能说出，而且还能听懂从未听到过的许许多多的句子。所以，这种能力不是靠后天习得和通过刺激反应培养出来的。人的语言依靠一种深层结构，说话则是表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可以直接感知言语声音，深层结构则包含着语法关系和句子的意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间有一种转化的规律。正如我们说“我们使用武器”，它和“武器被我们使用”，表层结构不一样，但其深层结构在语法和语义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儿童们能够无师自通，先天自得。而语言功能的解剖学定位，也肯定了语言获得过程很大一部分是由先天决定的。
也许，乔姆斯基的观点有一定道理，我们确实看到不少人在语言能力上的天赋表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语言能力与后天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尤其是儿童社交圈子）的语言学习实践是分不开的。我们也同样看到一些儿童小时候木讷口拙，长大后通过实践而变成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家。即使是先天的语言能力，也必须在后天的语言实践中才能得以不断地保持。
根据心理学、语言学的研究，一个人在15岁之前学会的语言或者方言，这一辈子已经很难忘掉。可能他们到老了时候已经不会说，但是还能够听懂。
这表明，先天因素和后天实践对语言能力都起作用。对一些老年人失语症的研究表明，人对语句的理解和表达有着大脑生理的完形基础，病人可能丧失这种基础，因而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语言环境来激活语言的完形功能，虽然他们大脑思维能够理解语言的结构和意义，但往往不能完整地表达出语句，其对语言的反应速度和精度也有很大区别。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主要分三种：
自然语言，也就是我们日常说话、写文章所使用的普遍性的语言。它一定具有特定的语法、语义和语用环境。
形式语言，即各种形式化的数理化公式、编程、算法语言等。
形象语言，如面部表情，躯体动作，手语旗语，图画、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意义等。图画是很典型的形象语言，有时一张图画能顶千句话。
人类从古至今，理解语言的能力不断地增进。今天人们所理解的语言的内容，比起古代的人们要多了许多。我们能听懂各种不同口音的、含混的语言，能听懂各种双关语、缩语、讽刺语、军语、俚语，等等。这是由于依靠思维的模式，依托大量的知识背景和文化共同体知识，我们能够对所接触到的语言进行匹配，达到理解。有时同样的语句、同样的语法，说话时使用的不同语音或重音不同，也会呈现不同的意义，而对于这些我们都能够识别出来，达到理解与沟通。这也是自然语言的神奇之处。
语言是有情感、有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可以是冷冰冰的。语言的效果是为了沟通信息，但有时必须在特定条件下它才能够充分显示出意义来。比如，如果我们听到一句“我很害怕”，我们并不会也感到害怕。理解语言，就要理解它的意义空间，在思维模式背景下建构起它的意义。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人们体会到，翻译过程，就是理解语言意义的过程，就是我们现有的思维模式，接受那种非母语的词汇、语法，与其意义相匹配的过程。优秀的翻译能够做到“信、达、雅”，也就是意义准确、语法通达、文字优美。机器翻译语言在这方面有着内在的困难。人工语言的理解，不仅涉及语法和语义，而且还有关语音、重音、节奏、语调、含混句等复杂的变量，这些因素机器很难精确辨别并加以理解。可以说，在理解自然语言方面，声波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人们可以运用上下文背景来理解甚至预测下文，特别是对那些熟悉的内容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人们思维的模式可以运用格式塔的完形识别来进行语言交流，而机器在这方面与人类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