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江湖诗派”不足成派及
南宋后期诗歌的存在状态
四灵之后，诗坛更加多元化，除了原来的江西诗派、理学诗派之外，又多了晚唐体诗派的存在，还有大量不甘步人后尘的诗人在江西、晚唐的夹缝中寻觅着新的出路。本章将就南宋后期诗坛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包括江湖诗派是否成派、南宋后期诗歌的存在状况、晚唐体的存在状况、方回对晚唐体的总结等等。
据张宏生先生考证，明确提出“江湖诗派”概念的，是清人曹溶的《诗家鼎脔》序，后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反复称扬，这个名称才流行开来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第6页。但把“江湖”作为诗歌流派指称的历史似乎颇早，黄震（1270年前后）在《书刘拙逸诗后》一文中就说过：
近有所谓“江湖诗”者，曲心苦思，既与造化迥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诗于是始卑。黄震《黄氏日抄》卷九十一。
从“所谓”一语可知，当时已有人目“江湖诗”为诗派，而且黄震还归纳出“江湖诗”的特点：精心构思、爱好苦吟，诗作因此显斧凿痕，缺乏自然浑成感；同时，由于作者学问不够、功底太差，因而诗歌格调不高。由宋入元的张之翰（1242-1296年）也说过：
近时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盖不知诗法之弊，始于晚唐，中于四灵，又终江湖。张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诗稿》，《西岩集》卷十四，四库本。
晚唐、四灵是诗歌流派，“江湖”与之对举，也当是一个诗派的称谓。
今天的文学史一般认为：“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就是说，江湖诗派的得名与陈起的《江湖集》有莫大的关系。但也有些学者对这个意义上的“江湖诗派”表示怀疑，如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便仅称之为“江湖诗人”，并不使用“江湖派”的概念；赵仁珪师在《宋诗纵横》一书里，则认为江湖诗派不足成派。
这里好像出了些偏差，黄震、张之翰说的“江湖诗”与我们现在文学史上所说的“江湖诗派”似乎不是一个概念。在当时的环境下，黄震的批评显然是指向四灵等人的。这一点从张之翰的那段话中也可看出，张之翰将晚唐、四灵、江湖三者并列，三者都是“东南诗学”所宗，风格应当近似，所以张氏这个“江湖”是以诗歌风格为划分标准的，它与陈起的《江湖集》之间存在着似是而非的关系。《江湖集》显然与“江湖诗”或“江湖”有些关系，至少在名字上有些渊源。但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江湖集》的命名有着相当的随意性，它的收录标准不一，只能说，它基本上是以政治地位作为收录标准；而“江湖诗”则是完全着眼于诗歌风格的。所以，“江湖诗”与《江湖集》不应当划等号，若是将二者混同，从《江湖集》去归纳“江湖诗派”的特点，便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了。
我们不妨看看《江湖集》。陈起于宝庆元年刊刻《江湖集》，因是集有影射朝政之嫌，故印版被劈，相关人员获罪，这就是著名的“江湖诗祸”。与陈起同时的陈振孙说：“《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第452页。方回也提到：“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塘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方回评刘克庄诗《落梅》，《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第843页。根据这两段话，我们知道了陈起的编选原则大约有二：江湖之士，有诗名。“江湖之士”是针对诗人的政治身份，“有诗名”是着眼于诗人的社会声誉。这两条都是社会学的标准，而非文学的标准。
今天看来，《江湖集》的编辑、出版带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随意性。陈起编此集时，并未打算作为某一诗派的总集，未将各家诗风同异问题纳入考虑范围，而是拿到一家诗集就刊行一家，最后冠以一个统一的名字，这其实是编丛书的作法，所以丁丙说：“（是集）收刻海内诗人小集，虽十数页，亦名一家，命曰《江湖集》。盖一时举场游客炫名之资，并名公贵人小卷，间及北宋所遗，本无一定家数卷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八，《群贤小集》提要，清钞本。《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后集提要》也说：“大抵皆同时之人，随得随刻，稍成卷帙，即别立一名以售。”二者都注意到了陈起这种极其随意的态度。二是注重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陈起首先是个商人，其次才是诗人，况且他还面临巨大的经济、生存压力。其《借居值雪》诗云：“已叹长安索米难，可禁风雪满长安。无家又是于人借，有命从来只自宽。春入园林更觉暖，色连天地眼生寒。西湖寂寞梅无伴，合向孤山忍冻看。”这些生活问题，只能靠出版书籍来对付，因此注重经济效益是必然的。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说：“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摘为小编，特不过十之一耳。”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汲古阁景钞《南宋六十家小集》本。从这段话就可看出陈氏从商业利益出发而对艺术造成的贬损。三是注重社会声誉。南宋时期，诗人的平民化已经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江湖诗人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出入于庙堂、江湖之间，不断参与权力运作，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陈起编这个《江湖集》，多少有替这个阶层立言、影谤政府的意味，因此后来“江湖”事发，《江湖集》被劈版，绝非偶然。
江湖诗祸以后，《江湖集》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江湖”二字因而也成了一个“名牌”。诗祸平息之后，陈起复刻《江湖集》，然内容已较囊日被劈版之《江湖集》有所出入。揣摩陈氏此举，一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一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此后，陈起及其子陈思又推出了一个“江湖系列”，包括《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江湖前贤小集》诸本，都是借“江湖”二字的魅力以招揽顾客，都脱不了“书坊巧以射利”之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第452页。
张宏生先生在《江湖诗派研究》一书中，“以今存江湖诗集为主要依据，以社会地位、活动时间、收录情况、唱酬情况、传统看法这五条作为主要标准，对181位诗人进行了考证，初步确定了江湖诗派成员计138位，排除了32位，另有11位因生平不详，姑存而不论”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第317页。但是，这些标准中漏掉了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诗风的相似”。诗风的相似是一个诗派成立的必要条件，若是连诗风基本相似都谈不上的话，将其作为一个诗派来论述恐怕没有多大意义。况且被确定为江湖诗派的这138人中，据笔者统计，登科者48人、知州以上官职者20人、知州以下者32人，也就是说，将近40%的江湖诗人处于权力运作之中，参与政权的建构和维持，将他们纳入“江湖”的范围显然有失严密。因此，即便是抛开诗歌风格是否相似这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转而从社会地位来考察，“江湖派”依然缺乏作为一个诗派的条件。这个所谓的“江湖”是一个极其笼统的、缺乏根据的、充斥着随意性的、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江湖”，要让这样的“江湖派”成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将“江湖”无限扩大，让它无限制地进行范围扩张，占据一个与“人在江湖”中的“江湖”意义相当的位置，将一切社会阶层都置于统摄之下，只有这样，“江湖派”这一称谓才能取得它的合法性。然而若是这样的话，讨论“江湖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至于将“江湖派”的时间上限定在“嘉定二年”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第296页。，似乎更没有必要。“江湖诗人”若是以一个社会阶层的身份出现的话，那么至少可以上溯到南渡之初，“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庄绰《鸡肋篇》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36页。， “中原世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绍兴五年闰二月壬戌。 “流寓之人”、“中原世民”中那些“屈居”平民阶层、进行平民写作的诗人当就是所谓的“江湖诗人”。从这个意义来说，《江湖集》等集录南渡之初的朱淑真、姚述尧等人，似乎也无可非议。
南宋后期，诗风相当复杂，百家争鸣，流派纷呈。较有势力的有三大流派：一派主江西诗风，一派追随晚唐，一派则试图融合、超越江西与晚唐诗风（我们姑且称之为“融合派”）。张宏生先生在《江湖诗派研究》一书中，就宝庆刻本陈起《江湖集》九卷，永乐大典本陈起《江湖前诗》、《江湖前集》、《江湖集》、《中兴江湖集》、《江湖诗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江湖前贤小集》、《江湖前贤小集拾遗》，清初毛氏汲古阁景宋钞本陈起《南宋六十家小集》九十七卷，清冰蕸阁钞本陈起《六十家名家小集》七十八卷，清钞本陈起《江湖小集》四十三种五十七卷，清钞本陈思《南宋群贤小集》六十八种九十一卷、《群贤小集》六十八种一百二十二卷，清赵氏小山堂钞本陈起《南宋群贤小集》九十六卷，清顾修读画斋刊本陈起《南宋群贤小集》三十二册，1972年台北艺文印书馆景刊宋本陈起《南宋群贤小集》九十五卷，昭和四十三年景东京内阁文库藏享和二年平阪学问所钞本陈起《江湖集》十六卷，清吴焯藏陈思《南宋六十家》小集，清周春藏陈起《群贤小集》八十八卷，四库本陈起《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计23种有关江湖诗人的版本进行了拣择，整理出138位“江湖诗派”诗人，笔者又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宋诗》第50册至第72册中挑出存诗五首以上的诗人92人，两下共计229位诗人，当能代表南宋后期的诗歌成就。以下便是对这229位诗人诗歌简单的归类：
一、追随江西诗派的诗人
刘仙伦（庐陵人）、陈鉴之（闽县人）、巩丰（婺州人）、曾极（南丰人）、刘过（吉州人）、敖陶孙（长乐人）、曹彦约（都昌人）、危稹（临川人）、黄简（建安人）、饶鲁（余干人）、方信孺（莆田人）、真德秀（建宁人）、陶梦桂（南昌人）、杜范（黄岩人）、岳珂（寓居江州）、程公许（宣化人）、黄敏求（修水人）、王迈（仙游人）、陈郁（崇仁人）、赵必愿（余干人）、饶炎（余干人）、陈元晋（崇仁人）、曾由基（三山人）、吴渊（宁国人）、林希逸（福清人）、释善珍（来往杭州、泉州）、吴潜（宁国人）、李涛（临川人）、赵崇嶓（南丰人）、赵崇鉘（南丰人）、刘翼（福清人）、邵桂子（太平乡人）、江万里（都昌人）、高吉（庐陵人）、高斯得（邛州人）、宋自逊（金华人，居南昌）、赵汝腾（福州人）、武衍（寓居临安）、萧立之（宁都人）、吴汝式（南城人）、余观复（盱江人）、贾似道（天台人）、王义山（丰城人）、姚勉（高安人）、林洪（泉州人）、林同（福清人）、张植（吉水人）、黄文雷（南城人）、龚开（淮阴人）、邓林（新干人）、萧澥（吉水人）
二、追随晚唐一派的诗人
徐玑（永嘉人）、赵师秀（永嘉人）、徐照（永嘉人）、葛天民（山阴人）、徐侨（义乌人）、赵希（无锡人）、赵希（无锡人）、张至龙（建安人）、张弋（寓居建康）、杜耒（南城人）、卢祖皋（永嘉人）、刘植（永嘉人）、周端朝（永嘉人）、赵汝鐩（袁州人）、陈翊（晋江人）、薛师石（永嘉人）、薛师董（永嘉人）、周师成（长兴人）、薛美（永嘉人）、戴栩（永嘉人）、沈说（龙泉人）、薛泳（海宁人）、杜汝能（杭州人）、储泳（云间人）、赵汝迕（乐清人）、赵汝回（永嘉人）、陈昉（平阳人）、永颐（钱塘人）、程垣（龙岩人）、释元肇（寓居金陵、杭州）、高鹏飞（余姚人，高翥侄）、吴惟信（湖州人）、姚镛（浙江人）、严仁（邵武人）、严参（邵武人）、严粲（邵武人）、李聋（浙江人）、赵希迈（乐清人）、宋伯仁（湖州人）、叶茵（苏州人）、王谌（宜兴人）、林尚仁（长乐人）、俞桂（杭州人）、朱继芳（建安人）、张至龙（建安人）、施枢（丹徒人）、释斯植（居武林）、张蕴（扬州人）、程炎子（宣城人）、蒋廷玉（永嘉人）、胡仲参（泉州人）、盛世忠（泉州人）、薛嵎（永嘉人）、柴望（江山人）、顾逢（吴郡人）、真山民（括苍人）、释圆悟（福清人）、陈允平（鄞县人）、何应龙（钱塘人）、陈一斋（永嘉人）、宋庆之（永嘉人）、盛烈（永嘉人）、陈宗远（德化人）、郭从范（德化人）
三、试图融合、超越两派的诗人
万俟绍之（郢人）、史文卿（鄞县人）、刘翰（长沙人）、李泳（庐陵人）、吴仲方（霅川人）、张炜（杭州人）、来梓（豫章人）、张表臣（居鄞县）、陈造（高邮人）、洪迈（上饶人）、姜夔（鄱阳人）、释绍嵩（庐陵人）、叶绍翁（建安人）、毛珝（三衢人）、叶适（永嘉人）、赵善扛（豫章人）、徐从善（古栝人）、高吉（庐陵人）、陈岘（温州人）、李自中（南城人）、孙应时（余姚人）、高似孙（鄞县人）、任希夷（邵武人）、裘万顷（新建人）、李壁（眉州人）、韩淲（上饶人）、释居简（居杭州）、吕声之（新昌人）、周端臣（建业人）、杜旃（金华人）、赵汝绩（寓居会稽）、李贾（光泽人）、林壁（光泽人）、蔡沈（建阳人）、度正（合州人）、黄珩（闽人）、周文璞（阳谷人）、苏泂（山阴人）、王象祖（临海人）、陈宓（莆田人）、戴复古（黄岩人）、高翥（余姚人）、徐文卿（玉山人，朱熹弟子）、赵庚夫（莆田人）、秦纲（建康人）、魏了翁（邛州人）、邹登龙（临江人）、吴泳（潼川人）、郑斯立（怀安人）、孙惟信（婺州人）、林表民（寓居临海）、史弥宁（鄞县人）、李大方（永丰人）、赵与时（临江人）、黄顺之（邵武人）、赵立夫（乐清人）、赵汝淳（昆山人）、朱复之（建安人）、洪咨夔（于潜人）、黄大受（南丰人）、陈起（钱塘人）、戴烨（黄岩人，复古侄）、许棐（海盐人）、刘克逊（莆田人，克庄弟）、刘子澄（太和人）、白玉蟾（福建人）、周弼（寓居杭州）、王琮（括苍人）、王同祖（金华人）、方岳（祁门人）、萧元之（临江人）、赵孟坚（海盐人）、李曾伯（侨居嘉兴）、王志道（宜兴人）、张明中（西蜀人）、董澥（宁都人）、李昂英（番禺人）、潘牥（闽县人）、罗椅（庐陵人）、张榘（镇江人）、罗与之（吉安人）、朱南杰（丹徒人）、释文珦（于潜人）、利登（新干人）、胡仲弓（泉州人）、潘玙（四明人）、陈著（鄞县人）、徐集孙（建安人）、章粲（樟树人）、章采（樟树人）、吴锡畴（休宁人）、许月卿（婺源人）、陈必复（长乐人）、方逢辰（淳安人）、乐雷发（舂陵人）、释行晦（居嘉兴）、葛起耕（丹阳人）、葛起文（丹阳人）、周密（湖州人）、史卫卿（鄞县人）、郑思肖（连江人）、陈普（宁德人）、丘葵（同安人，与郑思肖、陈普称为“闽中三君子”）、赵友直（上虞人）、张绍文（镇江人）、仇远（钱塘人）、艾性夫（抚州人）、徐端（玉山人）、宋无（苏州人）、汪炎昶（婺源人）、韩信同（宁德人）、林昉（福州人）、董杞（鄱阳人）、邓允端（临江人）
其中，从江西诗风的51人，绝大部分是江西籍的诗人；作晚唐诗的64人，以浙江籍尤其是永嘉籍的诗人为多。两派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两派之外的融合派诗人114人，来自全国各地。在上述名单中，名字划线的是张宏生先生在《江湖诗派研究》中认为合乎“江湖诗派”标准的诗人，其中诗风沿袭江西派的24人，走晚唐一路的46人，兼有两派风格的56人。显然，这个经过张先生整理的“江湖诗派”，其诗歌风格还是没能做到一致。
因此，“江湖诗派”不是以诗风作为划分标准，甚至也不以政治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它不具备作为一个诗派的资格，不足以成派。黄震说的“江湖诗”、张之翰所说的“江湖”也不应当和我们一些文学史上的“江湖派”划等号。
§§§第二节 对于江西、晚唐的批评
及其他道路的探索
南宋后期的三个主要流派——江西派、晚唐派、融合派都相当活跃。其中江西派与晚唐派互不相让，进行着激烈的论争；而融合派则对两派进行着批评或调解。
一、对晚唐体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