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维模式，和这个社会时代的人们互相之间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是主体间性的最显著特征。它保证了我们大家在事物显现给我们时，都显示出相同的性质，从而体现了这个时代认识所具有的特点。如果人能够穿越时空，就像电影《神话》一样，一个现代人回到秦朝，那么面对着大量的情境问题和事物显现在面前的性质，他和秦朝人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因为主体间性的不一致所致。在特定的社会和时代中，每个人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所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所从事的社会职业和追求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不同，思维模式也必然会有差异，这是从个体和微观角度而言。同时，每个人都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和社会关系中，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背景里，属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或社会集团。因此，每个主体和相同条件下的其他人，都有一个类似的实践和学习环境，有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共同的利益需要追求或者维护。在协作生产、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共同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不同个体的思维模式形成了某种共同性，从宏观上表现为统一融合的社会思维模式。不同主体之间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社会交往，形成主体间性的坚实基础。
生活在极北方的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由于解决问题的共同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思维模式。在他们的语言中，关于“雪”的称呼有几十个，分别对应不同状态的雪，这显然是由他们的实践任务的特点造成的。思维模式的主体间性，取决于社会生产的特性和组织的特性；从宏观和群体的角度说，不同社会和时代的人之间，这种社会性的思维模式也会存在差异。罗马尼亚哲学家布拉加认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认识“风格场”，因此他们对事物观察的重点，从解释到评价都会有所区别。例如巴比伦人、印度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性思维模式。在科学史上，不同的科学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科学思维模式。我们往往把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个代表人物作为划分近代与现代科学时代的标准，因为他们的理论为当时的大多数科学家共同信奉，产生以这种理论为概念网络中心的共同思维模式，并影响到科学研究的发展。这两个时代的科学家知识背景不同，思维方式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这是思维模式的社会历史性的突出表现。
用主体间性特点，能够较好地理解当今政治经济生活的集体决策行为。
现时代的人们越来越注重集体决策，这与古代或近代的少数人集权决策形成了较大区别。当代的各国政府、各个企业、各种机构，在做各种决定时一般都奉行集体决策，因为在现代社会的信息海洋中，在复杂的条件下，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确定状态或者信息不对称情况，采取集体决策能够尽可能地发挥主体间的集体优势，取长补短，形成系统性的总和大于各部分相加的局面。目前，人类进行的许多大型工程，都是充分发挥大系统主体间性的优势的结果。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认识不仅体现了主体间性，而且主体在实践中，通过主体之间的社会实践行为，互相体现自己，证实自己存在的现实性，证实自己存在的主体地位和属性，从而把这种主体间性深刻地反映出来。例如人们的消费行为。人们通过消费，体现自己的偏好，也证实自己的社会群体归属。不同的阶层和人群，消费的品位和档次会有不同，正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们在相同的消费行为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知己人群，找到与自己偏好相同的同类人群，这生动地表明主体间性的特征。时尚用品、文化消费品等的消费者，很在意主体之间人们的共同社会认同。买苹果iPad、iPhone的人，都有基本相同的主体消费认定，哪怕产品有缺点也仍然是坚定的“苹果迷”。特定社会阶层都从事这种特点的文化消费，分享着这种发展所带来的舒适和高雅，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确认自身的主体性，被消费的客体的属性反映在主体的属性之中，各个消费者主体之间共同赋予这个事物以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反映出消费这种社会文化行为的主体间性。从另一角度看，社会中部分有着特殊文化技能的人，他们独特的思维模式（祖传技艺等）很难被社会化，很难体现主体间性，因此他们的文化艺术技能的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显得日益重要。没有社会化的思维认知模式包括技能，就没有在主体间得到共同认同与模仿，存在失传的可能。
3.认识共同体联盟
个体的思维模式，无论这个人的智力多么出众，大脑多么聪明，总是内在地存在着不足。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不是每个人个体的智慧的叠加，而是群体性思维模式的进化，从而造就出各种精彩纷呈的精神财富来。无论从科学发明还是社会组织制度的演变，或是共有的国家、民族、阶层的共同利益，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人们更加注重团队的智慧，讲究团队的有机合作，以实现充分的主体间性。
个体的思维模式存在着先天不足。首先，个体处理加工信息的容量和速度总是有限。有研究表明，人的正常思维速度，通常不超过每秒接收100个二进制单位的信息，对话时不超过每秒30个二进制单位信息。在计算的时候，人每秒钟能够处理20至30比特的信息，有些计算能力出众的人，每秒钟能达到200比特基本运算，但这种人并不能使用这种能力很快地判断情况。实际上，除了特例，没有什么人思维速度会特别惊人。而且，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社会分工造成了人们思维模式不同的知识结构，这决定了社会行动过程需要群体性智慧的协作。
其次，个体思维总是存在着主观性，因此，在一些重大社会组织决策过程中，总是要通过集体决策来进行。人的思考决策，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倾向于自己的情感、偏好等，所以，为了使重大决策更加客观、更加符合与外部世界及其规律的同构，就需要若干个不同的主体，互相取长补短，各取优点，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参与的主体越多越好，更多的决策意见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信息干扰，影响决策的效率，反而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政府、组织或企业机构中，做出决策的参与者，一般人数不会超过10个人。在这里，也许我们同样可以运用那个神奇的数字7加减2，也就是说，最佳的决策思维群体，是5至9个人。
思维模式的群体性质，会产生强烈的激励作用。不同主体的不同意见交锋，会激荡出种种灵感和思想的火花来。在这种场合，人们往往会有欲望表达自己最成熟的看法，拿出自己最得意的创见，这对于形成最佳方案，无疑具有强烈的激励机制。这种创见欲望与冲动在互联网“云世界”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因此，在现代社会的决策和策划过程中，人们往往崇尚集体协商与集体决策，虽然这其中的某些意见领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在思想交流过程中，认识的选择机制能促使种种想法在充分竞争之后，最终得出较佳的方案。
认识共同体现象，在知识密集型的社会劳动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人们会因为共同遵循某种特有的科学范式而结成科学共同体。范式和共同体是紧密不可分的。一旦某种学说成为坚固的共识，就会上升为理论范式，这种范式就很难被一般寻常的经验所推翻，而只能被想取而代之的理论范式候补者所代替。这其中，不仅由共同体的利益问题所决定，认识共同体同盟者会坚定地捍卫已有理论，用一些修修补补来不断完善学说理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认识发展与更新，必然要遵循特定的共同规律，坚持理论发展的合理性，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在任何时候也都难以真正行得通。不要以为各种理论能够在乱世竞争中优胜劣汰、轻易地脱颖而出，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更替不同于生物界竞争那么简单。在这里，人们对于共同体的信仰，往往能够左右中立的观察甚至严格的验证。有时，在面临严峻的事实面前，共同体和共同阶层的人，会不得不舍弃一些边缘地带的保护性理论，而拼死保卫核心的纲领性学说。这种情形，在时代大变革时期，人们需要思想启蒙或思想大解放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
思维模式既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我们就不能通过它从超脱出人类社会之外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人类自己，考察我们所在的这个客体世界。它必然而又自然地带上人类社会历史的特点和烙印。人类思维模式不能摆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制约，这也许是思维模式社会历史性的最深刻的内在含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