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逝世后，其友人曾赋诗悼之：“纵酒著书金圣叹，才名千古不埋沦。”（《哭庙异闻》）金圣叹生前，在太湖流域尤其是今苏南和浙北地区，就已经具有较大影响。有人“怀刺三年”而求一见（怀应聘《吴门赠金圣叹》），有人不听劝阻以一识为荣（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有人想起圣叹就心折泪下（李炜《寄怀墨庵兼询圣叹》），有人虽不相识却久已仰慕（丘象随《泛虎丘》）。在其死后，有人不远万里前来苏州，怅然徘徊其墓前（廖燕《吊金圣叹先生》），有人搜寻其著述二十余年，一旦得之，欣喜若狂（王大错《才子杜诗解》）。金圣叹因才成名、祸逐名起，而杀头籍没、著作散佚的不幸遭遇，也并不能掩抑其才名。“才名千古不埋沦”七字，的确可以作为他的盖棺论定之语。而其“才”的内涵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才子”文化现象
金圣叹本人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他是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哭庙案”的核心人物，他是苏州狂士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他是明清之际中国文学批评高峰期的巅峰人物，他是中国“小说批评派”的创始人（邱叔萲《菽园赘谈》）。最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人生传奇为中国“才子”文化增添了炫目的一笔。
徐增曾这样形容金圣叹给人留下的印象：“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迎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者，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在其生前，直观其人者已感叹如此难以辨识、无可名状，四百年后试图准确描述，可能更近似痴人说梦了。但正是这种种片段表现，构成了他性格的丰富，促成了他极具个性魅力的人生图景。
美国汉学家王靖宇先生称：“要是在读《西厢》评点时不经常触摸这样一个即使有点放荡不羁、但却卓有创见的心灵，我们的阅读乐趣必将大打折扣。”（《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隔着历史的距离，当代人能以一种同情的慨叹和欣赏的了解，指出金圣叹巨大的理论成就与其杰出的人格心灵之间相生相成的关系，而在当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虽也被了解，却被视为是危险的。《哭庙异闻》称：“国初有三妖：金圣叹儒妖，三拙和尚僧妖，王子嘉戏妖，三人俱不得其死。”在文学批评史上，《西厢记》、杜丽娘、金圣叹、《红楼梦》都曾获得过“妖”的评价。这个评语中包含的奇异的美丽、令人不安的陌生效果、对稳定秩序的潜在破坏性等复杂的内涵，是很值得人深思的和探究的。
二、 “才子书”著述
“才子书”评点，是金圣叹一生心血所系和性命所在。他批书的目的，是将那些向来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公正评价的文史名著，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其被埋没的历史地位。他把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完全寄托在为“古人几本残书”的翻案上。
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书影（2008）
也正是由于他强烈的“昭雪辱者”的个人愿望，使他的文学批评具有了标新立异、独一无两的特点和价值。他在《小题才子书》自序中，曾将“依倚陈本”、“依倚师口”纳入做学问必须祛除的“六不祥”之列。这种不依傍前人的治学精神，在其评点著作中具有充分体现。在批评方法上，时人周亮工与徐增大约同时提出圣叹评书“一支笔”说（《尺牍新钞》卷五眉批）和“从无二法”说（《天下才子必读书》序）。所谓一支笔或从无二法，其实这在圣叹乃自觉行为。如他在介绍研究“六才子书”的心得时，便不无得意地指出：“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何为其一副手眼？即设身处地的心理分析方法。这种心理分析方法，按照《读第五才子书法》开篇第一句的概括，便是：“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正是这种长于心理分析的理论特色，使得古代文学批评从片言只语的点评，发展为容量适当的阐释，由方法的更新导致了形式的突破。这是金圣叹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方法和体例上的独特贡献。
金圣叹青年时期所从事的扶乩降神活动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其深刻性是无可置疑的。长期被人以妖魔对待、“为人所贱恶”的恶劣境遇，自然要在其心理上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并孕育或强化其证明自己的人生追求，以致于认为即便是“单词居要，一字利人，口口相授，称道不歇”（《第六才子书》四之四总评）亦不失为“立言”。受反抗传统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一旦从事文学批评后，其鲜明的个人趣味凭藉气势凌厉而思致谨严的文风裹挟着“才子书”，使它们以全新的“圣叹面目”展示给世人，打上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烙印。如果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少了“才子书”，应该会寂寞单调很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