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春天，麦克阿瑟身边的人看到，将军精疲力竭，已经失去其魅力和权力的光辉。威廉·西博尔德在东京当政治顾问，他在麦克阿瑟身边工作了不少年，发现麦克阿瑟“疲惫而沮丧”。韩国第9师顾问亚当·科摩萨中校回忆起麦克阿瑟到他的部队视察时的情形，该部队正处在三八线以北，是联合国军战线上最北部的阵地。“麦克阿瑟颓然倒在吉普车的前座上，仿佛已经完全筋疲力尽，”科摩萨说道，“他并未表现出他一贯的信心和盛气。就连他那顶著名的油渍斑斑的军帽，这一天也不显得怎么精神。他是一个斗败了的人。”
但是麦克阿瑟的公开声明仍然源源不断。随着春天消逝以及李奇微屡建战功，麦克阿瑟的这些声明既是辩解性的，又争强好胜。举个例说，他竟决定再次为他那灾难性的“回家过圣诞节”战役进行辩解。
1950年11月份的攻势已不再是麦克阿瑟在攻势失败后所宣称的所谓侦察性行动了，现在他把它描述成一次巧妙的战略性运动。“我们针对中国参战而提出的实战战略包括了一项快速撤退，以拉长敌方供给线，其必然后果就是增加敌方的后勤困难，并使我方空中摧毁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这一战略是行之有效的。”这句话很复杂，值得再三玩味。华盛顿听到这一赤裸裸的宣称时难以置信。国务院的赫伯特·菲斯说，假如拉长中国人的供给线是麦克阿瑟的目的，“那么我们不远万里地去菲律宾显然效果要更好一些”。迪安·艾奇逊对麦克阿瑟推翻旧案大吃一惊：“很难设想还有任何人能做出比这更可恶和愚蠢的声明了。……”他把这一声明称为“最明显和最傻气的企图，想硬说我们通过在朝鲜半岛上一路南退真的就骗过了中国人……真是荒唐透顶！”
麦克阿瑟声明中的另一句话，与艾奇逊和马歇尔在华盛顿制定的政策针锋相对，也与李奇微在战场上的战略战术格格不入。“某些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麦克阿瑟的批评往往并不指名道姓）提出一个想法，即我们应建立一道横贯朝鲜的战线以进行阵地战，这不切实际，也属异想天开。”艾奇逊评论说：“这恰恰是我们所有盟国的态度，也是当时政府所讨论的政策，亦是美国政府最终采取的政策。”
麦克阿瑟制造记录
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以及国务院还有其他政府部门所接受的，就是停火并恢复战前状态。就是说，在靠近三八线附近把朝鲜一分为二。这一决策已在2月6日做出，同时参谋长们还否定了所提出的另外四项选择办法：增援联合国军以武力统一朝鲜；考虑撤军问题；保持军事僵局而不达成任何协议；企图靠打败北京政权来“解决朝鲜问题”。“国会希望我们离开朝鲜，”柯林斯将军说，“如果我们打算再待下去，就必须提出我们待下去的理由，并向人民说清楚。”
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讨论了1月12日的单子，他们只是决定继续保留这些选择供考虑，未采取任何行动。尽管李奇微已受权可以越过三八线夺取特定的战术目标以保卫他的防线，但是无人主张要把战争打回北朝鲜去。
1月末、2月初做出的这些决定表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观点明显趋同，他们都希望通过外交而不是扩大战争来结束这场战争。去年12月和当年1月初的危急局势，已由于第8集团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进取而烟消云散了。
然而，麦克阿瑟却另有打算。在2月份一系列的电报中，他再次请求允许轰炸“满洲”。他写道：“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是：如果不授权对敌人在‘满洲’的基地进行袭击，我们按目前形式组成的地面部队就不能安全地在北朝鲜试图发起重大行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麦克阿瑟应该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刻最要避免的就是在北朝鲜采取大规模地面行动。
麦克阿瑟此刻正着手制订一项摧毁在朝鲜的中国部队的长期规划，他只向华盛顿透露了部分内容。他的目标将是中国的供给线。首先，他要重新夺取汉城一线，作为今后行动的一个基地。“然后，我要用大规模的空中袭击，在北朝鲜全境扫荡敌人后方。”
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批准他的轰炸计划，麦克阿瑟甚至更有绝招，至于这一想法的国际（还有国内）反应他却不曾谈及。“如果仍然不准许我袭击集结在鸭绿江对岸的敌人增援部队，或是不准许我摧毁其桥梁，我就要在敌人所有主要的供给线上，用原子能工业的副产品来设置一道放射性废料区域，把朝鲜和‘满洲’分隔开来。”北朝鲜所遭受的破坏已经使它一贫如洗，中国人所需的食品和军火必须经过鸭绿江运来，在任何时间内中共部队也只有大约10天的食品和军火供应。一旦这些供应消耗殆尽，麦克阿瑟就可以利用美国增援部队和中国国民党人“在北朝鲜东西海岸的两顶端同时进行两栖或空降作战，以收紧这个巨大的口袋。中国人很快就会挨饿，或者投降。他们没有食品和弹药，就会束手无策。这里将会出现类似仁川的情况，不过其规模要比仁川大得多”。
麦克阿瑟的谋略忽视了若干个有关的事实。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多次告诉他，他将不能得到增援，也不能使用国民党人；还告诉他，美国的政策并不允许再次把战争打到北方去。参谋长联席会议请教过的核专家们说，“核废料地带”将在几十年内污染地下水和河流。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不予置理，他们可不想要什么“超级仁川”或是“放射地带”。
甚至当李奇微在同中共部队争夺每一寸血染的土地，每周打死数千名中国人之时，麦克阿瑟仍是牢骚满腹，说他需要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在2月末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运动战，其目标是尽量严惩敌人……这一方针是奏效的。但是我们切不可错误地认为这一成就……必然能导致敌人的失败。”
麦克阿瑟劲头十足。2月15日，他再次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轰炸从去年9月以来一直禁止攻击的北朝鲜港口罗津。大批不可辨认的供给品通过了这个港口及其铁路编组站，侦察机曾在一天之内发现了322辆火车车皮。麦克阿瑟把罗津称为“北朝鲜最后一个重要的、有用的战略目标”，用直接轰炸来摧毁它“将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相反，如果它免受袭击，这仍将成为我军的一个重大威胁”。尽管一部分幕僚们赞成轰炸，但是马歇尔及其副手罗伯特·洛维特表示反对。袭击除了会引起苏联人的报复行动外，这种袭击在军事上也很难奏效，因为铁路运输线并不再通向南方，北朝鲜人甚至干脆把他们的供应行动移过边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进行。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本没有在总统面前提及此事，虽然他们也告知麦克阿瑟，否定轰炸的决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军事考虑：“最高政府一级已做出决定，不得轰炸罗津的禁令目前仍然有效。”
几天以后，麦克阿瑟又重新提出另一个一直遭到否定的题目：轰炸鸭绿江各个水电站。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在去年12月曾经提出过这种可能性，麦克阿瑟在经过侦察后报告说，其设施“主要是闲置不用的”，轰炸这些电站并不能达到什么军事目的。但是在2月26日，他却提出一项“紧急”要求，请求允许轰炸这些水电站。参谋长联席会议搬出麦克阿瑟在12月关于这些电站闲置不用的说法，并回答说：“不行。”
麦克阿瑟为何总要提出几乎肯定会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定的请求？即使对于他的密友来说，探究麦克阿瑟错综复杂的动机也是一桩大惑不解的事。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官员们只有凭空猜测的份儿。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自认为知道其答案：麦克阿瑟是在有条不紊地制造一份记录，一旦战事再次突然恶化，他好拿来为自己作辩护。他把他的一系列提议和他们的屡次反对意见都记录在案，这样他就把自己摆到了一个可在今后战场上出现败局时指责“华盛顿”的地位。
李奇微确定战线
至2月底，李奇微将军的新攻势已经拉直了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的战线。自从中国人参战以来，联合国军第一次占据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线，用军事史家詹姆斯·施纳贝尔的话来说：“没有空子，没有弱点，没有敌方的突出部威胁着把战线撕成两半。”在东部，韩国部队已越过三八线好几英里，深挖防御工事，并得到海军炮火和舰载飞机的掩护。美军和韩国部队第三次从中国人手中夺回汉城（韩国首都已是断壁残垣，空无人迹，夺回该城只有象征意义）。尽管麦克阿瑟不时地吹毛求疵，但他还是欢欣鼓舞地在3月1日致电华盛顿说，他“对于前线的局势完全满意。敌军已因为战线上出现的显著战术转变而备尝苦头，他们的损失堪属现代战争中最惨重之列”。麦克阿瑟因其部队的北进成功而兴高采烈，他说道：“敌人现在知道了，在远离其基地350英里之外作战，同在他们背后拥有‘庇护所’且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实际上鞭长莫及的地方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这份电报是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送的最后一次乐观的报告。事实上，这份电报如此乐观，而且一反麦克阿瑟恶言恶语之常态，以致海军参谋长谢尔曼怀疑麦克阿瑟不知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外交新倡议
正如马修·李奇微重建第8集团军一样，迪安·艾奇逊重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外交主动地位。艾奇逊虽然未能启动谈判，但是他的确设法把中国人弄到孤立无援的地步，在联合国内除了人所皆知的苏联集团的国家外，谁也不支持他们。
使艾奇逊在策略上感到高兴的是，中国人发动了新年前夕的攻势，此时即1950年12月末，联合国仍在试图领会中国人为何拒绝联合国停火委员会的倡议。在艾奇逊看来，中国人的拒绝及其新攻势证明了中国人打算实现其“老调重弹的威胁”，即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如果联合国无视这种企图，那将是“不可理解的”，这就表明“‘如此大规模的’侵略行径可以得逞而不受惩罚”。杜鲁门政府开始着手起草一份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并寻求他国支持。
使艾奇逊大为恼火的是，停火委员会并不把中国人拒绝停火当作最后表态来接受，而且在1951年1月11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事先只是提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该方案旨在满足北京提出的某些要求，它包括五个部分：（1）立即实现停火；（2）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3）分阶段撤出外国部队，并就政府问题，为朝鲜人民“做出适当安排”；（4）为朝鲜的统一和治理做出安排；（5）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些措施的头四项倒无碍大局，然而第五项却表示美国愿意拱手交出台湾，并接受北京进入联合国，这一项给了美国政府一个艾奇逊称之为“暗藏杀机的抉择”。支持这项计划，就意味着“要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它又会使美国失去在联合国得到的多数支持。但是，在艾奇逊看来，在朝鲜遭受侵略的问题上，任何对中国人的让步方案都是对基本正义和法理的亵渎。然而，正如外交政策史家理查德·斯特宾斯写道，该提议“对某些人士仍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些人认为北京在过去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必须得到安抚，因而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以此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赞同停火委员会的提议，他不无傲慢地宣称说：“我们应当以共同人性的名义，做出极大的努力使我们相互之间披肝沥胆、以诚相见。”
艾德礼既已宣布在先，他将赞成北京在联合国内的席位，那么美国在停战之后的会议上就要被3∶1的优势所压倒。因此，艾奇逊用他那律师的脑袋把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估量着中国人和苏联人可能做些什么。他断定中国人希望从一项联合国的解决方案中得到更多东西，而会拒绝上述提议。他同杜鲁门进行了商谈，杜鲁门同意美国接受这一计划并等待时机。这样，当这项计划正式提出之时，沃伦·奥斯汀大使说，美国将投赞成票。
“惊人的姑息！”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叫喊道，甚至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忠实的民主党人汤姆·康纳利也对国务院大加埋怨。“且慢！”艾奇逊劝告说（不过当国会里“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他也有点担心）。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这一计划，并把此事传达给了北京。
正如艾奇逊所料，北京的答复证实了他的战略的正确性。一项不包括政治谈判的停火提议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中国人反复强调他们早先的要求，即优先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且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以此作为进行任何谈判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