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0月，溥仪登基，按照惯例定年号为“宣统”，而他也时常被人们称为“宣统皇帝”。这个称呼在西方人中间比较方便，因为在中国皇帝的名字是不能够被直接称呼的。皇帝在世期间，人们只能称为皇上，皇帝死后也要用“庙号”对其进行祭祀。史官在书写历史时也只能够用皇帝的庙号对其进行评价。光绪皇帝的名字叫载湉，其在位期间定年号为“光绪”，因此世人要避讳，任何人都不能直接说出皇帝的名字。光绪皇帝去世后庙号为“德宗”，在有教养的中国人眼里，直呼“德宗皇帝”为“光绪皇帝”，那他便是缺乏教养，极其愚昧的人。正如一般外国人所知，乾隆皇帝更为正确的称呼应为“高宗皇帝”。
对于年号的使用，依据惯例要在上任皇帝去世第二年才可以。因此，1908年仍被称为“光绪末年”或者是“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才能被称为“宣统元年”。
醇亲王成为摄政王之后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便是解除了袁世凯的一切大权，并以他有足疾为理由让他回家休养。人们忘不了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行为和他对信赖他的光绪皇帝的出卖。此后，他自然在东西太后的青睐下飞黄腾达，直到皇太后统治结束。1901年，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1903年他担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调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不用怀疑，袁世凯当然明白，他的仕途以及身家性命都和慈禧太后息息相关，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义和团运动结束后他对光绪皇帝重掌政权持反对意见了。
袁世凯在义和团爆发的初期看出了其图谋，他利用自己山东巡抚的能力对外国人进行保护。因为这件事，他获得了西方各国极大的赞赏和信任。另外，袁世凯还是一个懂得顺从时势的人，不仅思想开明还能够分析出慈禧太后同义和团联手的决定是愚蠢的行为。倘若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他没有背叛皇帝的行动，或者是能够重新得到皇帝的信任的话，他便可以借助自己在西方各国的威望，支持光绪皇帝重掌政权，中国的情况或许有所改观。但他同慈禧太后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为了能够保证自己获得利益会极力支持慈禧太后继续执政。
袁世凯和光绪皇帝之间是不会和解的，而且他和幸存的维新派人士的宿怨更难消除。显而易见，袁世凯已经被康有为等人定义为背叛皇帝的无耻之徒，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让“六君子”遇难的罪人。另外，袁世凯也担心康有为等人若是回到中国会对他不利。这也间接表明了为什么慈禧太后虽然下令施行新政，康有为等人却没有回到中国向太后请求宽恕并参与国家大事。
有一种传说曾提到，光绪皇帝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文卷中发现了一份文件，上面写着立即处死袁世凯的命令。对此，一些皇族人士认为这是光绪皇帝的遗嘱，这些人本来就不信任袁世凯，因此要求执行光绪皇帝这一遗嘱。摄政王犹豫不决，思虑几番后选择只是剥夺了袁世凯的一切权力，让其回乡休养。
摄政王在处理袁世凯这件事上的决定欠缺考虑。在北洋实力派以及新军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同时能力非凡又长袖善舞的袁世凯，是绝不会甘于陪伴经书和书法度过余生的。然而，对于摄政王的命令，袁世凯却丝毫没有怨言，没有任何迟疑便接受了。可见在清王朝的最后岁月中，最有权威的官员也要听从于皇帝的命令。但假如这件事发生在15年或者是20年后，其结果就会完全相反——袁世凯的下属可能因为袁世凯被收回大权而发动内战。在北方军队中，袁世凯的地位极高，北方军队也是清王朝最强的军事力量。但是，当时军队还不归个人所有，他们不会利用军队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私欲。可见，朝廷依然在延续，皇帝依然掌握着国家大权。
可惜，这种情况没能坚持多久，悲剧发生了。摄政王无法克服他所面临的困难。为了调解关系，他讨好每一个人，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是徒劳的。摄政王必须同新的皇太后合作。皇太后在皇室中有极高的地位，不单指她的姑母是慈禧太后，她在名义上也称为光绪皇帝的遗孀。光绪皇帝留下过一份遗诏，其内容大意为摄政王遇到重要事务需要和皇太后一起研究并采纳其意见。这份诏书是为巩固叶赫那拉氏在朝中的地位，即便没有这份遗诏，皇太后依据传统观念仍然可以影响皇帝的决定。因为结婚后的她不仅仅是皇帝的伯母，也是皇太后，她甚至可以称自己是皇帝的母亲——在皇帝登基后，就表明他已成为她丈夫光绪皇帝的养子了。
此时立宪运动不断发展，似乎无人可挡。醇亲王和隆裕太后都按兵不动，谁都没有勇气去冒险。1909年，君主立宪制的诏令被颁布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不是被罢免职位就是被处罚了。皇叔父载洵率领考察团去英国学习，准备为清朝建立一支与时俱进的海军队伍。他出访欧洲用了一些时间，爱德华国王的宫廷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他回国后时常和我讲起。另外，他弟弟载涛被派往德国去学习陆军。德皇威廉二世对载涛的款待，为其留下很好的印象。但是，若想建立一支力量能同西方各国军队相抗衡的现代化海军以及陆军，就必须重新规划其内部的管理形式并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因此这两个花费巨大的考察团未能带回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过，英国和德国大概会因为中国试图向自己学习而感到愉悦吧。
与此同时，各地人士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朝廷在短时间内召开国会并成立内阁。摄政王在1910年11月4日颁布诏令，将预备立宪的时间缩短，并定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召开国会。该上谕还对宪法、法规以及如何评定两院成员的相关事宜做了规定，并且要求这些事情要在国会召开之前处理完毕。
这一年，孙中山的追随者汪精卫企图暗杀摄政王未果，被摄政王判为终生监禁。摄政王不杀汪精卫是因为要平息各党派的情绪。谁又会想到汪精卫后来成为了国民党和南京民族主义政府的领导人呢。
1911年，为了对宣统皇帝进行引导，隆裕太后为他选定了三名帝师，并让他在历代皇帝读书的毓庆宫学习。而我有幸同这三名帝师的其中两位成为了同僚。
在1910年和1911年，清廷便放宽了对各类思想的限制，允诺进行君主立宪，却无法阻挡全国各地的革命浪潮。无论朝廷怎样退让，反对者都认为朝廷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在示弱。广东还爆发了一场起义，导致总督衙门被毁。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其领导者黄兴便逃往香港躲避朝廷的制裁，并联系其他革命人士继续反对朝廷。
为了能够缓和这种情势，摄政王曾效仿西方模式，用任命内阁的方法获取敌人的好感。但是因内阁成员都是满族权贵而被人们否定了。在清朝末期，这是人们反抗清政府的主要原因。那些满族权贵人士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若是凭借身份被授予重任，定会招来人们的反对。另外，这些王公贵族多愚钝贪婪，其名声极为不好。虽然皇室中也有一些具有非凡能力的人，但是因为在太后以及摄政王的主持下，他们被埋没了。
朝廷曾试图将铁路的所有权收归国家，但是未能成功。国家拥有铁路的所有权是非常合理的，人们却持反对意见。这件事最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1911年9月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和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只不过是其他地区所爆发的规模较小的起义的重复，武昌由于偶发事件成为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地，而黎元洪也因当时的形势偶然成为了革命队伍的领导者。
面对国内起义的浪潮，愚昧的太后以及懦弱无能的摄政王根本无法应对。醇亲王此生做过很多错事，现在他却即将做一件后果最为严重的错事。他听信别人的话，将曾经最能够危害朝廷的人，并且在3年前被罢免官职的袁世凯召回了。
当时，北洋军队是中国唯一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袁世凯在北洋军中仍具有非常高的威望，他也能对其他的政治团体施加影响。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和有才能的政治家。在外国人中间他也享有很高的威望，这能让清廷从外国公馆中借到镇压起义所需的军队费用。对于外国公馆，若是军队负责人没有一定的声望和信誉是不会借钱的。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即1910年12月17日，《时代》杂志发表过一篇关于目前中国情势恶化，清廷若想改变当前的情况就应该将袁世凯召回，只有他能够扭转形势的文章。没错，当时很多外国人都是这样看待中国的状况的。对于袁世凯的行为，醇亲王比那些外国人更为清楚。而且，这些外国人并没有放多少心思在清王朝的兴亡上，他们只认为革命会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明天。这些外国人还希望借着革命同四万万中国人分享不断增长的兰开夏棉纺织品贸易所带来的利润。但摄政王除了要思虑有关贸易的最佳时机外，还要考虑朝廷的利益，他认为要是说有谁能救大清于水火之中，那这个人只能是袁世凯。
在清廷的再三敦请下，袁世凯给的第一个答复便是不祥之兆。他满怀歉意以足疾还未痊愈为由说明不能回到朝廷任职。不过，袁世凯不会一直维持这种姿态的，但他的回答还是让醇亲王感到深深的耻辱。
等袁世凯终于回到北京后，立即意识到自己对清廷的重要性，只有自己能够把握全局。几个亲王被罢免了职位，袁世凯则担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及新内阁总理大臣。没过多长时间，袁世凯就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并在短时间内扭转了长江中部的作战形势，相继夺回了长江北岸，与武昌相对的汉口和汉阳。在取得初步胜利后，袁世凯开始按兵不动。国内效忠皇室的大臣们很快就明白了袁世凯的意图，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自于对皇室的忠诚，而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国内外很多书籍都有相关记载，在此我不想过多赘述。但是，革命人士同清廷曾在1911年末到1912年初于上海展开议和商谈。当时，唐绍仪是袁世凯奏派的谈判代表。唐绍仪祖籍广东（居住在澳门附近），曾是袁世凯的下属。唐绍仪在袁世凯担任驻朝鲜大臣时任其秘书一职；1900年，他又在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为其效力；1904年，他被朝廷授予全权议约大臣一职，并到西藏赴任；1906年，他出席了中国与英国就西藏问题的谈判；他在徐世昌1907年担任东三省总督时担任奉天巡抚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