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迪安·艾奇逊所说的在联合国里“我们的朋友中实际存在的惊慌状况”。他说，很多人抱怨美国领导地位的破产，而且“目前的困难是麦克阿瑟将军的错误行动造成的”。艾奇逊认为，为了欧洲安全，恢复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艾奇逊提出，要找到一条在军事上能够守住的防线，然后以此作为基础，开始政治谈判以结束战争。他也看到了危险：中国人有可能拒绝接受固定的战线；而且，即使美国撤出了朝鲜，中国人撤回其东北，韩国人仍然不得不对付北朝鲜人。“问题是那样做将使我们处于何种境地？”艾奇逊说。
“无论如何，”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在朝鲜有所行动。而且我们也必须有所行动，以反击在德国急剧复苏的中立主义。”艾奇逊打算下周去联合国大会发言，但美国首先必须有一个意见一致的行动计划。
艾奇逊想听听军方的意见。如果不能在军事上守住一条战线，“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
布雷德利将军只能提出悲观的设想。除非第10军重新部署，“否则很难稳住一条战线。现在还说不准，如果我们在东部损伤惨重，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一条战线”。布雷德利提到，有情报说，来自“满洲”的交通运输极其繁忙。他说：“我们可能不得不后退得更远。”他重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批准、于头天晚上告知麦克阿瑟的指示：从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来看，没有必要守住蜂腰部以北的地区，除非从有关他部队的安全考虑，“他可以不必顾及这一地区”。
但是，最有利的做法是什么呢？艾奇逊问道。
布雷德利和劳顿·柯林斯将军都无以对答。（结果是马歇尔将军要柯林斯当天前往日本和朝鲜，以寻求某种答案。）
海军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说：“从战略的观点看，美国应该离开朝鲜，撤至日本列岛。”他指出，然而放弃朝鲜“对日本是危险的，因为朝鲜那里有机场”，因此美国应该守住朝鲜蜂腰部，并把这作为一个长远的战略计划。
谢尔曼对中国人一直听任联合国军掌握制空权的做法感到惊奇。他对麦克阿瑟提出的允许他轰炸“满洲”机场的要求表示强烈的反对（即便未指名道姓）。他说：“在我们的处境得到改善以前，我们不应干预这一局势。”目前，“保持边境我方一边的制空权利大于弊”。如果俄国空军介入，“我们大概无法保持制空权”。但即便局势得到稳定，美国是否还要在牺牲大西洋防务的情况下，派遣其他舰船和军队去朝鲜？
如果中国人派飞机参战，美国应如何行事？布雷德利不想对此预先做出决定。如果还击，“就可能招来苏联的空军。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许不得不推迟出击”。
柯林斯将军坚决支持布雷德利。“我们如果进行还击，”他说，“就是对中国人的严重挑衅，而且有可能导致苏联空军甚至潜艇参战。到那时，唯一能够解救我们的就是使用原子弹或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因此，我们应避免轰炸中国，即便这意味着我们的地面部队必定要遭受一些来自空中的打击。”在柯林斯看来，“由于俄国人拥有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另一翼的阵地，朝鲜是分文不值的”。
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报告说，中央情报局一份新的估计“提出的情况，比……以前认为俄国计划很快参战的看法要好得多”。苏联人的首要目标是挫败欧洲重整军备的任务。史密斯说：“他们可能不打算现在就和我们打仗，但如果他们能够使我们在亚洲陷入困境的话，他们是愿意打仗的。”这位中央情报局头目的建议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就应该撤出朝鲜，尽管我们的撤退解决不了问题。俄国人肯定认为我们不打算在亚洲打仗，因而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逼迫我们。……他们可以使我们在亚洲损耗殆尽，与此同时挫败在欧洲重整军备的努力。”
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力图使人们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朝鲜不是一个关键地区，但丢掉它可能会危害日本。因此，“最好是为政治目的而守住朝鲜。我们应重新部署部队，并以拖延争取时间，其结果可能是从朝鲜共同撤军”。
会议就如何对付中国大规模空袭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布雷德利和史密斯都认为，如果俄国真的支持了中国人，美军将不得不撤退，并且有可能进行战争。柯林斯插话说，那意味着或是以“原子弹相威胁，或是使用原子弹”。
艾奇逊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军方人士对接受停火并返回三八线有何看法？他问道，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是否是“最佳选择，他们（军界高级人士）是否会认为能达成这种安排已经是万幸”？
布雷德利将军、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海军上将都表示赞同，尽管马歇尔和柯林斯都说：“我们还不应该赞成此举。”
讨论结束时，马歇尔将军多少有些有气无力地说：“接受停火将表明我方极为软弱。”没有人愿意对这个说法再做讨论。于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在五角大楼会议室这个神圣之地，美国决定放弃在朝鲜获胜的任何想法，并决定以一条尚未确定的停火线为基础，尽量争取达成最好的协议并撤出战争。
美国在朝鲜将不能取胜。
国会的质询
无巧不成书，五角大楼召开这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当天（12月1日），碰巧也是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为支持战争而追加拨款170亿美元的日子——这是朝鲜战争前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4倍。为了获得支持，他邀请国会领袖前来白宫，向他们通报战事和整个国际形势。
国会议员们对所听到的情况并不满意。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问道，“中共在‘满洲’一直部署了大量的部队，这是人所皆知的，难道不是吗？”
“是的。”布雷德利将军回答说。
“麦克阿瑟的总部就没有一个情报部门吗？”麦科马克挖苦地问道。
中央情报局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到了苏联方面出现的不祥之兆。“在过去的10天里，欧洲的苏联控制区非常安静，而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史密斯说。俄国人刚刚结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演习”，有50万军队参加，并集中演练空运作战和强渡江河。苏联武装力量的60%至70%估计部署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虎视眈眈地面对西欧。
参议员肯尼思·惠里想知道史密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数字的。史密斯说，军队的数字来自“武官、叛逃者、逃兵和‘其他方式’”。惠里问中央情报局是否使用了“所有来源”。
“我们是不讲仁义道德的。”史密斯回答说。（这句话博得一阵笑声。）
史密斯随后谈起了在中国境内活动的游击队。 他说，他们的装备“极为落后”，但“正在努力改善这一状况”。
参议员惠里问正在向游击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史密斯不肯具体回答，但他确实说了，“正在以金钱、建议和‘目标’的形式提供援助”。
杜鲁门接着谈到了这次会见的目的。由于中国人的进攻，他将向国会“提出意义重大的”170亿美元追加拨款的要求。他请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这场危机把军事采购的速度加快了大约18个月。“我们力图在1952年中期得到我们原来打算在1953年中期得到的东西。”总统说。
会见结束时，杜鲁门敦促国会议员们记住，他们听到的是“高度机密的”情报。“不要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你们的妻子。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东西，如果我不催促这些人告诉我，我也不能听到。”
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感到很抱歉，他听到了这一切。他认为自己睡觉不讲梦话，并且希望今天夜里不会讲。
美国在乞求和平吗？
不管是从华盛顿、东京，还是从千变万化的朝鲜战场来看，星期六，即12月2日，都可被列为开战以来令人沮丧的日子之一。在上午早些时候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迪安·艾奇逊要部下们开始考虑如何跟苏联人或中国人，或者两者同时接触，谈一项停火协议。会上还继续议论了联合国的一项决议，但是艾奇逊明确地说，压倒一切的因素是五角大楼对战局“极为悲观的”看法。
在上午10时左右传阅的一份报告中，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政权完全不可能在没有得到苏联有效支持的具体保证下甘冒这一风险。”中央情报局预言：“一旦美国对中国领土采取大规模行动，苏联人将根据中苏条约公开地从军事上支持中国。”苏联“准备接受（也可能是希望促成）美国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全然不顾其引发全球战争的风险”。然而，苏联人自己是否为全球战争做好了准备，中央情报局说，这个问题它也回答不了。
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讨论继续了一整天。夜幕降临时，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已准备好去白宫向杜鲁门报告。
布雷德利直言不讳，在48小时至72小时的时间里，军事形势将出现“崩溃的局面”；从后勤方面看，第10军可以在5天之内撤退完毕，但他对“撤退的方式”没有把握，“除非停火得到保证”；第7步兵师“可能会得救”，位于港口附近的第3师“能够撤出来”；但“我们不能只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而丢下韩国首都师和其他师不管”。
马歇尔说，如果中国人发动空中攻击，甚至一次“敦刻尔克式”的撤退也可能会困难重重。马歇尔说，“解救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我们的民族荣誉”，这让人进退两难。
杜鲁门问起了麦克阿瑟多次提出的越过边界作战的要求。艾奇逊说，任何此类决定都应“完全取决于它是损害还是有助于我们的部队”。他认为：“我们需要在军事上做出极为准确的判断，即如果破坏中国人的机场，是否会引来俄国人。”这一决定不应由麦克阿瑟做出，而应由国防部长马歇尔在柯林斯将军的协助下做出，后者正在前往东京和朝鲜的途中。
然后，艾奇逊试图提出撤换麦克阿瑟的远东美军司令职务，他是以间接方式提出这个建议的。艾奇逊提议，在这次危机期间，柯林斯应“待在东京”。国务卿完全明白，陆军参谋长在那里将使麦克阿瑟处于从属的位置。（“我已经对麦克阿瑟的判断完全丧失信心。”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没有任何人支持艾奇逊，他的建议在无人附和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这样，讨论又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可能采取的行动上。杜鲁门认为，这种行动充其量是一种“缓兵之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作为一项和解方案的报偿”将会提出的要价。艾奇逊认为：“他们至少会要求我们回到三八线以南。”马歇尔认为他们不会“只要求这么一点东西”。艾奇逊认为中国人的要求会逐步加码：美国离开朝鲜；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美国放弃台湾；甚至让中国人参加对日和谈，其最终目的是把美国排挤出日本。
没有人愿意承担向中国人提出停火的责任。马歇尔指出，现在离总统与艾德礼首相的预定晤面时间还有三天时间，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将达到高峰。在“采取任何明确的步骤”之前，应该与英国人磋商。马歇尔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美国表面上挽回一点面子：“最好是让艾德礼先生提出一项和解建议，而不是由我们承担提出建议的负担。”
讨论又转向了国内方面的问题。艾奇逊希望“尽快加强”武装力量，由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确立对物价、工资和生产的控制。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接着，他要艾奇逊、马歇尔和布雷德利第二天上午会见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之后立即向他报告。
对杜鲁门政府来说，朝鲜战争现在是一场挽回面子的行动。
中国在联合国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抵达了成功湖的联合国总部，然而西方与他们打交道的尝试全都徒劳无功。艾奇逊在一份给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使团的情况通电中说，中国人的态度“毫无妥协与和解之意”。甚至与北京友好的使团同他们交谈的尝试“也被拒绝”，中国人“除了与苏联代表团有联系外，与其他所有代表团都断绝了来往”。国务院希望对友好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根据被苏联人否决的安理会决议的精神，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的决议。
情况表明，中国代表在未得到北京的具体指示以前不会采取行动。12月1日深夜，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终于会见了中国的伍修权将军（劳把他称为“头脑冷静的士兵”）。在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冠华的职位稍低的“顾问”，他在中国外交部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国际新闻司司长。劳认为乔是中国代表团的“智囊”。是的，中国人可能会与印度人吃饭，但在48小时之内还不会。［美国代表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认为，劳在“奉行（一条）软弱的绥靖路线”。］
格罗斯在当晚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劳。劳把他拉到一边说，中国人已做好准备与美方会谈，时间是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格罗斯向国务院建议说：“由于劳常常行为冲动，我认为应该有所警惕。”他认为，劳的某些热情是“政治上不成熟”的结果。但他希望避免“陷入圈套”，那可能“在联合国成员中”造成“虚假的希望”。格罗斯因此开始教训劳，苏联人在谈判中常常以“装出希望‘讨论’的宣传伎俩”来转移自由世界的注意力，他告诫劳不要“陷入这种为人熟知的圈套之中”。尽管美国“不急于”与伍将军“会谈”，“但如果伍将军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随时洗耳恭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