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三年（1656），《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刊刻面世。徐增购得此书后，爱不释手，“寝食与俱”（《答王道树》），并挥笔写下了“薄命书生欲老时，石榴花下忽相思”（《读第六才子书》）的诗句。徐增才华早露，十三岁时就以《芳草吟》诗一举成名，得到很多文坛前辈的赏识。但是天妒才人，遭遇弟死子丧的不幸之后，中年又得了“软脚病”，需要人扶持才能行走。到顺治十三年写作上面这首诗的时候，已妻死女嫁，孑然一身。（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饱受贫、病折磨的徐增，心境之悲凉绝望可想而知，他自称“薄命”，并非套话虚言。然而，徐增告诉我们，当他读了金圣叹批点的《西厢记》后，已死之心也被打动，油然而生相思之情。的确，金圣叹笔下的崔莺莺，是自有《西厢记》以来，接受者阐释得最完美、最令人神往的莺莺形象。
金圣叹本人，就是他自己笔下“莺莺”的第一位倾慕者，他这样表达自己对莺莺的宝惜爱护之情：
前读《西厢》，见我莺莺有“春雨闭门”、“下帘不卷”之句，我犹恐连阴损其高情；又见莺莺有“隔窗听琴”、“月明露重”之句，我犹恐湿庭冰其双袜；又见莺莺有“压衾朝卧”、“红娘弹帐”之句，我犹恐朝光射其倦眸；又见莺莺有“杏花楼头”、“晚寒添衣”之句，我犹恐线痕兜其皓腕。盖我之护惜莺莺，方且开卷惟恐风吹，掩卷又愁纸压，吟之固虑口气之相触，写之深恨笔法之未精。（《郑恒求配》批语）
担心连日阴雨，让莺莺的情怀悒悒；担心夜深露重，冰湿了莺莺的绣袜；担心早晨的日光刺痛了莺莺倦开的双眸；担心衣服上的线头勾住了莺莺的皓腕。在金圣叹眼里，莺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想打开《西厢记》阅读，担心风儿吹伤了她；想合上书卷，又担心纸张压痛了她；想要抒写她的美丽，又担心自己亵渎了她，写不出她动人的风韵。这哪里是文学批评啊？简直就是诗人深情的吟唱了。
在《水浒传》的批点中，似乎受到了施耐庵“厌女症”倾向的传染，金圣叹颇有一些红颜祸水、好汉好酒不好色的言论。现在，那个怜香惜玉、虚构无叶堂以收容天下灵慧而薄命的女子的金圣叹又出现了。他甚至为我们规定了阅读《西厢记》的“仪式”。他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说：
《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
《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
《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
《西厢记》必须与道人对坐读之。与道人对坐读之者，叹其解脱无方也。
读《西厢记》毕，不取大白酹地赏作者，此大过也。
读《西厢记》毕，不取大白自赏，此大过也。
“香”、“雪”、“花”、“美人”、“道人”、“酒”等，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基本意象，也是才人士子日常生活形态的构成要素。金圣叹认为，由这些意象所营造的脱俗高远的环境氛围，可以帮助读者进入物我的精神契合状态，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西厢记》的艺术境界。
那么，崔莺莺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女子，才会引发金圣叹如此的崇慕之心呢？她其实未必是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而是金圣叹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他是按照自己对“佳人”的理想来阐释、来批阅《西厢记》的。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惊艳》中，张生在普救寺游玩时偶遇莺莺，倾倒于她的绝世容光，所唱的【元和令】曲子云：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我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拈。
前几句比较好理解。张生说自己以往也曾看到过不少美丽的女子，但像莺莺这样让人一见难忘的却没有。自己一见之下，瞠目结舌，魂灵儿都飞到半空中去了。后两句，也很明白，是说莺莺双肩下垂、拈花微笑的姿态很美。“尽人调戏”一句，却颇费思量。晚明的戏曲家徐渭认为，美丽的女子往往不免有轻狂之态，而莺莺之美，在于她美而不狂，“下‘尽人调戏’三句是不轻狂处”。为什么“尽人调戏”这三句是写莺莺的不轻狂呢？徐渭没有具体分析，也给后人留下了疑问。在通常的理解里，莺莺见到陌生男子也不害羞躲避，而是“尽人调戏”，任人目注心挑，正是她轻狂的表现。而且“亸香肩”、“花笑拈”，本身就看不出有凝重的气象。剧本下面写莺莺转身回去的时候，张生看着她的背影，又唱了一曲【胜葫芦么】来形容她的身姿美妙，其中有“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风前”四句，腰肢柔软，走路时婀娜万千，就像是在晚风中轻轻摇摆的垂柳，更加谈不上凝重了。（傅晓航《西厢记集解》）把《惊艳》中王实甫写莺莺的唱词结合起来看，整体上给人以妩媚流转之感，说成“凝重可喜”的确有些勉强了。但是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把莺莺看作是一个轻佻风流的女子，她和张生后来缠绵幽深、相思入骨的爱情，给人的美好印象就会大打折扣了。
金圣叹是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维护莺莺形象的完美的呢？他说：
“尽人调戏”者，天仙化人，目无下土，人自调戏，曾不知也。彼小家十五六女儿，初至门前，便解不可尽人调戏，于是如藏似闪，作尽丑态。（《惊艳》批语）
金圣叹认为《西厢记》人物形象的塑造已经达到“吃烟火人道杀不到”的高度，对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段不能用世俗常情来揣摩。如果作者仅仅写莺莺见到陌生男子马上躲避，不过是写出了女子不见外客的“自然之常理”。莺莺没有像小家女儿见到陌生男子就“如藏似闪，作尽丑态”，正因为她心中无事，根本不以男子为意，男子对她目注心挑，种种调戏之状，她完全不懂，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作者先写“尽人调戏”，是超出常理而摹写她无邪的神韵。圣叹的阐释，化凝重为娇憨，既去其轻佻之意，又与流丽之美不相矛盾，不得不让人惊叹其赏鉴之精微入妙。
正是出于这样的美的理想，金圣叹提出了写人要写出“神韵”的见解（《惊艳》批语）。“神”，是出神入化，是神化无方，是美学体验中拒绝理性分析介入的神奇境界。追求“神韵”，是遗貌取神，是化实为虚，是作家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表现出的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精微境界，是超越世俗道德和情理标准而直达人物风神情趣的审美追求。
这样一来，为保证人物神韵的幽眇效果，作家在人物形象的描摹上，就不能用太多实写和细节化描写，而应该以虚笔、空写来写。例如，《惊艳》一折写莺莺的美丽，【上马娇】中“是兜率宫？是离恨天？我谁想这里遇神仙！”三句，以疑问口气写张生乍惊乍喜之情，并以“神仙”比拟莺莺，虽未加一语于实处，莺莺的出世之姿已让人想象无穷。
另外，金圣叹还提出“翻尽本色，别出妙理”的方法。（《选批唐才子诗》卷之四）例如莺莺第一次私约张生见面时是瞒着红娘的，金圣叹批道：
《西厢》如此写双文，便真是不惯此事女儿也。夫天下安有既约张生而尚瞒红娘者哉。真写尽又娇稚、又矜贵、又多情、又灵慧千金女儿，不是洛阳对门女儿也。（《赖简》前批）
而在莺莺最终决定私会张生后，临期又在红娘面前装呆佯羞，不肯前去赴约。金圣叹在批语中记录了他和知心好友王斫山之间的戏谑之言：
斫山云：“天下事之最易最易者，莫如偷期。”
圣叹问：“何故？”
斫山云：“一事止用二人做，而一人却是我，我之肯已是千肯万肯，则是先抵过一半功程也。”
莺莺在关键时刻仍然“矫情”，所以王、金说“相声”调侃她。不过，两人这番耍嘴皮子，却让我们意识到了“偷期”的“不易”。对封建时代的女子而言，家境稍好，身边就少不了形影不离的侍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佳人才子的爱情故事中，总有一位慧黠可人、传书递简的贴身侍女的身影；小姐想要与心爱的人相会，则不能不向侍女坦白，寻求她的帮助。而莺莺在第一次借助红娘之手向张生示意时，却试图瞒住红娘。所以才有金圣叹上面的批语。所谓“不惯此事”，是莺莺“耍心机”要瞒红娘，反而显出了她的天真无邪、不谙世事。娇憨天真的女性形象是金圣叹的“佳人”理想。她们的情欲往往以无心的自然流露而体现出自然人性的纯真，不同于心机深沉的世俗女性的偷情行为。
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宕开一笔，介绍一下王斫山。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金圣叹如此特立独行，他的朋友中也有很多妙人、趣人。如据徐增自己说，金圣叹把他看作是“礼法中人”，与他相处的时候，往往正襟危坐，不表露出放浪形骸的一面。（《天下才子必读书序》）然而，徐增一篇《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写得嬉笑怒骂、意气飞扬，令人想见其睥睨天下的风采。另一位友人王武，是一位画家，曾“以镜自画小照，朝内寝，曰：‘怕见俗人。’识者睹其脑即知其人，传神曲肖”（《丹午笔记》）。自画像只画自己的背影，将天下庸庸之辈都撇在脑后，却又将自己的后脑勺画得神似，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其构思之巧妙、画艺之高超、情怀之傲诞，可想而知。在诸友当中，与金圣叹关系最密切、性情最相通的，可能就是王斫山了。
王斫山，名翰，字其仲，斫山是他的号，吴县人。金圣叹为后世称羡的赌说人生快事，就是跟王斫山风雨联床、逸兴遄飞时留下的佳作。金圣叹批点《水浒传》、《西厢记》时，多处引用王斫山的话，如被选进初中语文课本的《口技》一文，就是在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批语的基础上删改而成。而口技的故事，是金圣叹从王斫山那里听来的，这个作品应该视为两个人共同的创作（第65回回评）。金圣叹引用王斫山的话，有的是他直接对作品的评价，有的是对金圣叹批语的再评价，有的是他闲居时一些奇思妙论对圣叹文艺思想的启发。所以，要说王斫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金圣叹的批评工作，也并非夸大之辞。
斫山与圣叹，不仅有学问性情上的声气相通，还有“通财之义”。在明清易代之际，王斫山曾经资助金圣叹一笔厚金，被他挥霍一空。归庄《诛邪鬼》历数金圣叹“邪淫”之事，之一便是说金圣叹将朋友寄存在他那里的钱私自挥霍光了，朋友来索取时，还装作没有这回事。金圣叹的崇拜者廖燕在《金圣叹先生传》中也提到这件事：“斫山固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与先生，曰：‘君以此权子母，母后仍归我，子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生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乃语斫山曰：‘此物在君家，适增守财奴名，吾已为君遣之矣。’斫山一笑置之。”是说王斫山借钱给圣叹，让他借钱生钱，借此维持生计，金圣叹却将本钱也给用光了。王斫山和胞弟王道树是明代大学士王鏊的后裔，家世豪富，又与圣叹感情深厚，看到他生活困窘而资助他，也在情理之中。不管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金圣叹以侠客名士看待王斫山，斫山也应该有足够的诙谐和大度接受金圣叹的解释，并且一笑了之吧。
金圣叹对王斫山赞叹备至，这样描述其生平：
吾友王斫山先生，文恪之文孙（按：应为“玄孙”）也。目尽数十万卷，手尽数十万金。今与圣叹并复垂老，两人相邻如一日也。偶于舟中，时方九日，忽一女郎掉文曰：“何故此时则雀入大水化为蛤？”座中斗然未有以应也。先生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家何故雀入大蛤，皆化为水也。”一时满舟喧然，至有翻酒濡首者。此真用《礼记》入妙也。斫山读尽三教书，而不愿以文名；倾家结客，而不望人报；有力如虎，而轻裘缓带，趋走扬扬；绘染刻雕、吹竹弹丝，无技不精，而通夜以佛火蒲团作伴；今头毛皑皑，而尚不失童心；瓶中未必有三日粮，而得钱犹以与客。彼视圣叹为弟，圣叹事之为兄。有过吴门者问之，无有两人也。嗟乎！未知馀生尚复几年，脱诚得并至百十岁，则吾两人当不知作何等欢笑。如或不幸而溘然俱化，斯吾两人便甘作微风淡烟，杳无馀迹。盖斫山二十年前曾与圣叹诗，早便及之，曰：“风雷半夜吴王墓，天地清秋伍相祠。一例冥冥谁不朽，早来把酒共论之。”今圣叹亦是寒鸟啁啾，不忘故群，故时时一念及之，岂犹有意互相叹誉，为荣名哉？（《闹简》批语）
金圣叹所记录王斫山的调笑之语虽流于佻挞，但出语化酸腐为尖新，化严肃为亵慢，饶有机趣，机锋铦锐，显示出心灵的超脱和活泼。在这篇“王斫山小传”中，圣叹连用六个“而”字转折，突显了传主所拥有的才能和应达到的目的之间的错位。对王氏而言，拥有某种才能并非为了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就，而是体现了对趋于极端的生命体验的重视。相对于最终的功成名就的目的而言，王斫山更倾向于在无限丰富的过程享受中度过一生。
王斫山没有名利之求，圣叹不忍心老朋友的风采才华被历史的风尘淹没，特地在自己的名山伟业中保留了朋友的精彩言论，并且为他写下了如此生动隽永的“小传”。那么，体贴他的苦心，我们在这里也给王斫山留下一个位置，算是对金圣叹一种特殊的尊敬吧。
下面言归正传。
金圣叹将莺莺定位在“又娇稚，又矜贵，又多情，又灵慧”的美好形象上，他对莺莺和张生二人的爱情性质的解读，也就轻易地跳出了从封建礼教出发得出的“淫”评价。
他认为崔张二人的爱情，是才子佳人的爱情。天生佳人，就是为了和才子相配的。佳人才子之间的相悦相求是最自然不过的至情至理。（《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二）所以，张生游寺偶遇莺莺，就作茧自缚，相思难遣；莺莺在《酬韵》、《闹斋》之后，也对张生有了亲近之情，并产生了若有若无的愁怨。金圣叹对他们之间的两性相吸，一直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例如，《借厢》中，张生向红娘打探莺莺消息，遭红娘峻拒后，所唱【哨遍】云：“待飏下，教人怎飏？赤紧的深沾了肺腑，牢染在肝肠。”没有希望了，想要从此放下莺莺，可是她已经牢牢占据在心里，又怎么放得下啊？金圣叹在此批道：“若真飏下，岂非世间第一有力丈夫？抑若真飏下，岂非世间终身不长进活死人哉？”这两句批语生动地揭示了金圣叹受到晚明心学思潮影响下道德评价的欲望取向：不为儿女之情所溺的自然是被世人称许的有力丈夫，然而却不免被讥为缺乏激情的活死人。
但这并不等于说，才子佳人就可以随心所欲、置礼法于不顾。如果没有符合礼法的结合渠道，他们就只能将深情藏之心中。那么，怎样解决这“情”和“礼”的矛盾呢？金圣叹的回答是：才子并不因爱先王之礼而不爱佳人，佳人并不因畏先王之礼而不爱才子。才子佳人如不得结合，“而才子为此必至之情而才子且死，则才子其亦竟死；佳人且死，则佳人其亦竟死”。（《琴心》前批）
在这里，金圣叹拗曲繁复的行文，是与他所理解的隐晦坚韧的情感相适应的。透过他诡异绵密的逻辑，我们发现，他传达的是对爱情幽暗深邃却无任何回旋余地的、惊心动魄的追求：才子佳人之情如果不能在礼法允许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则才子佳人毋宁死！对爱情的向往，被视为人生的价值之一，是可以牺牲生命而必求得之的至高目标。所以，对金圣叹将守礼亦纳入才子佳人精神内涵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封建卫道视之。因为在金圣叹所处的时代背景中，男女之间的结合，如果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父母国人先贱之”、“孝子慈孙终羞之”。金圣叹也不可能超出自己的历史语境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他的最大进步之处，也许就是在微妙的平衡中，赞成以牺牲生命的激烈举动，向礼教作出消极然而令人震惊的抗议。
所以，当张生白马解围，得到老夫人的亲口许婚之后，金圣叹就完全站在了莺莺张生这一边。他认为，此时张生和莺莺已经得到了父母之命，在道义礼法上是站得住脚的。在《酬韵》中，金圣叹又对崔张二人的幽会作了形式化、诗意化改造，他似乎完全遗忘了崔张幽会的偷情性质，而以和蔼、友善的目光注意这一对历经情感折磨的小儿女的欢会。当莺莺来到书房，张生捱之而坐，【元和令】一曲，从“绣鞋儿刚半折”写起。圣叹批曰：“此时双文安可不看哉，然必从下渐看而后至上者，不惟双文羞颜不许便看，惟张生亦羞颜不敢便看也。此是小儿女新房中真正神理也。”张生想看莺莺的脸，又不好意思看，莺莺又害羞不让他看，所以，张生就从莺莺的脚看起。小儿女新房中又羞又喜的神态，被金圣叹揣摩得细腻传神。而且，他别出心裁地将这一折定名为“酬简”，就是对崔张欢会性质的界定：这次欢会是莺莺对张生深情的酬答，亦是人生苦痛磨难的一种安慰。
出于对莺莺形象娇憨天真的定位，金圣叹对莺莺和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也用一种轻倩、女性化的思路来解读。红娘的侍女身份，使她可能会产生成为张生小妾的意识和期待，生活在一夫多妻制度下的不少封建文人，也理所当然地将莺、红的矛盾理解成为红娘的拈酸吃醋；也有的文人认为莺莺善于作假，且忌惮红娘的尖酸锐利，试图降服她，这是从两人性格冲突方面去理解。但是金圣叹认为这两个人之间的争执，只是小儿女的负气斗嘴。如《闹简》中，莺莺在妆盒中看到红娘拿来的张生的书信，突然变脸生气。两人之间的交锋非常精彩：
（莺莺怒科，云）红娘过来！
（红云）有。
（莺莺云）红娘，这东西哪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样东西来？我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
（红云）小姐使我去，他着我将来。小姐不使我去，我敢问他讨来？我又不识字，知他写的是些甚么！
【快活三】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教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
小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科，我将这简帖儿，先到夫人行出首去。
（莺莺怒云）你到夫人行，却出首谁来？
（红云）我出首张生。
（莺莺做意云）红娘，也罢，且饶他这一次。
（红云）小姐，怕不打下他下截来。
莺莺曲折，红娘爽利；红娘以退为进，莺莺口犟心虚。唱词、宾白都臻于妙境。特别是红娘接口莺莺“不惯”的说法，以“你不惯，谁曾惯”反击，实在是快语妙思。金圣叹对此称赞不已，并写下了很风趣的批语：“每读此白，如听小鸟斗鸣，最足下酒也。”相对于妻妾争风的恶俗和性格冲突的深刻，金圣叹宁愿把他的理想女性守护在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真状态。
与这样的心理相呼应，在《西厢记》的叙事进程中，任何有损莺莺形象诗意美感的情节安排，都为金圣叹所不喜。他对孙飞虎垂涎莺莺的情节不满，对郑恒的出现更是深恶痛绝。因为这样一个恶俗的人物，居然跟莺莺有过婚姻之约，真是对莺莺的亵渎。他还对第五本中写莺莺思怨张生大为不满。在《泥金报捷》中，莺莺唱【浪里来煞】云“他归期约定九月九，已过了小春时候。到如今‘悔教夫婿觅封侯’”，抱怨张生在约定的时间没有回来见她。这里的莺莺，已从无邪的爱情女神，变成了沾染上人间烟火气的怨妇，因此受到圣叹痛诋：“王龙标‘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其妙则在第一句‘不知’字，第三句‘忽见’字，非妙于第四落句也。……此分明欲于一顷刻中，写得此妇实是幽闲贞静，忽地触绪动情。所谓《国风》‘好色不淫’，其体有如此也。今遭此人独用其落句，遂令妙诗一败涂地，至于此极。”在幽闲贞静中突然情绪触动引发思恋，实是人之自然之性的自然发露，而一味思恋不止，则难免“空床难守、淫啼浪哭”之嫌疑了。
因此，金圣叹虽然对第五本仍然进行了文本评说，但他坚持认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只应该写到《惊梦》，才是在美学上和哲学意蕴上都可称完美的作品。沿此思路，他对《哭宴》一折的“离别”事件进行了深度解读。金圣叹认为人的一生，往往因妄生“我”执之心，沉迷爱欲之中，受尽苦楚而无力解脱，其情形正如《惊梦》中莺莺唱【锦上花】曲所云：“有限姻缘，方才宁贴；无奈功名，使人离缺。害不倒愁怀，恰才较些；掉不下思量，如今又也。”男女慕悦，前此饱受相思忧愁，倘能成合，不过一刻欢娱，过此以往，又要经受生离死别之苦。因此，中道离别也许是怨苦人生之中无法解脱而强作解脱的最好办法。这对于崔张二人及一切男欢女爱而言，是如此；对于人生中任何其他的执著坚持，也是如此。经此离别，得以反观前尘，获得刹那空明，却并非简单地走向放弃，而是避免了最终的厌倦或绝望，使此深情化短暂为永恒，得以常驻心灵。即了悟之后，即使“旧恨新愁，连绵郁结”，“亦复何害”（《惊梦》批语）。
显然，金圣叹对类似“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童话结局没有兴趣，他把“离别”或者说“失去”，看作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最美好的情感经历，应该在它最浓烈最饱满的时候戛然而止，否则，就只能迎来被各种外力逼迫分离的痛苦，或者忍受相爱者彼此之间由满足而至厌倦的悲哀。
当然，金圣叹道德上的豁达和哲思上的雄辩，其实都没有能真正解决《西厢记》面临的价值论证的危机。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看《西厢记》还要瞒住人看，林黛玉行酒令不小心说了一句戏中的曲文被薛宝钗发觉，也羞得满脸飞红。《西厢记》写突破礼教的男欢女爱，已经被牢牢贴上了“淫词艳语”的标签，金圣叹要为它辩护，不得不另出奇招。因此，他沿着批点《水浒传》“事”和“文”分离的思路，向世人大声疾呼：
《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读法》）
经过这样的分离，“事”之道德问题被搁置，金圣叹借指点“文章三昧”，总结出各种“文法”，终于将《西厢记》推向了文人写作样本范文的地位。
如“烘云托月”法。画家想要画月亮，月亮皎洁清空，无法正面表现，于是转而画云。画云是为了衬托月，所以云要画得轻重均停，并且不能稍染污滞微尘。只有将云画出“望之如有，揽之如无，即之如去，吹之如荡”的效果，才能显出月的美好。金圣叹认为在《西厢记》中，王实甫想画的“月”是莺莺，张生和红娘都是“云”。王实甫写张生是“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惊艳·混江龙》），是“我往常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谎”（《借厢·醉春风》），是才高品高眼高之人；写红娘是“大人家举止端详，全不见半点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言语的当”（《借厢·脱布衫》），是聪明美丽端庄的女子。只有张生这样的倾慕者和红娘这样的侍女，才能衬托得起莺莺“千古绝艳”的身份和神采。
又如“月度回廊”法。莺莺在《寺警》之后，对救了自己一家的张生关切爱护，一片深情。如果作者在此之前不写她对张生的好感，后来表露的强烈情感缺少渐进的过程，就显得突兀；如果写她在《寺警》前已经动心，又与礼法不合，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就是用“月度回廊”法，在有意无意之间，不知不觉写出莺莺对张生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好感和牵挂。所以，《寺警》一折，莺莺上场，连唱数曲，【八声甘州】闲闲写愁，“恹恹瘦损，早是多愁，那更残春”；【混江龙】轻轻点逗到思念一人，“系春情短柳丝长，隔花人远天涯近”；【油葫芦】说到思念的这个人与隔夜花园烧香时吟诗酬唱的人有关，“分明锦囊佳句来勾引，为何玉堂人物难亲近？这些时坐又不安，立又不稳，登临又不快，闲行又困。镇日价情思睡昏昏”，看来这个人已经让莺莺情怀纷乱；【那吒令】明白说出好感，【鹊踏枝】已希望“谁做针儿将线引，向东墙通个殷勤”。莺莺对张生的情感的吐露，从远到近，从隐到显，既委婉含蓄，又合情合理。
另外，如“移堂就树”、“羯鼓解秽”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金圣叹还告诉我们阅读《西厢记》妙文的正确方法和态度。《拷艳》中夫人拷问红娘崔张之私情，红娘说：“夫人，不要闪了贵手，且请息怒，听红娘说。”圣叹批道：
不惟夫人“且请息怒”，“听红娘说”，惟读者至此，亦且请掩卷，算红娘如何说。盖天下最可惜是迢迢长夜，轰饮先醉；见绝世佳人，疾促其解衣上床；夹取江瑶柱，满口大嚼；轻将古人妙文，成片诵过。此皆上犯天条，下遭鬼僇之事，必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者也。
老夫人发现了女儿和张生有私情，要拷问红娘，红娘该怎么回答呢？是推诿？还是直认？是避重就轻？还是实话实说？“拷艳（红）”是《西厢记》中著名的一折，金圣叹认为这段文字快、利、巧，令人拍案叫绝，读了之后，是能让人发渲积郁、开阔胸怀的。他那著名的赌说快事的写作，就是由《拷艳》勾起。金圣叹由此告诉我们，碰到好文章的时候，不要轻率读过，而是要停下来，将某一叙事瞬间定格后沉心细察，我们才能体会每一个细节的微妙和真味。
例如，《哭宴》篇中，莺莺唱【小梁州】曲云：“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两人才相思得偿，又面临别离。张生内心的不舍和难过，可想而知。他不想让莺莺难过，所以借整理衣服的机会，低下头擦去了眼泪。可是，以莺莺的聪明体贴，又怎么会不知道张生的心情和用意呢？这首曲子从莺莺的视角出发，“却转从双文口中体贴张生之体贴双文”，写的是莺莺对张生体贴自己的心的心领神会，可谓影中取影，曲折人情。这种对曲辞多重意指的追索，较之单纯将此句理解成张生之体贴莺莺或莺莺之体贴张生而言，更能够让人体会到《西厢记》情感表达上的痛切深沉。但是倘若阅读者没有一颗细腻沉静的心灵，又怎么能发现文字的深情巧思呢？
与《水浒传》的批点一样，圣叹也将他批点的《西厢记》视为作文指导书，而且对效果极为自信：
仆昔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将《左传》、《国策》、《庄》、《骚》、《公》、《谷》、《史》、《汉》、韩、柳、三苏等书杂撰一百余篇，依张侗初先生《必读古文》旧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读书》，盖至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久欲刻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厢记》，便亦不复更念之矣。（《读法》）
有了《第六才子书》，其他的书都可以不刻，也可以不读了。真可谓一卷在手，文如神助了。
经过金圣叹的鼓吹，清代文人在师生授受中的确有借助金批《西厢》开启文心、学习作文之法的现象存在。乾隆时期有位文人范建杲讲述的亲身经历，颇为典型，可以视为圣叹曲线图救所取得胜利的例证。他说自己13岁的时候，学习写作八股文，但文思艰涩，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老师就让他读《第六才子书》，读过之后，文思大进，第二年就考取了秀才。他的父亲知道后，教育他说，《西厢记》之文固然是才子文，但所写之事不是才子所应为，劝他不要为之迷惑。范建杲听后，恍然如失，又去阅读父亲推荐给他的其他戏曲作品，如《长生殿》、《牡丹亭》、《钧天乐》、《四声猿》等，但是读过之后，还是觉得这些作品的文采风流不如《西厢记》。（《新西厢跋》）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范建杲的确从阅读《第六才子书》中获得了学业的进步，但现实结果是他不仅接受了“文”，还同时艳羡其“事”。虽然事后其父委婉导之归“正”，他本人也在理智上接受了父亲的批评，但《西厢记》之词华妙思、情韵风流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以至于在很长时期内造成了相当深的困惑。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清代很多批评者不遗余力攻讦圣叹的原因了。嘉、道间文人汤世潆指出，本来以《西厢记》事迹之诲淫论，“子弟阅此书者，尚畏其父兄；妇女之观此剧者，尚背其夫婿”；自被许为“才子书”后，奉之者为才人，辟之者为迂论，赞诵者为通儒，诋斥者为迂士，“父兄且率子弟阅其书，夫婿且帏妇女观其剧”。所以说，从传播崔张之事而言，将文人传奇改写成通俗剧本的王实甫的罪过，比始作俑者元稹的罪过大；而将一部诲淫之作捧为才子书，为它争取名正言顺的地位的金圣叹，罪过又比王实甫大。（《东厢记》卷首）
当然，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这种责难，恰恰是金圣叹应该引以为荣的。圣叹于名教之“罪”，正是他有功于《西厢记》的地方。晚明哲学家李贽叙述其阅读《西厢》的体验云：“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书斋，独自无赖，试取《琴心》，一弹再鼓，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工巧固可思也。呜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见之欤！”（《焚书》卷三）李贽以一位孤独哲人的长叹，引动了我们对《西厢记》作者风神的悠然想往之心，而金圣叹则通过自己的批点行为，让作者的精神和心灵得以复活。自有《第六才子书》之后，该有多少人如徐增一样，在五月风中，石榴花下，执卷长吟，悄然而起相思之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