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本位话语立场？它就是基于民族理想生活的自由创建与诗意阐释的民族话语意识与思想价值评判意识，即文艺美学与比较诗学创建，首先不是作用于西方的，而是作用于民族的，当然，我们也需要全球文明视野，更需要现代性批判意识，因为现代西方思想文化遗产已经不只是西方思想的特权，而是人类文明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思想意识。但是，对中国诗学或文艺美学的发展而言，如果我们企望民族思想与价值理想，或全球思想与价值信念有所贡献，只是与西方思想家一样进行同一性思维，那么，是不可能真正做出有别于西方思想家的创造性阐释的，因为我们的存论文化与想象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这就是说，我们虽然面对相同的问题，但是，确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遗产与民族生存价值规范，故而，本土文明立场或本位话语立场，才是保证现代中国诗学与文艺美学可以贡献于世界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前提。
在东西方文化中，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过程中，思想的交流与文明的比较，其基本价值尺度往往是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者，在进行比较诗学探索时，自然较少中国诗学的本位话语立场，而盲目迷信和崇拜西方知识价值形态和文化价值形态的人，必然忽视中西文化的平等性，将中国文化置于不适宜的地位。近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一大消极影响是本位话语立场的丧失，只有那些深怀文化拯救使命的中国学者，才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力。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冯友兰、钱钟书、宗白华、牟宗三、方东美等，深通西方文化而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重建，是因为他们葆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力之表现。这种民族自信力，使人致力于本位话语的创造，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与另一个民族有着根本性差异，但在生命立场上又可以获得沟通。
对于中国人来说，本位话语立场，主要是汉语言立场，汉语有着悠久而古老的传统，在表情达意上，创造了简易、深邃、古朴的语言特质。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虽缺乏通俗明白的一面，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改造，基本形成了现代汉语白话表达方法和语法价值形态，这一创造本身，是文化比较和交流的结果。这种现代汉语语法价值形态和表达式，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取代古代汉语表达式。事实证明，古代汉语表达式有着独立的特质，比较诗学的本位话语，不只是包括现代汉语表达式，它同时也包括古代汉语表达式。这就是说，本位话语的建立首先意味着能自由地以汉语言来思考和处理比较诗学中复杂深刻的问题。以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为本位，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西方人的现代语言改造成林琴南式的古文，而是说要把西方人的诗学理论转换成汉语言来表达。这里，应尽力避免翻译生硬化，一旦以本位话语作为基本表达方式，不仅能历史地重估中国古典诗学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将西方话语系统纳入中国文化视野中予以比较分析。
本位话语的建立，应该从整体性意义上发掘出本民族诗学理论的隐藏义和复杂义。本位话语意识，最为重要的问题，还是生存论意识的积极呈现，要把诗性想象变成诗学或文艺美学思想创造的重要思想源流。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之所以不断地探讨古希腊问题，正是力图回归本源式思考，因为希腊思想家对存在的思考，对始基问题的反省诘问，对德性和智慧的追求，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问题，其中，蕴含着生命正义与高尚人生如何可能的普世真理与信念。在比较诗学探索中，本位话语对于民族精神的阐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现代诗学创建的本文来看，陈寅恪、宗白华、钱钟书、李泽厚、叶维廉的比较诗学观念，之所以能引发人们的巨大兴趣，正在于这种本位话语观念的表达。
中国诗学与美学，有没有自己的本位话语？有没有自己的浪漫派？有没有自己的对生存自由的诗意想象和诗情表达？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中国人的浪漫思想，不同于西方人的，尽管在内在本质上有其一致性。中西浪漫派思想，在本质上的区别，不是由诗人引起的，也不是因为诗人的生命自由理想有异，而是由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制度决定的。家族文化信仰，等级化的社会文化制度，使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只关注家族的繁衍，只关注拥有现世的权力，结果，人身之间就形成了强大的依附关系，没有真正的人格独立与尊严。原罪与赎罪、天国与永生信仰的缺乏，使我们只在意现世的幸福与现世的权力。诗人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挣扎，当他们选择出世之思时，往往具有隐逸的思想，返回自然或赋予自然以诗意和灵性，往往是其文艺美学思想主张。
中国的浪漫派，根源于道家的自然主义，而不是儒家的有为主义。从思想上，可以追溯到老庄那里；在审美人格风度上，则以魏晋作风为宗旨；在文化气象上，则以盛唐文明作为价值理想。中国现实政治权力的君主制基础，使得帝王权力独大，在文明制度中，一切权力源自君王的赐予，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从上到下的“任命模式”。权力的依附性，使得权力之间的结构，是以下对上的顺从为根本；权力的现实利益，使得权力之间充满了交换和依附关系，最终，一切权力要以个人利益最大满足为根本。这是丛林法则下的自然政治制度模式，不是基于公正自由与平等的文明政治模式。中国古典诗人，始终走不出这个困境，所以，他们的浪漫之思也只能在隐逸与屈服之间徘徊。现代中国诗学，在面对古典中国遗产和西方文化遗产时，以扬弃中国专制文化信念为基本动力，以崇尚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旨归，形成了一些浪漫之思，显示了自己的思想取向，从而，使得个性自由解放成为现代中国浪漫派的诗魂。
从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意义上说，重估陈寅恪的历史文化诗学，是当代中国诗学美学的基本路径之一。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诗性文化理想充满了虔诚的崇敬。也许正是看到了历史的丑恶性，陈寅恪的盛世自由的历史理想，主要立足于“晋唐之思”，故而，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也是陈寅恪所认可的诗学与美学理想。陈寅恪并没明确表示对某一王朝的崇拜，也没有把某一王朝看作是现代中国自由文化制度建设的源泉，他更看重人格自由精神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那么，陈寅恪认同什么样的人格精神呢？从他的几部诗史著作，可以看到：魏晋诗人的道教信仰，盛唐政治与诗人的壮美之思，明清之际诗人的人格精神风流，是陈寅恪所推崇的人格理想，也是他所认同的人文精神。
“诗思”与“诗意”，在他对白居易诗歌与元稹诗歌的分析中，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从他追问“杨贵妃是否以处女入宫”讨论唐代文化习俗涉及人性自由这一思想取向中，即可看出，人格自由与生命美丽是他所推崇的人生信条。在他的文艺美学或诗思之趣中，最值得强调的是，他对女性的自由人格精神的想象与崇拜，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与古典人生的诗意想象注入了浪漫而美丽的内容。他的诗史观念，虽然并没有阐释自由社会，但他对自由人格的推崇，显示出特别的诗性文化理想，他的诗思，给我们提供了古典诗歌与文艺美学的浪漫文化谱系。
同样，从魏晋精神与盛唐气象这一诗学理想或文艺美学价值风范出发，重估宗白华的诗学美学成就，也是当代诗学和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宗白华的比较诗学，是从生命哲学出发，并处处运用感悟和体验能力，发掘艺术深处的生命象征意义。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他虽立意在比较，但最终落实到中国画对生命存在的诗性体验与创造上来。“艺术本当与文化生命同向前进。中国画此后的道路，不但须恢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伟大的表现力，尤当倾心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丽清新的色相世界，更须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表现出时代的精神节奏。”在比较过程中的感悟与分析，表现为这种个性自由话语的生发，虽然具有十分深刻的生命创造意义。诗与画，诗与乐，书与画，通过民族艺术的诗性之思，宗白华把我们的文化诗歌内部的诗性精神进行了生动感人的阐释，形成了贯通自然的大气派与浪漫情思。
从中西诗学会通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创造性阐释意义上说，重估钱钟书的诗学解释学成就，也是当代诗学与文艺美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具体说来，《谈艺录》和《管锥编》，之所以被称之为现代中国诗学创造的代表作，是因为他们的诗学和美学本位话语观的建立。在人们普遍追随时尚有口无心之时，他则沉潜于中国古代典籍，穷究原典，博览群书，与西方诗学在语言和思想层面上展开深入的对话，在文艺创作论和文学语言美感论的解释上独标一格，做出了许多富有思想创建性的诗学发明。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阐释上，钱钟书从比较与融合的眼光入手，诗才横溢，思想精锐，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未发，使现代中国诗学在文化诗学层面上和诗性语言创造层面上有了许多独有的思想观念。他行文不以逻辑主义为本，而以中国古典诗歌与诗话为本，不落空谈，处处从实际出发，联类取譬，让我们在具体可感的诗句中能够领悟创作者的语言和思想秘密。
这种诗话体之被人接受，正与本体话语立场相关，故而，人们特别称道他的《诗可以怨》一文。首先，钱钟书把尼采关于“诗源于痛苦”的观点和中国诗论中的“诗可以怨”关联起来，然后，在中西诗学的纵横捭阖中展开相关的思想，从而对“诗可以怨”进行了透辟的阐释。他不是单一式比较，而是立体式比较，以比较分析作为理论的动力，所以，他说：“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
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令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领域。”他既不是狭隘的本位话语者，只会解释中国古典并逃不脱传统思维定势，也不是盲目的西化者，只会鹦鹉学舌，食而不化，他是真正在多元对话中，在多声部中，找到汉语诗学的独特思想意境与创作价值取向的比较诗学开创者。钱钟书很自然地体现了比较诗学的历史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统一，而这两大原则，正是诗学本位话语重建的关键。在钱钟书那里，诗性理想虽然体现得不充分，但是，他从语言意义上解决了浪漫派诗学的神秘文化根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现代中国学者留学欧美而回归研究国学表示出崇敬态度，因为他们的思想，既有西方的传统，又有中国的传统，两者的综合，自然开创了中国诗学美学思想的新局面，也容易引起国民对新思想的普遍关注。但是，在对西方思想的考察过程中，可以发现，这一结论，未免过于乐观。
诚然，他们游学欧美之后，使中国的现代学术具有了新精神，即以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思想获得新生。这其中，关键问题在于：许多优秀的学者，恰恰在此忽视了对真正的西方思想的关注。即，在没有对西方思想进行审慎而严格的清理之前，而忙于中国思想之间的综合，结果，对两种文化的内在本质都有意遮蔽，一方面对中国思想进行了过于美化的理解，即突出了生命美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思想进行了中国化理解，以为西方思想也是儒家式的激进与圣贤意识。由此，在诗学层面上，或在文艺美学层面上，我们对专制制度与不平等的等级文化秩序和非法治秩序失去了重建或否证的机会，于是，近现代中国思想依然使国民保持着生命美学的幻想。实际上，留学欧美的这些杰出学者，是有机会有能力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了西方文化，而不是满足于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式的误读，那么，我们的美学思想建设可能更具积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