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到这封电报后不到两个小时，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又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这份电报中充满了惊恐情绪。尽管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进行空中封锁，中国人仍在增强其军力。情报报告说，中国军队经两夜的行军便可抵达前线，使其有可能“不断和迅速地集结”。他认为第8集团军不可避免地要继续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得出这一结论”，他说，即中共军队的意图是“彻底摧毁”联合国军。
这一令人忧郁的消息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29日，从下午3时10分至4时55分召开了第四次会议。然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还是不愿意给麦克阿瑟直接下令。他们确实使用了略微强硬的措辞表示了他们的担忧：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第10军的部队应“尽快撤离它们暴露的阵地”，并且两支部队“应充分协调，以阻止中国人的大部队从两支部队之间穿越或者包围这两支部队”，这是至关重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是以命令，而是以“希望”的方式表达了上述关切，希望麦克阿瑟在计划下一步行动时加以考虑。
这份电报草稿送交马歇尔审阅时，他给麦克阿瑟加上了一条指示：“不必顾及朝鲜蜂腰部东北的整个地区（第10军的作战地域），除非是从与你部队的安全有关的战略和战术考虑。”
第二年（1951年）春天，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听证会上，布雷德利被问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何不采取直接行动堵住这个漏洞。布雷德利答道：
噢……我们从这里看地图时是有点担忧。……我们没有给他发去任何有关我们对部署的担忧的电报，因为我们不能从7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仗或指挥一场战斗。你必须让你的战地指挥官指挥打仗。
柯林斯将军认为，布雷德利“也许应补充说，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从7 000英里外指挥打仗一样，麦克阿瑟将军也不能从700英里外指挥打仗”。
杜鲁门进退两难
对哈里·杜鲁门来说，战场上的坏消息预示着他担任总统时期最为糟糕的月份开始了。1950年12月伊始，他所领导的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输掉一场海外战争的同时，也与英国这样的传统盟国日渐离异。现在，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势不可当，共和党在1950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便预示着这一转折。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党席位优势已由12席减至2席；在众议院中，多数优势也由17席减至12席。落选的参议员中包括杜鲁门在国会山的三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多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卢卡斯；军事委员会主席、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多数党党鞭、宾夕法尼亚州的弗朗西斯·迈尔斯。与之相反的是，共和党参议员中增加了一些强烈支持中国国民党的人，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理查德·尼克松，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马里兰州的约翰·巴特勒，以及政府的宿敌、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脱，爱荷华州的布克·希肯卢珀，科罗拉多州的尤金·米利肯，印第安纳州的霍默·凯普哈特，以及佛蒙特州的亚历山大·威利。此外，节节胜利的共和党人在竞选中已经把“丢失”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其他胜利归罪于杜鲁门，甚至把西方的挫折也归咎为政府内部的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希望奉行一条更为激烈的反对毛泽东的政策，不那么依从像英国这样的西方盟国，减少经济援助，还要对国务院进行“大扫除”，从艾奇逊开始，下至所有的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查德·斯特宾斯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未免遭批评，虽然这些批评者是不是代表美国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可怀疑的。但是，“11月7日以后，相当多数的美国人已不再同情政府的政策，并对其目标将信将疑，这是毫无疑问的”。《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在选票公布的第二天写道，国务院是这次选举中的“输家”。
罗伯特·塔夫脱把选举的结果视为一条通向1952年总统宝座的光明坦途。他在俄亥俄州的大获全胜使他成为共和党总统选举提名之佼佼者，而他并不打算打出“我也是”国际主义者的旗号进行竞选，他认为这是托马斯·杜威在1948年落败的原因。与塔夫脱有交情的传记作家威廉·怀特简述了这位俄亥俄州人的想法：入主白宫需要一次“势如破竹、石破天惊般的竞选，要自始至终地充满攻势，以便使他或任何真正可靠的共和党人无往而不胜”。而且，塔夫脱也准备放弃战后一直作为美国政治标志的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他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地位，他们将在国内问题上占上风；而共和党将在许多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上收获颇丰：与苏联人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秘密交易；原子武器垄断地位的丧失；阿尔杰·希斯以及其他被指控为间谍的案件；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现在，杜鲁门又把朝鲜战争弄得一团糟。
塔夫脱把攻击矛头指向了艾奇逊。根据政治学者约翰·斯帕尼尔的说法，艾奇逊是“美国在全球卷入的象征，并且是由此而来的大部分恐惧和失望所指向的目标”。共和党人，尤其是参议员麦卡锡，成功地把艾奇逊描绘成“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这一直是对美国政治的莫大讽刺，但克里姆林宫肯定不会赞同这种观点。艾奇逊在塑造杜鲁门主义方面功莫大焉，当英国人突然放弃了他们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历史性责任时，美国力挺这两个国家，从而阻止了苏联在中东、南亚和北非长驱直入。艾奇逊协助制订了在经济上支撑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并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使西德进入美欧军事集团。而且，在北朝鲜入侵的那个星期天，迪安·艾奇逊是杜鲁门顾问中的第一人，甚至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以军事手段对付这场挑战。
但艾奇逊在华盛顿并不具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只为一个选民服务——哈里·杜鲁门，即便是友好的民主党参议员在他身边也感到不自在。1950年11月的选举结果使国会议员们认识到，与艾奇逊过分接近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11月13日，塔夫脱开始大张旗鼓地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要求美国“重新审视”对欧洲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规模、方式和性质。（艾奇逊则反唇相讥，把塔夫脱比作是“每天早上都要去田间揠苗助长的农夫”。）几天以后，塔夫脱对杜鲁门宣布要派四个师去欧洲加强防务，并任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北约总司令的决定提出了挑战。塔夫脱和他的亲密盟友肯尼思·惠里参议员提出了一项反映参院意向的动议，要求在“由国会”制定一个有关北约的政策以前，不得向欧洲派遣军队。
在此之后的辩论一直持续到1951年春，这使杜鲁门政府处于明显的不利境地。辩论也提出了一些杜鲁门的助手认为是难以公开回答的问题。派到欧洲去的部队不过是起到牵制作用，无力阻止红军，这等于是自投罗网，卷入一场必输的陆地战争。把军队部署在苏联卫星国的边界无论如何都是挑衅性和毫无裨益的，因为它们极易受到原子攻击。此外，当你不情愿在远东为台湾和南朝鲜竭尽全力时，为何还要费尽心力地去保护欧洲呢？塔夫脱和他的支持者主张使用海上和空中力量。在他们看来，欧洲是可以牺牲的。“以我之见，”塔夫脱在一次辩论中说，“我们完全有能力保卫美国本身（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从政治上束缚了杜鲁门在亚洲的行动自由。在共和党谴责他的政府“丢掉”中国的情况下，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求和而使北京获得联合国的席位，或因此而撤除美国对蒋介石的安全防卫义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东京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在1950年12月发表了许多挑衅性的言辞， 因为他能够指望得到塔夫脱的共和党人的保护。
但是，塔夫脱一谈到亚洲就语无伦次。1950年6月，他认为北朝鲜人的入侵是受苏联人教唆，因而担心会“导致与苏俄的战争。苏俄完全有可能会出手……帮助北朝鲜人，当前这场有限的……冲突就会波及整个文明世界”。然而，后来塔夫脱又对麦克阿瑟言听计从。中国参战后，他认为“俄国不会把只轰炸中国而不派兵入侵视为对俄国本身的侵略，或视为开战的原因”。塔夫脱支持麦克阿瑟的要求，如轰炸“满洲”，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为了入侵或以入侵相威胁而使用国民党军队，“以使中国南部骚乱不已”。他毫不担心美国在亚洲“更为强硬”的政策会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核浩劫。奇怪的是，他并不希望在欧洲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因为那就会激怒苏联，因而他投票反对批准北约条约和把美国军队派往欧洲。
对于杜鲁门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正确与否，塔夫脱的态度也来了一个毫不脸红的大倒退。他在6月还认为，反对共产主义入侵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中国人参战后，他认为美国被联合国这个“靠不住的墙头草”“拉入”了战争，杜鲁门“急不可待地把现有的每一名美国士兵派到了朝鲜”。塔夫脱自己都不明白他到底要什么：他曾几次主张把美军撤到日本、冲绳和台湾；几天以后，他又会支持麦克阿瑟提出要对中国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的要求。
对不是每日每时沉浸于外交和政治的细枝末节中的那些外行公民来说，塔夫脱的批评是一种令人困惑和沮丧的老生常谈。美国人从每天的报纸中得知朝鲜的情况不妙，而且美军可能不得不撤退。犹豫不决的杜鲁门与塔夫脱同样使人迷惑不解，他始终不承认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这一事实，也不下令实施动员，以使美国进入战争准备。他希望打一场不干扰美国日常生活的战争，商界、工人、消费者、农场主都希望享受战后经济的持续繁荣。但公众对战争的不满每周都在增加，哈里·杜鲁门最后几乎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满意。
12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共和党决心把杜鲁门赶下台。总统把两党领袖召到白宫，讨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增加军事装备生产和实行某些经济方面的控制等事宜。 艾奇逊觉得，参议员塔夫脱、惠里和亚历山大·史密斯开会时“异乎寻常地沉默寡言和不发表意见”。后来秘书们整理房间时，有人发现一份写在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信笺上的备忘录。备忘录上未署名，但那是惠里曾坐过的地方。备忘录建议反对共和党参与任何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行动，“以便一旦发生弹劾总统的行动，可以维护本党的立场”。经过商量，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给惠里打电话说，会后发现了一个“封上的信封”，还问他是否丢了什么东西。
“是我丢在那里的！”他惊叫道。信封退给他了，而且是封上的，但杜鲁门已经知道了它的内容。
麦克阿瑟推卸责任
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节节败退，他却竭尽全力保持他那一贯正确的战斗指挥官形象。记录表明，他知道由于他说话随便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他的部队“回家过圣诞节”，那便是以失败而告终，而非凯旋班师。所以麦克阿瑟急不可待地改写了前一周的历史，这毫无疑问是前所未有的最为神速的历史修正派。麦克阿瑟意识到，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会寻找替罪羊，因而对他发动攻势的目的进行改头换面是十分重要的，还要说明攻势失败是由于华盛顿所强加的政治上的限制，并非战场上的指挥错误。麦克阿瑟本人不停地接受访谈，他的司令部也频频发布特别“声明”，令人眼花缭乱：11月28日，发给名不见经传的《三星号外》电台新闻节目的雷·亨利一个特别公报；11月30日，回复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阿瑟·克罗克的问询；12月1日，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采访；同日给合众国际社社长休·贝利发送一份长电。其他的访谈和电文还有伦敦《每日邮报》的沃德·普赖斯（以便影响外国读者），以及国际新闻社的执行主编巴里·法里斯。麦克阿瑟在这些言辞中强调了三点：
第一，他重复了最初在11月28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的说法，即他的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出手，破坏了他们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该计划本来会使他们以“一次势不可当的行动”摧毁美国部队并占领朝鲜。
