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形态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近十年来，始终同两种诗学与美学价值形态形成思想共振：一是马克思主义诗学与美学，二是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诗学与美学，基本上以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为根本，这可以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参考文献中得到证明，他们对于西方现代诗学与美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诗学与美学，采取排斥否定态度。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的中国化，则为先锋派文艺学工作者所津津乐道。先锋派文艺学处在不断地转换之中，从表现主义到精神分析学，从浪漫诗学与美学到结构主义，从接受美学、阐释学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从本体论立场到语言学立场。先锋派文艺学少有一刻的安定，也少有人固守某种思潮和理论，几乎与西方当代诗学与美学同步前进。这两种诗学与美学，尽管有其同一性和可会通性，然而，在诗学与美学价值观念上的根本对立又不容忽视。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诗学与美学，还是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的中国化，都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但是，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的那种强烈反传统和追求新异独创的立场，必然推向彻底的怀疑和认同混沌自然、自由放任的境地。手足无措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与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的历史继承法则，有着根本性冲突，因此，新儒家不愿走上这种彻底瓦解传统和怀疑一切的道路，必须寻求古今东西诗学与美学的内在合理性与思想交融性。
就当前的诗学与美学探索而言，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代表了中国文艺美学的现代水准，正视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可以克服当前比较诗学与美学探索中的混乱局面，有利于新的文艺美学系统的建构。然而，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也横亘在我们面前，即新儒家之后中国文艺美学何为？新儒家美学，代表了中国文艺美学的确定性形态，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先就本位话语立场、含混的诗学与美学弊端做出分析，然后，描述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的基本特点，以此为基础，寻求中国文艺美学的新出路。汉语思维决定了中国诗学与美学的基本特质，也直接决定了中国诗学与美学的表述价值形态；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一方面构造出民族性诗学与美学观念，另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诗学与美学构成对抗，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西诗学与美学之间形成了彼此孤立的局面。
自18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的蓬勃开展，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技方面，还是在文学、艺术、思想诸方面，都形成了交往、融合、创新的格局，这种格局，也使中西诗学与美学会通出现了可喜的局面。20世纪以来，中西诗学与美学会通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学者对西方诗学与美学的译介和研究，达成了西方诗学与美学与汉语思维的沟通。西方学者对中国诗学与美学的研究和误读，也使中国诗学与美学与西方诗学与美学获得了某种一致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当代比较诗学与美学，力图克服中西诗学与美学研究中的简单比附和笼统概括的弊端，试图超越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立的比较诗学与美学方法和观念，寻求中西诗学与美学会通的新的可能性，这种反思，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新世纪中国诗学与美学的重建。
且从语言本体论诗学与美学出发。就中西诗学与美学的含混、体悟、神秘这一倾向而言，现代语言哲学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运用语言分析的哲学立场，有助于澄清语言自身的矛盾，治疗因语言而引起的思想疾病。20世纪的语言哲学家，强烈地感到：必须对语言承诺负责，那种空洞、含糊的语言陈述，无助于理论本身的推展，只会引起思想的混乱。因此，在语言哲学家看来，只能言说能够言说的事物，对于不可言说者必须保持沉默，这样，语言成为理解世界的界限。在家族相似和语言游戏中，确认语言自身的意向性和意义。这种哲学警告，对于诗学与美学的重建和发展是有意义的。
的确，必须通过语言清理来为思想提供清洁的地场，语言分析本身是手段，不是目的。语言分析，不是要瓦解一切语词，也不是要陷于彻底的怀疑主义中，而是要通过有效的清理，使语言的内涵清晰、准确，为语言交流提供可能性。只有在交流语境的前提下，诗学与美学之间才能形成对话，否则，只是“对牛弹琴”。语言分析，是为了寻找语词的某种确定性，因此，有些人从当代西方语言学转向中看到了“思想的曙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西方语言哲学家所作的细致的语言分析，使人看到了思想中的“语言疾病”。在《心的概念》中，赖尔对理解、情感、想象等语词所作的语言分析，使人看到了语言陈述中处处留下的陷阱，但是，赖尔的分析，并没有使人看到某种乐观的前景，相反，“言说”因赖尔的分析而处处受阻，不知所措。究其根本在于：这种哲学立场，过于重视“语言游戏”，而使人丢失了意义，甚至远离了意义，应该说违背了语言分析的初衷。
语言分析，应寻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和意向性，赖尔却让人在语言游戏中沉沦，这种立场，显然无法完成“语言治疗”的重任。事实也是如此，布勒克的《美学新解》和《原始艺术哲学》，就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以分析哲学的立场来批判传统诗学与美学的实践者，布勒克对传统诗学与美学概念，例如，再现、表现、形式、艺术品等的分析，通过语言的能指与所指间的混乱状态的描述，消解了这种概念自身的历史确定性，完全陷入语言自身的矛盾中。布勒克并不是为了澄清语言去确立某种意向性，而是力图陈述语言自身的破碎图像，结果，这种语言分析，再次使人陷入语言与概念的虚无主义中。这种语言分析是语言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却并未建构科学的语言意义，显然，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语言批判。
在中西诗学与美学的现代思想交往对话过程中，从真正的诗学与美学意义上说，由语言通向诗学与美学的立场，实质上，是海德格尔的立场。在西方语言哲学背景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语言之思，仍残留着形而上学的思想痕迹。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含混的，虽是游戏，但这种语言的游戏留下了过多的私人语言的印痕，因而，彻底的语言哲学和现象学的实践者，极为拒斥海德格尔话语，所以，海德格尔的哲学分析与理论建构，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
的确，从英美语言哲学的立场来看，海德格尔的神秘之思、存在之思以及诗歌语言之思，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与之相反，许多学者高度重视海德格尔诗学与美学，在海德格尔的诗学与美学中看到了未来美学和诗学与美学重建的希望。为什么许多学者乐于从海德格尔的立场来建构当代诗学与美学呢？这一立场，虽与分析哲学相对立，但恰好与中国传统诗学与美学可以获得精神沟通。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种“自然之诗”，不正可以在海德格尔、老庄禅宗中找到某种思想的内在沟通吗？当代中国诗学与美学中人们所提倡的“语言学转向”，其题旨不明，与西方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立场根本对立，这本身有违于语言分析的原则。他们虽运用了英美语言哲学的一些概念，但认可的是所谓“大陆语言哲学”。从海德格尔的个别立场出发，寻求中西诗学与美学的会通，结果，构造的不是语言的诗学与美学，而是诗的玄学，这种诗学与美学探索意向，近几年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许多学者坚信，站在海德格尔的立场上来探究中西诗学与美学的共通性规律，从诗之思进入存在之思，古典诗学与美学同当代诗学与美学的沟通，就有了某种可能性。如不是站在西方分析哲学的语言立场上，而站在一般语言学的立场上来看语言学与诗学与美学的关系，这倒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他们对诗的思考，对艺术的思考，对当代哲学的可能性之思考，显示了当代诗学与美学和哲学的新思路，为当代诗学与美学和哲学提供了某种新异的东西，并足以丰富、修正和充实中国当代诗学与美学的缺失。从诗歌、思想和历史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叶秀山找到了理解西方现代哲学的一条道路，虽然这并非是当代诗学与美学的唯一道路。在中国传统诗学与美学的根基上，与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乃至当代诗学与美学形成交流语境，也可以寻找一条融通中西的独特诗学与美学道路，这条道路，与时下人们言必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显然有所不同。
其实，从新儒家的诗学与美学中，容易得出这种结论，因为新儒家所信守的生命哲学立场，充分融合到诗学与美学论述中，诗乃生命之诗，乃生命的感悟，乃生命的灵动飞扬。这种生命的诗意，在中国古典诗艺中，在德国现代诗艺中，在印度诗艺中，在古希腊诗艺中，皆有奇妙的呼应与沟通，因而，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乐于从生命精神出发来阐释东西方诗艺，阐发中国和西方艺术中的生命精神，为现当代中国诗学与美学增添了奇美的风景。
方东美指出：“哲学生于智慧，智慧现行又基于智慧种子，故为哲学立义谛，必须穷本返源，以智慧种子为发端。希腊人之‘名理探’，欧洲人之‘权能欲’，中国人之‘爱悟心’，皆为甚深甚奥之哲学源泉。”“爱波罗精神，巴镂刻精神，原始儒家精神，横亘奥衍，源远流长，各为希腊人、欧洲人、中国人生活中灵魂之灵魂。”方东美的哲学三慧观，实际上，就是从诗与哲学的关联中，找到了中西诗学与美学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如果说，钱钟书偏重于东西方诗艺的阐发和诗艺的会通，那么，新儒家们则偏重于东西方艺术精神的感通和阐释。他们站在本土文化立场上，创造了真正的当代中国诗学与美学思想，因此，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不足以否定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西方诗学与美学的中国化，也不足以真正代替中国诗学与美学的重建和重新阐释。
民族文化精神是永远无法真正沟通的，因而，建基于民族文化基地的诗学与美学也是特别必要的。一味以西方当代诗学与美学观来评断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观，建构当代和未来中国的诗学与美学观，就无法真正显示其独创性。从这一立场上说，以西方诗学与美学观念来评判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的探索，“有违于”这种根本精神。尽管如此，系统地解释与研究西方诗学与美学仍十分必要，只是解释和引进西方理论与重建中国现代诗学与美学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困难，弄不好，就滑入了含混诗学与美学的歧途。
3.浪漫之思与自然之道的审美体悟
在新儒家美学的理解中，我们的“新美学之思”，显示出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意识与比较意识，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思想逻辑作为基础，我们的现代综合与比较就可能走上歧途。古典思想传统，无法在现代生活中真正立足，因为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革命思想的合法性与正确性，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制作用，不会突然消失，即使它的影响力减弱，但是，由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没有确立新儒家思想的合法地位，走向了边缘的古典思想，不可能自然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古典思想的进一步边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崩溃，人们只能盲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假说，这虽然跟上了国际步伐与时代形势，但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无任何创造性，自然也就不能对世界作出积极的思想贡献。
如何理解中西诗学与美学，找到中西诗学与美学发展的合理方向，一直是新儒家的比较诗学与美学探索的道路。这一道路，实质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对中西诗学与美学进行历史解释，进行平行比较或影响比较，确证民族诗学与美学的合理性及中西差异；其二是在历史阐释的基础上，形成圆通观照，为民族诗学与美学的创建和发展找到一条融通的道路。
这里，需要中西思想之间，古今思想之间，进行深层对话。“对话”，一方面需要立场与知识，另一方面则需要宽容与理解。对话，不是为了寻求思想之间的对抗，而是为了达成思想之间的共识，对生命存在与审美自由形成真正的解答。那么，从对话意义上说，中西诗学与美学比较到底应该如何展开？
目前已有许多人在摸索。在此，钱钟书应看作一个开创者，他之所以不愿意人们把他的研究称之为比较诗学与美学，大约与他对简单比附的厌恶有关。
与此同时，方东美和徐复观，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所走的独创性道路很令人神往，他们实质上把历史阐释和思想独创及诗学与美学重建统一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