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音乐界“最大”的“官”
在为中国音乐事业奋力拼搏和无私奉献的进程中，身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还担当了多项领导职务，肩负起更多的重要责任。这也使他的社会活动更广泛，影响力更大。对于这方面，王安国教授是这样评价的：
“‘文革’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重新开始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时代背景下，吴祖强作为党培养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受到组织器重，被推上领导岗位。尽管这并不出于他个人的本愿（事实上繁重的社会工作占去了他本可继续在音乐创作上有更大作为和成就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选择了他，国家音乐事业的宏观发展需要他。这时，他刚好进入‘知天命’之年，是人生既成熟又‘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30年来，在普通人的眼里，他曾一度是中国音乐界‘最大’的‘官’，先后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是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音乐家担任过的重要职务。”
王安国：《晚霞映朝晖——吴祖强80岁人生》，选自《七老八十集》318—319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4月版。
作为文化部党组成员，吴祖强除了积极参与了重要的国际比赛活动外，还在当年国内音乐创作界呈现出不同风格技法、不同体裁形式作品的异常活跃时期，直接领导和组织了由中国文化部、中国音协和广电部联合举办的音乐作品评奖活动。作为这项工作的直接领导人和组织者，吴祖强倾情投入到比赛从专项的设定，作品的征集、评阅、审听、投票直到比赛工作的总结等一系列评奖活动中，使这一评奖活动真正成为中国音乐新作品集中展示的舞台和产生各类优秀新作的“催生剂”。
在整个评奖活动中，“他从建设民族新音乐文化的高远目标出发，以发展的眼光和宽阔的视角，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不同音乐风格自由发展的艺术评审标准，善于发现和悉心保护参赛作品中有价值的创造因素和作曲家勇于艺术探索的创新精神。在繁忙紧张的评审活动中，他还专门著文论述不同音乐体裁（如民族器乐、欧洲弦乐、钢琴及室内乐、合唱、交响音乐等）的创作问题，涉及本领域最新的创作动态、创作倾向及作曲家们普遍关注的创作问题。这些专业性很强的真知灼见早已超载了‘活动总结’的层面，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音乐创作走向繁荣发展的理论财富。”同上书，316页。
1985年，吴祖强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这个时期，我国文学艺术各门类展现出充满发展活力的繁荣景象，音乐界的创作也是异常活跃，尤其是作曲家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形式更是开了中国音乐界历史先河，这种被人称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艺术创新，也在当时的音乐界激起了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面对这些音乐界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应付，吴祖强以一篇《历史是不会重复的》讲话作出了应答。
“在这篇影响深广的讲话里，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客观冷静地分析了生成当年音乐领域‘新进展’的历史原因，并明确指出：‘应该对一切严肃认真的创作都采取积极扶持、热情帮助的态度’。这一基本态度，是他作为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负责人在实际工作中一贯坚持的。正是他这种尊重历史、尊重音乐艺术规律、保护创作中严肃探索积极性的务实、开明、温和的立场，为在他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音乐创作活动，营造了一种宽松的艺术氛围，对这一时期我国音乐创作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支持和促进的作用。”
王安国：《晚霞映朝晖——吴祖强80岁人生》，选自《七老八十集》317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4月版。
1986年，吴祖强同时又被任命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对于这个刚刚挑在肩上的工作，虽然远没有自己对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协的工作情况熟悉，但是他却没有带一个“自己的人”去“接管”文联，而是对原来文联的老工作人员充满信任，凭借自己极强的工作能力和清正廉洁、平易务实的工作作风，与文联的同志一起圆满完成了中央交托的第五次文联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对这项工作，王安国教授也做了很好的总结：
“在新一届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文联体制改革是工作的重点，其中，根据我国社会新时期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对文联的性质和任务、机构、组织系统做出相应的定位，是文联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群众团体和政府机构没有原则区别，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实际上成了文艺工作和文艺界的领导机关，因此过去的文联章程写有：中国文联对其会员‘负有协调、联络和指导的责任’。1988年召开的第五次文代会，将这条章程内容改为‘负有协调、联络和服务的责任’。‘指导’改为‘服务’，一词之差，准确地表述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为社会群众团体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这一经党中央批准的、顺应时代发展的改变，成为文联新旧体制转换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从中也表明了吴祖强作为‘主事者’的鲜明立场和积极推进文联体制改革的主张。”
王安国：《晚霞映朝晖——吴祖强80岁人生》，选自《七老八十集》322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4月版。
与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台上从1988年起，吴祖强连续担任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作为中国文艺界有声望的代表，吴祖强在这一领域内也发挥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在政协的会议上，还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他都曾就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立法、文艺工作的社会效益等问题提出提案或作大会发言。他的发言内容，既有他十分敬佩和高度赞扬的“讲真话”精神，也有为发展我国的科教文卫事业的“要坚决纠正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存在的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还有他从学校校舍被占用，到艺术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医药费报销，学校图书、乐器、音响设备的添置等，为“艺术教育讨点公平”慷慨陈词。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作为中国音乐界“最大”的“官”，吴祖强无疑是一名与时代同步的成功的社会活动家，而这离不开他极强的工作能力和出众的艺术才华，以及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就如王安国教授说的那样：
“吴祖强的名字，同时又是和他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及与时代同步的开明、睿智、干练、宽容及宠辱不惊的泰然人格联系在一起的。
……基于对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基于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衷心拥护，基于他对繁荣发展我国音乐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也基于他专深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吴祖强在面临上述一系列有争议的、涉及敏感的艺术观念（‘文艺思想’）问题时，不仅坦然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在自己负有领导责任的工作岗位上，热情肯定、公开支持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有价值的新事物。有这样一位顺应时代潮流、深谙音乐艺术规律的开明领导，应该说是我们音乐界乃至文艺界的‘福分’。”
2.历史性的聚会
1988年8月8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第15层的会议厅，由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主持、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20位作曲家出席的“中国音乐的传统和未来”座谈会正式开幕。这样，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和克服了不少可以想见的困难后，隔绝了40年之久，分处在海峡两岸的作曲家终于在遥远的异国相聚了。
1988年，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组织并参加了海峡两岸作曲家在纽约的历史性聚会这一聚会，不仅是40年来海峡两岸音乐家的第一次会晤，也是40年来两岸文化界的首次正式接触。因而这个被称为“历史性的聚会”也无疑为中国现代音乐史增添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笔。
吴祖强被这次活动的主办者美中艺术交流中心聘请为此次活动的计划顾问，对于这个“历史性的聚会”，他更是无限感慨地写出了心声：
“40年，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可能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就一个人的有限生命而言，却真的是过于长久了……现在的年轻人从历史书或从文艺作品中对这些事还略有知晓，大多则已逐渐表现为完全默然的态度。他们并不太关心过去造成分离的历史原因，却只是不能理解：同胞仅仅一水之隔，何以竟会长达40年之久无法交往？40年过去了，在此期间降临祖国大地的新生命已不止一代，而故去的老人们则无不带着终于未能见到海峡两岸重新统一的深深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炎黄子孙真的有谁认为这样的局面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其实，大家都觉得的确已经到了该打碎坚冰、突破僵局的时刻了。令人欣喜的是，两岸的政治形势近些时在这个问题上终于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而20位作曲家，就像报春的燕子，有幸首先展开了双翅，飞向待发新绿的枝头树梢……”
当地时间8月6日夜晚，担任此次活动中国台湾方面3位顾问之一的许常惠教授任领队，率领马水龙、许博允、卢炎、沈锦堂、李泰祥、温隆信、潘皇龙、曾兴魁、钱南章等作曲家，此次活动顾问吴祖强率领大陆的作曲家丁善德、罗忠镕、汪立三、田丰、赵晓生、何训田、瞿小松及已在纽约的陈怡、谭盾等20位作曲家先后到达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楼宾馆。
由于大陆航班到达时间较迟，又赶上在纽约极为罕见的哥伦比亚地区断电，电梯也停了，当吴祖强一行人提着行李准备步行上6层楼时，已是午夜12点了。这时迎面走来两位中国人，不用问，一定是中国台湾同行了，果然互通姓名后知道是中国台湾作曲家卢炎和温隆信。紧接着，中国台湾作曲家许博允穿着睡衣就跑出来了，随后李泰祥也出来了。他们两位来纽约之前已到过北京，所以就更是不陌生的“老朋友”了。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深夜，相隔40年之久的海峡两岸音乐同行在大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东楼宾馆的楼道邂逅了。这样的见面，既没有什么礼仪，也非常随便，让吴祖强觉得颇像是家人相聚，因此也和这次活动的整个计划一样，带有点戏剧色彩。
大概是比较兴奋，几位作曲家都没有睡意，于是大家一同走上街头来到一家还在营业的餐馆。这家餐馆供应中式食品，全都说中国话，几个音乐同行边吃边聊，一直到凌晨3点，感觉就像在中国一样。而这个时候在台北和北京，也差不多正好都是中午刚过，也许这才使得作曲家们的精神都那么好。
按照中国香港、广东一带的说法，4个“8”字就是“发、发、发、发”，谐音寓意发财发家，诸事发达，大吉大利。可能是座谈会开幕式日子的4个“8”字太吉利了，整个活动不但开幕式隆重，而且会议气氛活泼热烈。
最有意思的是，会议开始时安排的座次是除主持者和顾问们居中外，两地作曲家们分坐两侧，很像一般的双边会议模式，当然这也是为了“方便介绍”。可是休息之后当会议再开始时，作曲家们就开始自动混坐起来。很显然，这是大家都不愿意再见到两岸“对峙”，盼望尽早恢复一家人亲密无间心情的自然流露。
按照事先商定的座谈会日程，每位作曲家可以有45分钟时间介绍自己的作品，每个单元时间有约1小时就所听的作品自由问答，除此之外另有3次主题讨论。可是由于时间太紧，结果每个单元的问答和关于主题的讨论也就自然合并进行了。
作曲家们着重在“音乐创作上的东西方关系，传统与创新，技法与内容，民族性与时代性，风格与表现”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大家全都怀着巨大的兴趣聆听彼此的作品，然后各抒己见并进行询问。在热烈的讨论中，大家发现，海峡两岸虽然40年未曾接触，不少看法却令人惊异地相似，提问题的角度和所追求的目标也并无大的差异。这也让相隔40年之久、乍然坐到一起热烈畅谈的作曲家们毫无“话不投机”之感。
对于此次座谈会的热烈气氛，中国台湾领队许常惠说是“兄弟相逢，有说不完的话”，新闻界的评述为“十分融洽，热烈”，而当时纽约剧坛红人、著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在一次群众性的晚宴上，竟将他对这一两岸作曲家聚会的兴奋心情，幽默地形容为是“儿子参加父母婚礼”般的“奇异感受”，当时语惊四座，博得雷鸣般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