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的高度投入是晚唐体诗人的一个传统，晚唐体鼻祖贾岛便留下了许多“苦吟”的故事，他说自己作诗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御定全唐诗》卷五百七十四，四库本。，而晚唐体的另一“妙”——姚合也说自己“寒霄吟到晓更初”姚合《酬礼部李员外见寄》，《姚少监诗集》卷九，四库本。宋代晚唐体诗人的苦吟精神与贾岛、姚合一脉相承，潘阆《暮春漳川闲居书事》诗说：“吟斋漳水滨，孤僻度残春。长喜诗无病，不忧家更贫。”魏野《酬谢商秘丞见赠诗牌》说：“频拂心宁倦，时吟觉齿寒。”赵湘《自题》云：“偶病闲辜月，因吟瘦过秋。”希昼《寄怀古》云：“遥知林下客，吟苦夜禅忘。”保暹《重登文兆师水阁》曰：“夜吟长负宿，秋病几思闲。”寇准《残月》云：“半夜沉清影，霄残犹伴吟。”对诗歌的痴迷程度非同一般。
宋初晚唐体诸人似乎有将苦吟作诗形而上之的倾向，也就是说，他们有意提高苦吟作诗的意义：
高吟见太平，不耻老无成。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此外非关念，人间万事轻。
诗的前两句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作者对于“成”已经有了新的标准，既然天下已经是“太平”，则儒家的那一套齐家、治国的理论便可抛开不顾。换句话说，价值观在太平盛世应当是多元的，“高吟”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所以作者对自己的“无成”并不以为“耻”，毕竟世俗的“无成”只是一种政治尺度，而在作者的理念中，“高吟”就是“成”。而且作者似乎认为自己的这种“成”更具优势，诗的最后一联便表示了这种优越感：“人间万事”在与作者 “高吟”之比较中败下阵来。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作者才充满自信地形容自己的创作过程是“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而头发的“茎茎白”也就成了一种资本，一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的象征。有着这种心态的绝不止潘阆一个人，它是蔓延在宋初晚唐体诗人中的一种普遍情绪，寇准说的：“万事不关虑，孤吟役此生”寇准《书怀寄韦山人》，《忠愍集》卷中，四库本。，“此夕南轩宿，论诗万虑忘”寇准《与诗友会宿》，《忠愍集》卷中，四库本。都是将吟诗与世间万事对比并胜之。当然，诗歌是诗歌，生活是生活，毕竟一个是精神的享受与陶冶，一个是物质的获得与追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宋初晚唐体诗人是将诗歌作为生活的调节剂、补充品来看待的，林逋的《诗家》说：
风月骚人业，相传能几家。清心长有虑，幽事更无涯。隐奥谁知到，陵夷即自嗟。千篇如可构，聊拟当豪华。
一个“拟”字，表明了诗歌的“构”与实际的“豪华”之间本质的不同。而这种务实的态度有助于我们理解晚唐体诗人对诗歌的狂热投入，比如通过林逋这首诗，我们知道了他是利用诗歌来涵养自己的心境，高尚自己的情操。这也是寇准《赠野士》“夫子住东野，经年不到城。爱吟无俗气，贪静得闲名。荒径侵山影，虚堂出雁声。我惭为俗吏，泉石负幽情”一诗的主旨所在。林逋的《诗魔》“只缘吟有味，不觉坐劳神”，揭示了诗歌的娱情功能；惟凤《秋灯》诗“耿耿销深暗，孤窗岂暂忘。照回秋梦断，静引夜吟长”，则为我们再现了寒寂的深夜，一个百无聊赖的僧人是怎样依靠诗作来打发心灵寂寥的。
南宋后期的晚唐体诗人显然也继承了苦吟的传统。“传来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永嘉四灵诗集》，第177页。，并不亚于贾岛的“两句三年得”。而且南宋的这些诗人似乎将诗歌与生活结合得更为自然、和谐。正像徐照说的：“天教残息在，安敢废清吟。”徐照《病起呈灵舒紫芝寄文渊》，《永嘉四灵诗集》，第50页。他们很自觉地将作诗当成了生命的意义所在，如果说宋初的晚唐体诗人还需要去证明诗歌与世俗利益可相当的话，南宋的诗人们则已将其当成了一个不需证明和怀疑的事实。在宋初晚唐体诗人的潜意识中，吟诗与生活是对立的，所以他们设法让这种对立变成互补；而在南宋的晚唐体诗人看来，吟诗与生活是合而为一的，吟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吟诗。痛苦时要吟诗，“吟有好怀忘瘦苦”徐照《山中寄翁卷》，《永嘉四灵诗集》，第12页。，高兴时也要吟诗，“于今幽兴极，正可办清吟”徐玑《上叶侍郎十二韵》，《永嘉四灵诗集》，第94页。，没有任何冲突与矛盾，有的只是完全地融入，“吟诗能愈疾，得酒自忘贤”徐照《赠朱道士》，《永嘉四灵诗集》，第44页。，在诗中即可达到人生的完满自足。
宋代晚唐体诗人吟诗的这种狂热态度与极度投入招致了旷日持久的批评。当然，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诗人将“言情”发挥到了极至，这是以文学为政治附庸的“言志”派所无法容忍的。程颐的“某私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作闲言语，且如今能言诗者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蝶蛱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39页。，只是将话说过了头。而实际上，大部分人都认同诗歌若是不表现社会现实、不反映民生疾苦，就是在作“闲言语”的观点。因此晚唐体诗人的这种热情便更具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使很多人认为晚唐体诗人是反对理学诗人的主力和先驱。理学家对于诗歌（尤其是律诗）是蔑视的，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说诗歌的存在意义便是作为传“道”的一个中介。而理学前辈邵雍则宣称自己“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邵雍《无苦吟》，《击壤集》卷十七，四库本。，并且在多达百首的组诗中反复重复“尧夫非是爱吟诗”，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程颐也说苦吟诗人是“可惜一生心，放在五字上”程颐、程颢《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本。有了这些理论支持，理学诗人作诗便多率性而为，任意践踏规则，而对规则的破坏其实也就是破坏诗歌本身。晚唐体诗人恰恰是与理学诗人背道而驰的，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诗歌的兴趣，并且将诗歌作为人生的第一大事，将诗作与生活融为一体。因此刘克庄曾经非常感慨地说：“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苦吟。”刘克庄《林子显诗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言下之意，四灵是维护诗歌正统的，这种维护既在于他们维护诗歌的游戏规则，也在于他们对于诗歌的苦吟的虔诚态度。对诗歌的虔诚不仅使晚唐体诗人与理学诗人截然不同，也使得晚唐体诗人作为一个群体与其他流派的诗人有一个明确区分，“苦吟”二字成了晚唐体诗人的标志。
二、体制的偏好
宋代晚唐体诗人在诗歌体裁的选择上也具有明显的特色，141首笔者据浙江古籍版《永嘉四灵诗集》统计梁昆《宋诗派别论》一书认为宋初“晚唐派”和“四灵派”诗人的一个特点是“重近体轻古体”梁昆《宋诗派别论》，第21页，第140页。，这个判断没有问题。从上表可看出，宋代晚唐体诗人中，作古体最多的是徐照，共有诗68首。若从比例来看，则以行肇和简长为首，二人的古体分别占44％和36％。赵湘总共存诗129首，古体只有一首；而希昼、保暹、文兆、宇昭、怀古五人则一首古体都没有。整个十三位诗人共存古体213首，占总共1976首诗歌的1078％，这个比例充分说明了宋代晚唐体诸人对于古体兴趣的缺乏。
宋代晚唐体诗人对于近体诗的兴趣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晚唐时期这一现象就已经相当突出，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一书中认为和唐代的科举有关，这很有道理。但在主要靠策论选拔人才的宋代，这一点已经不再构成理由。传统的习惯是一个原因，晚唐诗人特别是姚合、贾岛等人对于近体的热爱有可能会影响到宋代晚唐体诸人的兴趣。然而宋代晚唐体的这种兴趣，无疑还有其他理由，或许可从古体与近体的不同之中找寻。从诗歌的篇幅来比较，古体一般较律诗为长（排律是个例外），对于驾驭语言与整体架构的能力要求也就更高，所以一般人不喜欢古体，也作不好古体。从规则的角度来看，古体更为自由，它对平仄没有要求，对用韵的限制也不多。如此说来，作古体应该更容易才是，但问题也就在此，正因为门坎低，要做好就更难。古体没有对仗、用韵的严格限制，它的评价标准与律诗的评价标准便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律诗中，人们注意的是对规则的严格遵循后表现出的巧妙，在诗歌的平仄、用韵合适的前提下，人们会将目光聚集在诗歌的中二联上，审查、品味这两联诗歌在用字、对句上的巧妙与高超；而古体则由于这些规则的缺乏而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诗歌的整体气势，这种气势由诗歌的境界（或曰气象）和流畅性所构成，一首古体往往是把握了两者才可以称得上佳作，而这两者正是最难把握的。因此，古体对才力的要求高，靠其成名并不容易。而近体则可因一二联佳句便成名，这是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近体诗的对仗形式会影响诗歌意义的连续性，这样便不用过多考虑行文的流畅与气势，可以非常从容地思考，可以尽情“苦吟”，只要一个字用得贴切，全诗便可能因此熠熠生辉。而且由于近体诗的规则非常严密，它便已不再是“不平则鸣”式地不吐不快，而是变成了一种可以消磨时间、陶冶性情、表现智慧、交结友朋、逃避现实的游戏。这些都是宋代唐体诗人偏好近体的原因。
明杨慎《升庵诗话》说：“（晚唐）一派学贾岛，其诗不过五言律。”杨慎《升庵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851页。这个判断总体来说也不错。九僧中的希昼、宇昭、怀古三人存诗全是五律，没有一首其他诗体，九僧的五律诗在其诗歌总数中的比例高达74％，四灵的五律诗也占了其诗歌总数的60％以上，赵湘的五律之比接近四灵的数字。魏野、寇准、林逋、潘阆四人情况有些例外，除林逋诗七律数超过五律，另外三人的五律数在比例上还是占了优势，分别是40％、33％、27％，但与九僧等人差了很多，而这四位诗人恰好是受宋初白体影响较大的诗人（赵齐平先生在《宋诗臆说》一书中坚持认为林逋和寇准不是晚唐体诗人）。总体而言，说晚唐体重视五律还是没错，不过其内部的这些差别似乎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即对于诗体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和其师法的对象的喜好有关：九僧、赵湘、四灵的诗相对而言更接近贾岛、姚合，所以他们的五律多些；林逋、魏野、潘阆、寇准等人在姚、贾之外还受到了其他诗风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五律少些。五律是诗体中最基本的范式，其他几种体裁都可由此生发。晚唐体诗人的炼字、炼句是追求诗歌的精炼，在这种前提下，五言显然要优于七言，前人的一些要将七言诗改成五言的故事正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差别，所以对精炼的追求也是晚唐体诗人重视五律的原因之一。另外，五律有7种合格的形式，而七律的合格形式则多达15种，变化太多无疑增加了难度，也不利于展现诗人妥帖安排、惨淡经营的能力，诗句的技巧性会因此大打折扣，所以五律更受欢迎。
在我们统计的这十八位诗人的1976首诗句中，五绝的数量是44首，占2％；七绝数量是341首，占17％。五绝数量明显少于七绝，这又作何解释呢？问题还是出在一个“度”字上。五言句共有7种句式，在8句中排列起来是不多不少，但砍掉4句以后，变化的数量大大降低，容易因变化少而呆板；而七言句式的变化本来就多，砍掉4句以后，诗歌的整体变化数量倒正好合适，既不会如七律那样变化过多，也不会如五绝那样变化过少。正因如此，七绝便成了晚唐体诗人作绝句时的理想选择。另外，自贾岛以来差不多整个晚唐的诗人都重七绝轻五绝，这也是宋代晚唐体诸人作七绝多的一个原因。
三、时间、意象方面的选择
1时间背景的喜好
宋代晚唐体诗人在时间背景的选择上也较独特。由于他们的诗歌多描写自然景物，因此时间在他们的诗歌中便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用来烘托诗歌气氛、增强诗歌感染力的文本时间，更是作者心里时间的表现，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心境，甚至作者的人生态度。因此，探讨这些诗歌中涉及的时间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对他们诗歌的时间背景作了统计。表一是笔者根据北大版《全宋诗》对宋代主要晚唐体诗人诗歌中的季节所进行的统计，其中赵湘有27首应制《春帖子》、寇准有18首应制诗没有纳入统计范围。表6-2宋代晚唐体主要诗人诗歌表现的季节统计季节
诗人春夏秋冬合计32首希昼4首（2353％）1首（588％）9首（5294％）3首（1765％）17首保暹2首（10％）2首（10％）14首（70％）2首（10％）20首文兆1首（833％）0首8首（6667％）3首（25％）12首行肇4首（2857％）0首8首（5714％）2首（1429％）14首简长5首（2778％）0首7首（3889％）6首（3333％）18首惟凤1首（769％）1首（769％）10首（7693％）1首（769％）13首惠崇5首（3571％）3首（2143％）3首（2143％）3首（2143%）14首宇昭5首（5556％）1首（1111％）3首（3333％）0首9首怀古3首（60％）0首2首（40％）0首5首徐照10首（25％）3首（75％）18首（45％）9首（225％）40首徐玑19首（3585％）9首（1698％）20首（3774％）5首（943％）53首翁卷14首（3182％）1首（227％）25首（5682％）4首（909％）44首赵师秀17首（4359％）1首（256％）20首（5129％）1首（256％）39首从上表可看出，秋天是晚唐体诗人最“喜爱”的季节。心理学家认为一年四季的轮回与人的心理存在着一种同构的关系，秋天是物之盛衰、生死的转折点，因此人们往往会“悲秋”。“悲秋”是我国文学中的一个古老主题，而晚唐体诗人尤其突出。相对其他诗人而言，晚唐体诗人的性格往往偏于柔弱，心灵更为纤细、敏感，心态更为晦暗一些，他们往往借景抒情，在对秋天的叹息中抒发自己被压抑的情绪。寇准的《秋怀》诗很具有代表性：
落日留不住，默然空泪零。败莎侵陋巷，疏叶满闲庭。有趣穷风雅，无机敌杳冥。浮荣安足恋，归去乱山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