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一
写下题目已有两天，左思右想不知如何下笔，洁白的稿纸放在面前，字格就像雷达密密的网眼逼视我，等着捕捉我起伏不定的思绪。心情着实地有些惶惑和沮丧。已经撕了四五张无辜的稿纸，仍开不好头，总觉得写到纸上的字句近乎那种暌别不久令人憎恶的交代体。直到一分钟前，才从困恼中挣扎出来，并且得以顿悟，有些重逢如实记述，其实跟交代并无差别。就拿我此刻的心境来说，的确是怀着向历史做交代的庄严心情。在交代中不应有虚构的情节，更不能以超然物外的技艺去描绘，只能存留历史的真实的印痕。如若把它当做一般奇文轶事去阅读，那是要失望的，因为其中绝对找不到赏心悦目的词藻和谐趣。
一九八〇年，胡风悄然来到北京，几年之后才晓得他刚到不久就住进了医院。当时传说他的精神又“分裂”了，这就是说这许多年里他的精神出现过多次濒临崩溃的危机。我总是不大相信。胡风的精神以及神经还会断裂？记得五十年代初，他也曾有过巨大的苦恼，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不停地在屋子里疾速走动。有一回我问他：
“胡先生，你的神经不会绷断吧？”他异常自信地说：“哪里会脆弱到那种地步，我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多大风暴也不能奈他何！”（原话已记不得，但意思和比喻是不错的）在我的心里，胡风不论处在何种境况，都不大可能丧失思考人生和文学的本能。
一九八〇年，胡风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有关部门跟在京的一些“分子”打招呼，可以去看望胡风。这考虑是很对的，人既然恢复了自由，过去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相会？特别是他的精神陷于病痛中，旧友相逢，或可滋润他的心灵。这样我才去看望了他。悠悠然阔别了四分之一世纪，终于又能坐在一起晤谈，重逢的情景是一生难以忘怀的。但是，记述这次重逢之前，我必须先得交代（我又习惯地使用了这个词）十几年前的一次重逢。在二十五年的分隔期间，我和胡风并不是一回都没有碰到过，说的不是幻梦，我真的曾与他见过面，但那是一次更使人难忘的不同寻常的重逢。
二
一九六五年，为了给我提供一个改造的机会，让我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运动”。临行之前，接到通知，我须参加审判胡风的会，还指定包括我在内的在京津的几个“分子”到会上发言，揭发胡风的“罪行”。分给我的题目是“胡风是怎样把我拉下水的”，其实当时心里很明白，我们几个实际上是充当陪斗的角色。会场设在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大厅，四周是高高的层层坐席，中间的空旷地，很像一个室内篮球场，大小也相近。我们几个是个别地被传唤进去的，由一位法警领着，发完言就退出法庭。那天，我穿了仅有的一身深蓝色哔叽衣裳，领导告诉我，应当穿得整洁点。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充当的角色不同，我们的形象与胡风应当有所区别。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涛般的眼睛，似乎要淹没了我，我自然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人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的人，这只能是胡风。他面朝着审判席，我朝他望了一下，比起十年之前人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而已，与湖北长江沿岸胡风家乡的地脉的色泽十分相近。记得胡风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内，过去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个闲散人的袖手习惯。显然手是被铐着的，我当时有这个感觉。他的整个形象使我感到很陌生。陌生这个词不太恰当，或许用“异样“二字较为贴切。胡风侧过脸向我这里望了一眼，我们有一瞬间的对视，他神情的冷漠并不使我感到惊愕，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种冷漠，我从冯雪峰那些年的神情里早已经熟悉了。冷漠的内涵是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一九八二年，有一次（只有这么一次），我谨慎地跟胡风谈到这次法庭判决的情景，我对他说某某当时看到文艺界几位领导端坐在看席上，谈笑风生。胡风蹙蹙眉头，不愿意谈这个话题。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发言我当时听清楚了。”没有再说第二句。我的发言没有完就被主审人勒令中止。本来应当照审定的发言稿讲，我临场不够冷静，冒出几句不该说的话，我说：一九五三年九月底胡风“攻击党的领导，说他们对文艺界的几位负责人偏听偏信”。我说：“这是胡风惟一一次攻击党的言词。”主审人质问我：“是惟一的一次？”我回答说：”我只听到这一次。”主审人令我停止发言，并立即退出会场，我惑到几分惶恐，担心引起恶性后果。法庭最后宣布判决时，我们几个鱼贯进人大厅，被允许坐在一张长椅上。胡风仍一个人站立在原处，双手袖着，微微闭着双眼，认真地在聆听着判决词，记得他并没有说话。随即法警把胡风带了出去。散会后，我们几个‘分子”一起走出法院的大门。难得有这次久别重逢，不知由谁倡议，我们到前门西侧一家饭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分手时并没有说“再见”。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再见”这个词的分量。那天芦甸非常激动，两眼总是泪汪汪的，不知道他当时心里翻腾着什么。我一生记着他那一双泪汪汪的想吐诉心思的眼睛。可是从此就与他诀别了。
我当时肯定也想了许多事，而且我们几个绝不会一句话不交谈，但是现在全已迷迷茫茫等于忘却了。
三
现在还不能接着写一九八。年夏天我与胡风重逢的事。必须先记述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与胡风通信的情况，胡风当时在成都。在我看，通信是心灵的重逢。但我是怎么与胡风通起信来的呢？
一九七八年夏天，为《新文学史料》组稿我走访过萧军许多次。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的强者，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几十年之久了。“四人帮”覆灭后，我和黄沫同志（他当时是编辑组长）是北京报刊和出版社首次叩访萧军并向他约稿的编辑。说来惶愧，当时我还没有平反哩。但我心里确信萧军会记得我，并且不会把我们拒之门外。向他约稿就是我的建议。我相信萧军是经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人。多年睽别，他的体魄仍然是虎背熊腰，面孔红润，目光锐利，几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没而出现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态。也许因我与他有过些老交情以及相近的命运，他热诚地接待了我们并答应写稿，从《新文学史料》第二期起连载了萧军和萧红的信筒以及萧军撰写的详细注释。以后我多次独自走访萧军，已不全是向他组稿，有时完全是个人之间的访谈。每当我踏上萧家灰暗的严重磨损的木楼梯，脚下带出咯吱咯吱的悲抑声，总是小心翼翼，心里禁不住涌动着温泉般的情思，觉得那污渍斑斑相当陡的楼梯，似乎能通往一个永远读不完的幽深的故事。果然，有一次他用欢快的声调告诉我胡风在成都的通讯处，说：“牛汉，应当写信去，坦坦荡荡，有什么怕的？《新文学史料》应当给他寄去看看。”
我好多年没有跟朋友们通过信。当时不论写信给谁，对我来说都不可随随便便，何况给胡风写信或寄刊物。但当时的形势毕竟已好转，人世间的生活与友情都渐渐解冻，又经萧军这么一说，我次日就给胡风寄了一本《新文学史料》的第二期，但没有另外写信，我只在封皮上写下我的详细的通讯地址。刊物寄出去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似乎不是一本普通的刊物，而是一件可接通友情的信物。内心的激动比我几十年前作为一个练习写诗的青年，从苍凉的伏牛山区寄诗给《希望》主编胡风时还要惶惶不安，期待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很快就收到了胡风八月十六日寄自成都的信。署名是H-F。看到阔别多年一点没有变化的字迹，热泪止不住地泫然而下。胡风的信密密地写了一页，说收到了我寄给他的刊物，“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候，他能这样写，已是难能可贵了。”雪峰那篇文字是写于“四人帮”时期的真正的交代，有些明知是虚假的套话还是不能不写。如果雪峰能多活一年，他会重新回忆“左联”和有关的人和事的。胡风在信中还说，在“井中观天”时，曾写过些赠友的“韵语杂文”，可惜被抄走，以后再抄寄给我们，“以博诸兄一笑”。
从信的流利而刚健的字迹以及用语特点来看，我断定胡风写信时的体魄和情绪还是好的（可悲的是一年之后，胡风精神上遭到病痛的折磨，写字仿佛失去了主宰，大大改变了他原有的字迹，连签名都似出自陌生人之手）。这封信，我让全家人都看过。因为胡风这个“灾星”，二十多年来跟我和我的全体亲人有着深深的牵连。但现在那种深重的基本上已成过去的灾难，最终并未摧毁我们之间内心的友情，共同的灾难和命运反而使纯净的友情更添加了一层庄严而凝重的成分。梅志同志后来告诉我，胡风收到刊物，激动了很久，他从信封上的字迹和通讯处断定是我寄给他的。
我的回信除了简略谈到我当时略有改变的情况外，特意写了长长的一段有关路翎的近况，我还有意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番。我深深了解，多年来，胡风不管处境何等困厄，路翎肯定是他最为惦念和担忧的一个朋友。形象的真实可使胡风获得有血肉的路翎，胡风对形象有着特别的敏感。我信中说，路翎几乎像一块岩石，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生命经熊熊大火之后留下了一片灰烬，冷冷的，很难再爆出熠熠的火星。我说路翎一家人困窘的生活最近有了些改善，他挂名在剧协，每月可领到八十多元的生活费，自此路翎一家人早晨有钱买油饼吃了。我还在信中说路翎为剧协一个刊物看稿子，写了不少审读意见。我没告诉胡风，路翎当时诚惶诚恐写的审读意见，看了委实令人难过，因为与世隔绝多年的路翎，诚实地努力地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评论他看的文稿，就像他在狱中服劳役时写思想汇报的文字。从他当时的身心来说，短时期绝对不适于从事编辑工作。首先需要把他的被几乎摧毁了的精神恢复过来，把他失落多年的美好而智慧的灵魂呼唤回来。信寄走之后，我又后悔不该写关于路翎那些惨痛的情况让胡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竟那么粗心，没有想到他们两人都是被精神的病痛折磨过多少年的人。
收到我的信，胡风回信中，万分感慨地说：：真有死人复活之慨。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别的都能过眼烟云，但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以至受害致废的心灵劳动的有生力量，总不胜万憾。”他看到我写的路翎近况后，震动极大，使他“大出意外”，“多年来我总以为会给他以应有的维护和劳动条件，使他出世时带着难于估计的精神财富与人民相见。”他在信中还提到路翎在创作中“充满了对贫苦农民的感情”，说路翎的《王兴发夫妇》、《王炳泉的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等小说，“即使到五五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胡风对他几十年来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矢志不渝，他的热情还是非常饱满而热烈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胡风又说：“原来，我只想在余年里依然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但也许要改变主意了，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心有余力，我也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看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当年在屋内疾步走动、目光炯炯的那个浑身冒火的胡风，几十年的禁锢，并没有把他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气质改变一丝一毫，看不出一点消沉情绪。当他回到人间，他不是避开生活激流停船靠岸，而是准备迎着风浪张帆远航。他要“用去生命”为中国几百年来四位优秀的作家在历史的广场上塑立高大的丰碑。他提到的前三位是大家可以想到的，胡风如此器重柳青，如没有经过多年认真的思考，他不会轻易写上的。我只记得五十年代胡风以肯定的语气谈过柳青的《种谷记》，说是一部艺术气质纯正的作品。很可能后来又读了《创业史》，受到了感动，引起许多艺术上的思考，他从文学发展和艺术审美的高度，热情地肯定了这位在“文革”中冤死的作家。
胡风还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田汉这几位文坛巨孽，他将从历史广阔的背景深人地评论他们，并通过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得失。经过二十多年“井中观天”，非但看不出他有消沉倦怠的情绪。经过沉淀、磨练，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清明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