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漫漫飞天路
1956年12月，任新民接受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五院命他带队乘专列前往中苏边境小镇满洲里，接受苏联援助的两发液体近程弹道导弹（P-1）及其辅助装备。时值北国隆冬，气温低至零下30至40度，任新民带领大家一次次到车站查看现场，为接苏援导弹做好各种准备。为了保密，导弹卸装都只能在寒夜里进行，任新民和年轻人一起流汗，眉毛胡子上挂着白霜。最后，两发导弹及其配件如期顺利地运回北京。
12月29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P-1导弹交接签字仪式。说来有趣，中方本应是首席代表林爽副局长签字，但苏联人不认他，一定坚持让任新民代表中方签字。事后任新民才搞明白，原来林爽那天穿中山装，而任新民身着上校军礼服，又是中国火箭总体研究室主任，苏方认定戎装威严的任新民签字才有权威性。签字后，苏方代表要求喝白酒，这可麻烦了，中方手忙脚乱现准备，总算满足了老大哥们的酒瘾。多年后忆及此事，任新民还当笑谈说：“苏联人搞教条主义，只认我肩上扛着上校牌牌三颗星，哈哈，那个时候我连党员还不是呢！”
送走了苏联老大哥，任新民马上组织全室人员开始紧张有序的拆装、测绘和有关的反设计练兵工作。拆卸用了10天，测绘用了半年，重新装配用了10天。重新装好的P-1导弹连一个螺钉也没有遗漏，油光铮亮地放在库房里。中国人第一次摸到真正的导弹，P-1导弹在中国导弹事业创建历史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57年4月8日，苏联派来五位导弹技术专家，在北京航空学院为中国同行讲课，任新民和五院的同志们抓住这个好机会，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
5月，中央批准陈赓的请示，同意哈军工牵头组团，出访苏联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军校参观访问团。5月26日，全体成员在北京广安门总参招待所集中，大家大多是第一次出国，心情自然激动。任新民是唯一的特殊成员，陈赓安排他以哈军工教授身份随团出访，少不了让刘居英调侃两句：“欢迎任教授杀回马枪，重新回到军工的队伍里来！”任新民一抱拳：“那就请各位老总们多多关照！”
大家哈哈笑了一阵，团队里充满轻松愉快的气氛。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任新民看遍了当时苏联陆、海、空三军中顶尖的五个军事工程学院，他就是想亲手摸一摸苏联的最先进的导弹。年初苏联供给中国两枚P-1教学导弹样品有点落后，基本是二战德国V-2火箭的修改版，引不起任新民的兴趣。在捷尔任斯基炮兵工程学院，任新民仔细参观火箭弹教研室，觉得他们还不如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教研室。在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他听说有一个导弹教研室，那儿有“真家伙”可看，校方说参观这一绝密教研室，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批准，自然，任新民没有摸到真导弹的体温。
8月中旬，陈赓请访苏归来的代表团成员吃了一顿晚饭，任新民说起苏方婉拒他参观导弹教研室的事。陈赓眉头微蹙，沉思一会儿说：“看来还要靠我们自己干，不过现在再尽力争取他们的合作，哪怕给个教学用的家伙也好。”在吃饭中，陈赓对任新民说：“听说有人要把张述祖划成右派，他能右到哪里去呀！”
任新民不禁心中一惊，四十多天不在国内，他对国内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还懵懵然。尽管他一心忙工作，无暇顾及社会上的急风骤雨，但“反右运动偏偏找到他的头上。
那天，任新民来到P-1导弹模型弹测绘现场，想找人核对一张有点误差的图纸，有人喊他去听电话，原来是院政委刘有光找他。
刘有光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请任新民坐下，只简单地问了一下近来的工作进展，就把话锋一转，问道：“你有个弟弟在商业部吗？”
任新民心里一沉，似乎预感到弟弟要出什么事，弟弟比他小4岁，也是重庆兵工大学毕业的，和火箭专家谢光选是同学，因为心直口快，性格孤傲，任新民两口子没少劝他。
任新民说：“有，叫任新知，在商业部一个部门任职。”
刘有光告诉他，反右运动中，商业部抓住了任新知在鸣放中的一次发言，现在他正在受批判，“你事先看过他那个发言稿吗？”刘有光问。
“我根本不知道呀！”任新民为弟弟担忧，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自语道：“我6月10日就和哈军工的代表团去了苏联……”
“我知道了！”刘有光面露喜色，高兴地说：“没事了，你回去安心工作吧，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
从出任哈军工的政治部主任开始，刘有光就了解任新民，这是位不可多得的又红又专的老专家，诚恳实在，处事稳重，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现在商业部反右，有的人无中生有，硬把任新民扯到他弟弟身上，五院必须旗帜鲜明。刘有光代表五院党委向商业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说明鸣放时任新民正在苏联访问，确实没有看过弟弟的发言稿。
弟弟任新知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在荆棘丛生的蛮荒中当苦力，而哥哥任新民安然无恙，被刘有光保护起来。
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1957年10月新技术协定”，苏联提供给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
12月，苏军一个缩编的导弹营，连同两枚P-2近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抵达北京。P-2导弹被秘密运回北京长辛店马列主义学院，这个20多米高的庞然大物放不进楼房，只好用大席棚围起来，这枚导弹被中国冠以“1059”的代号，1958年6月，五院仿制苏制导弹的工作就此拉开了序幕。
不久，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冲击五院的科研工作，人们头脑开始发热，认为仿制不是大跃进，要自己设计和制造比“1059”更先进的导弹。
任新民不会吹，他实实在在地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硬干。”
在关键的时候，聂帅作了重要指示，制止五院的急躁冒进情绪：“一定要通过仿制，爬楼梯式的大练兵，不走样的学，再向独立设计发展。”
在“不走样的学”的过程中，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和型号副总设计师的任新民，宵衣旰食、席不暇暖，他和大家一样，在南苑一个大飞机仓库里办公，组织对导弹的分解、测绘和重装，进行反设计，掌握设计本领。他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审查苏联提供的图纸上。经过全面审核，他发现有些图纸有错误，必须及时纠正，他常常对部下们说：“图纸上的错误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任新民很快发现苏联在技术上有所保留，特别是至关重要的试车台，苏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和图纸。他询问有关的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耸耸肩，轻松一笑说：“你别着急，等你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
任新民明白，没有试车台，中国的导弹事业将永远无法独立，他从容而坚定地回答苏联专家：“没有图纸，建起来要困难些，但是，我们一定得自己干。”
在任新民和众多航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核对并补齐了全部图纸。
为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诞生，仿制工作在全国1400多个企业中同时展开，工人们认真仿制每一个零部件。
任新民带着他的助手们双管齐下，一边顾及发动机的仿制和生产，一边抓紧修建发动机试车台。苏联专家施尼亚金对中国友好，他帮助了任新民，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在1960年3月成功建成了试车台。8月，正当仿制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
在困难的时候，仿制的发动机在点火试车中发生两次爆炸，任新民的心仿佛被炸碎了。
虽然任新民知道科学实验总是要从失败走向成功，但真正面对失败时，却是肝肠寸断般的痛苦。
对两次事故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后，“1059”的发动机突破了种种故障，顺利通过试车，稳稳当当地躺在试车平台上。
1960年11月5日，是中国航天史上的节日。我国自行仿制的第一枚“1059”地对地导弹即定型后的“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
这一天，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指挥这次近程导弹的发射试验。在庆功会上，聂帅神采奕奕地向全体人员举杯祝贺，他庄严宣告：“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站在大漠深处的任新民，仰望湛蓝的晴空，两年来他第一次舒心地笑了。
紧接着，任新民马不停蹄参加“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独立研制的中近程导弹，比仿制P-2的“东风一号”推力更大，射程更远。任新民出任“东风二号”的副总设计师并主持新一代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浮肿病在全国蔓延，为了保证五院科技人员的健康，聂帅出面弄了一些黄羊肉和苹果，送给五院的食堂，还派安东去五院检查，刘有光拍着胸脯说：“要是我们领导干部多分了半两，开除我的党籍！”
任新民把自己分的那份食物留下来，他惦着家中的孩子，每到周末回城时带给孩子们，家里粮食不够吃，老母亲、岳母和老伴虞霜琴都得了浮肿病。老伴艰难地扛着生活的重压，保证任新民全身心地投入发动机的改进工作，“东风二号”的三项重大改进，发动机就占了两项。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在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注视下，从塔架上升空。
全场人员屏住呼吸，仰望着碧净如洗的天空，突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导弹飞行姿态失稳，肉眼都能看清导弹在晃动。
任新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容不得他多想，导弹中间部位冒出火焰，转瞬间，导弹尾部拖着浓烟，在距发射架300米处落地爆炸，巨响之后，黄沙腾空，沙漠上留下一个大深坑，发烫的零件散落四周。
任新民和所有在场的科技人员一起，静静地伫立在那个大深坑的边上，不少人流了泪。任新民记不得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沉寂的沙漠的。
本来为庆功准备的会餐，没有一个人动筷子，聂帅握着任新民等老专家们的手，对大家说：“导弹坠毁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要试验就可能有失败，希望大家不要灰心，下一步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争取第二次发射能够成功。”
任新民热泪盈眶，聂总的信任和鼓励使他从失败的重压下振奋起来。他带领试验人员和战士们，从沙坑中挖出导弹残骸，有的部件挖了几天才找到。他整天守在这一堆残骸边，通过反复分析，任新民对赶来听取汇报的张爱萍说：“坠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动机地面试验不充分，发动机不可靠。”一个月后，任新民带着一身黄沙，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已经查明的事故原因。
任新民重新进行设计修改，“东风二号”发动机的改进率达63%，解决了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难题，其他的分系统也检查了各自存在的问题。经过两年奋战，通过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两次全弹试车，研制出了新的“东风二号”导弹，并于1964年6月29日在酒泉基地点火升空，导弹带着长长的火舌，直插云天，按照预定的程序稳定飞行，准确命中目标。7月9日和11日，又连续发射两次，均获得圆满成功。
面对人们的欢呼雀跃，任新民心潮澎湃，多少个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多少次失败和挫折，终于迎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东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迈出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独立设计的坚实的第一步。
七、“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1965年5月，国家批准了第一颗卫星研制计划。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一颗卫星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任新民对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已成竹在胸。他主持攻克了多级火箭组合、二级高空点火和级间分离等技术关键，再加上内蒙古四院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火箭，三级运载火箭取名为“长征一号”。然而，谁也料想不到“文革”狂飙袭来。
乱世中的七机部，两大派打成一锅粥，任新民也受到冲击，在危险的时刻，周总理点名，对他实施保护，避开被揪斗和派性斗争，保证他能一心投入型号的研制工作。他经常蹲在车间、试验站和研究室，带领科研人员解决一系列重大难题，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先后完成了火箭总装测试、大型地面试验和卫星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70年3月26日，任新民作为试验队队长，伴随“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再次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多少次来到这片荒凉而神圣的戈壁大漠，这一次意义尤为重大。虽已年过半百，他在塞外的寒冬腊月里，住着简易的宿舍，得了重感冒，但仍坚持在测试工作的第一线。半年前，“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试验因二级高空点火失灵，两级没有分离而失败，这一次将再次挑战太空。第二次飞行试验终于取得圆满成功，“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卫星的时刻临近了。
4月初，周恩来总理两次召集会议，研究卫星发射的大事。任新民等随钱学森从发射基地赶回北京。周恩来对大家说：“搞科学试验，成功、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只要尽力把工作做细，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
总理的话让高度紧张的任新民如沐春风，顿感心胸豁亮。
钱学森在会上发言：“我们这颗‘东方红1号’卫星带着《东方红》乐曲，一旦失败，落到海里，政治上的影响可就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