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去了日本使馆，那时公使还没有回来，快到三点，我才见到他。我把事情告诉他，并请求他的帮助，他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在房里来回踱步。权衡再三后他还是同意了，但他认为皇帝应该住得更舒服一些。他让我先回德国医院等他的消息，后来我知道，为了让皇帝“住得舒服点”，他把日本使馆中最好的，也就是他和妻子住的房间，腾给了皇上。
我在回德国医院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内务部的管事赶过来。他叫佟济煦，是内务府为数不多的忠心耿耿的人之一，他是第一个跟随皇帝到使馆区的。他急匆匆地问我，皇上在哪里。我领着他上了楼。途中遇到一位德国男护士，他问我们去哪里，我说：“去见皇上。”他反问我：“什么皇上，这里没有皇上。”我说：“胡说八道，我刚才领着皇上到这里来的！”
他茫然地望着我，有点无措，说：“皇上是来过，可是他走了。”
佟济煦和我四目相对，面面相觑，我赶紧问：“皇上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他张口答道。
“可我刚在日本使馆，为他做好了安排。”我茫然地说。
年轻人很诚实地说：“他真的走了。”
皇帝确实离开了，我却不知道他的踪迹。那么，棣柏博士呢？得到的回答是“他回家了”。护士接着说，“博士告诉我，如果陌生人询问皇上下落，就说皇上根本不在这里。”
我向那位回答我问题的护士道了谢，和佟济煦急急忙忙地赶到日本使馆。在使馆里，我们没有见到皇帝，却在竹本大佐司令部里找到了他。日本使馆护卫队的司令官就是竹本大佐。我没有见到日本公使，只见到了皇帝、郑孝胥和陈宝琛。
原来，在那天上午，没来得及和我们一起的郑孝胥，在前往北府路上遇到了陈宝琛的车夫，询问之下，知道我们一行人坐着两辆车去了苏州胡同。郑孝胥立即叫上马车赶往苏州胡同。他见不到我们，就去了德国医院，直到见到皇帝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
很快，郑孝胥又担心起来了，毕竟皇帝还没被安排到使馆区避难去。他知道这位竹本大佐对皇帝的遭遇深感同情，也表示过愿意伸出援手，再加上他和竹本的交情很好，于是，他提议皇帝接受竹本的帮助。皇帝认为这样也行得通。在郑孝胥去往竹本大佐司令部的时候，我正在公使的书房。郑孝胥以为，竹本在同意帮助皇帝之后，会把此事报告给日本公使，可是他没有。
郑孝胥让皇帝坐自己的马车，前往日本使馆。车夫有点糊涂，或是不熟悉使馆区位置，竟然驾着车驶到了使馆区外的长安街上。幸好，那天风沙大，又起尘暴，没有路人注意到。马车行驶了几分钟后，从南边进入了使馆区，走的是一条小街。这条小街上，英国使馆和意大利使馆相邻，对面是日本使馆。他们到达的时候，日本司令官正在门口等候着，我是在他们到达之后不久才来会见公使的。司令官向公使汇报情况。我到使馆后，公使芳泽先生开门进来，欢迎这位贵宾，此后几个月，他就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皇帝在一个小时内就住进了公使为他腾出的房间里。在傍晚的时候，皇帝在另外一间同样舒适的房间里，接见了他的父亲、满洲贵族和内务府官员。他们喋喋不休，皇帝的父亲更激动。他们请完安后，就斥责皇帝，醇亲王更是不断要求皇帝回北府。但是，都遭到了皇帝的拒绝。
次日打开报纸，会看到上面铺天盖地有关皇帝出走北京的消息。皇帝出走北京，就像他被赶出紫禁城一样轰动。报纸上的消息并不准确，都是一些谣言。日本公使在采访中，坦诚了接纳皇帝的过程。不过，他还是遭受了指责。我也成为了《京报》和《晨报》的攻击对象，它们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辱骂和抨击。这两份报纸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京报》被视为共产主义宣传工具，《晨报》则被看作是学生运动的喉舌。
两名跟随我们进入使馆区的武装警卫，未能履行在使馆区之外阻止皇帝出走的责任，害怕问责，就请求留在使馆区。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暂时充当自己的随从。其实，他们没有收到禁止皇帝离开北府的命令，不需要对事件负责。我们可以理解，一旦冯玉祥控制了北京，两位警卫必然会受到惩罚。就在皇帝出走的第二天，婉容皇后乘坐的车子被拦在了北府大门里，有人委婉地告诉她，她是不能擅自离开北府的——当时的皇后正想和皇帝会合。
皇后希望皇帝能设法救她出去，写了一张便条给他。皇帝看完后，把信条给了我。芳泽先生知道后，立即命令他的外交秘书，把皇后从北府接过来。没过多久，秘书打回电话，告知他在北府，一切安排顺利，但是急于离开的皇后不被批准离开。
芳泽先生没有多想便命人备车，拜访段祺瑞。芳泽先生要求婉转，只是语气坚决，他要段祺瑞下达命令，让皇后在北府的行动不得受到限制。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芳泽先生的秘书就带着皇后，前来与皇帝会合了。
我决定在11月30日晚再次拜访张作霖。我拜访他的主要目的：一是像我之前承诺的那样，向他汇报我在使馆的情况；二是给张大帅一个有关皇帝避难外国使馆一事的解释。
这次的会面，让我看到的张作霖与几天前判若两人。之前的他，是一位平易近人、文质彬彬的中国将领；现在的他是一位傲慢粗俗、脾气急躁的满洲土匪。我说不上他的装腔作势有多深。上次会面，我们是在一个密室里谈话，这一次我们是在一个三道大门敞开的大客厅里进行，三个门口外面都有人听着。显然，张作霖不想保密这场会话。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一开口就因我把皇帝带到使馆区而对我大加斥责。从他的话里推断，北府已经把整件事推到我身上。我试图解释一下，但是忠义两难全，对着狂傲的张作霖，需要避开他个人安全这个敏感话题，又要为我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在场耳目众多，我很难这么做。这位武夫打断了我的辩解，他质问我，有他在北京，留在北府的皇上会有什么危险。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只好委婉地说就怕他不会在北京久住，我们需要在他离开北京之前，把皇帝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张作霖一字不提我们上次的谈话，显然也不愿意我提起。他不客气地中断了会话，没留下告别的话，就离开了房间。
对于自己处境的危险，张作霖也许已经意识到，他或许会像皇帝那样出走。如果那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那么几天之后，他就会觉悟的。就在12月某个寒冷的清晨，仆人一大早就跑进我在英国使馆的房间（我仍然是英国使馆的客人）告诉我，张作霖已于当天拂晓乘专列离开了北京，北京又一次落入了冯玉祥强大军事力量的控制下。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将军”不用担心曾经针对张作霖的阴谋会被揭露。因为知道内情的人，不过五六人。张作霖离开后，不久就爆发了一场冯张之间的权力角逐战争，冯玉祥吃了败仗。于是，若要参与策划阴谋的冯派同伙，将他们各自在这次未遂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公之于众，也就更不可能了。此后，有关这些消息的只言片语常见之于中国周刊。至少有一位中国人写了一本小册子，用英文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不过，他的小册子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我要提及一下齐洪林的《中国政党》，他描述冯玉祥是“中华大阴谋家”，说“在西山秘密会议上”，冯玉祥决定实施针对张作霖、皇帝和其他人的阴谋。我从其他中国人那里证实当时冯玉祥修养的寺庙，就是西山天台寺。册子这样描述：
第一步计划是杀死张作霖、段祺瑞、曹锟和废帝宣统，即为人熟知的亨利·溥仪先生。当时的李景林将军憎恨奉系军阀头子，义无反顾地决定参与。
1924年12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李景林突然离开了北京，去往天津……据闻，一旦张大帅在北京被杀，他便截断东北军后路。张作霖和张学良察觉到西山阴谋，他们当夜便抛下段祺瑞和其他不明状况的同伙，逃向天津。
阴谋家见张作霖父子成功逃跑，觉得如果按计划行事，很不明智，于是就此罢手。这时，一起脱离虎口的，还有段祺瑞、曹锟和亨利·溥仪。
需要指出的是，“亨利·溥仪”不是“脱离虎口”。他在阴谋之初就已经安全到达了日本使馆。
郑孝胥把当时情形记载在了日记上：
壬子初三日。弢庵（陈宝琛）、叔言（罗振玉）来。昨报载：李煜灜见段祺瑞，争皇室事，李忿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由数见，外交干涉必无可虑。”张继续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统，真怪异，唯一污点尚未去。”余语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国医院之策。午后，诣王府，至鼓楼，逢弢庵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及弢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奉上幸日本使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余：“请皇帝速来。”
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
余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
德医院至日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
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南转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
遂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弢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张文治必复往寻，宜告之。”余复至医院，摄政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余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郑孝胥记载的内容，大体属实。但文中提到日本公使先批准的竹本，竹本才接纳皇上，则纯属虚构。虽然英国及其他使馆外交部和军事部关系和谐，但是日本使馆却不是这样。所以竹本怎么会听从日本使馆的命令，实际上竹本无需把郑孝胥的谈话内容，汇报给日本公使，事实上他也没有。竹本非常欢迎中国皇帝，他倒不希望芳泽先生接走皇上。只是皇帝到了达竹本的住所，芳泽先生才知道，皇帝已经到达他的使馆了。
这就是关于皇帝出走使馆区的真实故事。这里无须再提及那些有关此事的歪曲描述。不过，我要特别为一篇美国作家的报道做出反驳。他在报道中写道：“1924年10月，溥仪和他的妻子正在享用着早餐。突然，一位侍女惊慌地跑了进来，她哭喊着说门外被一批粗暴的中国士兵包围，他们高喊着‘处死退位皇帝和皇后！’皇上和皇后马上逃到英国使馆。但是，门口警卫不让他们进去。他们跑遍了所有使馆。在是否去美国使馆的问题上，二人意见不一致，最终认定美国使馆也会拒绝他们，于是两人犹犹豫豫地来到了日本使馆。日本使馆的警卫放了他们进去，挡住了追赶者。日本公使友好地给他们提供援助，公使夫人还拿出了他们的衣服，让慌不择路的皇上和皇后换上体面的衣服。”
虽然报道是不确切的，但幸好报道中提到的英国使馆警卫拒绝向逃亡的皇帝和皇后提供避难所的谬误，没有对大不列颠的光荣和好客造成严重的辱没。报道还描述“在是否去美国使馆的问题上，二人意见不一致，最终认定美国使馆也会拒绝他们”，这样的说法也不对。美国使馆在过去几年中，帮助了不少被追捕的中国人。我深信，美国使馆官员在遇到两个逃亡的皇室贵族时，是绝对不会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一批粗暴的中国士兵”处置的。
有辨别力的英美读者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报道。随着日本和中国、满洲的局势紧张，中国新闻媒介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指控日本，日本公使馆接纳皇帝之举也被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他们认为皇帝是高层政治角逐中的一枚有利的棋子。如果看到我前面记述的事实，读者就会知道，日本公使在我告诉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皇帝会来到使馆区，只是在我的再三恳求之下，公使才同意了接纳皇帝。准确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在“皇帝出走”事件中，没有任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